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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郑州国棉三厂的故事】
系列故事之三：
我在三厂当记者
郑州国棉三厂从1954年建厂开工到2007年彻底搬迁，六十多年间，她不仅是一个生产棉纱棉布的国营大型棉纺织企业，同时，也是一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的重要基地和舞台。工厂建厂六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国棉三厂不仅向国家上缴利润达17亿元，相当于国家对该厂投资的34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该厂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各类专业人才亦达上万名之多。不少同志因为有国棉三厂这样的舞台而成长，取得进步和发挥才能。许多人才在离开郑州国棉三厂后，都会无不深情和感慨的说出这样一句共同的话：
“是郑州国棉三厂培养和锻炼了我，如果没有国棉三厂，也许我还不可能有如今的成绩。”
在说这句话时，他们内心的情感虽然都很复杂，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国棉三厂确实是一个激励人，培养人，锻造人的广阔舞台。
那么，为什么国棉三厂会成为这样一个舞台呢？据我的长期观察和实践认为，是得于该厂长期以来所形成和积沉的：鼓励上进，培养包容的企业人才文化观念和氛围，所创造出来的很好的、必然成果。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企业人才文化观念和氛围的影响之下，国棉三厂不仅培养和造就了像张贺亭这样由一般中层干部，最后提升到河南省纺织厅厅长这样厅局级职务的领导干部；也给予了像袁鸿岗、朗穗生这样的由原一般干部施展才能，升任到国棉三厂厂长，成为省、部级优秀企业家的机会和舞台。而且，也正是有了这样良好的企业人才文化观念的作用，才培养输送出了像杨泽主，孙秋菊等一批由一般工人，升任到省重点院校成为主要领导人事例（注1）；同时，也因此培养和成就了一批像沙发来，韩英，王明信（注2）等这样一批省市文化名人的生长环境和空间……
我在郑州国棉三厂虽然算不得什么名人和人才，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建树和名气，但是，在国棉三厂的四十年里，我自己也真而且真的体验和感受到三厂这种人才文化观念对我的关照和影响。最终也才使得我一个由初中生，不仅读完了大专文化课程，而且，还让我成为能在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商界》在国内的多家国家和地方报刊，发表各类文体作品达200余万字的作者；同时还被聘成为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及专栏作家。不仅担任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2002年还有幸入选中国经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学者风采》一书。
我深切认为，我的这些成长、发展过程，如果离开了国棉三厂这样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舞台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是1964年参加工作来到国棉三厂的，当时，我只一个有初中刚毕业的中学生。而且，还是个怀揣着体验生活，将来当作家的幼稚和不切实际的梦想，并不打算在这里长期多待的、很有些浮躁的小青年。
不过，进厂之后，我很快被当时全厂处处体现出的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的热烈氛围所感染和包围，我似乎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同志之间亲如一家的伊甸园。
虽然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岗位是全厂最累和最吃苦的辅助工，但是，我也不觉得苦。因为，当时不仅没有人歧视我，而且，还处处会有不少人不遗余力的帮助我关心我。在这种情况和环境中，我还快适应了工作，并且还有机会去抽空帮助别人。
进厂不久，我一次不小心把一个月的粮票搞丢了，这在当时粮票就是命根子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可真是了不得的天大之事，也正是这时，是我们车间和轮班小组的同志纷纷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硬是你一斤，他几两的给我凑足了一个月三十来斤的粮票，让我顺利渡过了一个月的饥荒。我至今永远感激我的同事们。这就再一次证实了，国棉三厂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团结互助亲如一家的美好集体。
就是在当时那种美好善良，积极向上的氛围影响之下，我也是非常积极工作，不断把自己的身心与工友们融合在一起，进厂半年之后，我便加入了共青团，而且在涨工资时，我还成了当时新工中，为数不多工资涨到33.5元/月的工人。并且，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登上了《郑州晚报》。从那之后，我工作劲头更足了，只觉自己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
我在努力圆满完成自己本职工作之外，还担任了轮班黑扳报的主编和团支部在宿舍创办的《理论与实践》壁报的主编。与此同时，我又重新开始了我从小就十分衷爱诗歌创作。看到这种情况，车间领导不仅没有阻止我，还积极主动介绍我参加了当时在全省都有些名气的三厂工人文学创作组中的诗歌组。从此，为我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发展机会。在诗歌组中我与王明信共同创办了《诗窗》这一很受广大职工欢迎的室外刊物，参加了《奔流》杂志特约的大型组诗《王杰颂歌》的创作，并且还使我有机会先后结识了当时省市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和编辑如，省文联主席于黑丁，著名作家李准，华山，河南日报副主编李白雷，河南日报编辑许鸿科，《奔流》杂志编辑钟庭润，著名诗人王怀让，郑州晚报编辑曹地，魏柏年等人。并抽空编辑了我最初的两部诗集《祖国万岁》《纺织城之歌》（后因文革开始而未能出版）。当时，我的这些活动都得到工厂和车间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后来，文革期间，在厂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吴永超及车间书记韩振国的支持下，又分别在批林批孔，及批四人帮的活动中，两次担任了主编，与一些同志一起主办了多期大型宣传专栏，这些由我主编的长约20米，高约1.8米，总面积达多近40平方米的图文俱佳的专栏，每次一经在建设路省文宫外围墙上贴出，便都受了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围观和交口称赞，并成为当时郑州西效一道最出色，最亮丽的风景线。（可惜当时所拍的照片全部遗失了）。我在担任这个主编职务两年期间里，不仅得到了单位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水平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厂里便提拔我到厂计划生育办公室，担任了宣传干事。
1985以后，我在车间担任了负责纺织工艺的技术员和负责职工教育的教务员。虽然当时工作很忙，但是，我依然很难割舍我所衷爱的文学创作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兼任了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当时的车间主任杨国富和沙小莲知道后，非但沒有批评我，还鼓励我说，只要你忙得过来，我们支持你。他们不仅说到做到，而且还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我才得以多次抽时间南下广东、浙江、江西，东到上海，青岛，西至西安，兰州，北到河北、北京，哈尔滨、沈阳等地先后完成了采访健力宝集体的创始人李经纬，万向节集团的鲁冠球，德力西集团的张果喜，及春都火腿肠的高凤来等当时名人大佬，和全国批发市场的调研，先后创作并发表了《京华月访李瑛》《呑鱼吃虾德力西》《魔水的魔道》《红红火火的星期日市场》《中国纺织大裂变》《中国批发市场大扫描》《中国人大陆女帮办》《中国的地下血站》《家庭商战交响曲》《国企改革的路还有多长》等多篇数万字的，一批颇有份量和影响力的新闻特写和文章，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欢迎和重视，并分别获得了不同奖项。同时也为我创作记实文学《魂诉》和《都市的徽章——中国的城市雕塑》积累了不少素材。
除此之外，我还分别在《质量管理》《成人教育》《纺织政工研究》等专业杂志发表了多项专业学术论文，以及一部12万字的《三合一小组讲义》书稿，在中国纺织企协内部刊物上全文发表。
如果说以上这些算做成绩的话，那么可以说，如果没有国棉三厂这个大舞台，没有这个好的鼓励、包容、支持这样环境和好领导们，我是万万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
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撰写发表的《中国纺织大裂变》，是根据我深入调研当时全国纺织发展状况后，针对全纺行业现状发展问题而写的重要文章，其中也不指名的批评了当时我所在国棉三厂一些不当的错误做法。当时我是真怕我们厂领导发现后不高兴，说我吃里扒外，给我小鞋穿。所以文章发表后，我就没敢拿给厂领导看。但是沒想到，后来当时的厂长袁鸿岗还真看到了，他非但没有批评我，而且还鼓励安慰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到点子上，批评的也很对，对全国纺织去向有一定指导意义，不过，我建议你发表前给我通个气，省得让我有些被动。从那以后，我经常把我写的文章拿给他看，他还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
1999年，我应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委托为一家当时省知名企写一篇专访，文章在《郑州工作》刋物上发表后，影响不错。后来被当时我厂党委书记陈文章同志看到后，他对我开玩笑说：你别光替外边企业鼓吹，有时间也得替咱厂吹吹。我说，咱们要是干得比他们还好，别管了，我在人民日报吹你。于是大家是轰堂大笑。一直以来，陈文章书记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各种文学创作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由车间技术员调任到厂教育处，当了一名负责干部、职工培训工作的干事和教育部门的工会主席，工作忙，杂事多。有一次，我突然接到某媒体要我外出采访的任务，于是，便向当时我的顶头上司齐爱华告了假，她不但没有因为工作忙而阻拦我，而且，还告诉我，放心去把，你的工作我给你担一部分。就这样我外出采访半个多月回来后，她把我该做的工作干得是井井有条，这令我感到真有些内疚，当我感谢她时，她爽快的说，你为社会做贡献了，我帮你点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此，我也十分感谢我的好上级齐爱华同志……
就是在郑州国棉三厂这样宽松包容的环境下，和各级领导同事的协助下，我在三厂这个舞台上不仅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同时，也高高兴兴当了二三十年的“开心记者”。
孙秋菊，原系囯棉三厂普通工人，后调任河南省纺织厅工作后任河南省纺织高级技师学院院长。
韩英，原国棉三厂工人，八十年代调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任编剧。
注3） 王明信（笔名苏小蒙）原郑州国棉三厂工人，在职期间，兼任郑州工人报记者。退休后应邀任《河南新闻出版报》编辑部主任。郑州市著名文学活动家。
作者署名“赵镜”系赵振中笔名。
【作家 赵振中】我和郑州国棉三厂的故事（之一）：工友情义比海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