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些人喊，“不出海就出局”，这反映了当下企业主的焦虑。但作为重大战略行为，企业主需要谨慎评估，是否有能力出海，出海能否活下来。
出海和出口是不同的，出口是国内生产产品向海外市场销售，出海是产业出海，在海外投资、设厂、雇佣、采购、销售和管理供应链，难度远远大于出口。
在日本，有两个指标可以反映从出口到出海的变迁。日本八九十年代贸易顺差很大，表明当时出口能力很强，到2005年之后则迅速减少；与之走势相反的是，第一次所得收支（证券投资收益和直接投资收益）在2005年之后迅速扩大，这表明日本企业海外投资规模大幅度上升。
可见，最近30年，日本经历了从出口转向出海的历程。日资海外企业持续增加，而国内制造业从业人数持续下降；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占比持续增加至35.8%，海外销售额占比持续增加至39.1%。
而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巨大、且持续扩大的国家，但第一次所得收入长期逆差。不过，很多人意识到，中国企业可能正在“复制”日本企业90年代这轮出海历程。
二者或许有些相似之处：一是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驱使日本企业走出去，而如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恶化，迫使一部分中国企业不得不出海；二是日本泡沫危机爆发后，国内需求萎缩，企业出海求生，而中国正在告别高增长，经济增量下降，产能过度丰富，一些企业考虑迁移至海外。
其实，日本企业当年出海跟中国企业当前出海存在很大的差异。
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在其《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指出，出海是日本（含欧美）发展到被追赶阶段的必然选项，期间国内的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国外工人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国内水平，企业不再有同样的动力投资国内，从而转向海外投资。
换言之，在被追赶阶段，欧美日是成本高地，新兴经济体是成本洼地，资本自然流向新兴经济体，日本企业可以向中国转移产能。这可理解为“洼地效应”。
但是，中国现在并未跃升到被追赶阶段，甚至尚未真正进入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中国依然是成本洼地。由于中国产能庞大，为世界提供了近40%产能供应，消费占比只有14%，中国向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国家转移产能，当地供给不足，投资需求过热，土地、工资价格上涨。
一位东莞家具工厂主分享了他的经历。因为贸易摩擦的缘故，他在2019年就把工厂迁移到越南。我让这位社友分享了这段经历，他介绍，越南工厂的工人工资每个月三四千人民币，工作效率只有东莞一半，工人这块是不划算的；而胡志明市周边的土地价格上涨很快，现在厂房租金已经超过深圳关外和东莞工业区。他介绍，这几年，越南工厂没有多少利润，主要是为了维系美国客户。近些年，珠三角工业厂房租金持续下跌，出海回过头来看，中国又是成本洼地。
当然，不同新兴国家、不同地区和行业差异是巨大的，但是整体来说，中国企业出海不具备日本当年的“洼地效应”，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在高成本的全球化环境中生存。
尽管日本遭遇了泡沫危机，但是90年代的日本已经是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被追赶阶段，日本企业具有相当的全球竞争力。2000年之后，日本企业不仅大力投资新兴国家，还大规模进入欧美市场。松野丰老师提供的数据显示，日本企业投资美国、欧洲和新兴经济体的占比是比较均衡的。
日本在八九十年代经过产业转型，汽车、机械等复杂性产业兴起。三菱、丰田等日本企业具备与欧美企业“共舞”的全球竞争力。而中国复杂性产业竞争力不足，代表出口产品复杂度的经济复杂性指标（ECI），日本在2000年后保持全球第一，中国持续上升，排名22，但与欧美日还有差距。所以，中国传统制造业企业很难进入欧美市场，只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而后者的综合投资成本往往不比国内低多少。
其实，有些企业是没有能力出海的，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终将被淘汰。
中国制造业如何出海？哪些企业可以出海？
中国有家品牌家电企业，我接触的比较多，这家公司出海还算比较成功，它是中国最早出海的制造企业，如今海外业务占比达到了日本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在北美、南美、非洲、欧洲、东盟均有设立工厂，实现地产地销。
它的优势是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可以把性价比做到极致，同时具备品牌经营能力。我的理解是，这个品牌的思想内核有点类似于无印良品，他们非常低调地做产品，不喧宾夺主，把设计做好、功能做好、同时性价比做到极致，让用户过上自己认为有品质的生活。简而言之，造好物，让用户享受生活自由。
这类具有国内品牌的大型制造企业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上下游工厂跟随它出海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保障。比如，在东南亚设厂，大型厂商就像一颗大树扎根当地，不仅订单稳定，营商环境也随着改善。
当然，他们也跟我反馈，即便如此，他们也面临全球化经营的压力。我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汇率波动风险，锁汇困难；二是国际大宗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铜等有色系原材料价格上涨；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运价大涨和供应链脆弱。这三大风险均影响着企业的成本控制。
出海，还是谨慎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