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亡而设计：基于无痛苦死亡与生命可持续的策略研究

世间万物，必有生死，但长期以来研究生命起点的多，终点的少。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统计，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达到80亿，死亡率约为千分之8.413[1]。大量正常与非正常的死亡现象，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与病痛、新生与死亡、永恒与消逝等议题。面对不可抗力的死亡，全球围绕“为死亡而设计”出现了各种设计比赛。2013年，新加坡连氏基金会与洪振茂基金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举办了一场“为死亡而设计”挑战赛，该挑战赛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的1300多份参赛作品[2]。2018年，新加坡七位本土生死教育关怀者与孝恩集团合作，共同发起“马来西亚首个生死特展”。加拿大DesignTO非营利组织从2021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Dying.dialogues”比赛，征集各类临终设计作品。这些竞赛的出现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通过创意设计来解决与死亡、临终以及后续关怀等行为的相关需求和挑战。

然而，为死亡而设计是为死亡的什么而设计？或为死亡设计什么？在历史上，人们如何安置和纪念逝者？影响为死亡而设计的因素都有哪些？设计的理论与原则是什么？当下都有哪些现代的设计策略？针对上述问题，学界尚未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将从设计的视角，以归纳分析的研究方法展开策略剖析，力图帮助人们了解死亡，提前做好心理建设，为死亡的方式提供多种选择，呼吁人们创造并设计出无痛苦死亡与生命可持续的方案，为人生的意义与未来，更富有“爱、包容、可持续”的社会群策群力。

根据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表明，为死亡而设计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史。目前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墓葬类型、埋葬方式与墓地设计三方面，尤其关注仪式、宗教与自然生态在设计中的体现。马丁（Paul M. Martin）指出，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有意识地用仪式和动物鹿角、花朵碎片等器物在墓地祭奠逝者[3]。但伊克拉姆（Salima Ikram）认为仅依靠仪式还远不够，他指出古埃及人为了促进灵魂转世获得圆满幸福，发明了木乃伊来保存逝者尸体不朽[4]。菲达克（Janos Fedak）则指出在古希腊时代，墓地建设已具有等级性，例如：贵族墓地分为石刻墓葬、石棺墓葬、方尖碑墓葬以及纪念碑四种类型，而平民墓地无太多建筑设计，埋葬也不遵循任何特定的形式[5]。

中世纪，由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西方墓地的设计发生了巨变，公共墓地逐渐成为人们的安葬选择，设计倡导“简丧薄葬”，强调死后精神世界的纪念与延续。沃波勒（Ken Worpole）指出，此时的墓地设计开始注重宗教元素的运用，比如墓地装饰品的图案、形式，以及在建筑和纪念碑上均有体现[6]。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墓地公园化运动的兴起与推动，绿色公墓陆续在西方社会传播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借助科技力量，探索可持续生态墓园的设计理念。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践行的是一种“厚葬”制度与祖先崇拜，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墓葬装饰与墓地设计。追溯墓葬装饰的历史，董睿指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就已开始用赤铁矿粉装饰墓地，到了夏商周时代，墓葬装饰范围扩大至墓圹四壁，装饰形式与绘画色彩更加多元[7]，墓内还伴随大量陶器、玉器等陪葬品。汉唐时期装饰艺术达到顶峰，刘惠萍认为厚葬之风助长了墓葬装饰艺术的兴起[8]，但郑岩则提出壁画、面具等装饰艺术仅是表象，墓葬形制、棺椁和随葬品才是逝者身份地位的体现[9]。

墓地设计方面的研究主要以王室贵族的公墓和陵园为主。由于受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墓地的设计由逝者的身份和地位决定。张继华指出贵族公墓的设计规划严整，等级严明，其中墓葬形制、规模，以及随葬品的套数均不同程度反映了逝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和重要性[10]。段清波基于秦始皇陵的设计研究，发现皇陵的设计强调天地、阴阳、五行、宇宙观等结构对称性与秩序感，规模各异的陪葬坑与兵马俑，以及“求大尚多重威”的设计原则，展现了墓主人皇家至尊的身份、财富与疆域图景[11]。除帝王、先贤与祖先等公墓或陵墓的研究，国殇墓园、抗日遗址等公共墓地也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张晓燕和谢莉莉指出无论是帝王、贵族还是集体墓地，中国人的墓葬设计都遵循“天人合一”思想以及“风水学”的理念[12]。

回溯已有为死亡而设计的相关研究发现，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死后埋葬和墓地设计的史学领域，从设计角度围绕死亡关怀与纪念相关的设计相对甚少，这与文化、法律、教育普及具有一定的关联。

为死亡而设计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为无痛苦死亡而设计临终选择方案；另一方面则是为死亡而设计逝后生命延续的方案，其中文化是影响为死亡而设计的重要因素。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临终关怀方案、各式的入葬方式、丧葬习俗，以及阴宅和纪念场地的设计类型。文化的异质性使得为死亡而进行的设计变得尤为复杂。

法律的权威性影响着无痛尊严死亡方面的产品设计。博斯利(Sarah Boseley)指出，临终者最关心的是不想承受痛苦、不想成为负担、不想孤独。无痛且安详离世成为大多数人的临终诉求。可是除无疾而终以外，目前相对尊严且平静离世的方案是使用安乐死的办法，现阶段安乐死仅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瑞士、奥地利、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合法[13]。研究者指出安乐死的施行违背了生命的自然规律，它与社会伦理规范和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相背离，可能造成医疗懈怠、过失甚至滥用，以及为家属逃避抚养义务提供借口[14]。不过，随着生命尊严观念深入人心，尊严死亡越来越多地获得法律的承认和公众的接受（例如，比利时从2002年至2003年安乐死占死亡总数的0.2%增加到2021年的2.4%）[15]。

另外，死亡教育的缺失，导致人们对死亡充满恐惧，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各界主动开展为死亡而设计的行动。死亡教育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生命的本质，缓解死亡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使其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坦然面对死亡；另一方面有利于临终阶段的人们，做出改善其剩余生命质量的方案。总之，文化、法律、教育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为死亡而设计的实践与行动。

死亡的研究受到多学科理论的影响，从死亡到为死亡而设计实际上是将临终的痛苦、死亡的恐惧与死后的纪念实践三阶段转化为一项“跨学科交叉设计研究”。每个阶段的设计都充满难以言说的情感表达与文化敏感性，因此设计时需要借助死亡学与情感设计理论，秉持同理心、良知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

3.1 为死亡而设计的理论

死亡学是一门研究临终、死亡与哀悼或纪念，以及如何应对死亡等内容的学科，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对死亡、葬礼仪式以及哀悼意义的科学理解[16]。美国心理学家费菲尔(Herman Feifel)从多学科角度阐释死亡的意义与价值，改变了以往学界对死亡的悲观和片面认识[17]，而美国心理学家罗斯(Elisabeth Kuébler-Ross)则将死亡的情感反应细化，指出人类面对死亡时会出现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五个阶段[18]。死亡情绪的阶段论揭示了每个阶段的悲伤并非整齐划一，甚至每个阶段之间的情绪和反应都会反复混合重叠，这些情绪时刻影响着用户的生命质量。因此，每个阶段的设计都需要关照情感。

唐纳德·诺曼 (Donald Norman)将情感设计分为本能（产品的外观与质感）行为（产品的效用）和反思（自我形象、个人的感受与记忆）三个层次，着眼于把情感融入设计，激发用户情感反应，促进用户体验，增强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认同。例如：在本能层面，为死亡而设计的空间与产品中的色彩、材料和结构能激发用户的多感体验，引导用户情绪的波动；在行为层面，情感设计确保临终关怀的环境、产品与服务设计直观发挥效用；反思性层面的情感设计，涉及创建永恒纪念逝者的设计，可通过纪念物、数字永生设计等方式来实现。诺曼指出好的情感设计“未必是一件物品、一个空间或结构，它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可调整的过程。”[19]因此，死亡学与情感设计理论可以为生命末端的用户及其家属提供理论指导，为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创造人性化、舒适无痛苦的设计奠定基础。

3.2 为死亡而设计的原则

为死亡而设计与同理心、以用户为中心、良知三原则密不可分，在设计中，同理心是为死亡而设计的一个出发点。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指出同理心就是研究者倾听他者诉求，共情他者情绪、想法和感受，且立足他者立场解决问题[20]。但深度的共情，还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步骤。柯普瑞（Merlijn Kouprie）和维瑟（Froukje Sleeswijk Visser）提出移情的三技巧（研究、交流、构思）与四步骤（发现、沉浸、连接和分离）来支持共情的过程设计[21]。总之，共情用户感受，结合用户的痛点针对性的设计，可缓解相对的痛苦。同样基于同理心在精神层面的痛苦转化也大有可为，因为痛苦的本身是因为爱，若不能解除痛苦，可通过同理心的设计将它幻化为爱的力量，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份爱，将爱传递，就是一个造物的重生。

设计师不仅需要建立同理心的共情关系，还需要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渗透到设计开发的始终，为用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设计与服务，把用户的需求、能力、行为和认知特征等要素纳入先行分析，用设计来满足用户的需求、能力和行为模式。在为死亡而设计的实践中，用户既是临终者及其亲人，也是参与临终关怀的专业人士。

然而，一切的设计原则都必须以良知为前提。良知作为指导设计过程的伦理或道德指南，与临终者的幸福直接相关，可以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决定是否尊重临终者的尊严、隐私和愿望。现阶段，科学技术普遍能预判患者的生命时间，秉承良知地从各个方面设计高质量的生存策略与无痛苦的离世方案，是在为死亡而设计中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根据死亡学的研究框架，死亡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临终关怀阶段主要讨论用户身心的痛苦如何通过设计解决；死亡阶段主要探索减少死时痛苦与恐惧的产品和服务；第三个阶段是逝后的纪念与精神延续。为给用户设计更加人性化的产品与服务用以支撑无痛死亡的价值体系与生命永生的可持续纪念实践，为死亡而设计的具体策略需要基于死亡学的研究框架（临终、死亡和纪念三阶段）与情感设计（本能、行为和反思三层次）的理论体系，分别从“为减少痛苦而设计”到“为永恒或消逝而设计”的不同层次展开策略剖析（图1）。

4.1 为减少痛苦而设计

通过WOS与CNKI有关临终关怀近20年文献产出的分析（图2），发现临终关怀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且在近5年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聚焦于为减少用户痛苦的环境、产品与服务设计相对甚少。因此，在“为减少痛苦而设计”阶段，需要本能层和行为层方面的情感设计，具体通过空间设计、身体减压设计、情感体验设计，以及安乐离世设计的策略来实现（图3）。

4.1.1 临终关怀空间设计

临终关怀空间设计具有一定的形式、秩序与结构，需要以同理心为出发点，驱动设计创造出温馨、舒适感的同时打造出便捷与安全的康养建筑与环境[22-23]。

在室外的设计中，可将柔美、温暖的自然景观融入到设计中，让用户在舒适和放松的环境中获得心灵安慰。比如日本设计师山崎健太郎（Yamazaki kentaro）设计的“川村疗养院”（图4），该设计打破了家庭与医院之间的界限，注重空间内外的流动、交互和开放性，营造出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活动区域可配置无障碍设施和包容性座椅家具[24]，比如：坡道、扶手以及可调节的公共家具等，选择在造型、功能、生产技术、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创新的家具[25]，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家具设计[26]，以促进用户独立行动的便利性。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地面需使用防滑地板、地毯或添加防滑垫以防止用户摔倒或碰伤。照明尽量安装温馨柔和、无眩光的设备来保障光线充足[27]。最重要的是预留足够位置安置医疗护理设备，尤其是应急响应系统，确保用户与护理人员能及时取得联系。同时，在室内家具的布置中应重视家具对用户情绪的疗愈效用[28]。比如：多采用亲自然的“木与竹”材料等复合设计的家具[29]，以及类似能转移用户注意力、唤醒历史记忆并缓解身体疲劳的凭几传统家具[30]。除此之外，还可针对临终的消极情绪设计专供其释放悲伤与精神疗愈的空间，该空间墙面可点缀具有祈福或疗愈性的装饰画或挂饰，以舒缓患者的身心痛苦。

4.1.2 身体减压设计

舒适的临终空间设计让“病人”回归“社会人”，但临终阶段的用户大多长期卧床不起，长时间的身体重压与摩擦，易引起褥疮与并发症，这些身体损伤本就难以愈合，身体减压设计可缓解或解除临终患者的痛苦。虽然大部分医院配备了相应的减压产品，但是针对用户的多样化、智能化，以及预防压力性损伤方面的产品极少，医用床的设计多为通用（图5）。因此，在身体减压设计时，一方面需要让用户参与设计过程，通过深入访谈与智能可穿戴设备收集和反馈用户的具体痛点与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需要从材料、形状和功能等方面加以改良，比如选择记忆海绵、乳胶、凝胶等材料，优化床垫将身体压力均匀分布到全身的支撑表面[31]，以减轻臀部和腰部的压力。增加多功能设置，如：翻身、就餐、排泄、清洗等集生命体征实时监测于一体的护理床设计[32]。把可调节元素纳入护理床的设计，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一系列可调节高度、角度、坚硬程度、温控系统的护理床产品，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去调节，全方位解除身体压力，预防身体各部位的压力性损伤。

4.1.3 情感体验设计

除通过改善环境与产品设计减少身体的疼痛和压力，增强心理和情感体验设计也是临终阶段提高患者剩余时间生命质量的目标。设计时需要以用户为中心，将患者的需求、意向和尊严放在首位。捕捉患者的心声和情感需求，一方面可通过设计“失能患者体验与实践课程”，促进医生、家属与患者角色互换，让其感受患者的需求与痛苦；另一方面可借助新兴科技与艺术手段，捕捉或转移患者的痛苦。

研究发现，面对死亡与病痛问题时，患者更乐意与AI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想法[33]。为此，东北大学比克莫尔（Timothy Bickmore）教授和波士顿医学中心帕什·奥尔洛（Michael Paasche-Orlow）医生设计了一款聊天机器人，用户可在放松的状态下向聊天机器人倾诉自己的焦虑、恐惧与需求，以及正在考虑做出的临终决定与遗嘱。机器人采集的信息反过来可促进医生更好地协调和满足患者的需求，确保患者获得及时的医疗服务。

临终患者全身不定时、不定位的疼痛，使其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和失眠等状态。可通过设计绘画、音乐等艺术疗愈环节帮助用户暂时转移痛苦，释放其不良情绪。针对失眠焦虑问题，汉伯里 (Richard Hanbury)设计了一款“智能护目镜”（图6），它可以根据用户的大脑和心率变化调整光和声音，舒缓用户神经，甚至镇痛，以促进用户睡眠。总之，情感体验设计可以使用户获得积极的情感和力量。

4.1.4 安乐离世设计

死亡方式的设计是为无痛苦死亡而设计的重要内容。研究表明濒临离世的人面对死亡时，常伴随焦虑与恐惧，每个人都希望无痛、安详且有尊严地离世[34]。而针对主动尊严离世的设计，目前有两种：一种是经由医生给予的致命药物（安乐死）；另一种是使用医疗设备。比如澳大利亚医生尼奇克（Philip Nitschke）与荷兰设计师班尼克（Alexander Bannink）联合设计的一款Sarco安乐死胶囊（图7），目前它在瑞士已获得法律批准，是一款无需通过注射药物就可快速安乐离世的医疗设备，它采用内部启动设计，用户只要按下启动按钮，舱内氧气就会被快速稀释，整个过程持续30秒，用户便可平静离世。

实际上，对于一些长期遭受病痛折磨或不治之症的患者来说，安乐离世的设计无疑是一种尊严和人性化的解脱方式。可是鉴于安乐死的合法性，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有立法保护。在未来我们需要关注更多面临死亡痛苦的人们，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以保障人类免遭痛苦。

以上为死亡而进行的设计策略主要是为解除临终死亡痛苦，为其提供舒适、无痛且尊严死亡的设计关怀与策略，但当生命走向终点（消逝），为永恒或消逝而设计成为另外一种策略。

4.2 为永恒或消逝而设计

死亡的必然与无常让人们难掩悲痛，但文化宗教层面的永生念头又赋予了人们新的希望。如何通过设计解除用户悲伤，实现记忆的传承与精神的延续，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因此，在“为永恒或消逝而设计”阶段，需要反思层的情感设计，具体可通过可持续葬法设计、墓地设计、纪念物设计以及数字永生设计策略，将逝者的思想、声音、数字遗产等延续于某一空间或物质载体中，从而实现亲人对逝者的纪念，逝者也以这种新的方式得以延续或轮回（图8）。

4.2.1 可持续葬法设计

葬法设计是高度神圣的，对其设计应保持敬畏心，且尊重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与传统。葬法类型有多种，如今全球环境问题引发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的可持续”，一鲸落，万物生，人们在生态葬法方面开始重视以绿色、环保、生物可降解的方式进行安葬。

意大利的设计师西泰利（Anna Citelli）与布雷策尔（Raoul Bretzel）设计了一种可降解的有机埋葬蛋形胶囊（图9），将遗体放入胶囊，然后将其埋在地下，顶部种上树，树会从遗体的分解中吸收营养并生长。美国设计师加菲尔德（Shaina Garfield）设计了一款嵌有可降解孢子的“LEAVES”环保纺织棺材（图10），当穿着纺织包裹绳的逝者入土后，真菌孢子就会开始生长，并逐渐降解和中和腐烂尸体中的毒素，同时也将降解的营养物质回归土地。美国设计师比森 (Diane Leclair Bisson)设计了一款由冰制成的“Flow”浮动骨灰盒（图11），将骨灰安置于冰翁里，葬于溪流、湖泊或海洋，使其优雅、自由地在水上漂浮，慢慢溶化，以纯净的方式告别，祈祷生命的循环。

近年来，“自然有机还原”葬法在一些国家已合法化。2020年，美国设计师斯佩德（Katrina Spade）在西雅图创办了一家将逝者遗体分解成土壤肥料的“Recompose”殡仪馆（图12），他们将逝者的遗体放置于不锈钢分解舱的植物材料床上，历时四到六周的分解，遗骸最终被转化土壤，亲人可将土壤带回家永久保存，也可将其捐给公益造林单位用以种植树木。根据卡西马蒂思（Dehan kassimatis ）的研究，与传统火葬法相比，自然有机还原葬法，一具尸体可以减少100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35]。

总之，生命的逝去也是另一种永恒的存在，设计师将科技融入葬法设计，拓展了葬法设计的形式，为逝者的安息提供了尊重，但在未来的设计里，围绕人与自然永恒可持续存在的实践探索，也需要把握设计的限度，充分尊重不同地区丧葬信仰与死亡的文化敏感性。

4.2.2 墓地设计 

墓地设计不仅局限于物理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化空间、家族血脉精神空间的设计，寄托和承载着对逝者的哀悼与纪念。因此，墓地设计要遵循不同民族的丧葬文化、空间观念和葬法设计。在中国，墓地的设计讲究“天地人和”与“风水”观念，墓址与朝向需经风水先生测定，以确保逝者与祖先、后代，逝者与自然元素之间的能量协调。设计元素多采用龙、凤或寿等文化符号，代表吉祥、重生和精神超越。设计手法多使用“圆圈”，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与永恒。整体的墓地空间设计强调山水相依，旨在为逝者营造灵魂安身之所的同时缅怀逝者。

在西方，一些设计师把科技与创意融入墓地设计，比如法国设计师巴拉巴拉（BLA BLA）设计的可触摸式墓碑（Rip Kit）（图13），亲友只需扫描墓碑上的二维码，就可进入线上纪念馆对逝者进行缅怀。立陶宛设计师帕普托尼奥（Loucas Papntoniou）和萨道斯凯特（Asta Sadauskaite）设计的“家谱树”墓地嵌入了智能交互技术（图14）。当亲人走进家谱墙时，骨灰盒上的LED屏会显示已故亲人的名字与纪念信息，创造了哀悼和纪念的新方式。

可见，无论采用何种墓地设计，其设计都根植于丧葬文化与家族精神，它不仅是对逝者的敬畏与祝愿、也是对子孙后代的憧憬，更是家族血脉相承的信念。未来数字化和现代创意的墓地设计以新方法激发着人们对生命的多重思考，创造着逝者与生者的可持续，留住了爱与记忆。

4.2.3 纪念物设计

失去亲人的悲伤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其痛苦的不止是失去亲人那一刻，而是想念他的每一刻。面对丧亲之痛，纪念物可以成为人们纪念逝者永生存在的载体。

比如美国俄勒冈SoulBursts公司提供了将亲人骨灰转化为各种手工玻璃艺术品和首饰方面的设计服务(图15)；芝加哥Life Gem公司专门为用户量身定制纪念骨灰钻石。美国设计师布洛瑟（Nicole Blosser）创办的心跳纪念品工作室运用超声波和心电图读数等技术，帮助用户捕捉其亲人的声音、心跳和喜欢的音乐，将其转化为可穿戴的项链、手镯等艺术品。瑞士SKIN46公司将逝者的头发制成纹身墨水，以纹身的方式缅怀。

这些纪念物的设计通过一种情感链接媒介与逝者保持联系，时刻提醒亲人，逝者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我们应更加珍惜短暂的生命。

4.2.4 数字永生设计

数字殡葬是利用数字平台纪念逝者的新方式。以色列设计师阿农（Hadas Arnon）运用数字技术设计了一款“数字墓地”（图16），用户可以将亲人生前的数字遗产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永久保存于USB记忆盒内，然后存放于数字墓地。每个数字记忆盒都刻有名字，亲人可以随时通过电脑打开它，查阅已故亲人的照片和数据，以抚慰哀思。Facebook也提供数字遗产规划服务，为人们分享、回忆和哀悼逝者提供了永久平台与空间。美国洛杉矶AE Studio公司设计师罗克斯（Jarren Rocks）以逝者的外貌、声音和行为等数据为设计素材，通过图像处理、光学成象等技术，开发了一款Seance AI聊天机器人程序，用户通过界面与已故亲人“对话”。数字永生设计模糊了生者与死者、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为人们创建一个沉浸式哀悼空间，将逝者的数字生命以一种新的物质性存在于亲人的世界里。

通过如上为永恒或消逝的设计策略剖析，发现虽然目前围绕生命永生纪念的方法有限，但是上述呈现的当代设计策略却为人类探索生命可持续不同维度的未来性，提供了多重选择与行动资源。

出于未知和恐惧，以往对死亡的研究与设计较为被动和负面，然而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延续。因此，解除临终用户身心痛苦、死亡恐惧，以及探索永生纪念的可持续方法和设计策略，也是“为爱而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基于死亡学的研究框架和情感设计的理论体系，提出临终空间体系、身体减压设计、情感体验设计，以及安乐离世设计的策略，可以缓解临终前与临终时的死亡痛苦与恐惧，而可持续葬法设计、墓地设计、纪念物设计，以及数字永生设计，为我们纪念和哀悼逝者提供多重方式。为死亡而进行的产品与服务设计可将死亡衍生的“负向”情感转化为永恒的记忆、精神力量和爱，帮助人们在面对死亡时，能更好处理悲伤与恐惧，进而促进人们在教育、法律、文化和医疗等方面关注“为死亡而设计”，推动以设计引领跨学科交叉创造“为死亡而设计”的方法与策略，构建未来无痛死亡新常态与永生纪念新路径。 

但由于本研究局限性，在设计策略的研究环节中，论文尚未呈现细致的实践设计，这就需要后续更多的开拓性研究来推动建立与完善为死亡而设计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