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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方运动”与“献方”本身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据掌握资料，当今学界对“献方运动”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张瑞贤、张卫的《20世纪50年代的献方运动》，袁秀荣、张瑞贤、张卫的《20世纪50年代献方运动中的上海》，李剑的《献方与采风》。相关研究侧重于“献方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政策变化、社会影响，献方本身的研究则有待深化。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是“献方运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医工作中，最早的献方见于延安时期，随后在河北省进行了访求民间良医和秘、验、单、效方的“访贤采风运动”。1958年9月8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中提出：医药卫生技术革命要“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要中西医结合，土洋并举”。1958年10月河北省发起“人人献计、个个献宝”的全民采风运动。“运动中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全民动员，全民动手，采取了逐级布署，层层发动的办法，迅速掀起了采风高潮。全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采集单方、秘方、验方16万多个。”1958年10月，广东省卫生厅“发动了一批医务人员到全省各地采风。同时全省各地中医和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党的中医政策，积极而主动地献出了不少秘方和验方”。
体例清晰，理法俱全
《特辑·前言》称“第一辑374方”，经逐条核实，共有383方。漏计9方具体如下：“内科：偏枯、口眼歪斜方”、“儿科：麻痘方”分别漏计了1张；内科“咳嗽、咯血、声嘶方：疗肺病验方”、“胃痛方”、“心气痛方”、“臌胀方：金蟾散”分别漏计李全佳、陶葆荪、潘仲文、岑玄珍献方；五官口腔科“咽喉、口腔病方：鹅喉散妙方”漏计赵启光献方；“杂治”分别漏计关济民“误食毒物方：中百足尿毒方”、“误吞异物方：鱼骨哽喉方”2张献方。
《特辑》将献方分成“内科”、“妇科”、“儿科”、“五官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瘰疬、疮疡科”、“伤科”、“杂治”8大类。
“内科”分“咳嗽、咯血、声嘶”、“肺痈”、“哮喘”、“胃痛”、“胃出血”、“呕吐、呃逆、反胃”、“胃下垂”、“绞肠痧”、“痢疾”、“大便下血”、“脱肛”、“便秘”、“水肿”、“脚气”、“疝气”、“癌肿”、“黄疸”、“胆石”、“肝炎”、“肝硬化腹水”、“臌胀”、“瘕聚”、“风湿、痛痹”、“遗精”、“失眠”、“虚弱”、“偏正头痛”、“偏枯、口眼歪斜”、“癫痫”、“高血压”、“腮腺炎”、“阑尾炎”、“砂淋(肾结石、膀胱结石)”、“糖尿”、“甲状腺肿”、“荨麻疹”、“紫斑”、“皮下出血”、“尿闭”、“鼠疫”、“霍乱”、“白喉”、“脑炎”、“猩红热”、“疟疾”、“癍痧疹”、“传染病防治”、“血吸虫病”、“绦虫病”49种。
献方举例1：陶葆荪所献三白汤，“三白汤治胸痛，或胁肋痛，肺肋膜炎收效颇著。韭白二钱、桑白二钱、白芍六钱、地榆四钱、莲梗三钱、川连钱半、宽筋藤二钱、鸡内金二钱、竹茹钱半。清水三碗煎至一碗分两次服，约两小时服完。”
"儿科”分“脐风” "惊风”、“百日咳 “肺炎”、“久热不退”、 “夏季热”、‘ 麻痘 、“疳积”、“小儿腹泻”、“小儿杂病”1 0种
献方举例3:黎炳南所献脐风散,“脐风散治新生儿破伤风。金边蜈蚣11条去足、头酒浸，僵蚕一钱，全蝎六分，翟麦钱，川乌尖六分。共研细末; 1、将药散少量吹入鼻内; 2、薄荷适量煎水冲散二分和散; 3、每日可服三、四次。
”肿瘤、瘰疬、 疮疡科”分“肿瘤方””、、“瘰 疬方”、、“拔毒生肌方”、“流注疮、冻疮、囊痈、石碾、头疮、烂头方”4种。
献方举例6 :何汝湛所献瘰疬方,“瘰疬方统治颈项部一切大瘰疬。石灰八钱(新出窑未泡水，愈新愈佳) ,枧砂四钱(要洁白如雪)，殊砂五厘。取石灰筛去粗粒,要临风自化,将各药和匀,拧入瓦瓶封固听用。
所献之方有方名、药物组成、剂量、煎煮与制作方法、使用方法、所治病症，禁忌，甚至记载献方来源与疗效。张志民所献鹅掌疯方详细介绍了鹅掌疯症状表现，并注明“由上海专业治鹅掌疯者索来”。何汝湛所献瘰疬方“系我(按：何汝湛)少时从外科医师游所传授。”颜公长说明杨柳蕈治偏头痛的疗效与献方来源，“我用此蕈治愈偏头痛有二十余人，其中有患十余年廿余年者，均经治愈，无一例失败。偏头痛缠身的患者，经常在痛苦的情绪中，我经验此蕈对偏头痛而牵连患目疾者，其效更属惊人，往往偏头痛愈，目疾亦失。此方为民间偏方，我没有获得此方前，治偏头风虽有一时性效果，但总不断根，自获得此方后，治无不中，用无不效，民间偏方之值得重视，于此可见。”
名医献方，疗效佐证
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罗元恺、陶葆荪、何汝湛、李仲守、黎炳南、钟耀奎、关济民、朱敬修、黎少庇、张志民、沈炎南、刘赤选、梁翰芬等都积极参与献方运动，献出家藏验方。全院共45位教职工参加献方，献出383张验方。其中，关济民献方最多，献出了102张验方。关济民等10人，共献出255张验方，占66.6%。
关济民共献出了102张方，其中内科方38张，妇科方5张，儿科方13张，五官、口腔科方19张，皮肤科方1张，肿瘤、瘰疬、疮疡科方5张，伤科方5张，杂治方16张。其中，“杂治”类献方16张，全部由关济民所献。
献方举例9：关济民所献皮肤湿疹外用方，“皮肤湿疹外用方：山松毛、山薄荷、飞扬草(以上生草药)、铅粉各等分研细末，混合为散。如痕痒流水，用白醋开搽患处，日搽4—5次，如流水已减少，则用酒开搽，如皮肤有损破，则用生油或饭汤开搽患处。”
邓鹤芝共献出了26张方,其中内科方12张,妇科方6张,儿科方6张，五官、口腔科方2张。
献方举例11 :邓鹤芝治疗妇人产后乳胀方,“治妇人产后乳胀痛。王不留行三钱、白通草钱半、炙草钱炒、麦芽五钱、赤芍二钱、生葱头五个。清水二碗煎至一碗之八分，一次温服。连服四剂,外用热水敷乳部。
陶葆荪共献出了16张方，其中内科方12张，妇科方3张，儿科方1张。献方举例12：陶葆荪治久咳方，“治伤风咳过月不愈，或难咳、或易，或有痰或无，即其他原因的久咳亦可与服。人参叶钱、鸡内金二钱、杷叶钱半、龙俐叶钱半、津梗二钱、柿霜三钱、芒果核钱半、苏梗钱半、法夏二钱、冬花蕊三钱、浙贝三钱、白前根钱。水煎服。”
何汝湛共献出了14张方，其中内科方1张，妇科方4张，儿科方5张，五官、口腔科方2张，肿瘤、瘰疬、疮疡科方2张。
钟少桃共献出了13张方,其中内科方4张，妇科方2张，皮肤科方5张，伤科方2张。
献方举例16 :钟少桃螽斯丸，“川附子三钱、茯苓三钱、法半夏三钱、玉桂心三钱、西秦艽三钱、川朴三钱、川杜仲三钱、干姜三钱、牛七三钱、沙参三钱、防风三钱、白薇三钱、细辛五钱、人参四钱。共为细末，蜜和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为五十丸，气盛肥胖，久不受孕者甚效。 传此方为贡方。
《特辑》所录献方，绝大多数为当代著名中医所献。除了当代国医大师邓铁涛、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妇科专家罗元恺，关济民、邓鹤芝、陶葆荪均为广东省名老中医。邓鹤芝是伤寒派医家，曾任“广州普仁善堂医务主任”、“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州汉兴国医学校教师和医师”。陶葆荪是“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副馆长”、“广州中医学院金匮教研室主任”。关济民是“广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在其所献处方后，多附注使用经验与临床疗效。张景述记录其“癌肿一方”验案：“上海有老妇患子宫癌，往上海肿瘤医院诊治无效，乃嘱回乡休养，后在乡经某老中医用此方治愈，回到肿瘤医院查检，证明属实。”在其“癌肿四方”则介绍国外专家对该方疗效的认可与作用机理，“据苏联专家研究，认为乌头有抑制癌瘤细胞作用。日本板田教授则谓大蒜、甘草均有这样作用。龙野一雄临床医学亦介绍本方治胃癌。”
这些名老中医的后人、弟子至今仍在秉承前辈经验，灵活运用献方于临床各科。例如，陶葆荪所献久咳方“人参叶钱、鸡内金二钱、杷叶钱半、龙俐叶钱半、津梗二钱、柿霜三钱、芒果核钱半、苏梗钱半、法夏二钱、冬花蕊三钱、浙贝三钱、白前根钱”，后人以之加减(人参叶、龙俐叶、枇杷叶、风栗壳各15g，苦杏仁、浙贝母、紫菀、桔梗、木蝴蝶、防风各10g)合复方甲氧那明治疗风燥犯肺型感染后咳嗽，总有效率达95%。
疫病献方，急时之困
传染病献方在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中占重要地位。其中有治疗烈性传染病鼠疫、霍乱的献方，有治疗慢性传染病肺结核、麻风病的献方，也有预防传染病的献方。如治疗肺结核的“救肺丸”，“痢疾”方、“疟疾”方、“脚气”方、“癍痧疹”方、“腮腺炎”方、“鼠疫”方、“脑炎”方、“传染病防治”方、“血吸虫病”方、“绞肠痧”方、“肝炎”方、“白喉”方、“猩红热”方，儿科中有麻痘方，皮肤科有“麻风”方等。
献方举例18：岑玄珍“霍乱急救方”：“白附子二钱，桂心钱，沙羌虫二钱，丁香钱半，细辛五分，藿香钱半，龙涎香钱二，共研细末蜜丸服。”
岑玄珍回忆：1938年合浦(按：1949年以前，合浦属广东省)霍乱流行，以“霍乱急救方”施治，救治多人。
献方举例19：梁翰芬“化癍方”：“犀角二钱，羚羊角钱半，生地八钱，银花四钱，连翘四钱，紫地丁一两，紫草一两，茅根一两，大青叶三钱，归须三钱，荆芥钱半。”
梁翰芬回忆：此方30年前，曾医过一独头癍、金钱癍。“1953年8月中旬，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科张乃初教授特由北京来请教我，我以此方与之。”
献方举例20：张景述治血吸虫病“苍槟合剂”：“治中早期血吸虫病，腹痛腹胀，大便脓血，肝脾肿大，消化不良。枣儿槟榔两半，干苍耳全草两半。①制为丸剂，每服五钱，日服三次，五小时服一次，空心开水送服。②制为水剂，共60毫升，每服30毫升，日服二次，早晚空心开水送服，以20天为一疗程。”
张景述回忆：曾用此方治疗9例血吸虫病，治疗结束后，“大便沉孵三次检查，阴性率70-90%。三个月追踪检查，阴性率63%。七个月追踪检查，阴性率41.6%。另17例一直保持70-82%，一般体征症状均告好转或消失，食欲亢进，劳动力加强，红血球血色素均有增加，营养改善。”
治疗传染病献方多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珠江三角洲湖网密布的地理环境有关。环境卫生不良、民众卫生观念落后，也是当时传染病较多的原因。“在农忙季节里，社员生产、生活接触水和泥土的机会日益频繁，感染血吸虫病、钩虫病的机会逐渐增多”，“血吸虫卵下水和钩虫卵着土的机会增多”，“蚊蝇已开始活跃，疟疾、丝虫病以及其它传染病传播流行的机会增加”。50年代的《健康报》曾报道过山西省东李高乡的卫生状况，“该乡的居民并不懂得卫生的好处，他们长年累月就是那么生活着，普遍是清早不洗脸，和面不洗手，人畜同居，成年不洗衣裳，家里六害(臭虫、虱、鼠、蚊、蝇、蚤)俱全。加上不少群众又存在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迷信思想，他们说：‘吃上五谷杂粮，那有不生灾的？’‘不干不净，吃上没病。’”山西东李高乡的卫生状况是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上述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解释了传染病献方在献方中特别多的原因，传染病献方也客观上弥补了建国初期医药短缺的不足。
结语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有以下特点：(1)这些献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20世纪50、60年代“献方运动”的产物。(2)一些献方出自家传的经验方，如“邓铁涛治小儿急惊方”，标明为“家传方”。(3)编撰体例上以中医病症按临床各科编录，每方标明主治、每药均标用量、煎煮方法、服用方法。(4)部分献方说明来源与使用经验，如钟少桃螽斯丸，“气盛肥胖，久不受孕者甚效，传此方为贡方”。张志民所献鹅掌疯方，“此方由上海专业治鹅掌疯者索来，效佳”。颜公长的“救肺丸”，在方末附注：“救肺丸是我屡经临床治验的良方，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市治愈肺结核患者极多，大都经X光先后检查，得到确证，患者只要依法服用，都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往往服西药链霉素、披雅斯、雷米风等无效，经服此丸后，得显著效验。”(5)各科献方齐全，传染病献方比重大。除传统内外妇儿各科，还有“杂治”方。(6)一些献方，疗效确凿，至今仍在临床运用。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与当时一些省份的献方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献方方式上有所不同。“(河北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采集单方、秘方、验方16万多个。”相较而言，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献方出自中医院校教职工，其中大多数是医务工作者；二是数量少而精。无论是从事中医现代史研究的学者，还是临床医生，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都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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