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去世一年后，巴菲特刚刚公开了一封不同寻常的致股东信，措辞之沉静、嘱托之殷切，都让这显得很像是一封为了告别而提前准备的遗书。
全文翻译如下：
今天捐赠之后，我的伯克希尔·哈撒韦A类股票持有量将减少至206,363股，自2006年的捐赠承诺以来，我的持股已经减少了56.6%。2004年，在我的前妻苏茜去世前，我们共同拥有508,998股A类股票。几十年来，我们本来都觉得她会比我活得更久，所以希望由她来分配这些巨大的财富。然而，事与愿违。
苏茜去世时，她的遗产价值30亿美元，其中96%捐赠给了我们的基金会。此外，她还留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1000万美元，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孩子如此大额的赠予。这个分量的赠予体现了苏茜和我的共识：如果父母足够富有，那么不妨留给子女足够的钱财，让他们去做追求梦想，但又不能多到让他们足以躺平。
苏茜和我一直鼓励孩子们参与小规模的慈善活动，并为他们的付出心生欣慰。但在她去世时，孩子们还没有能力管理由伯克希尔股票所带来的财富规模。不过，随着我在2006年做出的终生捐赠承诺以及后来的扩大趋势，孩子们的慈善投入也明显增加。
现在，孩子们已经不负期望，并将在我去世后全权逐步分配我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这些股票如今占我财富总额的99.5%。
时间之神总是赢家。但它也是善变的——甚至是不公和残酷的。有时它会在生命开始之初就按下停止键，有时却会等上足足一个世纪才敲响门铃。目前来看，我一直非常幸运，但显然，不久后它也会找上我。
幸运归幸运，但不被时间之神注意到也有坏处。比如，我的孩子们也都是老人了，他们现在的年龄依次是71岁、69岁、66岁。
我从没想过要建立一个世袭财富的家族。这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我的三个孩子，但后代的后代，就很难说了。我不确定他们在全新的环境里会用怎样的优先级、智慧和忠诚度去处理这笔巨额财富。不过，就眼前而言，我希望分配财富的决定，是由三个思维清晰的头脑做出的，而不是已故之人。
所以，我指定了三个候选的继承受托人。他们和我的孩子们关系亲密，符合我的要求，而且要年轻一些。
但继承受托人暂时只在名单上生效，我还是希望苏珊、霍华德、彼特能亲自处理我的资产。
他们都会尊重我的意愿，也就是：对伯克希尔股份的处置计划绝不能辜负股东们对查理·芒格和我的绝对信任。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仔细考察了我的孩子们，他们的慈善行为也在此期间有了长足进步。每个孩子都管理着二十到三十人的团队，进入到了慈善事业的最深处。
我的一些富人朋友很好奇我为什么如此信任我的孩子，尤其惊讶于我要求慈善基金会的所有决策都要通过一致性投票。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我的解释是，我的孩子们身边将永远被各种要钱的真诚请求包围着。现实就是如此，当寻求捐赠的请求被拒绝之后，求助者将会另辟蹊径——找另一个朋友来说情，或是替换一个新的项目。手握巨大慈善资金的人永远会被视为一块肥肉，这是富有的必然代价。
于是，我设立了一项一致性投票的条款。这个条款将让我的孩子们可以在拒绝拨款时干净利落的回答「这是我的哥哥/姐姐不会同意的事情。」这种设计可以让他们生活更轻松一点。
当然，一致性投票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你有十几个孩子，它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也不能解决合理分配数十亿美元这个艰巨的工程。
对于所有的父母，无论是否富有，我都还有一个建议：在你的子女成年后，在签字之前，先让他们读一遍你的遗嘱。
确保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你分配遗产的背后逻辑，以及在你去世后他们将要担起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任何质疑，请仔细倾听，并即使采纳其中有用的建议。你肯定不希望子女在你已经无法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回应的时候，才对遗嘱里的某些内容追问「为什么」。
多年来，我的三个孩子都对遗嘱提出过他们的疑虑，我们经常讨论，很多时候我也在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这并没有错，我的父亲也是这么对我的。
偶尔我会修改遗嘱——大多数都是小改动——并尽量保持简洁。这些年里，查理和我见到很多家庭分崩离析，只是因为遗嘱写得不够妥当。嫉妒、愤恨、委屈，这些情绪都会得到放大，尤其是在遗嘱里偏爱儿子而非女儿时。
查理和我也见过另一种情况，父母在生前充分和子女们讨论遗嘱后，反而让家庭变得更加团结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放心呢？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幸运仍在延续。这段幸运始于我在1930年出生在美国，恰好是个白人男性。我有两个姐姐，她们早在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里就被承诺，将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待遇，这同时也是1776年我们十三个殖民地传递出来的信号。
但是，在我出生的1930年，这个国家并没实现早期的理想。在比莉·简·金、桑德拉·戴·奥康纳、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以及无数人的努力下，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了改善。
因为男性身份带来的优势，我很早就对自己将来会变得富有充满信心。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未曾想见过去几十年间在美国可以实现如此的财富规模。这一切令人震惊——甚至超出了福特、卡内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百万富翁不见怪了，新的丈量单位是亿万富翁。
我出生时正值大萧条之初，形势看似不妙。但复利真正的作用是在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才兑现的。我真的很幸运，没踩到「香蕉皮」，这让我以94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资本市场里，还得到了一大笔财富——我把它称之为延迟消费——可以用于帮助那些出生时抽到了下下签的人。
我的另一个幸运是，我对慈善的决定，得到了两任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我，苏茜和阿斯特丽德都对财富的世袭没有任何兴趣。
我们一致相信，平等的机会应从出生开始，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虽然并不违法，但它并不值得效仿。是的，我们很富有，可以拥有几乎一切喜欢的东西，但我们的快乐从未建立在他人的羡慕之上。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许多跟着我们一路走来的伯克希尔股东都有相似的价值观。他们存钱——让自己生活得很好——充分照顾家人——然后借助复利将大笔资金重新回馈社会。他们的「支票」被广为分发给很多不那么幸运的人。
凭借这样的理念，我从20岁起就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也看着我的孩子们成长为优秀的公民。他们并不同意对方的每一句话，但全都拥有我们这个家的价值观。
苏珊、霍华德和彼得直接帮助他人的时间比我多得多。他们享受经济上的舒适，却不只在意金钱，他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样的品质，而她一定会为他们感到自豪和荣耀。
我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