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万里 | “陵墓若都邑”视角下的唐陵石刻与治国策略

唐陵的设计遵循“陵墓若都邑”的丧葬观念，其设计明显模拟了唐都长安。在这一理念下，唐陵石刻同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前期帝陵石刻的变化与唐文化的渊源、唐王朝对边疆经略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它们对于认识唐王朝的边疆经略重心从南向西及其西北转变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陵墓若都邑;  唐陵石刻;  治国策略

帝陵不仅能高度体现“陵墓若都邑”的丧葬理念，而且能够反映诸多的政治、文化因素。在这一理念下，唐陵的设计模拟了都城长安，帝陵也便成为另一世界的都城。石刻是唐陵地面最显著的遗存，它不仅是帝陵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国家策略等有密切关系，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陵墓若都邑的丧葬理念及唐代治国策略的前后变化。

 壹 

据《吕氏春秋》卷十《安死》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虽然其内容是为了提倡节俭而对厚葬进行批判，但也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出现“陵墓若都邑”的丧葬理念，它不仅体现了事死如生的理念，也为陵墓修建模拟都邑提供了理论依据。如西汉帝陵就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各种要素，唐陵的设计也模拟了唐都长安。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唐高祖和自己的陵寝制度时，处处以西汉帝陵作为参考对象。据《唐会要》卷二十记载：汉氏将相陪陵，又给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以及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唐陵的设计理念自然也模拟了唐都长安城的布局样式，或者说陵园布局包含有唐都长安的诸多因素。但以往对唐陵布局样式的研究，主要从帝陵陪葬墓或者从布局形式对比的角度讨论。陪葬墓是唐陵的组成部分，其数量在各陵不等，而且早晚期数量变化剧烈，说明其属于帝陵制度的次要因素，而始终不变的帝陵核心要素，则是封土或山陵、神道、石刻及下宫、墙垣等。陪葬者的茔地系受赐而来，与在长安城赐宅第的意义相一致，墓葬属于阴宅，陪葬者的子孙可从其父祖而葬，这是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理念的反映。陪葬者生前居于长安的里坊，依“陵墓若都邑”的理念推理，陪葬者的埋葬地则应该是其生前居住里坊的象征。总之，陪葬墓的排列方式所模拟的既不是朝堂上的“左文右武”，陪葬区域也不是皇城的象征，而是通过对长安城里坊区域的模拟，进而体现唐陵模拟都城长安的设计理念。

有学者依据封土或山体周围的围墙样式，对帝陵陵园形制发展的阶段性进行探讨。但笔者以为，这种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和不同，特别是因山为陵的唐陵，由于山势系自然形成，而非人为构筑，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平面形制的差异来划分其阶段性，应考虑因山为陵在陵墓构筑中既需要相对独立的不同山体，还需要能够表现陵园设施的开阔地带，即每座独立的山体都会表现出一定的自身特点，要设计出完全相同或极相似的陵园困难不小，所以仅依靠平面布局特征划分阶段是不够充分的。从陵园设计和平面布局而言，昭陵是不成功的，但乾陵、定陵、桥陵是最成功的。笔者依据考古资料，以继承与发展、制度的形成为出发点，将唐陵的设计与构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继承和开创阶段。包括唐高祖献陵、唐太宗昭陵。这两座帝陵的陵园设计与布局及石刻等都表现出较为独特的一面，两者关联度不高，且陵墓的构筑也不相同，前者封土为陵,后者凿山为陵，可见这一时期的帝陵制度上尚处于探索期，未形成定制。这不仅能通过现存地面遗迹得到反映，而且文献记载也是如此，唐太宗与大臣们对丧葬制度的讨论就是具体体现。在唐太宗昭陵西南发现的寝宫，其平面布局刻意模仿长安城宫城的设计，南面为正门，北面有夹城，形成两道北门，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与后来的大明宫极为相似。唐太宗昭陵的陵园不仅模拟长安城，寝宫还刻意模拟宫殿布局样式，这都是“陵墓若都邑”丧葬理念的体现。

第二阶段为陵墓制度初步形成阶段。唐陵陵园布局样式最初定型是在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恭陵陵园的诸要素包括石刻与此后的乾陵基本吻合，虽然在规模和石刻数量无法与乾陵相比，但其基本元素已经具备，为乾陵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自乾陵开始,除石刻方面有一些较小的变化外，帝陵制度的模式基本形成，并被此后的帝陵沿用。乾陵陵园明显模拟了唐都长安的诸要素。基本可以视为，自鹊台至乳阙象征郭城；自乳阙至朱雀门象征皇城；北部封土或陵山及其外围墙象征宫城；神道则象征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即陵园的轴线，其两侧陈列石人和蕃酋像等。陪葬区域则象征着长安城的里坊，虽然自玄宗泰陵开始陪葬骤减，但其象征意义并未消失。这与长安城整齐划一、以朱雀大街为轴线对称的设计理念完全一致。

贰 

唐陵石刻与唐代的治国策略

(一)唐陵石刻的发展阶段

与唐代帝陵制度的发展相对应，唐陵石刻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初唐时期——唐文化和社会制度形成期；盛唐时期——唐文化高度发达期；中晚唐时期——唐文化衰落期。

初唐时期，包括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石刻形制较大，雕刻艺术高超，体现了处于上升期唐代社会的精神标识，石刻组合尚未形成定制，对中晚期影响较大。

盛唐时期，包括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继承了前期石刻形制的特点，种类和数量增加，组合方式基本形成制度，雕刻精湛。石人特征基本一致，皆持仪刀，未刻意采取左文右武的对称形式，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辈出，出将入相的社会现象。

中、晚唐时期，包括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13座唐陵。石刻偏小，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对称，种类的组合有的甚至出现混乱现象，艺术表现有形而无神。石人左文右武刻意对称，表现出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渐趋僵化、保守。

(二)唐陵石刻与唐代的治国策略

唐陵神道两侧及陵园四门的石刻,不仅是帝陵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唐代治国理念、文化交流等因素在陵寝制度层面的反映。这里重点分析石柱、犀牛与鸵鸟、老虎与狮子、蕃酋像等所反映的唐文化的渊源及治国策略的变化。

1.石柱  石柱也称望柱、标，是陵墓神道的起点。唐陵石柱形制的变化与唐代文化的渊源有着密切关系，高祖献陵石柱柱身呈八棱形，顶部有一蹲狮，底座为盘龙座,其形制吸收了南朝帝王陵墓前的石柱样式，尤其与江苏南京南朝梁萧景墓前的石柱相似；太宗昭陵因地势特殊，未见神道石刻；但自孝敬皇帝李弘恭陵开始，石柱形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顶部有硕大的摩尼宝珠，底座下部为上小下大的须弥座，须弥座之上为覆莲座，柱身为八棱形；石柱样式在乾陵成为定式，并为此后的历代帝陵所继承。但不论是乾陵石柱还是此后定型化的石柱，都不只是简单的形制上有所变化。唐陵石柱从南朝样式变为经幢样式，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附加了佛教因素。

目前所知的经幢，年代最早者在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恭陵、乾陵石柱在形制上与经幢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即两者都发生在唐高宗时期，这绝非偶然，而是吸收和融合佛教因素的结果。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唐墓中，开始出现吸收和融合佛教造像艺术中天王形象的天王俑。与此同时，帝陵修建佛寺在唐代也有所发展。所以，唐陵石柱表现出经幢样式，亦是同一时期丧葬制度吸收和借鉴佛教因素的反映。当然，唐陵石柱与经幢二者虽类似，却不能将其直接称为经幢，主要是其安置地点和功能完全不同。但不可否认，经幢样式的石柱显然也被赋予了不堕地狱等观念，使得石柱兼有神道起点标志和经幢的双重功能，后者不是以雕刻佛经来体现，而是以经幢样式体现，这为后来在一般墓葬前直接立经幢、祈冥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以窥视唐代社会风尚是上层社会所引领的一面。就考古发现而言，唐陵的丧葬制度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在殡葬祭这一事死如生观念下的传统丧葬系统；二是设立寺院、造像等祈冥福的佛教系统。两种完全不同观念在帝陵制度中并行不悖，和而不同，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包容与和合的精神特质。

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神道东侧石柱

唐陵石柱形制的变化，则为隋唐文化的渊源问题提供鲜活的证据。如果说唐高祖献陵石柱样式受到南朝影响，而自恭陵开始的以摩尼宝珠作为石柱柱头的新形式则主要来自北齐。据苏铉淑研究，“珠柱在6世纪20年代南北朝地区均未出现，其后不久，东魏、西魏时开始较广泛地传播，到了北齐、北周十分流行。尤其在北齐都城邺城地区的响堂山石窟中极为盛行”。李星明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石柱象征佛法与皇权。目前的研究表明，珠柱的发展演变过程已清晰明了。就考古资料而言，南朝梁的珠柱仅见于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造像碑(川博3号造像碑)的背面等极少数雕刻，且珠柱都是作为造像题材中主要情节画面的辅助装饰而存在，小不盈寸，但是南朝梁的陵墓石柱上也不见摩尼宝珠，说明南朝的珠柱主要是为了装饰某种特定佛教题材的画面，世俗社会尚不流行；麦积山北朝石窟的珠柱，其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对柱头上部及侧面的装饰，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珠柱，且与唐陵石柱形制还有相当距离；河南登封嵩山南麓北魏正始四年(528)嵩岳寺塔塔门两侧、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窟龛门两侧装饰的珠柱等，其摩尼宝珠的样式、宝珠下的覆莲座、棱形柱身、覆盆、方座等构成要素较为明显而突出，尤其在北齐都城邺城地区响堂山石窟中极为盛行。唐陵石柱形制上与之更为接近，北齐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佛教造像艺术都是集大成者，而其都城邺城的文化中心地位及其影响力、辐射力不可忽视，所以，笔者认为唐陵石柱的形制也明显具有北齐珠柱的特征。陈寅恪曾论述：“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先生又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

唐高祖献陵神道石柱

南朝和北朝的石柱形制，先后出现在唐陵石柱中，反映了唐王朝的文化、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说明其曾经历了从南朝向北朝的转变，而北齐则是其重要源头，当然，对佛教因素的吸收也不可回避。前辈学者曾从历史学角度论述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但从文物制度而言也不尽然，石柱即是其中之一端。总之，唐代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大时代，其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和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来的变革性和创新性都非常突出，不可概而论之。

2.从犀牛到鸵鸟  唐陵石刻中的动物形象，最吸引人者是犀牛和鸵鸟。在帝陵石刻发展演变中，出现了从唐高祖献陵的犀牛向乾陵的鸵鸟变化的现象，这一变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由于以往的研究,多基于犀牛和鸵鸟本身而进行，未将两者变化或与历史背景有机地联系起来看待，对其认识也就很难深入。对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种动物形象进行替换，绝不是唐王朝统治者心血来潮，随意而为，或者是为了审美而为之，应该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的替换，理应视为一种等值的逻辑替换，这两种外来动物的象征意义本质是相同的——这是其“等值”的一面，而等值的核心是“怀远之德”，这则是儒家治国理念的典型反映，犀牛代表南方，而鸵鸟则代表西方及西北，从犀牛变为鸵鸟，反映了唐王朝对边疆的经略重心从向南转向西和西北的过程。

唐高祖时期，王朝初定,实力还没有达到万国来朝的程度，对于林邑所献的犀牛就格外重视，所以，以圆雕形式将其列置在高祖献陵石刻中，作为万国来朝的象征，还特意在踏板上雕刻“高祖有怀远之德”。这是以艺术形式形象地记录了唐初与周边的关系。

自乾陵开始，犀牛不再出现，而变成了鸵鸟。表面上看是犀牛被鸵鸟所取代，但其实质则是唐王朝边疆经营策略变化在石刻动物形象上的反映。唐初之时，东、西突厥曾经威胁唐王朝的西部和西北部，但唐太宗时期，国内政治清明，群贤毕至，正直之士，比肩于朝，唐王朝向西经略之事提上了日程，如太宗贞观时期灭高昌设西州，高宗、武则天时期设置安西四镇，皆是唐王朝西向经略的具体反映。通过向西经略，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了贸易发展，从而不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为唐王朝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策略变化通过犀牛与鸵鸟的替代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虽然唐太宗昭陵石刻中未见鸵鸟形象，但鸵鸟与帝王陵寝发生关系是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而且地点就发生在昭陵，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

《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记载，永徽元年五月丁未，“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

《册府元龟》卷九七○记载：“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有翅而能飞行，日三五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鸵鸟。”

《册府元龟》卷三○记载：“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帝以太宗怀远所致，献于昭陵，仍刻像于陵之内。”

《新唐书·吐火罗传》记载：“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鸵鸟。”

总而言之，以鸵鸟替换犀牛，绝不是因为其能奔跑、能啖铁，而是其产地和来源彰显了唐王朝边疆策略的转变，不仅是唐王朝打通西域、设置安西四镇等殊功的折射点，同样也能够彰显儒家治国理念中的“怀远之德”。从犀牛到鸵鸟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边疆策略的变化，这也可与文献资料相佐证。据《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于南蛮，记唐所繇亡云。”欧阳修等在有关四夷的论述中，涉及“四夷”的盛衰顺序，正好亦与本文从考古实物论证的策略转变相吻合。

唐高祖献陵神道石犀牛

3.蕃酋像与万国衣冠拜冕旒  蕃酋像是唐陵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出现于唐太宗昭陵，并为此后帝陵所继承,从而形成一种制度。近些年来，在定陵、桥陵、建陵、崇陵等都有实物发现,只是在数量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同时还发现了安置这些蕃酋像的建筑遗址，发掘者称之为“蕃酋殿”，并认为蕃酋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唐王朝的对外关系及战略重心。蕃酋像一般均位于陵垣南门之南、神道石刻最北部，它们是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静态化和艺术化表现，也是唐王朝天下观的体现。如果说文献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那么蕃酋像则是对历史直观的、形象的、艺术的体现,它甚至还影响到新罗时期，如新罗挂陵前也出现了胡人形象的蕃酋像。

昭陵蕃酋像——这种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的石刻，有学者认为受了突厥墓石的影响，这一观点虽敏锐地注意到了文化交流之间的横向关系，却忽略了文化的继承性和自身发展的一面。一般而论，制度既可以自上而下进行规定，也可自下而上进行总结和归纳，而唐代帝陵石刻的形成显然属于后者。唐代帝陵石刻形成之前,汉墓墓室前已经出现石柱、石兽；魏晋时期还出现了石人、石翼兽等等。这一点，唐代封演在其著作中已经注意到，从历史视角来看，唐代帝陵石刻显然是将前代石刻整合后,并使之制度化的结果,是陵墓石刻的集大成者,并为宋明所继承。一些大臣的丧葬可以作为这种继承与整合关系的旁证，如唐太宗、唐高宗在诏书中屡屡提及卫青、霍去病，名将李靖、李、李思摩、阿史那社尔等的坟墓皆依卫青、霍去病的坟茔制度而建。再如《旧唐书·李靖传》记载，李靖之坟，唐太宗“诏坟茔制度依汉卫(青)、霍(去病)故事，筑阙象突厥内铁山、吐谷浑内积石山形，以旌殊绩”；《旧唐书·李传》记载,总章二年(669)李卒，“所筑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犍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据李思摩墓志记载,其“冢象白道山”；《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记载：“(永徽)六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为立碑，谥曰元。”这些史料看起来与蕃酋像无关，但足以反映当时人在丧葬制度法祖的一面。蕃酋像的大量出现。是对唐王朝万国来朝的静态化和艺术化的表现,更是对历史场景的模拟，同时也体现了帝王的怀远之德以及既来之则安之的儒家治国思想。蕃酋像及犀牛、鸵鸟等雕刻。都是儒家治国理念的物化反映。而高祖献陵石犀牛踏板上的“(高)祖怀远之德”。一语破真谛。相反.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除个别墓前立有石人外。更多的则是“杀人石”。是为了夸示死者生前占绩。与“万国来朝”“怀远之德”“既来之。则安之”等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很难将两者联系起来。其影响程度可想而知。

帝陵列置蕃酋像的目的，文献也有详载。据《唐会要》卷二十记载：“上(唐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列于昭陵司马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蛮夷君长为先帝(太宗)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考古发掘中，也在昭陵北司马门先后发现7个石像座以及分属10个蕃酋个体的残躯。

乾陵蕃酋像，位于南神门外阙址北18米处,东西分列。蕃酋像列于神龙元年(705)，现存东列29人、西列32人，刻名36条，除吐谷浑、吐蕃、突厥首领各二人之外，绝大部分为唐安北、北庭、安西都护府属下的地方官吏或民族首领。

将蕃酋像安置在神道末端、南门之南、南门门阙之北，与长安城宫城承天门南的横街相仿，而承天门及其以南的横街，“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焉”。两者在位置上的相似性，充分说明列置蕃酋像静态地模拟了在宫城承天门及其以南横街举行“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大典场景。这也反映了唐陵的设计确实是在“陵墓若都邑”理念下对长安城的模拟。如果说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14尊蕃酋像的琢石为像，尚有彰显太宗文治武功的一面，那么乾陵蕃酋像则已经完全趋向于万国来朝的象征了，且时代愈晚，这种象征意义更为浓烈。北宋、明代帝陵石刻中的客使形象，显然是对唐代帝陵蕃酋像寓意的延续和发展，只是其手中捧持方物的使节塑造更具体地表现了来朝者的形象。

帝陵前列置蕃酋像还与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有密切关系。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对自己一生的文治武功进行了总结，其中一点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不仅是唐太宗个人的华夷观，也是此后整个唐代的华夷观、唐代帝王的天下观。这样的华夷观就是认为凡是周围番邦都是唐王朝的组成部分，成为盛唐乃至中晚唐帝陵前都列置蕃酋像的思想基础。在北朝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人们已习惯了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文化认同大于民族认同。唐太宗将其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治理的观念层面，蕃酋像便是在唐太宗华夷观转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们象征着认同唐王朝和唐文化的万国及其君长，但其身份不是使节，如“薛延陀珍珠毗伽可汗”“于阗王伏奢信”等。太宗驾崩之后，于阗王伏奢信曾奉诏入朝，拜谒梓宫。所以,这些蕃酋像所展示的是唐王朝的统治理念，且与唐代大量设置羁縻州相呼应。再者，唐代已明确称之为“蕃酋”，如《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焉。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禁轩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所谓蕃酋，就是各个番邦的酋长、蛮夷君长,列置其像于陵前恰恰与“万国衣冠拜冕旒”相一致。

列置蕃酋像也与长安城四方馆、鸿胪馆的设置有密切关系。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期继承西汉和北魏制度，在大兴(长安城)设置有四方馆、鸿胪馆，专门接待四方使者并管理互市之事。据《唐六典》卷十八“典客署”条记载：“隋炀帝于建国门置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皇朝以四方馆隶中书，改典蕃署为典客署”。又据《长安志》卷七记载，唐长安城皇城西南部设置有“鸿胪客馆。如汉之藁街，四夷慕化及朝献者所居焉”。既然长安城能够设置四方馆、鸿胪客馆，那么帝陵石刻中出现蕃酋像自然也受到了这一理念的影响。

乾陵蕃酋像东侧

4.从石虎到石狮  唐高祖献陵前的石虎身躯浑圆，姿态凝重，虎头硕大，颈部粗短，背阔平，四腿伫立，垂尾，腹下透雕，四足与石座相连。从雕刻风格来看，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样式。石虎与石狮作为唐陵的重要石刻之一，一般位于陵园司马门外门阙内侧，左右分列。

老虎在秦汉时期的空心砖、画像砖、画像石等之上多见，还以之作为方位之神，成为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而以狮子替代老虎，始于唐太宗昭陵，为走狮形象， 其中一尊旁边还有驯狮者。狮子安置位置从佛座两侧到座前，大约出现在西魏前后的造像上，标志着狮子从狮子座的象征变成了护法， 其意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受到了西亚的影响。自乾陵成为定制和模式，这反映出陵墓的守护神从代表传统文化的老虎向代表西方文化的狮子转变。大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高等级墓葬中的西亚因素也表现得较为显著，如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中绘制有波斯犬、打马毬图、驯豹图等题材的壁画，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唐王朝边疆策略的变化，而直接促使其变化者，除策略变化之外，佛教文化中狮子作为护法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狮子自西亚向中国的传播，梁思成精辟地论述道:“考古艺术之一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其形制日新月异。盖在古代中国，狮子之难得见无异麟凤，虽偶进贡自西南夷，然不能为中土人人所见，故不得不随理想而制作，及至明清而狮子乃变成狰狞之大巴狗,其变化之程序步步可考……。”

唐陵石刻中的石虎变为石狮与避李虎之讳无关。唐人避讳制度确实存在,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时，未以虎、老虎称之，而用“乌檡” ，“乌檡”即“乌菟”“於菟”，也即老虎。唐人因避李虎讳，以“於菟”代称老虎。虽然乾陵在神道和四门列置了石狮，但老虎并未退出帝陵陵园，而是将其安置在了北门之外，在乾陵陵垣北门之北仪仗马之南就有石虎一对，唐中宗定陵、唐玄宗泰陵陵园北门之外也均发现有石虎存在。既然石虎一直存在于帝陵陵园，那其自然与避讳无关。由此可见，老虎并未消失，只是让位于外来的狮子，退居次要地位是从传统向与外来文化融合转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所云的“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像、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这段记载还反映了唐王朝曾对此前的各种石刻进行整合使其制度化的过程。将其制度化之后，石虎成为人臣墓前的主要石刻，而在帝陵石刻中退居陵园北门，从而将帝陵和人臣墓葬进行了主观区分，以显示两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在陵园四门列置石狮，不仅是唐代帝王天下观的反映，更是唐王朝边疆策略变化的反映。由此可见，将石虎变为石狮，与犀牛变为鸵鸟在本质上相一致，是国家经略重心变化在丧葬理念和制度上的反映，而不是简单的替换。同时，制度和等级的排他性还表现在神道碑上。据《旧唐书·苏颋传》记载：“玄宗欲于靖陵建碑，(苏颋)谏曰：‘帝王及后无神道碑，且事不师古，动皆不法。若靖陵独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造。’玄宗从其言而止。”

唐陵石刻中翼兽与狮子的形象，也有对南朝帝王陵墓中带羽翼石狮子因素继承的一面，但这一继承不是直接模仿，而是将其功能进行了分解，将原来的羽翼赋予了神兽(马、鹿、独角兽等)，去掉了羽翼的狮子以写实的面貌呈现，与鸵鸟的出现相对应，成为守陵和弘扬唐王朝开拓精神的象征之物。这也与盛唐的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建军功于边塞的开拓精神、豪迈浪漫气息相呼应。

“陵墓若都邑”的思想贯穿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始终，唐陵的设计只是其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其设计显然模拟了唐都长安。对唐陵的石柱、翼兽、犀牛、鸵鸟、石虎与狮子等的研究，以往多基于其本身展开，未将帝陵石刻的变化与国家策略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一现象的变化既不是割裂的，也不是孤立的，而与唐文化的渊源及唐王朝边疆策略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从犀牛到鸵鸟、从老虎到狮子等的变化，深刻反映着唐王朝对边疆经略态度的变化，是唐王朝的边疆经略重心从南向西及其西北转变的实物证据。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有其内在逻辑，要揭示这一蕴含的内在逻辑，必须站在“陵墓若都邑”及治国理念的角度对唐陵石刻进行考察。

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6期5—13页。

来源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