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研究】希腊人口危机：构成生存威胁
民生
2024-12-18 19:05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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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人口问题是该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其后果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人口规模和动态、国家民族文化的同质性、经济效率、代际平衡、社会和谐以及独特生活方式的存续。几十年来，希腊和几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一直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近期这一危机日益严峻。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和老少比的不断上升，已成为欧洲、北美和东亚等地区人口现状的新模式。作为拥有最古老民族之一的文明古国，希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今，日益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十年财政危机进一步削弱了该国的人口基础，希腊试图通过中期解决方案和体制改革来应对人口问题。但这些措施是否足够逆转人口衰退，还是应当制定更为全面的政策？希腊的历史人口增长有限，仅从1928年的620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1050.5万人，且在近几十年呈下降趋势。根据希腊统计局2021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希腊总人口为10,482,487人。其中，女性人口为5,356,510人，占总人口的51.1%；男性人口为5,125,977人，占总人口的48.9%。与2011年相比，总人口减少了383,805人，下降3.5%。希腊的总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之一，仅为1.32，远低于平均更替水平2.1（也被称之为世代更替率）。20世纪到21世纪初，希腊的总生育率总体降低，伴随周期性波动，从1901年的5.35下降至1911年的4.09、1941年的3.19、1951年的2.47，并在1971年达到了最新的峰值2.57，接下来的几十年持续下降。1982年起，希腊年生育率稳定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1.3-1.5之间波动，并在2023年降至负1.33。希腊的生育模式与欧盟其他国家的普遍情况相一致。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2年欧盟国家的生育率最低为西班牙的1.12，最高为法国的1.79，始终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与2011年相比，除南爱琴海地区，希腊13个地区中的12个人口减少。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出生数据，希腊的出生率在1979—1983年和2014—2019年期间显著下降了37%，这一趋势持续至2024年。战后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尽管经济状况比今天更困难，且移民率高，但每年的出生人口相对稳定在15万人。19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减少，1990年代降至10万人，并在近几十年进一步下降。2023年希腊录得自93年以来最低的出生人数，仅为72,244人。预测显示21世纪接下来的几十年将是暗淡的。如果当前低生育率和移民模式持续下去，预计希腊的全国人口将在2050年减少至960万人，2100年减少至745万人。希腊严峻的人口状况引起了国际媒体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注，埃隆·马斯克曾在X上发文称：“希腊是因低出生率而出现人口崩溃的数十个国家之一。“关于全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希腊人口大量集中在阿提卡地区，首都雅典就位于此地。阿提卡地区人口约为3,814,064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3%。人口的过度集中是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阻碍着乡村和其他城市的发展。战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不均，而雅典的主导地位加剧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人口不平衡。此外希腊全国人口分布极度不均衡。几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1,036个市镇中的66个，全国56.6%的人口集中在全国13,586个居住区中的100个。相反的，有2,172个聚落居住人口不足10人，其中838个没有常住居民。这些被遗弃的聚落多是大陆省份的小村庄，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因生育率低、对外移民、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或社会解体而逐渐消失。![]()
图1:2022年欧洲各国总生育率
[来源：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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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28—2021年希腊人口变化 [来源：希腊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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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过去几十年的人口下降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造成的，包括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文化因素。历史方面，20世纪40年代，希腊经历了巨大创伤。二战期间，希腊被轴心国占领，雅典经历了毁灭性的饥荒，国家财富遭受系统性破坏，随后爆发了残酷的内战（1944-1949），导致许多省份荒废。到1950年，希腊人口比预期减少了10%。由于高死亡率、被迫移民和随之而来的生育率下降，希腊损失了约84万人口，包括失踪人口和未出生人口。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战后经济形势脆弱的情况下，希腊当局鼓励大量人口向发达国家移民，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西德。1961至1977年间，共有1,044,753人永久移民，1,075,007人暂时移民。这对希腊的总人口（760万）构成了巨大冲击。移民多为年轻人，导致希腊失去了大部分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希腊人口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个人偏好的结构性变化、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与生育率呈负相关），以及个人对经济形势和未来的期望。经济因素影响社会地位以及是否组建家庭的决策。在许多分析中，生育率的显著下降通常被归因于2010—2019年的经济危机，这场集体性的重大事件改变了希腊的自我认知，导致财政紧缩、移民增加和年轻群体的不生育倾向。尽管这种相关性有一定依据，但希腊生育率的下滑趋势已持续数十年，是更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结果。文化因素是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包括宗教信仰或价值观体系的确立，与生育率呈正相关性。生育率不仅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更与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以及16世纪至19世纪晚期欧洲中上层家庭的高生育率，都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体现为欧洲人口中宗教信仰的衰退，尤其是在19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以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主导的根本性思维转变。生活方式选择对生育率的影响也至关重要。避免生育、推迟生育和延后生育导致了生育力的丧失；传统家庭观念逐渐瓦解也促使人口减少。堕胎的广泛使用以及对保护未出生生命的不重视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国家的人口延续性。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许多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的挑战：比如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及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会对税收和代际和谐产生影响；比如要应对高额养老金；以及应对老年人社会服务（如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老龄化社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储备，整个社会的创新水平将偏低。相对较少的人口本身也意味着无法拥有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会对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预期寿命的稳步增长加上低生育率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人口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负面后果甚至可能延伸到能否确保驻军数量的稳定，因为希腊是少数几个依赖强制服兵役的征兵制的欧洲国家之一。人口政策的效果往往在中长期时间框架中得到体现，只有经过大量措施的长期实施、政策的稳定以及社会心态的转变后，才能见到成效。以色列是成功人口政策的典范，其人口从1948年的130万增加到2024年的996万，特别是在犹太人群体中，总生育率在过去几十年保持在较高水平。希腊目前还缺乏一个系统性、跨学科、长期性的综合人口政策，将重点放在增加人口数量上。现有政策多是零散、短期，甚至相互矛盾的，因为这些政策往往服务于多个目标。希腊的人口危机亟需全面、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一计划将设立中长期目标，例如到2075年将总人口提升至1200万，到2100年达到1500万，更长期目标是到22世纪初能够实现一个拥有2000万人的希腊民族。这一计划应涵盖希腊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这是应对人口危机最关键的一环，生儿育女是夫妻的主动选择，而非自动展开的社会机制。应鼓励公民早婚并生育多个子女，至少2个，最好3个及以上，同时收紧堕胎政策以保护未出生儿童的生命。思维转变至关重要，其积极影响将在长期内提高希腊的总生育率和人口规模。此外，还应在年轻一代中倡导社区价值观、爱国主义、紧密的家庭和亲属关系，而非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居住选择也会影响生育模式，生活在偏远地区、省份或小城市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育率。而自由社会中的部分制度创新，如新型婚姻或同居制度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婚姻在育儿、延续社会代际传承方面的功能性作用。希腊政府主要通过经济干预应对人口下降问题。2024年9月，希腊政府宣布对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补贴，并将育有3子女家庭归为多子女家庭，享受减税和公共部门的多项福利。然而，这些措施是对问题不断加剧的被动应对，而非主动解决。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应当关注年轻夫妇，尤其是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女性。国家甚至可以为全职母亲提供国家津贴，认可她们为社会延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母亲视为对社会有宝贵贡献的成员，其价值甚至高于典型的工作个体，这种观念将有助于提升生育率。希腊境外有众多希腊裔社区，尤其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德国以及近年来的欧盟国家，总共约有400万希腊裔生活在海外。201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许多年轻希腊人选择移居他国，主要为欧洲国家。近五年来，随着希腊经济状况显著改善，部分移民开始返乡，但许多近期移民仍选择留在国外，享受北欧国家更好的工作条件、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希腊可以通过调整其官僚架构，鼓励创新，加强市场改革，重视青年人才而非通常在公共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年群体，加速年轻希腊公民的回归。与当代欧洲许多现代国家不同，希腊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公民实体。希腊的历史体验并不同于法国、比利时或英国等国，这些国家公民的共同政治身份基于自愿结盟，几乎完全出于政治原则；相反，希腊民族建立在民族和宗教核心上，包含了历史悠久、客观且可量化的共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在历史长河中延续至今。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已指出四个要素构成了希腊民族的共同基础：民族起源、语言、宗教和文化。希罗多德对希腊民族的定义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尤其是其对希腊文化和历史连续性的强调。希腊对于民族的理解方式更接近于中国而非西欧国家。西欧国家最近经历了公民身份认同危机，其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和文化统一性的缺乏构成了严峻的紧张局势。希腊民族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历史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文化、宗教特征。希腊人不仅生活在希腊这一国家中，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居民自公元前16世纪以来就以希腊民族为主。因此，在学术分析和政治考量中，我们需要区分“公民人口”和“历史人口”的概念。这种区分在欧洲和其他西方社会中尤为重要，其身份认同的不同观念存在着更大的分化和纷争，但在理解现代国家的复杂性时具有指导意义。一个国家的公民通常指所有民众，包括外来入籍者，他们成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但这些入籍者有时与东道国本土的民族核心和文化圈层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或文化亲缘性。相较之下，历史人口则是构建该国家为一个有形政治实体的原生人群，并在数个世纪中形成了国家的基本历史和文化特性。中国和希腊就是历史人口和文明古国的典型代表。![]()
希腊可以延续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的移民归化政策，作为增加总人口的手段，尽管这带来了社会挑战和身份认同困惑。如今欧洲国家倾向于将外国出生的公民及其后代归化来维持其人口比率，而非鼓励本土历史人口生育。这种观点过于短视，没有考虑到血统、文化、历史、宗教、习俗、观念以及延续历史人口的必要性，对希腊来说尤其如此。希腊的移民归化政策应仅限于与希腊历史人口具有文化相似性的外国人，确保其能够融入希腊世代传承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以避免改变该民族的历史民族核心和宗教文化同质性。欧洲应形成新的观念和自我认知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重视家庭、年轻人以及欧洲社会模式的优化，后者往往伴随高昂的社会福利成本和巨额政府支出。此外，暂缓非欧洲移民前往欧盟也将有助于树立一种合理化的认知，即将人口增长与提高历史人口的总生育率紧密相连，而非选择逐步的人口替代和血统变化。希腊的人口危机是21世纪未来数十年希腊国家和民族历史共同体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当前希腊的人口模式不容乐观，已经形成低生育率、轻视家庭传统以及年轻人口持续外流的恶性循环。若要长期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并在符合国家需求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作出回应，首先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心态转变。希腊民族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其语言在希腊本土已持续使用逾4000年。因此，为延续其历史人口，制定更全面政策是希腊当局的当务之急。实施的措施或许多样，但目标必须明确且精准——即保有独特身份特征的希腊民族能够在其祖先的领土上继续生息繁衍。（ 作者：Ioannis E. Kotoulas，译者：王自歌，校对：黄萌萌：审核：鞠维伟；签发：赵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