去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七个着力”的内涵和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如何全面认识吴越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成就，深刻理解吴越国文化对于延续中华文明的独特作用，充分认识钱氏纳土归宋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期我们邀请3位嘉宾一起探讨。

嘉宾从左至右分别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何建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新忠；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南宋太庙遗址”“南宋临安府治遗址”等考古项目领队杜正贤。

吴越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杜正贤：首先，政治稳定才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吴越国三世五王励精图治、保境安民，实行以和为主、和平为先的政策，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史料记载，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最后一位君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时，吴越国境内有550680户，而唐朝元和年间为370940户。钱弘俶将吴越国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卒悉数造册献于宋朝，避免了战乱和百姓的流离，延续了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富庶。纳土归宋后，吴越国的大部分政治人才被宋朝廷所接纳，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之中。

其次，经贸往来促进了社会发展。虽然农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历史经验表明，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与商业贸易水平往往密不可分。吴越商人携带丝织品、陶瓷、茶叶、印刷品等远赴海内外，贩回马匹等物，赚取了巨额利润。

最后，社会进步带动了文化繁荣。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吴越国的建筑、教育、科技、文学、书画等独具一格、蓬勃发展，既反映了统治阶层的审美意趣，也折射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尚和市场需求。并且，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往来、通商互市，以及文人、工匠等人才交流，使得南北文化相互影响。如公元981年，吴越国杰出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北宋都城开封承造开宝寺塔，吴越国的建筑技术就这样推广到了北方。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化往来，还推动了天台宗中兴，增强了江浙区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何建华：我认为有两点很关键：其一，三世五王审时度势，“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实现了政治稳定，维护了中华大一统传统。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战乱相续，灾荒频仍。吴越国君王尊重中原王朝，从未称帝，同时休养生息，使国家有能力抵御外敌入侵，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北宋统一南北的步伐势不可挡之时，钱弘俶又以极大的政治魄力纳土归宋，这一决策可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集中彰显。

其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开国君王钱镠治下仁慈，注重民生。据记载，当时中原王朝准许钱镠修建一座王府，风水先生建议填西湖造王府，风水好，有王气，钱家可享千年江山。但钱镠坚决不同意，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我还要王气干什么？”他不但没有围填西湖，还设立“撩湖兵”，专门从事西湖等水域的疏浚工作。他所流传下来的《武肃王遗训》，作为帝王家训，将“爱兵恤民”“民为贵，社稷次之”等写入其中，得到历代君王贯彻。北宋文学家苏轼在《表忠观记》中高度评价，“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余新忠：一方面，钱镠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钱镠非常懂得把握局势，知道怎样利用现有条件更好地发展自身事业。在外交上，他有理有利有节，既有柔软的身段，又有强硬的手段。无论是向中原各王朝称臣纳贡甚至派遣使者远赴契丹，还是配合中央出兵讨伐刘汉宏、董昌以及南唐等，抑或是与日本、高丽等海外各国建交，都拓展了吴越国的发展空间，维系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钱镠在社会治理上也很有自己的思路，不满足于百姓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很重视教化民众，推动精神文化事业发展。吴越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文化和饮食文化都很有特色，形成了“东南佛国”“丝绸之府”等文化范畴。

另一方面，钱氏王族家族文化的传承，使得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念得以延续。钱镠虽然出身草莽，但深知家风家教的重要性。他将“善事中国”“爱兵恤民”“化家为国”等基本国策和“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以家训的形式传承下去，教导子孙“绍续家风，宜明礼教”“慎体吾意”“毋负吾训”。正是因为君王修身立德、以民为本，吴越国史上没有发生严重的内乱现象，君民和睦相处。及至后来，钱弘俶纳土归宋，同样是对祖训的一种遵循。

吴越国文化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何建华：吴越国全盛时疆域覆盖今浙江全境以及江苏苏州、上海与福建福州。虽然存续不足百年，但在乱世之中守护了一方百姓，为当时中国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更为延续中华文脉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

在政治上，吴越国三世五王均遵循“保境安民”的国策。“保境安民”既包含外交政策，也反映了对内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吴越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积极朝贡，中原各政权也不同程度地给予了认可和庇护。在对内政策上，吴越国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为国防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末代君王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替、国家的和平统一，这对江南百姓免遭战乱之苦，以及后来南宋王朝建都临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上，吴越国注重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家实力。钱镠倡导并坚持“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政策，大兴水利，奖励垦荒，广种桑麻，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越国的对外贸易。当时，杭州、明州（今宁波）、台州、温州等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吴越国向海外出口丝织品、瓷器等物，又进口朝鲜的马匹、药材，日本的沙金、木材，大食的猛火油等。《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佐传》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足见其航海贸易的规模。

在文化上，吴越国十分重视以文兴国。史料记载，吴越国专设“握发殿”“择能院”以选拔人才，钱镠还专门派画家在松江边境为南下的北人画像，从中物色人才。中原名流精英纷至沓来，中原地区繁荣的文化和先进的科技也随之传入，与吴越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工艺、文学、绘画、藏书、天文等文化现象，为唐代以来豪放、磅礴的中华主流文化增添了一分江南的内敛与婉约。

余新忠：吴越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推动了两宋以来经济文化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奠定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础，也为如今江浙地区强劲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了铺垫。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地带。历史上较长一段时期，南方远不如北方发达，直至隋唐，仍有杜甫等人发出“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等感叹。吴越国的统治者对城市的建设，极大地影响了江浙地区的风貌。钱镠自担任杭州刺史起三筑杭州城，向外拓建新城、扩筑罗城，打造易守难攻的“腰鼓”地形，组织修筑捍海石塘，抵御潮患；向内修建道路、渡口、码头，大修宫室台馆、市坊民居，完善基础设施，逐步形成“南宫北城”“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杭州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对南宋都城选址临安以及此后杭州在全国城市地位的提升发挥了直接作用。

钱镠之子钱元璙驻守苏州后，与他的次子钱文奉经营60年，修水利、建园林、收珍藏，把苏州建成了一个宜居城市。特别是吴越时期的很多园林建筑，如南园、东墅等，成为苏州文化的象征。明清时期很多达官贵人致仕后选择去苏州生活，原因之一也是苏州的人文环境满足了文人的理想生活追求。

杜正贤：种种考古发现表明，吴越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纳贡及海外销售的货品包括金银工艺品、丝绸、青瓷、茶叶等。其中多地出土的越窑青瓷制作巧妙精美，表明当时制瓷技术已相当高超。秘色瓷更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如冰似玉、无水似水，代表了同时代的最高工艺水平。青瓷的盛行对宋韵文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吴越国王室墓葬中保留下来的天文星象图，细致精准，是已知我国时代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

再者，吴越国的治水理念和水利技术也十分先进。钱氏王族修筑的捍海石塘，用竹笼填石与榥柱相结合的筑塘固塘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和制约钱塘江流域发展的潮患难题，是中国海塘修建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杭州、苏州等地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规模化塘浦圩田体系，至今仍是江南地区一大农业景观，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等谚语广为流传。

最后，由于统治者对佛教文化的推崇，吴越国的佛塔建造和印刷技艺均十分发达。杭州的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白塔，苏州的虎丘塔等，都是始建于吴越国的名胜古迹；吴越国大批量印制佛经，使杭州成为五代、两宋时期全国的刻书中心。

充分认识钱氏纳土归宋的时代意义

杜正贤：第一，政治稳定是大前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的发展改革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古代吴越国始终坚持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原王朝实现一境之安，甚至可看成为大一统国家作准备。这也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第二，开放的步伐不能停。吴越国自然环境并不优越，海运打通后，贸易市场更大更广了。有学者认为，吴越国昭示着“浙江海洋时代的勃兴期和明州海丝文化兴盛期的到来”。当前，我们正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吴越国可以提供借鉴。

第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上发挥了其他地方政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在文学艺术、人才教育、工艺营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我们要深刻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余新忠：吴越国文化生动诠释了“发展”与“稳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顶层设计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时代潮流。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割据，刘汉宏、杨行密、董昌等人都企图自立称帝。而吴越国君王立足两浙，尊奉中原，交邻有道，争取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战争来谋求和平，用互惠的方式而不是侵略来实现发展，最终成为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权，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当协调发展。得益于重视民生的治理政策、农商兼顾的发展模式、向海图强的开放策略，吴越国经济高度发达。同时，统治者也很重视形而上的建设，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同样需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何建华：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江浙沪地区尤其是浙江，作为古代吴越国的疆域，在文化传统上深受吴越国文化的影响。吴越国文化所具有的勇于开拓、追求开放、崇文尚学等特质，在这片土地上孕育沉淀、传承创新，又与各种外来文化相互借鉴、融合发展，共同形塑着江浙沪地区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明清时期绚丽多彩的江南文化就是一大表现。与此同时，文化的力量深入经济社会肌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沪地区之所以能走在前列，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当下，我们正大力推动人文经济学研究和人文经济发展，吴越国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