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闻 |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逝世，享年94岁

(文章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出版的金冲及著作)

入党前后

新学期开始后，校方加强了高压。但愤怒化为深思，思想变得更深沉了。这段时间引起我思想进一步变化的是两件事。

一是开始读到一些进步同学中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这以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基本上是理论著作。此时能读到一些秘密流传的党的文件，虽然不多，却是直接读到了党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分析和主张。那时复旦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主持的新闻馆，许多进步同学在那里。因为他们对我已有了信任，就拿党在香港继续出版的经过伪装的《群众》周刊给我看。至于毛泽东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传的。

当时读到的毛泽东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一篇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前对国民党和旧社会看到的还是一件又一件不顾国家民族命运、专制黑暗令人深恶痛绝的具体行为，对共产党基本上只是感到它是正义的、正在创造一种新社会、使人充满希望的党。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等，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并且说到了根本。另一篇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报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军事原则等都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对形势的分析。那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大体都已被封禁，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正在不断向解放区围攻，解放军的处境几乎还很困难。但这个报告一开始就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尽管我们对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了解还不多，但报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12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在组织结构上，当时地下党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工作大体有以下几项：一、传达上级指示（当然不能说是党的指示，只能说是“上海学联”的指示）；二、分析系内情况，特别是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情况；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这种“核心小组”实际上成为扩大的党小组，而比原来靠很少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要有力得多。

把这两条综合起来看：思想提高和组织训练确实为自己从党外积极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准备。

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要说我入党的经过，先得讲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复旦大学一直有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传统。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是爱国老人李登辉，原是华侨，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他治校开明，往往其他大学中因政治原因被开除的学生，他都吸纳进复旦来。五四运动开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担任会长的便是复旦学生何葆仁。复旦大学的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据1926年7月的统计，共有党员19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年7月复旦仍有党员7人。以后，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前赴后继地进行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复旦学校和党组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内迁大后方的师生员工几经辗转，经江西和贵州，抵达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改为国立大学。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处境极为困难。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断然采取了多种巩固党、隐蔽党的措施，如缩小党的机构、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组织、暂停发展党员等。

另一部分滞留上海的师生员工迁入上海租界内，几经搬迁，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为“常德路”）上课。当时有学生410人、教员44人，有党员12人和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抗战期间，先后有共产党员49名。

抗战胜利后，重庆部分师生员工在1946年8月陆续抵达上海。由于情况复杂，转移组织关系的工作不能立刻完成，两部分的党组织没有立刻合并。但双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不分彼此、高度协同、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形成实际上的统一体。这样，建立统一的复旦党组织已具备条件。

上海部分的党组织在日本投降时有党员11名，1946年发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党员已有52名。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在重庆迁往上海的党员中建立党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级学生金本富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14人。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上海市委学委决定将上海和重庆两部分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中共复旦大学总支委员会。

这正是我刚在复旦大学入学的时候。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两次，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这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

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卓家玮，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系统的。卓家玮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在南京入党，194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和我是同班同学，她的党的关系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因为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都很清楚。

因为在我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前，她不能先在一个非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时间她就先跟我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尽力去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她是以一个非党员的口气对我说的，并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我当然表示十分赞成。

过了一些时间，她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人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有此犹豫，她可以立刻说：我们还是不要去参加吧。这样，她还是没有暴露自己；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那就可以进一步谈了。我当然没有一丝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思想变化的过程、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入党等写清楚。

自传交去后，她告诉我，组织已经批准了。星期日会有人到你家来，那是来接关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来我家，说是姓何。他先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会定期到我家来，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

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不久，邱慎初来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绍入党的，入党不久，对党的规矩还不太懂，我们的关系又太密切，所以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了，你赶快写自传。我对党的规矩也没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玮。隔几天，邱慎初很紧张地告诉我：组织上说，党内没有这个人。我急忙问他那怎么办，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给我。这样，我就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5日，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

过了几天，有人按照暗号到宿舍找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我问他原来我加入的那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他说：“大约是托派（那时候对自称是共产党员而查下来组织内又没有这个人，往往就被认为是托派），不过不要紧，组织对你是了解的。继续保持同他们的关系，注意进一步观察。”

这些情况“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过一段时间就约好到我家里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安排我在复旦的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3个月，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截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觉得他讲得也很正确。这下我更糊涂了。

8月下旬，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各地对进步学生实行大逮捕，我受到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要求藏匿起来。江浓找我谈话时，我问他：“对那个组织怎么办？”他说：“甩了吧。”我就没有同“老何”联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遇到正担任上海学联组织部部长的程极明，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党的，组织关系到1949年初才从南京市委系统转到上海市委系统。他问我：“那次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情况详细地同他讲了一遍。他告诉我那个组织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同上海市委的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老何”名字叫贺崇寅，是联络站负责人，直接受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现在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处长。

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设立这样一个联络站？

20世纪90年代，贺崇寅到北京来，我去看他，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给他的任务。陈修良同志当时说：南京有不少党员因各种关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已经考取了大学或就业，等等。这些党员本来都可以转给上海党组织，但由于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中有的面目已经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险，转到上海，也恐牵连上海党组织。因此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决定，暂时不把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单独建立一个联络站，仍由南京市委领导。这个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实力，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组织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形势和理论。后来她又补充说明：这些党员只能以一个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不可暴露身份，随便发生横的关系。

这样，我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3年第5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