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生：延安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经验与启示

王礼生

一

党史界普遍认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是党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其中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建设理论与实践成熟的标志”。延安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由局部掌控到影响全国乃至世界，其理论建树与实践经验对于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特征如下：

政治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成功地建立和巩固赣西南、闽西、湘鄂西等一批革命根据地。一定意义上，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是赢得人心的过程，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是赢得人心的胜利。而如何让新生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认同，如何让革命根据地这些“星星之火”在全国发展壮大成“燎原之势”，党深刻认识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引导社会舆论对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深刻意识到文化领导权对于夺取政权、壮大政权、巩固政权的关键作用。为此，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之后，思想建党被作为党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同志甚至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民族性。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全国以及海外华人等的积极响应和拥护，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注重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出民族精神的磅礴伟力。同时，党并不一味地排斥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传统文化与所处时代相契合的元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使其为新的社会制度服务。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党对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深刻理解，也彰显了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民族性。

人民性。党始终坚持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把人民立场贯彻到思想文化建设各个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召开文艺座谈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文艺政策等方式，积极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反映时代精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延安时期诞生的《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黄河大合唱》《东方红》《白毛女》等文艺作品，不仅在当时深受人民的喜爱，也是唤起当今人民革命记忆的红色经典。

革命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倡导革命的新思想。党反对一切封建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知行统一，打破封建迷信的思想枷锁；党号召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推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本土化，这些民主元素共同构成了延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征，也为后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党注重培育国人革命精神，形成独具特色的延安革命文化，这种文化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蕴含着坚定的革命意志。

先进性。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是延安时期党的文化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苏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是延安时期党的文化理论的主要实践来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是延安时期党的文化理论的主要哲学依据。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延安时期党的文化理论的逻辑路径。党的领导集体、文化人以及延安的文化团体、新闻报刊等是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主体。在它们的互动和作用下，形成文化理论发展的合力，不断推动着文化理论的发展。

体系性。在思想建设方面，党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学习班等活动，提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宣传教育方面，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民族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文化工作者和技术人才，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与巩固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在阵地建设方面，党着力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印刷厂等媒体和设施建设，积极传播先进理论、宣传政治主张。

包容性。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延安汇聚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多元文化群体。党能够尊重并包容这些文化差异，并通过有效的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将这些多元文化整合到革命的大旗下，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毛泽东同志就文艺工作者的态度问题指出：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绝不是相反。

亲和性。延安红色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和局部执政的情况下积淀形成的文化。它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样态”，是以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价值取向、崇高思想品德、艰苦朴素工作作风为主要标志的革命者的“公共人生”，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同群众打成一片”的政党文化。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等报纸杂志不仅刊登了大量由知识分子撰写的理论文章和评论，还开设了“工农兵专栏”等栏目，鼓励工农兵群众投稿发表自己的作品，既丰富了报刊内容，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和认同感。

鼓舞性。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延安精神成为强大的力量之源，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外国记者来到延安，见到“衣衫褴褛却气宇轩昂”的延安人，敬意油然而生。

二

延安时期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对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文化多元多样多变更加凸显、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而社会异质性越是增强，社会思潮越是多元，思想文化越是多样，越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引导，越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

思想多元凸显“主导”。延安时期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理论普及等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自觉信仰，有力提升了干部民众的政治觉悟，使党和人民群众在多元社会思潮并存的现实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正确的立场和方向。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社会思潮多元并存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更加需要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理论创新与研究，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导和管理，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不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以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文化多样凸显“主流”。延安时期，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革命斗争中成功塑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延安精神。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必须弘扬先进的、积极的主流价值，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在当今社会，文化多样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文化形态、价值观念能够迅速传播、交流乃至碰撞。这种多样性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混乱、道德失范等问题。因此，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广泛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文化市场监管，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思潮多变凸显“主体”。延安时期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突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也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社会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关乎文化的繁荣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稳定与人民的福祉。在新时代的文化发展中，必须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旋律、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推动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心声、体现人民利益的优秀作品，让文化真正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万山磅礴凸显“主峰”。群山连绵构成整体景观，但主峰以其雄伟挺拔成为整个山系的标志和灵魂。同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共同构成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宏大画卷，而党的领导则是这幅画卷的灵魂和核心。正如在群山之中主峰最为醒目和关键一样，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最大成果就是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重视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