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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阿根廷总统米莱来了！
作为特朗普的铁杆迷弟，阿根廷总统米莱在懂王胜选后的第一时间，就跑到懂王的海湖庄园拜码头道贺。
11月14日，作为同属全球政坛右翼势力的典型代表，特朗普和米莱再度同框，很可能在未来掀起一场美洲大陆的民粹主义狂潮。
就在两人见面的前两天，11月12日米莱在出席阿根廷企业家峰会上表示，10月阿根廷通胀率为2.7%，是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米莱表示通胀下降速度远超预期，本届政府应对有效、举措合规，并未侵犯私有财产，足以称之为“阿根廷奇迹”。
但有趣的是，11月25日央视新闻总台看世界栏目以“财政紧缩叠加通胀高企，阿根廷贫困率创二十年新高”为题，介绍由于阿根廷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大量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加上本国货币比索大幅度贬值及通货膨胀率高企，阿根廷国内的贫困问题有了恶化的迹象。
又是“阿根廷经济奇迹”、又是贫困问题恶化，阿根廷经济到底怎么了？
它的今天又会给我们哪些启示？
一、阿根廷的经济
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综观历史，世界上只有四种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日本以及阿根廷。”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后两者。一个属于绝地重生、一个属于巅峰坠落。
比如，起始一手好牌，但最终越打越烂的阿根廷。
阿根廷坐落于南美洲东南部，国土面积达27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新疆与西藏的总和。
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600万左右，比韩国还少500万，称得上地广人稀。
中北部以亚热带气候为主，年平均气温在16至23度，降水丰沛。
出色的地理优势，让阿根廷孕育了全球四大黑土区之一的潘帕斯草原。
优越的农业条件，较少的人口，使得阿根廷农业经济高度发达。
2022年，阿根廷大豆和玉米的出口额总计达到318.3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6%。
凭借农业经济，20世纪的前三十年，阿根廷的人口、总收入以及人均收入均超越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可好景不长。地理优势是补药、也是毒药，地处美洲大陆的阿根廷，在农业层面，恰恰和当时同为农业出口大国的美国形成了竞争。
20年代末，美国10年大牛市崩盘，进入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在全球经济严冬之际，各大国普遍开始了抢被子的游戏。
也是在这一时期，阿根廷出现了两件大事。
第一，为了提振本国经济，美国开始向阿根廷出口而非进口牛肉和小麦，挤压阿根廷的经济命脉；
同期，由于在反殖民斗争的过程中，革命不够彻底，最终出现了军人干政，自此国内政权开始动荡，并正式进入了军人和政客轮流当政的时代。
20世纪40年代，军人出身的胡安·贝隆开始执掌阿根廷政坛。
作为阿根廷的传奇人物，贝隆主张阿根廷应探索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贝隆的经济主张，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政府主导，一方面把经济的关键部门国有化，另一方面加快国内工业化进程、产业上努力摆脱对海外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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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贝隆宣布了以“工业增长”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期间，阿根廷实施了大量的公共工程，以实现国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例如将法国和英国拥有的铁路国有化，现铁路网络得到了扩展。
到1954年，阿根廷铁路总长度达到了12万公里，修建了22座水电站，一举成为当时全球的工业化新兴大国。
不过，尽管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政策初见成效。但工业保护主义、工农业剪刀差，让本国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期大量农民的收入又无法得到保障。
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终又引发了通货膨胀。
期间，为了让劳工消费得起越来越贵的商品，政府不等不跟着上涨工资和福利。
最终引发了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升。日后，苏联老大哥，也以类似的方式栽了个大跟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军政府的烙印，政府体系的腐败问题也难以根除。
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府大量投资未能获得预期回报。
在贸易保护主义之下，阿根廷企业未能实现产业升级，反而失去了创新动力、生产效率低下。这也让阿根廷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下降。
直到1962年，阿根廷的人均 GDP仍然高于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这些历经二战的国家。
但政府开支不断增长，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长期通胀高企，让民众怨声载道，贝隆政府也由此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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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60、70年代，阿根廷左右两派高度分裂，政治、社会、经济剧烈动荡。
以左翼贝隆主义者埃克托·坎波拉为例，他于1973年5月25日就职总统。仅一个月内就发生了600多起社会冲突、罢工和占领工厂事件。
就在这剧烈动荡的大时代里，哈维尔·米莱出生了。
1970年，米莱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米莱的父亲是一名意大利裔公交车司机，母亲是一名克罗地亚裔家庭主妇。
70、80年代，伴随着东亚日本、韩国工业的相继崛起，阿根廷的工业化之路，在频繁的政权动荡之中最终宣告失败。
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再次改弦更张，决定降低进口壁垒，放宽对外借款限制，阿根廷自此又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
生长于动荡年代的米莱，喜欢足球和摇滚，因其脾气暴躁和言辞激烈而被昵称为“疯子”。
但在70、80年代，由于阿根廷的社会动荡，叛逆、愤世嫉俗，是很多年轻人的共性。
进入90年代，由于政府干预失灵，阿根廷完全转向了市场万能主义。
政府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和放松监管的政策，导致本土企业大量破产。
90年代初的阿根廷，其工业化程度已降到了与20世纪40年代相似的水平。
这期间，米莱的家族却开始发生巨变。趁着私有化的浪潮，他的父亲从一个公交司机变身老板，收购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此后一路风生水起。
或许，也是这一因素，让米莱在此后，开始放松政府监管、对企业私有化推崇倍至。
大学时期的米莱，获得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硕士学位。他在担任大学老师的同时，还经常混迹于各类媒体、电视台以及金融机构，以经济专家的角色出现在大众面前。
由于阿根廷的经济改革一直问题重重，不是大幅通胀、就是大幅通货紧缩，民众对于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抱怨也越来越多。
而米莱作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专家，在阿根廷电视节目的各类节目中，依靠富有个性的荧幕形象和激进的改革观点，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
2018年的一份排名显示，他是阿根廷接受电视采访最多的经济学家，这一年，他一共接受了235次采访。
常年游走于媒体和高校的米莱，深知民众们厌恶什么、想听什么，也深谙影响舆论之道。
学而优则仕，声名鹊起的米莱，最终走向了政治。
凭借着民粹主义的激进立场，在急需猛药的阿根廷，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从议员做到了总统。而这时的阿根廷经济，已经再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2023年，由于连续三年拉尼娜现象，阿根廷爆发6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粮食产量较上一年大幅下降45%。
作为一个去工业化国家，阿根廷人为了维持现代生活和高效的农业生产，都需要依赖外汇进口。而阿根廷的外汇又主要来源于农牧业出口。
农牧业出口的锐减让政府财政濒临崩溃，年通胀率高达142.7%，外汇储备为负值，只能凭借借贷维持政府运营。
为了平衡政府预算，2023年11月上任伊始，米莱决定开启他激进的经济改革。
米莱在竞选之初，就曾提到过阿根廷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是货币的问题。阿根廷依赖商品进口，但本国货币由于经济乏力而接连贬值，导致通胀的顽疾难以消除。
第二，是产业的问题。工业化失败之后，国内增长失去重要抓手，单依靠农业，既不稳定、又缺乏弹性。
第三，政府管理的问题。很多部门腐败、低效，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反而导致贫富进一步拉大。
尽管在竞选期间，作为“脱口秀”风格的总统，不断的通过各种夸张的政治话术，鼓吹民粹主义，吸引选票，比如，扬言要废除阿根廷比索，直接使用美元。
但等他上台后，其政治手腕和实际推行的经济政策，要比他暴露在聚光灯下的风格成熟许多。
对于改革，既然政府腐败、低效，那就裁撤政府部门、人员，缩减各类工程项目、政府补贴，节约国家开支；
既然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那就进行私有化，同时放开本国贸易限制，允许廉价商品进入，既降低通胀、又倒逼国内企业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把政府节约出来的开支，拿来降低国内的各种税费，增加市场活力。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如今，从米莱上任至今已经一年了，他的改革成果又如何呢？
开头我们提到，米莱提到今年10月，阿根廷的通胀数据，减少到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真相却是米莱玩了个数字游戏。
今年10月，阿根廷通胀数据同比增长193%！但环比上涨2.7%。举个例子，一袋大米去年10月是100元，到了今年10月，已经涨价到了193元。
只不过，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这袋大米就已经涨到了188元，10月相比9月，涨价幅度是2.7%。
难道这就能说明阿根廷通胀真的低了么？
真实情况是，米莱上任后，将本币大幅贬值。官方汇率去年一次性对美元贬值50%，今年继续贬值25%到1美元兑1000比索。
通过本币贬值抑制进口需求、促进出口，平衡本国贸易逆差。
但由于比索贬值，阿根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巨大的输入型通胀，今年的物价水平相比去年，整整翻了一倍。
2024年上半年，米莱执政的前两个季度，阿根廷的贫困率从近42%跃升至52.9%，创下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内民众的怨声载道，或许才是米莱急于抱特朗普大腿的关键原因。
当然，改革都有阵痛，仅从一年的维度来判断米莱的成败，似乎为时尚早。
但从贝隆时代的大政府、绝对保护主义，到米莱的小政府、绝对放任主义，这种政策的割裂对一个国家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而在贝隆和米莱之间，在60、70年的时间里，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在两个极端中不断摇摆。
我在私密圈子里，曾系统深入的分析过中美两个大国，他们各自的成功核心原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文末加入我的圈子。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类似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才是大多数。
我们甚至可以总结一套，失败国家的标准动作。
政府腐败、国企低效、货币贬值、通胀高企、民怨沸腾，为了应对，经济政策的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政府放松监管、大量产业私有化、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民不聊生导致政坛动荡，从而再让政策的钟摆再次回摆到另一个极端。
一个国家就在这种负向螺旋之中，最终坠入无底深渊。
斯里兰卡的崩盘尚有余温、苏联的记忆也未曾走远，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一众第二、第三梯队的国家，只能在社会剧烈的撕扯中苟延残喘。
成功者固然可敬，失败者才更能给我们敲响警钟。
今天，在全球大国再次进入激烈博弈的十字路口的时候，阿根廷的惨痛教训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不过，从个人角度而言，米莱和他的家族是成功的。
从小司机到大富豪，从摇滚少年到国家总统，米莱家族的发迹史，在不断坠落的阿根廷，本身就是一部少见的励志故事。
而从他的经历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深刻理解国家命运与时代走向，并从中找到合适的契机与切入点，对普通人而言多么重要。
阿根廷总统米莱来了！
作为特朗普的铁杆迷弟，阿根廷总统米莱在懂王胜选后的第一时间，就跑到懂王的海湖庄园拜码头道贺。
11月14日，作为同属全球政坛右翼势力的典型代表，特朗普和米莱再度同框，很可能在未来掀起一场美洲大陆的民粹主义狂潮。
就在两人见面的前两天，11月12日米莱在出席阿根廷企业家峰会上表示，10月阿根廷通胀率为2.7%，是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米莱表示通胀下降速度远超预期，本届政府应对有效、举措合规，并未侵犯私有财产，足以称之为“阿根廷奇迹”。
但有趣的是，11月25日央视新闻总台看世界栏目以“财政紧缩叠加通胀高企，阿根廷贫困率创二十年新高”为题，介绍由于阿根廷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大量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加上本国货币比索大幅度贬值及通货膨胀率高企，阿根廷国内的贫困问题有了恶化的迹象。
又是“阿根廷经济奇迹”、又是贫困问题恶化，阿根廷经济到底怎么了？
它的今天又会给我们哪些启示？
一、阿根廷的经济
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综观历史，世界上只有四种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日本以及阿根廷。”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后两者。一个属于绝地重生、一个属于巅峰坠落。
比如，起始一手好牌，但最终越打越烂的阿根廷。
阿根廷坐落于南美洲东南部，国土面积达27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新疆与西藏的总和。
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600万左右，比韩国还少500万，称得上地广人稀。
中北部以亚热带气候为主，年平均气温在16至23度，降水丰沛。
出色的地理优势，让阿根廷孕育了全球四大黑土区之一的潘帕斯草原。
优越的农业条件，较少的人口，使得阿根廷农业经济高度发达。
2022年，阿根廷大豆和玉米的出口额总计达到318.3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6%。
凭借农业经济，20世纪的前三十年，阿根廷的人口、总收入以及人均收入均超越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可好景不长。地理优势是补药、也是毒药，地处美洲大陆的阿根廷，在农业层面，恰恰和当时同为农业出口大国的美国形成了竞争。
20年代末，美国10年大牛市崩盘，进入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在全球经济严冬之际，各大国普遍开始了抢被子的游戏。
也是在这一时期，阿根廷出现了两件大事。
第一，为了提振本国经济，美国开始向阿根廷出口而非进口牛肉和小麦，挤压阿根廷的经济命脉；
同期，由于在反殖民斗争的过程中，革命不够彻底，最终出现了军人干政，自此国内政权开始动荡，并正式进入了军人和政客轮流当政的时代。
20世纪40年代，军人出身的胡安·贝隆开始执掌阿根廷政坛。
作为阿根廷的传奇人物，贝隆主张阿根廷应探索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贝隆的经济主张，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政府主导，一方面把经济的关键部门国有化，另一方面加快国内工业化进程、产业上努力摆脱对海外的依赖。
1947年，贝隆宣布了以“工业增长”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期间，阿根廷实施了大量的公共工程，以实现国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例如将法国和英国拥有的铁路国有化，现铁路网络得到了扩展。
到1954年，阿根廷铁路总长度达到了12万公里，修建了22座水电站，一举成为当时全球的工业化新兴大国。
不过，尽管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政策初见成效。但工业保护主义、工农业剪刀差，让本国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期大量农民的收入又无法得到保障。
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终又引发了通货膨胀。
期间，为了让劳工消费得起越来越贵的商品，政府不等不跟着上涨工资和福利。
最终引发了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升。日后，苏联老大哥，也以类似的方式栽了个大跟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军政府的烙印，政府体系的腐败问题也难以根除。
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府大量投资未能获得预期回报。
在贸易保护主义之下，阿根廷企业未能实现产业升级，反而失去了创新动力、生产效率低下。这也让阿根廷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下降。
直到1962年，阿根廷的人均 GDP仍然高于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这些历经二战的国家。
但政府开支不断增长，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长期通胀高企，让民众怨声载道，贝隆政府也由此垮台。
此后的60、70年代，阿根廷左右两派高度分裂，政治、社会、经济剧烈动荡。
以左翼贝隆主义者埃克托·坎波拉为例，他于1973年5月25日就职总统。仅一个月内就发生了600多起社会冲突、罢工和占领工厂事件。
就在这剧烈动荡的大时代里，哈维尔·米莱出生了。
1970年，米莱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米莱的父亲是一名意大利裔公交车司机，母亲是一名克罗地亚裔家庭主妇。
70、80年代，伴随着东亚日本、韩国工业的相继崛起，阿根廷的工业化之路，在频繁的政权动荡之中最终宣告失败。
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再次改弦更张，决定降低进口壁垒，放宽对外借款限制，阿根廷自此又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
生长于动荡年代的米莱，喜欢足球和摇滚，因其脾气暴躁和言辞激烈而被昵称为“疯子”。
但在70、80年代，由于阿根廷的社会动荡，叛逆、愤世嫉俗，是很多年轻人的共性。
进入90年代，由于政府干预失灵，阿根廷完全转向了市场万能主义。
政府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和放松监管的政策，导致本土企业大量破产。
90年代初的阿根廷，其工业化程度已降到了与20世纪40年代相似的水平。
这期间，米莱的家族却开始发生巨变。趁着私有化的浪潮，他的父亲从一个公交司机变身老板，收购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此后一路风生水起。
或许，也是这一因素，让米莱在此后，开始放松政府监管、对企业私有化推崇倍至。
大学时期的米莱，获得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硕士学位。他在担任大学老师的同时，还经常混迹于各类媒体、电视台以及金融机构，以经济专家的角色出现在大众面前。
由于阿根廷的经济改革一直问题重重，不是大幅通胀、就是大幅通货紧缩，民众对于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抱怨也越来越多。
而米莱作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专家，在阿根廷电视节目的各类节目中，依靠富有个性的荧幕形象和激进的改革观点，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
2018年的一份排名显示，他是阿根廷接受电视采访最多的经济学家，这一年，他一共接受了235次采访。
常年游走于媒体和高校的米莱，深知民众们厌恶什么、想听什么，也深谙影响舆论之道。
学而优则仕，声名鹊起的米莱，最终走向了政治。
凭借着民粹主义的激进立场，在急需猛药的阿根廷，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从议员做到了总统。而这时的阿根廷经济，已经再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2023年，由于连续三年拉尼娜现象，阿根廷爆发6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粮食产量较上一年大幅下降45%。
作为一个去工业化国家，阿根廷人为了维持现代生活和高效的农业生产，都需要依赖外汇进口。而阿根廷的外汇又主要来源于农牧业出口。
农牧业出口的锐减让政府财政濒临崩溃，年通胀率高达142.7%，外汇储备为负值，只能凭借借贷维持政府运营。
为了平衡政府预算，2023年11月上任伊始，米莱决定开启他激进的经济改革。
米莱在竞选之初，就曾提到过阿根廷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是货币的问题。阿根廷依赖商品进口，但本国货币由于经济乏力而接连贬值，导致通胀的顽疾难以消除。
第二，是产业的问题。工业化失败之后，国内增长失去重要抓手，单依靠农业，既不稳定、又缺乏弹性。
第三，政府管理的问题。很多部门腐败、低效，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反而导致贫富进一步拉大。
尽管在竞选期间，作为“脱口秀”风格的总统，不断的通过各种夸张的政治话术，鼓吹民粹主义，吸引选票，比如，扬言要废除阿根廷比索，直接使用美元。
但等他上台后，其政治手腕和实际推行的经济政策，要比他暴露在聚光灯下的风格成熟许多。
对于改革，既然政府腐败、低效，那就裁撤政府部门、人员，缩减各类工程项目、政府补贴，节约国家开支；
既然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那就进行私有化，同时放开本国贸易限制，允许廉价商品进入，既降低通胀、又倒逼国内企业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把政府节约出来的开支，拿来降低国内的各种税费，增加市场活力。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如今，从米莱上任至今已经一年了，他的改革成果又如何呢？
开头我们提到，米莱提到今年10月，阿根廷的通胀数据，减少到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真相却是米莱玩了个数字游戏。
今年10月，阿根廷通胀数据同比增长193%！但环比上涨2.7%。举个例子，一袋大米去年10月是100元，到了今年10月，已经涨价到了193元。
只不过，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这袋大米就已经涨到了188元，10月相比9月，涨价幅度是2.7%。
难道这就能说明阿根廷通胀真的低了么？
真实情况是，米莱上任后，将本币大幅贬值。官方汇率去年一次性对美元贬值50%，今年继续贬值25%到1美元兑1000比索。
通过本币贬值抑制进口需求、促进出口，平衡本国贸易逆差。
但由于比索贬值，阿根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巨大的输入型通胀，今年的物价水平相比去年，整整翻了一倍。
2024年上半年，米莱执政的前两个季度，阿根廷的贫困率从近42%跃升至52.9%，创下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内民众的怨声载道，或许才是米莱急于抱特朗普大腿的关键原因。
当然，改革都有阵痛，仅从一年的维度来判断米莱的成败，似乎为时尚早。
但从贝隆时代的大政府、绝对保护主义，到米莱的小政府、绝对放任主义，这种政策的割裂对一个国家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而在贝隆和米莱之间，在60、70年的时间里，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在两个极端中不断摇摆。
我在私密圈子里，曾系统深入的分析过中美两个大国，他们各自的成功核心原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文末加入我的圈子。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类似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才是大多数。
我们甚至可以总结一套，失败国家的标准动作。
政府腐败、国企低效、货币贬值、通胀高企、民怨沸腾，为了应对，经济政策的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政府放松监管、大量产业私有化、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民不聊生导致政坛动荡，从而再让政策的钟摆再次回摆到另一个极端。
一个国家就在这种负向螺旋之中，最终坠入无底深渊。
斯里兰卡的崩盘尚有余温、苏联的记忆也未曾走远，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一众第二、第三梯队的国家，只能在社会剧烈的撕扯中苟延残喘。
成功者固然可敬，失败者才更能给我们敲响警钟。
今天，在全球大国再次进入激烈博弈的十字路口的时候，阿根廷的惨痛教训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不过，从个人角度而言，米莱和他的家族是成功的。
从小司机到大富豪，从摇滚少年到国家总统，米莱家族的发迹史，在不断坠落的阿根廷，本身就是一部少见的励志故事。
而从他的经历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深刻理解国家命运与时代走向，并从中找到合适的契机与切入点，对普通人而言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