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1964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次印刷该书，此时《红旗谱》印数已达97万多册。1965年出版第三版，1978年又推出第四版，至此《红旗谱》印数达500余万册。至20世纪末，《红旗谱》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
《红旗谱》甫一出版，就由北京评剧团率先改编成评剧演出，随后河北省话剧团改编成话剧上演，均受到热烈欢迎。1960年《红旗谱》被拍摄成同名电影，放映后立即红遍全国。2004年，《红旗谱》被拍摄成27集同名电视剧。2019年，《红旗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60年，该书俄语版与越文版分别在苏联和越南出版，之后陆续译成其他语种，共计8种外文译本。《红旗谱》作为塑造出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气质的当代经典，一直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关注。
“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很多作家从河北走出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当代著名作家梁斌就是其中一位。1914年3月，梁斌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他原名梁维周，8岁入村中小学读书。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种子也开始在梁斌心中萌发。他在12岁考入县立高小，受到张化鲁等共产党员老师的教育与深刻影响。1927年，13岁的梁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人生由此开始揭开新的篇章。
1928年，梁斌高小毕业。他在1929年冬天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腊月二十七日，城里大集，趁着集日开大会，砸了盐店，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县长出来讲话，免收割头税……我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写进《红旗谱》第二卷中。”（《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这场公开合法斗争取得胜利，使梁斌看到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
1930年，梁斌考入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学校，此时他开始阅读《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其他进步书籍，在这座革命洪炉中开始了政治和文学的成长。1932年，二师“七六”学潮爆发，梁斌虽然因病没有直接参加学生护校斗争，但是他在校外通过募捐钱物来支持护校同学。1932年8月，高蠡暴动被镇压。梁斌当时大哭一场，也激发起他以笔为刀枪的决心，这些历史事件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内容。
1933年春天，失学失业的梁斌到北京，加入“左联”后发表多篇杂文。1934年春天他被国民党当局抓进拘留所，一个多月后才被保释，旋即考入山东剧院。1935年春天梁斌写了《姐姐》《夜之交流》等几个短篇，首次在作品中呈现“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等历史事件。
1936年梁斌因胃病发作返回家乡。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在当地农村基层组织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并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到1941年期间，他担任过冀中的新世纪剧社社长、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利用空闲时间继续搞创作，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几个剧本。
1942年梁斌经受了极其残酷的冀中“五一”大扫荡考验。1943年他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修改为中篇小说，以《父亲》为标题发表，《红旗谱》中朱老忠一家的遭遇此时已经初步成形，而他的创作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为了进一步积累《红旗谱》涉及的素材资料，一直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梁斌在1948年主动要求南下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襄阳日报社社长、武汉日报社社长等职务，尽管平时有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心中时刻为《红旗谱》打腹稿。
梁斌是一位在血与火的北方农村革命斗争与基层组织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红旗谱》的人物形象、故事框架、内容主题与典型的群众语言等，经过20年生活与文学上的丰富累积，也已日趋成熟：“为了写这部书，我得清清仓底，首先考虑到人物，以过去写过的剧本、短篇、中篇中写过的人物为基础，进一步典型化；只要在书里露一下面，就要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就需要众多精悍的细节，于是我的思考又沉入众乱纷纭的细节之中。”（《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1953年梁斌利用休假时间开始写作，此后完全投入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每天写作10小时以上，在1954年底完成初稿。此时他应老朋友田间的邀请调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梁斌曾拿着这部初稿到天津找孙犁等朋友看。孙犁看后建议：“你铺直了写，写一部《水浒传》！”
回北京后梁斌立即开始进行重写：“因为童年生活、少年时代的生活在吸引着我，十三岁入团、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割头税运动、二师‘七六’学潮、高蠡暴动……一个事件，又一个事件，历历如画，如在目前。我反复咀嚼着，回忆着，我下定决心，这一大段生活，我不能抛弃它不写。我要另做计划，从头写起。于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琢磨，另编故事，概括更大的社会面，把我一生的生活经历都概括进去，尤其忆起少年时代的斗争生活，越想越有滋味。”（《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考虑到重写和修改这部小说可能会花费几年时间，梁斌起意调回河北。到河北文联后，他以每天四五千字、有时7000字甚至9000字的速度进行写作。
此时梁斌的创作欲和灵感都处于高峰，他每天黎明便开始伏案写作，因聚精会神地投入写作而经常忘记按时吃饭，写到很晚才休息。当时写作条件很艰苦，“时当夏日，保定的温度极高。低头写作，汗粒滴满稿纸。我不得不设法降温，把被单蘸上凉水，挂在屋中。打一盆冷水来，泡上一块毛巾，实在热了，即用冷毛巾擦头、擦洗身上。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即把冷水盆置于桌下，把两脚蹬在冷水盆里，倒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1954年7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斌长篇小说《七月》（《红旗谱》第一部）第三章，1955年3月《北京日报》发表《朱老忠济南探监》（《红旗谱》初稿《红旗与枪》中的一章）；到1955年他已经重写完《红旗谱》，同时开始构思堪称其续集的长篇小说《播火记》。
然而，梁斌觉得重写的版本“不够味”，依然抽时间继续修改。在经过多次、有的地方甚至是十几次的删改修订后，直到1957年12月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此时梁斌因为几年高强度写作积劳成疾，已经缠绵病榻。但是他感到特别愉快和欣慰，因为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
195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略经修改的《红旗谱》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出版第一版，收入梁斌的文章《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作为该书代序。1958年10月《红旗谱》中“砸古钟”和“反割头税”两部分章节分别作为《农村图书室丛书》的第二、三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在梁斌的老家同样很受欢迎，乡亲们每晚通过高音喇叭一起听中央电台的广播。部分省市出版社也出版了《红旗谱》。小说出版之后引起很大轰动，被誉为“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第一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