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是紫阳过化之乡。张以宁是从古田走向全国的著名文学家。
自南宗理宗皇帝确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后，历代相延。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诏定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将《四书》作为必考科目。考完《四书》后，在《五经》中任选一门考试。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当然是张以宁必读的书。古田有深厚的朱子理学土壤，况且张以宁是理学家韩信同的高第，韩信同是朱子三传高弟陈普的得意门生，按理学承传的渊源追溯，张以宁也称得上是朱子的五传弟子了。
曾任赣州知府的明代古田乡贤余文龙在《新建先贤祠记》中写道：朱子“任道阐经，后世畴（谁）不宗之？若其临莅所及，讲授所贻，则（古）田被泽为亲。二林（朱子高第林用中、林允中兄弟）躬承道脉，张（以宁）、罗（荣）闻风私淑，羽翼（辅佐）圣学，兴起后人，诸君子咸有力焉”。所谓私淑，是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他的学问并尊之为师，受其影响的，称之为私淑。张以宁既被称为朱子私淑，可知他对朱子的崇拜和对朱子理学的传承。
我很想在有关文史资料中找一找张以宁与朱子的私淑关系。但我拜读了张以宁《翠屏集》中的所有诗文，几乎见不到有关朱子的只言片字。朱子理学对古田士子影响极为深远。张以宁求学之时，离朱子晚年在古田避难讲学的时间也不过百来年。找不到张以宁对朱子“闻风私淑”的文字，心中很是困惑，怏怏然，只怨自己孤陋寡闻。
后来，我读了张以宁的《春秋春王正月考》及其附录《辨疑》，真有柳暗花明之感。原来，张以宁与朱子的私淑关系是如此亲密，张以宁对朱子之崇拜是如此深切。
张以宁以《春秋》登进士第，他一生精研《春秋》，多有自得。于是，他在晚年终于完成了一部学术论著《春秋春王正月考》（以下简称《考》）。
题目《考》中的“春秋”，是指孔子所著的《春秋》，记事时间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跨度240余年。“春王正月”，是指周文王确立的正月。
这部《考》，是考证孔子作《春秋》时，其记事所用的时间到底是用夏历还是用周历。
我国古代历法，夏、商、周三代是不同的。夏历，就是夏朝的历法，即我们如今熟知的农历。夏历是以立春前后的某一天为正月的开始，正月的第一天称正朔。但周朝的历法，周历的正月是以冬至所在之月为正月，要比夏历早两个月。
《春秋》记事，到底是用周历还是用夏历，《左氏传》及汉宗室大臣、经学家刘向已言明，是用周历。但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一反刘向“周正”之说，称孔子所著之《春秋》记事的纪年是用夏正（历），而不是用周正（历）。到了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颐也拘泥于刘知几之说。因程颐负有盛名，盛名之下，又有他的弟子南宋经学家胡安国推出“以夏时冠周月”之说。到了元代，翰林编修程端学作《春秋或问》，更是坚持门户之见。
张以宁对《春秋》是有精深的研究的。他说：“以宁早学是经，以叨一第，亦尝有疑于此而未能决也。”他所疑者，就是《春秋》记事是不是用夏历的问题。
《春秋》记事，是用周历还是用夏历之辨，好像是一个小课题，其实不然。《春秋》所记之事，长达二百四十多年。所记之事的时间，如果相差两个月，就可能使事件产生质的变化。只有对《春秋》记事时间上的正确梳理，才能真正体现孔子作《春秋》时的“微言大义”，也才能更深刻领会孔子作《春秋》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春秋笔法”。所以，张以宁是花了毕生精力来完成这部杰著的。
他早年为世事所困，只是积累素材，无暇顾及系统成文。况且，《春秋》用夏历之说是刘知几、程颐、胡安国这一批先贤大儒所言，要否定“夏时冠周月”之说，就是在挑战先贤大儒，非要有勇力底气不可。
张以宁敢于挑战先贤大儒的底气，来自朱子，是朱子的论定为他壮胆撑腰。这在他的《考》序中说得很清楚。他说：他虽然考查经史传记和古注疏以及刘向陈宠等人的论著，《春秋》记事以周历之说，犹未敢自信，待到看了“朱子语录”，知朱子晚年对《春秋》记事用周历之论说与刘向他们相同，而且朱子门人张洽的《集传》之说也相同，于是“涣然冰释而无疑”。从而使他坚定了信心。他十分谦逊地认为，他如今引经据典，以及据实考证，是“窃取朱子之义，求朱子未尽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说。”
张以宁在《考》的序言和正文中，有19处提到朱子，引朱子之说。而在《考》的附录《辨疑》中，提到朱子尊名者达55处之多。张以宁《考》的附录部分是《辨疑》，这部分是张以宁写成《考》之后，他针对持不同意见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把它归纳为10条，称为“或曰”，一一做了辨析，以进一步阐明观点。这一辨析，一是坚定朱子晚年之定说。二是他也为程颐这些大儒辨解，说“先儒学接孔孟，重明经，贵穷理，是以有疑于彼，未及详考而深究之耳。”这样，也就对得起程颐、胡安国这些大儒了。
张以宁在第十个“或问”中的一段话特别感人。他写道：“以宁生朱子之乡，读朱子之书，悉用朱子之意而辨众说之疑也。非愚之说也，亦子思（孔子嫡孙）子辨之弗明弗措之说也。”这里的“弗明弗措”是说对待学问，学了、问了、想了、辨了、实行了，就要坚持到底，绝不罢休。表达了张以宁追求真理，要把问题辨得清楚明白的决心。最后，他更是深情地说：“朱子乐善无我，九京可作，以宁当下拜函丈之前而请是正焉。”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朱子以善为乐，待人无私，如果他九泉之下可以复生，我张以宁一定会拜在他的讲席之前，请他指教我写的这篇《春秋春王正月考》的！可见张以宁对朱子膜拜之诚。张以宁是在出使安南时，在安南花半年时间抱病用最后的心力，完成这一宏篇的。两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拜师”去了。
古人认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方面的专长，张以宁就是具备有三才，才能完成这一巨著。所以《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们称赞张以宁在“异说纷纷殆不可解”时“独征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
余文龙称张以宁对朱子是“闻风私淑”。就凭他写成这《春秋春王正月考》，真不愧是朱子的私淑弟子。朱子在百多年之后又多了这位古田籍的贤弟子，也含笑九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