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7日，由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澳洲新艺术联合会和Rockdale图书馆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的诗情画意》讲座在悉尼Rockdale图书馆成功举行。讲座由澳洲新艺术联合会秘书长、《大地留印》系列丛书主编唐培良先生主持，澳洲华裔作家诗人梁晓纯先生主讲。
主持人说：
梁晓纯先生是悉尼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是澳洲雨轩诗社社长，他的散文和诗歌为大家所喜爱，可是，今天的讲座，有点意外，一个“理工男”竟然在海外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讲座。但更意外的是，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听梁晓纯先生的讲座。这应证了悉尼著名文学泰斗何与怀博士常说的一句话：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
梁晓纯先生为此次讲座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讲座的内容，我们把梁晓纯先生精心准备的讲稿和图片分享大家：
感谢各位老师朋友们在百忙之中还来参加今天的讲座，也感谢Rockdale图书馆和澳洲新艺术联合会组织了这场活动，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相会，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国学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和见识，在座的有很多学者前辈都是我的老师，今天在这里做分享也是给了我一次学习机会。
上个月有一天何博士让我在这里做一次分享，我就报了这个主题。等真正开始准备了，才发现这个题目未免过大，在咱们华夏民族这么漫长的历史中文化的发展中，儒、释、道在各个时期的演变，以及产生出来的那些大儒、高僧和真人数也数不过来，而这些大师留下的传世名篇也是不胜枚举，随便挑出哪个朝代，其文化发展以及著名的文学作品，就能讲上个把小时。由于时间的关系，兼之本人知识有限，今天的分享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回顾一下儒释道在各时代的发展状况，并从灿若繁星的美文美诗的海洋里面捡拾几只贝壳，供大家一起来欣赏。
民国时期有位学者陈之藩说过：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
华夏的文明史起源于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传说，最早的人文始祖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伏羲和女娲，拿现在的话来讲他们是一对半神半人的夫妻，住在黄河边上，河里面有一只龙头马身的动物，经常出来兴风作浪，伏羲最终驯服了这只龙马，发现龙马的背上有一个奇怪的图案，经过琢磨伏羲破解了这个图案的意思，那是揭开宇宙之谜的密码，因而他发现了宇宙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这就是河图的来历。伏羲希望能把河图上的道理传授给所有人，但那时还没有文字，连符号都没有，因此他就使用树枝和绳子做符号，所谓的结绳记事，发明了揭示出天地宇宙奥秘的先天八卦图。晚一些的时期便有了炎帝和黄帝，黄帝也是一位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的先知先觉者，所作《黄帝内经》是中华第一部倡导天人合一的国学宝典，被称为中医养生之宗，黄帝和再晚些的老子一起被尊为道家的鼻祖。再后来进入了尧、舜、禹时代，大禹死后，进入夏朝，之后是商、周，商朝开始有了文字记载，华夏文明正式形成。
早年的一些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华古老的文化远不止这上下几千年，而且那些史前文明应该和外星有联系，所谓的神仙、天人指的就应该是外星人。相信就像美洲的亚特兰蒂斯文明，中亚的苏美尔文明，还有希腊神话里的情景，在华夏文明之前还存在过另一种文明，甚至比后来的人类文明更加高级。如夸父追日等众多神话，还有《山海经》里面的描述，相信都是确有其事的。南怀瑾先生就讲过古书里记载的最早的人类就像天使一样，头顶有个光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那时候的人都是先知先觉，天生懂得宇宙自然的大道理。即使是今天，刚出生的婴儿懂得的看到的都比成人多，只不过随着后天被各种污染日益侵害，那些天生的慧质便逐渐被磨灭掉了。
学界认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产生于周代及之前，从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由周公发扬光大。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在灭了商朝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继任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因此可以说整个周朝八百年礼制的建立，都是周公的功劳。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将周朝的仁政礼制加以整理，由此产生了集前朝大成的古代文化。因而普遍认为中华文化是从先秦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开始，向下传递。这个时期被后人描述为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回到今天的分享话题，有人说人生来本就是诗人，从出生后的第一声哭泣，到第一次呀呀学语表达情绪，都是诗。中华民族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民族，是一个诗意的民族，不像西方，理性第一，崇尚逻辑思辨。而且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这本身就给我们的语言注入了情感因素。翻译起来也不容易，东方人的含蓄，那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禅意，是没办法翻译的。华夏民族是在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学史，古时候的任何门类的书籍作品完全不像现在学校里的教科书，数理化就不用说了，就连历史教材也是单讲历史，地理教材单讲地理，很枯燥，科学论文也不讲究文采。古时候的文章都是文学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既让人学到了知识，又得到了美的享受，提高了文学素养。就连哲学、政治等思想也是蕴藏在许多诗词里面的。
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大致的时间顺序，简单回顾一下历代儒家、道家、佛家的发展状况，并且找出一些各代名家大师们留下的著名诗文来欣赏。
先秦时期，泛指上古时代至公元前221年秦朝统—天下之前的时期，这个时期还没有区分儒、道，佛教也还没有传入中国。古代那些名士大家大多是儒道不分的，即所谓的外儒内道，后来又加了个佛心。
先秦时期的儒道文化通过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展现了深厚的哲理和丰富的情感。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包括神话、韵文如《诗经》、楚辞、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散文。其中很多被后世归入儒家经典，比如一般被公认为最古老先秦文学的《尚书》和《诗经》。先秦文学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起源，是研究华夏民族早期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由于中原各地尚未统一，先秦文学多带有浓厚的地区特色。例如《诗经》和儒家、墨家的散文，反映北方人民重实际的特点。楚辞等作品，想象丰富，文辞华丽，则是南方楚文化的产物。
追溯起来，周代的社会格局是宗法式的，“国”在那时候就是一个大“家”，家规就是实质上的国法。而家当然不是讲理的地方，纠纷往往产生于家族内部，比如叔侄间有了矛盾，找几个老辈人调解一下，具体来由也不必调查得那么仔细，矛盾就在你亲我爱当中消弭于无形了。“仁者，爱人”，孔子最核心的仁政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小国寡民的土壤里自然成长出来的。也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文献，被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层次，经典地位最高，史书次之，比如《史记》，排在在子书之上，一开始《老子》、《庄子》和其它的《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一样，属于子书，后来被升级为《道德经》、《南华经》，《孟子》一书虽然还叫《孟子》，但也已被后世儒家归入经典。集就是集注一类的，多是对之前的经典的注释，比如宋朝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我们讲的四书五经都是属于经典一类。
四书五经，指的是儒家经典。四书，又称四子书，它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的《大学》、《中庸》是朱熹将《礼记》中的两章单独抽出来，各自成书的。加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孟子所作的《孟子》，合称“四书”。比起“五经” ，“四书” 简明易懂，其中《大学》更是是入门第一部书，有着提纲挈领的意义。
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本来在战国时代是六经，孔子曾经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所以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共六经，后来《乐经》失传，从汉代起剩下五经被正式确定下来。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洋洋万言描写孔子，最后他说“《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有句话叫：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孔子说自己，他是属于没落贵族出身，祖上是宋国达官显贵，周武王剿灭了商纣建立周朝以后，就把宋国作为是商朝遗老们的封地。到了孔子的年代（那是公元前551-479年间）天下大乱，不光是国与国之间，各诸侯国内部，为争夺王位臣弑君，子杀父，兄弟相残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孔子非常怀念周朝和周朝以前那种注重礼节的时代，对当时的世道感到非常的痛心和失望，于是著了一部微言大义的《春秋》记录那段历史，以警世人。
孔子的血管里流的是贵族的血，对古代礼节情有独钟，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模仿各种礼仪，长大后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做丧事的总司仪，古人对葬礼是非常重视的，程序，规矩也非常繁琐，人们对做这种司仪的人也非常尊重，把他们称做儒士，后来演变成儒家的意思，对礼节的重视也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之一。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他原籍虽是宋国人，但出生在鲁国，在宋国做大夫的祖父在宫廷内乱中被杀，父亲为避祸逃到了鲁国，生下他时已经六十多岁，因他母亲是第三房太太，非常年轻，他父亲死后母亲不被前两任妻子和家族承认，没有继承到财产，所以孔子儿时也是非常贫苦，许多低下的工都打过，比如看仓库，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而正是这种出身，加上天资超凡，造就孔子一生多才多艺。当时社会提倡的六艺：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数，无所不能。
孔子一生秉承温良恭俭让的高贵品格，是位谦谦君子，且怀着一颗救世之心，希望能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乱局，恢复周礼。他曾经在鲁国做官，后来带着学生去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统治者宣传他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可在那样一个秩序混乱，文化衰败的社会，提倡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儒家最不能被各国统治者接纳，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找不到，所以孔子曾自嘲说他是条丧家之犬。然而尽管如此，孔子也从未放弃他的理想，他一生中教过很多学生，所谓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是中国第一家私立学校。在办学的同时，还删《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为后世留下了儒家的这六部经典。
《论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以及他的高尚情操和仁爱理念，孔子不但是中国儒家的鼻祖，还被尊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论语》文词优美，读来非常的亲切感人，彰显了儒家入世、仁爱的思想，并且朗朗上口，书中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格言，广为流传，为后世贡献了一百多个成语典故。以下是一些经典的句子：
《孟子》孟子的生辰年代大约在前372-前289，名轲。祖先是鲁国贵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对他管束甚严，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是后世母教之典范。孟子是个雄辩家，虽然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也是属于不被统治者接纳的学者，但处境比他的前辈孔子好很多了，统治者们要做个姿态给天下人看，当时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大牌学者会有很多弟子随行。孟子也是，他一动身，随行就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而他仁政的主张还是没有被一个国家切实采纳，因为战国后期，各国之间的吞并厮杀愈演愈烈，旧有的宗法社会组织结构瓦解了，竞争压力太大，他们需要的是能即刻见效的国策。最后他只好去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秦国用了商鞅实行变法强国，楚、魏先后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国用孙子、田忌等强兵富国。苏秦佩六国相印，天下正忙着合纵连横，沉溺于攻伐掠夺，而孟子宣扬的是德政，所以显得不合时宜。不过正如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孔子，孟子也是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用他的话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顺便提一下当时齐国还有一位名望远超孟子的阴阳家邹衍，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用不小篇幅介绍了他，邹衍谈天文、说地理，讲五行之学，提出了“五德终始”说，指出木、火、土、金、水代表了五种德性，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转。“大九州”的说法也是他创立的。他在齐国极受尊敬，去魏国的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到了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不敢和他并排走路，只是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到了燕国，国君拿着为他清道用的扫把，“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在当时可谓声势无两。和孟子受到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
时间一直到唐朝，孟子才被韩愈发现，他的学说真正得到重视是到了宋朝。宋朝儒家为了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在《孟子》那里找到了理论武器，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启迪人心又优美隽永的名句，比如：
另外，战国时期的另一位大儒荀子，他认为人善的一面来自后天修养。韩非子和秦朝宰相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但从汉朝以后，荀子很少被人重视，他的书也很少有人认真去读。不过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诗一样的美句，比如：
现在来看一下五经里的《诗经》。
《诗经》是一部由孔子编订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林语堂曾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然而当时的孔子并不认为诗歌是一种文艺创作，它应当是一种辅助教化的工具。诗歌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常常使人陶醉，这是正人君子一定要警惕的。所以说，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与其说是“诗艺”传统，不如说是“诗教”传统。中国古代素来有“诗礼传家”的传统，一个连续几代秉承了良好诗教的书香门第从来都会受到世人的尊重，也是这个缘由。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民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颂》是周王宫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
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体现了儒家对《诗经》所蕴含的道德教化作用的肯定，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可以说它是中国诗歌的基因。那时候的诗主要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所谓的诗言志，抒发感情的功用在其次。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他们在说理论证时，或是外交谈判中，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它还是士大夫等上层社会的标志，在贵族当中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气象。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它的内容丰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篇，比如：
《易经》提起易经，实在令我们敬畏，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起源和根基，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宝典，它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还被学界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哲学的经典。
易经的完成可谓“世历三古，人更三圣”，由远古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创立了伏羲八卦图，被中古的周文王发展为六十四卦并注上卦辞爻辞，再由近古春秋时期的孔子进一步的注释完善，加了《系辞》等十翼，也就是十只翅膀，最终成就了这部《易经》，它又被人们称为《周易》。
可想而知，对于这么一部可以说其内容无所不包的巨型宝典，要想学习掌握它有多么的不容易。多少大师巨匠穷其一生也不敢说自己研究通了。南宋有位诗人曾写下过：“闲坐小窗读周易，不觉春去几多时。” 说的是读着读着一整个春天何时溜走了都不知道。可见它既有魅力又耗时间。国学大师南怀瑾也曾对他的学生说过：有两种东西要学－－佛学与『易经』。但这两门学问，穷一辈子之力，并不容易学通，也不需要学通。不学通才其味无穷。他还说以他自己的经验，千万不要学一些古人要“夜读易经”，因为那样的话保险睡不成觉了，刚琢磨出点味道一下天已经亮了。
上面说过，伏羲希望能把河图上的道理传授给所有人，他用结绳记事的办法，一根小树枝代表一个意思，小树枝中间系一根绳子代表另一个意思，便有了天地宇宙的两个基本符号：阴和阳。从这两个基本符号开始，两两组合，便有了四象，即老阳、少阳、老阴、少阴。再加一层，就成了八卦，即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八卦就包含了天地宇宙的所有道理。
到了中古商朝末期，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当时的周是商朝的一个属国，国君周文王爱民勤政，很得人心，所以周国发展的很好。而暴虐无道的商纣王日益不得人心，他惧怕文王势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找借口把他关了七年，这反倒使周文王有时间潜心钻研易经，将伏羲八卦两两相配，组成六十四卦，并加了卦辞、爻辞，因而产生了《周易。》
等到了近古的春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四五百年时，孔子为易经加了十翼，也称《易传》，使得这部旷世经典得以完善。当然也有人说十翼不全是孔子做的，不过至少像《系辞传》等几个重要的经典包含了孔子的思想。
我们说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一切中国的文化，都是从文王创立了这本易经以后，开始发展下来的。所以诸子百家之说，都渊源于易经的道理。
《十翼》主要内容应当是孔子的亲笔，那时候骈文还没有形成文体，更没有格律诗词，但可以说为后世的文体打下了基础。我们简单来欣赏几个句子：
从上面这个乾坤两卦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文章用语几乎就是是诗的语言。它们有韵律，有朦胧感，一经吟诵出来，仿佛出自天神之口，即使外行人听来在似懂非懂间也心生敬畏，这正体现出诗歌的一种原始功能。
道家现在来看看先秦时期的道家。通常有个现象那些国学教授们，每当讲到老庄的时候，就显得精神一振，眼睛也亮了。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对道家那高深莫测的智慧和潇洒不羁的情怀的崇拜。
在中国文化里，儒家是入世的，教人做君子，简单说就是对人的德育教育。当然由春秋战国时的孔孟，经后世儒家学者和皇权的一再深挖和补充，特别是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产生，儒学也成为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哲学系统。尽管如此，不少西方学者不觉得儒学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老子的《道德经》就不一样了，被西方学者崇拜得不得了，认为它拥有着人类最高的智慧。翻译、解读层出不穷。所以也就难怪许多国学讲师，喜欢讲老庄胜过讲孔孟。
其实，在孔子和老子那个年代儒道是不分家的，最早都叫儒，到汉朝才出现道家这种说法，它是一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战国时期各家学派实际上只分儒、墨两个大系。胡适就说过老子是真正的儒，他说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一书的教义正是一种柔道，代表着儒的古义，深信“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胜”的天道。史书中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个礼实际上是丧礼，也就是说老子早年也是个丧礼大师，当时这种主持丧礼的司仪被叫作儒士，所以说老子是比孔子资格还老的儒士。而老子祖上是商殷的后代，后来当了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一定要由学识渊博的礼仪大师来做，因为他自身是被周朝灭掉了的商殷后代，又亲历了周朝日益的衰微，所以就有了那随顺取容的亡国遗老的心理。后来的孔子则渐渐超过了这个古义，建立了新儒家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
历史上对道家又有黄老学派和老庄学派的分类方法。从表面上看，黄老派与老庄派都强调以无为顺应自然的“因循”原则，但是其目的不同：老庄派是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因而产生了如魏晋时期文人雅士逍遥世外的流派；而黄老派则是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从而衍生出法家等学派，所以《史记》中司马迁把老子和法家的韩非子放在了同一章。还有像《孙子兵法》也被认为是道家思想的光大。因此有人说，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不变的法则，凡太平时期治世则依靠儒家思想，而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都是道家人物，不过，在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以后，一概奉行“功成、名遂、身退”的天道，飘然离去。历史上像商汤时的伊尹、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战国时的范蠡、汉朝开国谋士张良、三国时的诸葛亮，还有后来的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多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道家的代表。
《道德经》原名《老子》，全书共八十一章，虽不过五千言，却是一个字就代表一个观念，一句话就涵盖了三玄三要的妙义的好文章。任何事物，我们要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就会一目了然。特别是假如你是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低一级的维度的事物，更是一清二楚，比如我们人类从三维立体空间去观察一个二维平面里面的情况，就会明明白白。当今已经有人在研究人类的第四维空间，不能说老子是站在了第四维看我们的三维，但他的确是站在了更高的地方看待天地人生，充满了让人折服的智慧。他的智慧可以说包罗万象，从宇宙自然到治国安邦，从神仙丹道到运筹谋略，从人生哲学到为人处事。而因为他面对的是整个宇宙世界，人类在他眼里就如同山水草木一样，所以和温暖贴心的儒家文章比较起来，《道德经》的语言读起来显得冷冰冰没有温度，而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客观冷静，才彰显出老子的智慧。有人说《道德经》培养了无数智者伟人，也培养了不少阴谋家。因为《道德经》讲的是天地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学习者自身没有一个正直的本性，就容易走入歧途。
《道德经》可谓字字珠玑，随便哪一个章句都有启迪智慧的功效。比如：
庄子，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其人其书在国学中的地位太重要，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太深刻了。不夸张地讲，我们之所以成为华人，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当中都藏有道家庄子的基因，无论是推崇他的人还是贬损他的人，骨子里其实都烙有他的印记。因此可以说，庄子不光影响了很多帝王将相、文化名流，比如汉代的张良、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的竹林七贤、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苏东坡等等，不胜枚举，他也影响了普通百姓以致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
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其年代约与孟子同时，蒙这个地方的人，一说蒙在宋国境内，曾任漆园吏，也就是看护种植漆树园的小官。为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到了唐代，唐玄宗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在四库全书之中归类为子部道家类。宋徽宗时，追封为“微妙元通真君”。《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记载：“庄子者……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司马迁说他的语言汪洋浩漫, 恣意纵横，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所以王公大人们都不能支使他。而庄子也正是认为人的积极上进只应该表现在对“道”的追求上，否则自我实现的欲望太高，名利心太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妥协自己。他说一个好的统治者一定是自己死活不想干，但大家非要他干的那种人。
从这里我们便可理解在很多不同的年代里，庄子的思想都不被最高统治阶级欢迎，甚至也不被历代的仁人志士所欢迎，其学说都是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孟子的高徒有万章、公孙丑等等，墨家的名人也有不少，但庄子有哪些高徒呢，谁都不知道。因此在严肃的学者当中，比如正统的儒家朱熹，也认为庄子没有什么追随者，只是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自说自话罢了。朱熹的老师程颐就更决绝，说自己一辈子不读《庄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提倡道德，舍身取义的儒家和冷静遁世的道家的不同。
因此由于表面上看庄子的思想有不少反社会、反道德的内容，所以从先秦到晚清，一直受到卫道士们的口诛笔伐。特别是到了民国初期，引进西方文明，西学中用，兴白话文，推翻传统的国学，庄子便又首当其冲，被很多学者拿来批判，认为它过于消极，是一部人生输家的心灵鸡汤。其实，正是因为他对当时诸侯混战的社会过于伤心和绝望，所以言辞才会过激。
就好比当一个人得志的时候，便崇尚儒家思想；而当他失意的时候，就信奉道家思想一样。历史上整个国家社会也有个奇怪的现象，每逢太平时期，统治者都重用儒家来治世；而每逢乱世，出来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又都是道家人物。比如诸葛亮，羽扇纶巾，坐着小推车在那里呼风唤雨，被杜甫描写为：“万古云霄一羽毛”，风度极其潇洒、飘逸，是一副典型的道家形象。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还可以从我们今天都在使用的成语典故来说明，有人统计他为我们贡献了四百多个成语典故。他怕世人读不懂他的思想道理，就借用了很多的寓言故事，加上他语言优美，潇洒飘逸，非常的引人入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鼻祖，后世多少文人骚客以《庄子》里面的典故为题材吟诗作赋。
比如第一篇《逍遥游》的开篇的”鲲鹏展翅“，有模有样地描述了一只巨大的叫鲲的鱼，身长不知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身长也不知有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者九万里。可以说这么一篇气势恢宏的文章为后世道家潇洒旷达的精神境界定下了基调。而接下来的《齐物论》里的《庄周梦蝶》将宇宙和人生哲学融为一体，运用浪漫的想象力和美妙的文笔，通过对梦中变化为蝴蝶和梦醒后蝴蝶复化为己的事件的描述与探讨，提出了人不可能确切的区分真实与虚幻和生死物化的观点。虽然故事极其短小，但由于其渗透了庄子诗化哲学的精义，成为了庄子诗化哲学的代表。也由于它包含了浪漫的思想情感和丰富的人生哲学思考，引发后世众多文人骚客的共鸣，成为了千古吟咏的题目。他说从前有一天，庄周睡着了，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翩翩起舞，他非常快乐，悠然自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就是庄周了。突然间梦醒了，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我是庄周。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中变成庄周呢？“庄周梦蝶”把宇宙和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它告诉我们梦和真其实是不可分的，梦可当真，真亦可当梦，或许人生也是一场梦，甚至是梦中还有梦。
屈原，说到战国时期的文学，就不能不提到屈原，他是中国的第一位诗人，楚国人，志行高洁，辞藻华丽，和孔孟儒家的敦厚仁慈的文风不同，某种意义上和老庄一样，代表了南方空灵浪漫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屈骚传统。那个时代没有儒道之分，后世对屈原到底是儒家还是道家也没有明确的结论。那时的楚国信奉神灵，盛行巫术，在屈原的作品里也有反映，从这点来看他是道家，而他的忠君爱国的情怀又属于儒家思想。所谓的“楚辞”，就是在创作上以屈原为首，以宋玉等人为辅的楚国词赋，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屈原的《离骚》。“楚辞”这个概念，是和屈原牢牢绑定在一起的。
屈原主要作品《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都是不朽诗作，后世诗人的作品很多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离骚》因为太出色了，以至于“骚”这个字不仅可以代指全部楚辞，甚至可以作为诗的代称。我们知道《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以“风”的文学性最强，所以也有很多人用“风”代称《诗经》，用“骚”代称《楚辞》，合称“风骚”。当然今天风骚这个词已经多被用成贬义了。《离骚》的精神，可以归结为林黛玉的一句诗：“质本洁来还洁去。”
我们熟悉的著名的诗句比如：
楚辞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宋玉，比屈原晚，作品有《九辩》等。
秦朝接下来终于来到了秦汉年代，秦朝很短暂，有名的如宰相李斯，和韩非子同是出于荀子门下，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自认为是孔子的真正继承人，但被许多后世儒家视为离经叛道者，有学者认为他实际上是法家的先驱。李斯还是个文学家，也过不少诗文传世。到西汉早期，由于战乱持续，民不聊生，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文化是个灾难。汉高祖刘邦是个马背上的帝王，最瞧不起文人，曾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所以那段时期是一片文化沙漠。历史上凡是战乱频仍的年代对于文化都是一次摧残。
西汉初期被誉为千古第一相的谋圣张良，被黄石老人传授《太公兵法》，也是道家人物。
汉高祖刘邦时期，这位草莽帝王一生也作过两首诗，而且都流传千古：
在楚汉相争中败给刘邦的楚霸王项羽，也曾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
西汉时期，刘邦之后，西汉文化逐渐恢复元气，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如汉赋上承楚辞余绪，在汉代文坛主宰了四百年；而富有生命力的乐府民歌，为后世五言诗、七言诗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传记文学家，其著作更是涉及多种文学体裁，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传记文学体裁的标准。
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和谐社会。在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
辞赋本来是战国时代南方楚国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汉朝统一后，这种文学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被广泛采用，因而汉代早期的辞赋受楚辞的影响，在形式上还保留着“骚体”，内容上也多是抒发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是一种有韵的散文，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唐诗宋词主要继承了《诗经》，汉赋继承了《楚辞》。最初的诗词都能歌唱，而赋却只能朗诵。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贾谊是西汉时期一位杰出的青年才俊，可惜英年早逝，没能成就一番大业。他从小研究討論詩經、書經道理，才学过人，文笔漂亮。十八岁闻名于郡里，是當時漢朝政府聘用的博士當中最年輕的一位。贾谊見解精闢，一生大起大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经典的精神符号，代表着天妒英才，忠诚却被猜忌。
贾谊名篇《吊屈原赋》、《鹏鸟赋》等。《过秦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汉赋四大家”之一，被誉为“赋圣”、“辞宗” 。
到了汉武帝时期，根据社会出现的问题，开始用“儒”，即用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治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代雄主，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个皇帝。汉朝经过了文景之治，国富民强，为汉武帝时期打下了基础，史称汉武盛世，他七岁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继承皇位，在位五十四年，施政方面就不说了，文化上实行尊崇儒术的文化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同时迷信仙术，尤其是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先后养了不少方士为他炼丹，挥霍无度。对外，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
汉武帝非常喜欢文学，尤爱辞赋．也写诗，当从西域大宛国那里获得一匹天马，即指原种”汗血宝马”．汉武帝自是喜不自禁作歌一首：
《史记》，公元前99年，汉武帝征讨匈奴，任命其爱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挂帅，并让李陵统率辎重部队，担任李广利的后军。当时的李陵年轻气盛，不甘于只当后备队，他带领5000步兵，冲锋陷阵，分散敌方兵力，配合李广利。刚开始，他的战况顺利，捷报频传，但是后来，便陷入了匈奴8万主力的围困之中，而援军却迟迟未到，最终，5000步兵只有400人逃回，李陵本人则被匈奴俘获。也可能是匈奴使诈，到处说李陵投降了，使得他无路可退。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朝中，满朝哗然，龙颜大怒，众人跟风，争先恐后地表态，唾骂李陵叛国行径。这时同朝为官又很欣赏李陵的司马迁，站出来替李陵说话，他提出一个新见解，推理李陵是诈降。他这样替李陵辩护，就是贬低中军主帅李广利、也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因此招来横祸，被下了大狱。被判处“诬罔罪”，这种罪罚，除了死刑，可以花钱免死，或者接受宫刑。司马迁接受了令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宫刑，“苟且偷生”。司马迁不能死，他知道，他有比一死了之以洗刷耻辱更重要的工作，撰写开天辟地第一本纪传体史书，这就是光照千古的名著- 《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另一篇名作：写给友人的《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又说：古时候周文王被拘禁在羑you里时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陈、蔡受到困厄而著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于是写出了《离骚》；等等。我不自量力，近年来正凭借拙劣的文辞，网罗天下散失的旧闻轶事，从总体大略考证事实，将事情的始末因果连贯起来，考察其成败兴衰的规律。上从黄帝开始，下至于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用来探究自然和人事之间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独立的见解。草创未完，恰逢这起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身受最重的刑罚而没有怨气。如果我真的完成了这部书，将它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传播在交通发达的大都邑，那么我就可以抵偿此前受的耻辱，即使被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内容广博，文笔优美，既有对历史事件的详实记录，也有对人物的生动描写。《史记》不仅以其丰富的历史内容而著称，还以其优美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描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这些段落展示了司马迁独特的文学才华和他对人性、历史的深刻洞察。
《史记》名言：
西汉时期的佛教还没有正式传入中国，早在秦汉初期，已经有了中印文化的交流的迹象，但那时传入的还不是佛教，而多半是婆罗门教或瑜伽术与道家方士的法术相结合时期。
道家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汉惠帝、吕后等领导人，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等大臣，都以道家思想治国，减少傜役、赋税，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休养生息，疆域越发的广阔，汉文帝、汉景帝奉行道家的黄老治术达到极致，国家富裕，百姓安乐，史称文景之治。这个时期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
西汉思想崇尚自然与无为，提倡与天地合一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在西汉时期同样影响了文学创作。名士东方朔的《答客难》就是典型代表。
东汉至三国时期，至东汉时期，儒学普及全国，大部分刘姓帝王都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成为儒家教化理论的积极拥护者。
汉末三国时期（184-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治混乱、战乱频繁。然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涌现出了许多文学名家，儒释道三大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深刻的体现。而且在这个时期，儒道三家思想相互碰撞，没有明显的分家，许多治世栋梁同时怀有佛道思想。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汉书》作者。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合称为汉赋四大家，与父班彪、及其弟班超，三人合称“三班”，班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的《两都赋》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儒家思想的形象体现。
班固的《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分别描写了西汉首都长安与东汉首都洛阳的繁荣景象。这部赋作以丰富的辞藻和细腻的描写，展现了两都的壮丽景观和人文风貌，充满了对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的赞美之情。作品中对两都的描写，既是对儒家治国理念的赞扬，也是对礼乐文明的歌颂。班固名言：
郑玄（127年8月29日[1][2]—200年7月[3]），字康成，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预言家。集两汉经学小成。曾拜大司农。《拾遗记》称郑玄为“经神”。少时习《易经》、《公羊传》，有“神童”之称。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
郑玄：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蔡邕（公元133年-公元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权臣董卓当政时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后汉三国时期著名才女·蔡琰yan（蔡文姬）之父。蔡文姬博学有才，通音律，一生命运多舛，曾被·匈奴掳走，后被曹操赎回，「文姬歸漢」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作《胡笳十八拍》，简称〈胡笳〉，为中国乐府诗，古琴曲，相传为东汉末年蔡文姬以胡笳音色融入古琴中而作成。
曹氏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不光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也都是著名的诗人学者。（见PPT）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玚、刘桢。同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首次将他们相提并论，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道家 东汉中后期 ,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儒家经学受到冲击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而富有批判精神的道家学说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道家的许多经典，如《道德经》和《南华经》，虽然创作于先秦时期，但在东汉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注解。张衡在提出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及其人生理想观理论时 ,对道家学说多有取资。郑玄等人也都对道家学说有所借鉴和发挥 ,表现出道家的思想情怀 ,道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道陵：（34—156），字辅汉，原名张陵，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他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实际创立者，中国道教史上著名的张天师。
中国史上有道家一派，到了张道陵这里，才正式建立了道教。
张衡（78年—139年），东汉士大夫、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发明家及文学家，一生成就不凡，世界上最早的地动仪、指南车等就是他发明的。在文学方面，他创作了《二京赋》及《归田赋》等辞赋著作，被列为“汉赋四大家”之一。他开创了七言古诗的诗歌体裁，对中华文化有巨大贡献。与班固相比，张衡则是一位更具道家精神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他在东汉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的道家思想，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反对人为破坏，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契合。在他的描写中，自然景物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道家思想的载体，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张衡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淡泊与超脱。
华佗，（约145年－208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
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医学家，建安三神医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发明家、文学家。道骨仙风，神机妙算。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也具有儒家风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隆中对》、《出师表》、《诫子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其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是一首东汉时期的乐府诗，描写了一位美丽的采桑女“秦罗敷”的故事。这首诗以其优美的语言和生动的描写，展示了秦罗敷的美丽与高贵，以及她坚定的品格。
佛家：佛教在中国，到了这个时期才算正式登堂入室了。我们说了解中华文化，是绕不开佛教的。有人说儒家注重道德教育，教人提升自我修为，但过于接地气，缺少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探索。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富有智慧，但未免过于汪洋惝恍，渺茫难凭，不是究竟的方法。而佛学则相对系统，几乎给出了宇宙人生的答案乃至个人修练的方法。因此古往今来很多国学大师最终都将佛学作为自己的归宿。即使如王阳明那样的大儒圣人，其佛学造诣也是非常高深的。民国时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晚年也自称自己属于佛家。
早在秦汉初期，已经有了中印文化的交流的迹象，但那时传入的还不是佛教，而多半是婆罗门教或瑜伽术与道家方士的法术相结合时期。
大家都知道佛教最早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却在印度本土消亡，反而在中国得到传扬发展起来的。印度接近热带，至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没有过像我们秦朝时的“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比如梵文只是他们多种文字中的一种。而且从古至今，印度一直奉行着严格的四个种姓的等级制度。一个人生在哪个阶级，这一辈子都改变不了。这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那些世代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们都那么安贫认命。
印度民族由于地理文化背景的影响，富有神我思想，高远而偏于虚幻，所以多倾向于出世解脱，以求净化身心。在佛教产生之前的上古时期，印度就已经存在着婆罗门教等哲学门派，当然那时教义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都由婆罗门阶级掌控，为他们自己的阶层服务。
佛祖释迦摩尼确有其人，正当我国的东周末期，和老子，孔子是差不多一个年代。释迦是他的姓氏，父亲是印度一个属国的国王。可见他不是那种出身微贱，从艰难困苦中体察到人生悲苦的那种，而是生于帝王之家，身世显赫，并且一表人才，身负异禀，后人描述他具足三十二相，在与生俱来的安富尊荣中，却幡然觉悟，发愿而为一切众生寻求永恒解脱之道。
“佛”是觉悟者的意思，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 比较有史料可靠的佛教的传入，是在汉末、三国事期，先后有多位学识渊博，通晓汉语的高僧来到中国传教。
佛教有几个核心思想：
众生平等，所谓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相冲突，也是它在印度消亡的原因之一。
苦与无常佛法提示我们许多真理，第一条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本质是苦的。人生也是多变的，所谓“无常”，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中，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无常”看起来似乎是人生的苦因，正是因为变化无常，人生才不会一直幸福美好、年轻健康。当我们在灰心痛苦的时候，佛法却可以带我们找到快乐的通道。
众生的基本状态：六道轮回。佛法提出了“六道轮回”是众生的基本状态，即把生命状态按习性和所处的环境大致分为六大类。这六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
因果业报，六道之中，较好的三道（三善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较差的三道（三恶道）则是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一个生命体该投生到哪一道中，取决于他这一刻之前所作所为的综合结果，这就是“因果业报”。
苦的根源：我执。“生命的本质是痛苦”，那痛苦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佛法认为，是由于“我执”的作祟，也就是说，执着于自己的观念、感觉；执着于自己所认知的人、事、物等等意识。当我们被太强的自我意识紧抓不放，以致被它束缚的时候，就会烦恼不断。这就是“我执”！
“我执”会产生“贪”、“嗔”、“痴”这三种病毒，人的苦恼来自贪嗔痴。“贪”就是欲望很强、难以知足；“嗔”是指当事情不如意时所产生的怨怒；“痴”是指痴迷于错误认知。简单地说，就是贪婪、嗔恨、痴愚这“三毒”使众生不断地做出傻事来，因而不断地在六道轮回中沉沦受苦，无时不在上演“因果业报”。
必胜的法宝：空性
实践“三部曲”：戒、定、慧。证法告诉你离苦得乐、破除我执、脱离六道轮回的目的地怎么到达。
第一步是“戒”，守戒律的“戒”。
第二步是“定”，指“禅定”。
第三步是“慧”，就是要在“定”的基础上加以证悟。当你听说有哪一个修行者已经“证悟”了，也就是证“空性”了，就意味着他已经彻底破“我执”，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之苦了。
顺便说一下，佛教里面有很多像短诗一样的偈语，这是那些在学习经典和修行实践中有所体悟或者得了道的禅师们留下的语句，多为四句偈，兼具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但它不注重像诗词那样的，押韵对仗等工巧，正经的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借用诗体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和传诵，不该讲究文学美。所以我们看禅僧的偈子，总是朴实无华的居多，文采飞扬的华丽辞藻反倒被视为误入歧途。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个别文学造诣很高的诗僧，那也是为了弘扬佛法而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大思想在文化领域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融与碰撞，这一时期的文人不仅在儒家的伦理纲常、道家的自然逍遥中汲取灵感，还在佛教传入后的宗教哲思中找寻精神寄托，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魏晋之风”。
儒家：魏晋南北朝是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时期，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往往就是一个“乱”字。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宛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又堪称几大高峰之一，被称为“人的觉醒”与“文学自觉”的时代，崇尚玄学。从文学艺术史来看，《文心雕龙》横空出世，《昭明文选》影响千年，“二王”书法登峰造极，佛窟雕塑震铄古今。那是一个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鲁迅先生总结出的“魏晋风度”，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具风情的褒誉。
然而，一回到儒学史，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低谷衰落期。这一时期的儒学名家中，有很多人既是儒学学者，又精通道家等思想，这些人物的出现对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儒学名家有何晏、王弼、王肃等。
道家 南北朝时期的道家注重玄学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士族文人加盟道坛，并运用重玄的思维方式注疏老庄，希望在提升道教理论品位的同时，建构道教圆融的经教体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佛道之争的需要，使得道教不得不自觉地加强自身教义理论建设，以期与善于精思析理的佛教相抗衡。
佛教 魏晋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急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原有的儒，道文化，遇到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轩然大波，曾与佛教有过激烈的竞争。而当时因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人为的努力于事无补，天道亦不足凭，悲观厌世情绪充斥在民间，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汹涌而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和天堂地狱六道轮回的传说使人们更相信命运的安排，是由于前生业力的造就。因此在处于乱世的民间，佛教的观念很快就普及开来。而对于知识分子阶层，在经过了汉末乱局和三国时代，儒家传统的学说，已不能令人满足与信服，魏晋以来，社会精英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和探索进入到叩问宇宙人生的哲学范围。以旷达的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坛领域，这就是历史上魏晋清谈风气的来源。此时所奉《易经》，《老子》，《庄子》的三玄之学，恰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遇，一拍即合，便进一步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知识阶层为甚。另外，更因为有的印度名僧不仅宣扬教理，还切实地显示了许多神通，禅定等实证方法。这与道家修炼成仙，养生方术可谓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接受佛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多。
晋朝时有位印度高僧的第二代弟子慧远大师，年少时为儒生，博览群书，尤其深通《周易》，《老》，《庄》之学，后因避乱南下，跟从道安法师出家，因爱庐山的风景，便邀约当时的名士如陶渊明等，于山中结成白莲社，专门提倡称念佛号的“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由此创立净土宗，至此可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
东晋时期（公元三四百年）另一位著名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他生于现在的新疆境内，七岁出家，九岁与母亲一同前往天竺国（现在的印度）学习佛学经典，三年大成，博览大小乘经论，后返回新疆，名闻西域诸国，在汉地也有传闻。为此前秦的国君苻坚听说鸠摩罗什为大德智人，便派大将吕光发兵远征，灭掉了鸠摩罗什所在的国家，将他抢到手后软禁在甘肃凉州。后因战乱不断一直住在凉州，十六年后才被请入长安，尊为国师。他毕生做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由他领导朝廷供养的翻译人员有三千人之多，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教经典翻译家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在这个时代建起的。
僧肇(384～414），中国东晋僧人。俗姓张。据《高僧传》卷六 ，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原崇信老庄，读《维摩经》，欣赏不已，遂出家从鸠摩罗什门下。擅长般若学，曾和道融等讲习鸠摩罗什所译三论，人称解空第一；曾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和长安于鸠摩罗什译场从事译经，评定经论。他的《物不迁论》，集中在魏晋玄学热门讨论的动、静关系问题上，既不主张“动”，也不主张“静”，而是主张“动静不二”、“即动即静”的中道。认为事物的流转变化是假象，其本质是不动的，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叫做“静而非动”，书中有很著名的一颂：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竟注而不流，野马漂鼓而不动，日月经天而不周。
当时的後秦國王命僧肇還俗，僧肇不從，王乃處以死刑。臨刑時，僧肇悠然說偈：「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在南北朝时期，《金刚经》传入中国并有了翻译过来的汉语版本，它的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
“金刚“的意思是：它在金属之中最坚固，就像金刚钻一样，能破一切法。
“般若“的意思大致可理解为大智慧，它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属于道体上的根本智慧。
“波罗密“的意思：一般的翻译就是到达彼岸。
概括起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能断一切法，破一切烦恼，成就佛道的般若大智慧，脱离苦海而登彼岸的经典。
《金刚经》一共有三十二品，也就是三十二章的意思。这是根据梁武帝时代那位著名的昭明太子的分法而来的，整部经典记录的是释迦摩尼佛对十大弟子之一须菩提讲道解惑的对话。须菩提被认为是佛陀弟子中解空第一。
对于佛教要记住四个字：缘起性空，这就是佛陀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坐在菩提树下悟出来的“道”。《金刚经》通篇讲的也无非就是这四个字，
唐朝的禅宗六祖慧能法师就是通过聆听五祖弘忍讲解《金刚经》而悟道的。可以参考一下上次提到过的《六祖坛经》里边神秀和慧能的两个偈子。神秀说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慧能说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于是禅宗的衣钵就传给了慧能。
《金刚经》就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也就是无所住，住即不住，就是所谓如来，此心干干净净，物来则应，过去不留。风来竹面，雁过长空。苏东坡有一句充满禅意的名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就像下雪天的鸟，在雪地上站了一下，留一个爪印，飞走以后，雪又下来，就把那个爪印覆盖掉了。
当你理解了“缘起性空”这个最重要的佛学概念之后，就可以解释《金刚经》里第五品中的另一句名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说，所有的现象和形象，都是虚而不实的，因其善变，无常，不会久驻，更不会长存不灭，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比如说当年秦始皇灭掉六国，四海归一，何等威风，无论是秦始皇本人，还是受奴役的百姓，都是真实的，但是后来呢？整个秦朝也没有了。还有咱们的大清帝国，兴于孤儿寡母，也亡于孤儿寡母，其间那风云激荡的两百多年也便如烟散去。所以说，虚妄并不是否定其存在，而是说，存在也是暂时的，迟早要灰飞烟灭，最终归于混沌虚无。既然《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你想到的佛法也是虚妄。任何相，都是不存在的。学佛的意义，首先是帮你破除妄念。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当你能够领悟到，一切都是无常变化，你的本心可以不为所动之时，就可以不被妄念困扰束缚，你清净光明的本心得以显现，那么也就成为觉悟之人，达到了佛的境界了。
佛经常常写得很啰嗦，同一个道理总要翻来覆去地说，这是印度人特有的风格。《金刚经》在佛经里边算是简略的，加上鸠摩罗什大师非常好的翻译，是它能够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但即便是它，以今天的行文标准来看也算是啰嗦的
《金刚经》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句式：“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
名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提到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就不能不提到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南北朝时代南梁开国皇帝，在位时间近48年。他年轻时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其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发表过许多诗作，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皆有所成就。
梁武帝喜好乐府诗，派人搜集当地的民歌，登基后对乐府诗的兴趣不减当年，仍参与乐府诗的创作及编修，并重用一班昔日文友任朝官。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南朝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梁武帝除了帝王的身分，也身为学者在经文、史、诗词、佛学等领域留下大量著述而出名的“和尚皇帝”。
在道教学说中，他把儒家的“礼法”、道家的“无”和佛教“因果报应”揉合，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有过多次出家还俗的经历。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宣布舍道归佛。
除了自身奉佛，梁武帝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那时候的南朝寺庙林立。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偏爱，使得当时名山大川之中寺院林立，故有诗人杜牧留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
佛教中流传最广的禅宗也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禅宗起源于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故事：佛祖释迦摩尼拈花示众的故事：说的是一次释迦摩尼佛在灵山对着百万人传授佛法，但他默然不说一句话，只是手里轻轻地拈着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众人都不明白是何用意，只有大弟子摩诃（he）迦叶会心地破颜而笑，于是释迦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禅宗的开始，佛陀同时还把平素所用的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予了摩诃迦叶，这就是衣钵真传这个典故的来历。由此迦叶尊者成为印度禅宗的第一代祖师。
禅宗在印度历代相传，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法师，正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印度佛教衰微，达摩根据他师傅的教导，谓东土震旦（也就是中国）有大乘气象，所以渡海东来，从广州上了岸，由此开创了中国佛教的禅宗一派。
当时禅宗在印度的第二十八代大师菩提达摩，决议到东土传教，大约在公元五百二十年，先是从中国的南边广州登陆，与南朝梁武帝会面，梁武帝是当时笃信宗教的皇帝，不但虔信佛教，也崇尚道教。见到菩提达摩便问：我修了这么多寺庙，做了这么多佛事，你看有什么功德？达摩大师因是要宣扬正信佛教的心法，便老老实实地说：并无功德，做这种善事，下辈子或可投生天道享福，但终归有完结的一天，好像人的影子，看着是有，却摸不着。又说：不自居功劳，心无所住，清净无染，如此去布施，才是真功德，它不是以世俗的观念求得的。这样便和梁武帝话不投机，他于是决定渡江北上。
传说达摩到了长江边上，一时间找不到船只，就在江岸折了一根芦苇，立在苇上过江的。现在少林寺尚有达摩“一苇渡江”的石刻画碑。当然关于“一苇渡江”的解释，儒家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一苇”并不是一根芦苇，而是一大束芦苇。最后，他来到了北魏的嵩山少林寺。到了那里也不讲经，也不弘法，只是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在那里的九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面壁打坐，以至连他的影子都烙在了墙壁上。
达摩来到中国，还随身带来了一部《楞伽经》，其核心思想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当时禅者修习 、 明心见性 最主要的依据。
当然当时中国之所以呈现大乘气象，不是因达摩祖师一人，那个时期前后出现了众多在佛学义理上有高深造诣的高僧大德，诸如鸠摩罗什，慧远，僧肇，竺道生，志公大师，傅大士等。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他们多是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前面提到过曹氏父子三人，建安七子，还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王谢世家（王导、谢安）、桃源陶令（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等。作品也很丰硕。
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开始盛行，之后的唐朝的骈文传统就是承接南北朝而来的。骈体文是古代中国一种特有的文言文文体，其句式多由四字或六字（四六句）及对仗构成，故又称四六文、骈俪或骈体。具骈文特点而押韵者称骈赋。然其因为文章受限于追求艺术技巧之故，适于写景而不适于叙事。也有后人评论说其废话太多，才会有后来的古文运动。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它既是第一部，也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文学总集，由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领衔编选，入选的文章有很多都是骈文。萧统自幼爱好文学，和多名师友一起，在东宫藏书近三万卷图书，选出精品，成《文选》三十卷。
正是《昭明文选》这套书在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出“文学”的观念。萧统编订《文选》，选材标准就是今天所谓的文学性，也就是说，文采要好。而且因为《文选》诞生在儒家意识形态束缚不强的时代，道德感的松弛带来了文学意识的觉醒，它也并不排斥一些三观不正的作品 。这一点让后世那些正统文人非常纠结。比如其中有一首是写怨妇的：
这是写一名已经嫁人的倡家女子在春光中的幽怨：丈夫辞家远行，迟迟不归，自己一个人又怎耐得住春闺的寂寞呢？回想昔年倡家热闹喧哗的生活，如今的寂寞便显得更难消受。诗中的“荡子”一词与今天的涵义不同，没有道德色彩，只是“游子”的意思。“倡家女”也不是卖身的妓女，而是演艺圈的职业女性。
著名的“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都是汉末及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
隋朝 前面讲到的北朝里边有一个北周，后来被杨坚篡了位，建立隋朝，统一了南北。然后就有了著名的昏君隋炀帝杨广，再然后就是唐朝取代隋朝。
隋朝（581-618年），有人说隋朝有点像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短暂但极具影响力的朝代，它承上启下，结束了南北朝的乱局，隋炀帝在位期間，将科举制度（科举制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正式归为国家政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此后历代均以科举而選拔人才，隋唐大運河是世界史上最長的運河。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隋朝大運河部分河段失去通航功能，被元世祖忽必烈所修的京杭大运河代取代。但隋炀帝好大喜功，經常南征北伐，又大兴土木建造建造都城，生活奢靡，使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
隋朝末年，天下群雄并起，在各路义军声势浩大的声讨中，大隋帝国摇摇欲坠，行将末路。
隋炀帝到帝国崩溃在即，不禁愁绪万千。作了一首诗，诗名为《野望》，全诗短短二十个字，却很好地刻画了隋炀帝当时的心情，反映出他那无可奈何的失落和沮丧。
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文化、艺术和思想的繁荣达到顶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在文化上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以儒法治国，以道教为国教，并信奉佛教，儒释道三大思想交相辉映，文化远播海外。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文化名人数不胜数。
儒家學說向來是各朝皇帝治理國政、统治人民的重要理論根據，唐代也是將儒學作為治理天下的學問依據，因此唐代初期對儒學大力提倡，逐漸地恢復了儒學的生命力，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韓愈主要的論述在排斥佛老、建立儒家道統；並自許為儒家道統的接班人，至於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則以援佛入儒、統合儒釋等方法來重新探討儒家學說，這些都是中唐時期儒者面對社會、政治的紛亂，試圖發揚儒學精神以穩定亂象的嘗試，這也是儒學歷經了幾百年與佛、道相爭相融的相對性衰頹後，再次閃耀出的光芒。
唐朝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认为其为老子之后，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国的地位达到顶峰。。
这个时期的道教名士：
吕岩，也叫做吕洞宾。唐末、五代著名道士。世称吕祖或纯阳祖师，为民间神话故事八仙之一。
佛教 在唐代初期，英明雄略的唐太宗及其开国时的文武将相，大多是博识之才，因而无论是道教，佛教都是一律优容，自由信仰。这时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一件大的事，便是玄奘大师远赴印度留学取经，回国后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当时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使佛教更为兴盛，并出现了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十个宗派，那个时候僧侣众多，大师辈出，其发展可谓欣欣向荣争芳斗艳。著名的乐山大佛、西安大雁塔等都是在唐代修建的。
唐代禅师的诗：
禅宗五祖传衣钵给慧能。
神秀：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
六祖慧能
菩提本非树，心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
唐末五代的时候，禅宗鼎盛，出家人空前的多，丛林制度是在百丈禅师带领下佛教界的一次改革，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
佛教仍然流传至今的宗派除了禅宗，就应该算是密宗了。宇宙人生是一大奥秘，至今没有被人类解开。佛教里有一个宗派，其内容就充满了神秘玄奥的色彩。
唐朝时正式传入中国西藏地区的密宗，其别称为喇嘛教，是从西藏语的习惯而来。它的起源的传说，一般有两种途径：
一是在唐朝传入中国，到了宋末明初由蒙古人带入西藏。而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朝廷认为密宗过于怪异，便下令废逐，以后就一直流传在日本，史称“东密”。东密最基本的经典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我们听说过的“大日如来”就是他们的本尊。
二是佛祖释迦摩尼涅槃后八年，为了度世心愿，需要传授密法，因此以神通显化，不经母胎而出世，从一朵在某国王庭院的莲花中诞生出来，就成了后来密教教主– 莲花生大师，从此使西藏成为佛国，中国佛教史上，把它叫做“藏密”。
和显教需要智慧思维，持续修行不同，密宗提出由“三密”的加持功德，使人容易得到“即身成佛”的效果。所谓三密就是身，口，意三重内涵的秘密。（1）身密是指人体本身就蕴藏着奥秘，用一些渊源于远古的方法，加持到修学人的身上，就可以事半功倍，迅速地达到神人互通，天人一体，进而至于成佛成圣。它包括“手印”，表明人的双手就藏有无穷奥秘和潜能。除此之外人体还存在内密，有三脉七轮之说，与中国道家气脉理论相映成辉。像古代印度的瑜伽就是一种内修的方法，当然现在流行的健身瑜伽浅显多了；（2）声密即口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咒语。这也是密宗的一个重要特点，像西游记里的许多神咒，平时和尚念经，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们平时的确要注意自己的口业；（3）意密，是三密中最主要一环，而且即使不懂密宗，心理意念对人各方面的影响早已被现代人所接受。密教中的意识修炼时以“净化心波”为目的的。
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可谓群星璀璨。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准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
二、格律诗的起源与发展
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是一种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的汉族诗歌体裁。它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句有一定声调，按一定的韵部押韵，并严格遵守平仄规则。格律诗主要包括绝句、律诗、长律等形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律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文人开始尝试将诗歌的声韵和格律规范化。到了唐代，格律诗逐渐成熟，成为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流。唐代诗人如杜甫、李白等，都是格律诗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不仅严格遵守格律诗的规则，而且在意境、情感等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从文学方面来说，唐朝人是幸福的，因为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当然这些杰出的传世之作的出现，是有它的群众基础的，现在我们读到的唐诗，也是从大量的平庸之作中遴选出来的。
唐诗宋词，是中国诗词领域的两座高峰，而李白杜甫，是唐诗的两座高峰。李白的诗就像是写意画或流行歌曲，杜甫则像是工笔画或是美声唱法。
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段
王勃（650年-676年或684年），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王勃的《滕王阁序》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九月九日（675年）重阳节王勃探亲路过南昌，正值洪州都督阎伯屿于滕王阁上大宴宾客，饯别新任新州刺史宇文氏一行。阎已命其女婿吴子章备好序文以为夸耀，席上假意邀请在座宾客为滕王阁写作序文，众宾客推辞，岂不料王勃竟提笔疾书，成就一篇千古名作，是古今传诵的骈文名篇。为我们贡献了40个成语，让我们欣赏一下几个名句：
骆宾王（约640年-约684年），中国唐代官员、文学家、诗人。
骆宾王7岁能诗，亦有神童之誉。也擅骈文。
王维（692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jie居士，祖籍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遂为河东人。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受母亲影响，精通佛学，其字“摩诘”，是取自佛教的《维摩诘经》，有“诗佛”的称号。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王维早年诗作充满爱国热情，晚年笃信佛教，因此其晚期作品中融合佛法，充满禅意。
孟浩然（689年—740年[1]），字浩然，号孟山人。唐代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又称孟襄阳，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属于山水田园派。孟浩然因隐居于鹿门山，后人称他孟鹿门、鹿门处士，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贺知章（约659年－约744年），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越州永兴（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唐代诗人、书法家。
张若虚（约670年—约730年），扬州（今江苏扬州）人，唐朝诗人。说起唐朝诗人，就不能不提到他。曾任兖州兵曹。 [1]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春江花月夜》为其代表作，被誉为唐诗开山之作，享有“一词压两宋，孤篇盖全唐”之名。
张若虚的诗仅存二首于《全唐诗》中。其中《春江花月夜》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它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抒写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宛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
王之涣（688年—742年），唐朝诗人。幼年聪颖，弱冠能文。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精于文章，善于写诗，多被引为歌词。
王昌龄（698年-757年）， 盛唐边塞派诗人，作品感情充沛，形象动人，景象含蓄，韵味深长，其边塞诗代表了盛唐气象。
岑参（715年—770年），唐朝诗人，宰相岑文本曾孙，边塞诗代表人物，与高适并称“高岑”。曾任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刺史，后人因称“岑嘉州”。
李白（701年5月19日—762年11月30日），李白有着磅礴的想象力，作起诗来豪放不羁，他连陶渊明也瞧不起，写过“龌龊东篱下，泉明不足群”，是嫌弃陶渊明的隐居小日子很龌龊，自己不想和这种人做朋友，但后人评价李白，常说他是陶渊明的继承人。
李白的诗歌的魅力，首先是从他的任性来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对李白留下的印象。李白一直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纵横家，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半是帝王师，半是侠客。只要明主给他机会，他就能折冲于尊俎之上，却敌于谈笑之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李白，夸他诗写得好，他不会有多在意，夸他是纵横家，他一定能拉着你喝一天酒。正是这种自我认知的严重偏差，李白的诗才能写得特别豪迈，特别有想象力，有人送给李白三个词：任性、非主流和低情商。他写诗，不太在意格律，可以提笔就来，有的就是古体诗，可以说是自由体。唐代诗坛，虽然李白、杜甫并列为两大高峰，其实李白的最高成就在古体诗，杜甫的最高成就在严格遵循格律对仗等规则的近体诗。
李白和杜甫分别被认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巅峰。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会写实著称。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后曾隐居成都草堂，世称杜拾遗、杜工部，又称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圣，为后人所推崇，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把近体诗的格律之美探索到了极致，有很多既出奇又精妙的写法。
写七律，最讲究的就是对仗。这是杜甫最拿手的，他探索了对仗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仗的潜力几乎发掘到极限，玩出了很多花样。比如在安史之乱刚刚结束的时候，杜甫很高兴，写下一首很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cháng）。
却看（kān）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颈联用“青春”对“白日”，乍看会觉得对不上，这两个词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一看，字面竟然对得很工整，看上去是“青色的春”对“白色的日”。后人给这种对仗起了一个名字，叫“无情对”。
杜诗的无情对还有很著名的一联：“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寻常”的意思是“经常”，和“七十”显然对不上，但是在古代的度量单位里，“寻”和“常”都是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两寻等于一常，所以从这个意思上，“寻常”和“七十”对得工工整整，没有一点毛病。
再看诗的最后两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也是一组对仗，巧妙的地方在于，上联和下联只有衔接在一起之后，才是语意完整的一句话。这种对仗，叫做“流水对”，不像传统对仗，上联和下联各是完整的一个语句。再比如《孤雁》诗里的“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也是流水对。这样的写法使诗句更有流畅感，在格律的严整束缚之下，竟然有了散文的挥洒自如的味道。流水对属近体诗中的一种，是指出句与对句在意义上和语法结构上不是相对，而是上下相承，两句不能互相脱离，更不能颠倒，在语言结构上有一定的前后秩序。
如果想要严整的感觉，杜甫可以写得比格律规范还要严整，比如“南极一星朝（cháo）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不但上联和下联对仗，上联里边还有“南极”和“北斗”对仗，下联里边还有“五云”和“三台”对仗，这叫“当句对”，对仗当中还有对仗。一个当句对的句子和另一个当句对的句子对仗，这就是精雕细琢的功夫。杜甫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而要把诗写到这么精细，无论在词汇量上还是在典故知识上，都必须有海量的储备才行，远不是单靠才华就够用的。“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这话也是杜甫说的。
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唐代文學家，文章精切，特別擅長寫詩，是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作品平易近人、通俗易懂，乃至於有「老嫗能解」的說法。
白居易的作品，在作者在世時就已廣為流傳於社會各地各階層，乃至外國，如朝鮮半島、日本等地，產生很大的影響。重要的詩歌有《長恨歌》、《琵琶行》、《秦中吟》、 新樂府、《問劉十九》等，
《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的社会现象，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白居易将诗歌和音乐奇妙地结合，达到了叙事、写景、抒情的高度结合，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极高，是古代文坛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可谓是“史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句。该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抒情诗与叙事诗密切结合的典范之一。
元稹（779年—831年），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两人的诗风，被称为元白体。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师说》是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马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论说文。这篇寓言性的短论通过对世上有无千里马这一问题的反复论证，归结到不是没有千里马，而是缺少知马的伯乐，从而对封建统治者不知人、埋没人才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抒发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感慨和悲愤。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刘禹锡（772年－842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李贺（790年－816年），唐朝中期浪漫主义诗人。
李商隐（813年1—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怀州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人，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晚唐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廿二首，数量位列第四。
此诗是李商隐最难索解的作品之一，诗家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慨叹。作者在诗中追忆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伤感自己不幸的遭遇，寄托了悲慨、愤懑的心情，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创造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全诗词藻华美，含蓄深沉，情真意长，感人至深。
杜牧（803年—852年），唐朝文学家，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不屑逢迎。 自负经略之才，诗文均有盛名。文以《阿房宫赋》为最著，诗作明丽隽永，绝句诗尤受人称赞，世称小杜。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
温庭筠（约812年-866年，或824年-882年中国晚唐时期诗人、词人。
《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梁晓纯先生的讲座，深入浅出，资料详尽，为大家勾勒了一幅中国传统文化诗情画意图。梁先生说，他是在“知天命”之年才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入的研究。主持人笑称，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超过了传统“知天命”之年，但以当今时代来说，“知天命”已经不是50了，70到80才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所以，我们现在正是坐下来开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时机，今天这么多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会继续举办这样的讲座，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澳洲多元文化作出贡献。
主讲人简介
梁晓纯，笔名：梁风如故，天津人。1996年移民新西兰，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走过了不少地方，换过了几个专业，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艺术的热爱。现为澳洲持照报关员，新州华文作协会员，悉尼雨轩诗社社长，中国散文网会员。
编辑：唐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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