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交

1983年元宵过后的一个早晨，我刚跨进文联，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罗丹先生在石狮期间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所震惊，头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反反复复地闪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早在儿童时代，就从街市的商招、匾额上认识了风格独特的罗丹体。1963年暑假，在厦门一中图书馆阅览室里，我作为书法兴趣小组成员，有幸一睹先生的丰采并聆听了他的教诲。

这是一位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老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颗朱砂痣不偏不倚底长在他那宽厚的下唇中央，抿嘴时仿佛含着红宝石。

对于当时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我来说，先生是可望不可即的大名人，莫说相识交往，即便和他说上一句话也是一种奢望。想不到时隔8年，我们居然相识了。

1971年春节过后，我从武平返厦。某日晚间造访林培堂君，闲聊时谈起对仗和韵律（那时，我们几位闽西插兄插弟们正如醉如痴地迷恋着古典诗词，用平平仄仄填补着苍白的岁月），培堂君忽然提议拜访罗老先生，说先生是他的远房亲戚，不仅精于书法，诗词方面也颇有造诣。我当然求之不得。

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坐在福河街17号先生府上那宽敞的客厅里了。先生温和缓慢的闲谈，有如月光下潺潺的溪流，渐渐地洗去我的拘谨与不安。那天晚上谈话的内容大多忘了，依稀记得我们谈论的是历史上的几位武夫（譬如曹操、黄巢、岳飞等等）。先生说，他们对于诗词虽无专攻，但偶一落笔，便生万钧雷霆。我还记得当时先生兴致很高，一口气全文背诵了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反诗《满江红》。先生超人的记忆力令我们惊叹不已。

从这个夜晚开始，我和先生成了忘年之交。其时，先生已近古稀，而我20刚出头，彼此年龄相差几近半个世纪。

在厦门休假期间，我们每周总有二三个晚上成为先生的座上客。稍后，陈志铭、朱家麟、刘瑞光等诗友也拜识了先生。后来，先生对我说，那个时期正是他最寂寞最苦闷的时候。不久前罗夫人的逝世，使他更觉得孤独。我们这群青年与他作伴，使他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

春耕大忙时节重返闽西，和先生的情谊便交由鱼书雁信了。抵达生产队第二天，我即致函先生，并附上新作赠友人七律一首请先生斧正。想不到先生很快就回信了，他觉得我典故用多了，指出“诗最好不用注释而能明了，万不得已时偶一用之。”他还为我改动一些句子，拙作顿时生色不少，着实令我心折。

刚把回信发出，又意外地接到先生的另一封信。此信极短，只讲一件事：“去函谅已收到，到时应会给你大为见怪！因信封误将尊姓写作‘张’字，函发后始发觉错误，说来真惭愧也。盖前有一友姓张，名字下也是‘麟’字，匆促间写错了……”我从抽屉里取出那封信一看，果真如此。乍接先生来函，光顾了高兴，根本没注意信封上写的什么。这本是小事一桩，但先生并不因我是小字辈而草率了之。以此，可见先生为人处事的真诚、谦虚与严谨。

入夏，培堂君从上杭寄给我七律《咏怀》诗一首，展诵之下，颇有同感，遂和其韵而作二律。后来，家麟、瑞光、志铭诸君也诗兴大发，每人各和二首。重阳节，我应邀从武平赶到上杭，与诸友欢聚在步云山上。我们将这些唱和诗寄给先生，并请他若有兴趣也参加。我回到武平后不久，就接到先生寄来的和诗。诗曰：

荒祠课读记儿时，白发侵人暮气滋

湖海半生徒有笔，金闺一恸久无诗

百年不信天终负，五岳于今愿岂迟

大地歌声华夏遍，试将老眼看新姿

先生在信中写道，他很久没有写诗了，是我们的热情引发了他的诗兴。他觉得意犹未尽，不久，又一口气续作三律：

其一

饭后归来烟一支，灯前喜读几篇诗

青春热力山河动，大地东风草木知

交友莫如文字乐，赏心多在唱酬时

新罗旧是才人窟，翘首西闽有所思

其二

少年斗酒未尝辞，腕底龙蛇不自持

墨海每追前汉隶，骚坛久拜杜陵诗

烟波万里胭脂泪，灯火三更懊恼词

老去尚存丘壑想，故园庐墓寸心驰

其三

乐趣研磨老不疲，怡情悦性画书诗

脚跟多愧平生志，绘事惟求造化师

涉笔有时狂未减，读碑焉望古相期

呕心别是人间福，七字吟成可疗饥

先生在诗中倾诉了自己的爱好与追求。诗如其人，达观而不矫情，自然而不流俗。

我自幼临帖习字，但写得差强人意，且又多年不操此业，便羞于对人提及。在先生面前，更是自惭形秽。一次兴之所至，竟用隶书体抄录一首近作给先生斧正。先生颇觉意外，回信时写道：“来书作隶体，别有雅致，甚喜。”数月后回厦门拜访先生，他又提起此事，说我的基础不错，应当继续练字。翌日，我便心血来潮到文具店买来文房四宝，认认真真临了一遍《张迁碑》，几天后送给先生评点。

那天晚上，先生兴致很高，和我谈了许多学书法的体会。他说，初学时由生到熟，到一定程度后，又要由熟写到生，才有神韵和风味。写字之先，要排除杂念，敛气凝神。下笔时要一气贯注，聚精会神，胆子要大而心要细，如此方能达到“意足神闲”的境地。学时，笔下有古人无自己，用时有自己无古人，只有这样才能学古而不泥于古，才能自立门户而不依傍古人。他还告诉我，写大字要用写小字的方法，使之更为开拓飞动；写小字时则用写大字的方法，以避免凋疏，更趋灵动。

这些别有见地的体会，是先生积半个世纪艺术实践的经验之谈，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令人举一反三，回味无穷。

过些日子拜访先生时，先生从几案上拿出一叠写好的条幅，说是供我作“临池之助”的，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展开一看，原来是8幅用风格各异的隶书写就的毛泽东诗词。有的沉雄豪放，有的柔婉娟秀，有的浑厚古拙，有的潇洒俊逸，令人叹为观止。我既被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所折服，又为他的殷殷情意而动容。

接触久了，我们之间无所不谈，除了诗词、书法之外，有时也谈社会、人生。年湮日久，内容大抵已经淡忘，但唯有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却多年来一直清晰地萦回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大约是1975年一个春雨潇潇的夜晚，我又扣响了福河街的那扇门扉。但这回却不见先生亲自开门，一问，先生因关节炎发作，正躺在病榻上。

几番劝阻无效，先生还是推开被子坐了起来。“老毛病了，没什么，”他莞尔道：“更何况‘最难风雨故人来’呀！”

我于是拉了一张座椅，在床边坐下。

闲谈间，他从枕下抽出两本影集来，说道：“最近正忙着完成这项‘工程’呢，这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作品！”

先生将大半辈子保存的相片从童年到老年按时间顺序贴在这几本影集上。每帧照片旁边空白处都用蝇头小楷注明拍摄时间、地点、人物，有时还抄录一首表达当时处境的诗作。

“最近不知怎的，往事像电影般纷至沓来，历历在目。也许人到暮年，尤其在生病的时候都这样吧？”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解说着，每一页都有一段故事，连缀起来便是他的大半生了。

先生出生于闽西连城一个山村里。乳名桂秋，后易其名曰丹（其时不知与法国著名艺术家同名），字稚华。他自幼喜爱书画，但家贫失学，年十五即外出谋生，学无师承，又无力购买字帖，只好经常在裱画店中徘徊，在市井庐舍间观察，默识强记，勤学苦练。年方十八即为人写招牌匾额。26岁到厦门，才见到好的碑帖，开拓了眼界，进而研习汉隶北碑……

直到现在，我还不甚理解：那天晚上，先生何以对我谈得那么多？何以将一般人都要讳莫如深的性格弱点和内心隐秘无遮无拦地袒露于一个晚辈面前？

自从那一夜长谈后，我似乎对先生的坦诚与执着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我的心目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也更加丰满更加亲近了！

1979年前后，是先生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喜事接踵而来：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恢复了，搁浅多年的退休手续得以办理；先后当选为厦门市书法篆刻研究会会长、厦门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市书法家协会与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为他举办书法作品展览……先生的个展定于1983年新春佳节举行。我欲先睹为快，便在除夕那天上午赶到展厅。展厅的布置已经接近尾声，几位工作人员在先生的指挥下正悬挂最后几幅展品。

一见面，先生便握住我的手，嗔怪地说：“你已经好长时间没到我家了！”我颇觉赧然，一时无言以对。

是的，这些年我极少去看望先生，一方面因为工作忙，另方面也考虑到先生社会活动、应酬日益增多，不便再去打扰。当然，这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其时在内心深处，我还有一层顾虑：如今先生府上门庭若市，“谈笑有鸿儒”，而我不过是一介“白丁”，先生还会像从前那样欢迎我吗？

踌躇有顷，我说：“我正想过些日子去府上拜访您呢！”

“好啊，到时咱俩可要好好叙谈叙谈！”他爽朗地笑了，笑声一如从前那样温厚那样寛慈。

春节期间诸事缠身，一晃到了元宵节，又听说先生应邀去石狮参加某诗社的活动，正想待他返厦后再去拜访，谁知先生却一去不再回头！于是，我与先生在展厅的那次握手竟成了永诀！

“百年不信天终负，五岳于今愿岂迟”。先生历尽劫难，走出了蹉跎岁月，正踌躇满志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病魔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就在先生逝世前夕，海外有关社团发函邀请他出国办个展，并计划为他出字帖……然而，这一切先生再也无法亲自去完成了！

十年交往，先生对我的一片厚遇和恩惠使我铭刻于心，终身难忘。

又是十年过去了。当年先生亲自扶持培养的一批中青年书法家而今已经成为我市乃至我省书法界的中坚力量；不才如我者，虽没能按照先生生前所期望的那样，在诗词与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但先生的道德风范与艺术追求，仍在影响着我直至将来。是的，作为艺术家的先生，他那不朽的书品、诗品与人品渗透了许多人心灵，永生不灭。

199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