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学术   2024-11-05 19:55   广东  

人文学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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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男,1954年1月生,广东潮州人,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人文学者。2015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5月4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几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2002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他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80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7]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8],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涉及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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