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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阳（ 生殖男科医生，医学博士、哲学博士）
你只想要儿子
你就得承担后果
谁能想到，中国的人口居然开始减少了。
2023年伊始，刚刚走出疫情阴霾的人们收到了这样一条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消息。
官方给出的原因有三条：
其中的第一条让羊医生看得百感交集。
结合另外一些消息。
以及农村日渐走高的彩礼要求，再加上最近刚刚爆炒的1888万天价彩礼。
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育龄妇女的数量减少，所以农村的彩礼才会日渐走高。
但为什么育龄妇女会减少呢？
无数国人热衷的性别选择绝对难辞其咎。
因为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每个人家里似乎都有皇位要继承，所以不惜拼了老命也要生个儿子。
而女儿，从出生甚至怀孕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抽血验性别、非法人流甚至直接遗弃。
愚蠢的人们用脚投票，投出了一个男人比女人多3000多万的中国。
然后扭头开始抱怨儿子找不着媳妇，抱怨天价彩礼。
真是特别可笑。
其实早在5年之前，羊医生就忧心忡忡地写过一篇关于我国性别选择的文章。
今天再看，仍不过时：
受澎湃新闻的邀约，羊医生于上周六在其国际版Sixth Tone上发表了题为《Chinese Couples Want Boys — Trust Me, I’m a Fertility Doctor》的署名文章。
在此，羊医生特将其中文原版全文奉上，以飨读者。
01
作为一名生殖男科医生，我每天都会在诊室迎来各种各样的患者。其中的一部分人，除了怀上孩子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
诊室门开了，一对年轻夫妻走进来。
女：医生，我们想生个二胎，但是试了一年多也没怀上。
我：好的，之前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男：是个女孩。对了医生，我听说做试管可以选小孩性别，我们想要个男孩，能不能直接做试管？
喏，我指了指墙上硕大的绿底红字，那是遍布我们医院生殖科、超声科和产科所有诊室的一幅标语：『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男的悻悻地『哦』了一声，但马上问道：医生，这个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对吧？
我：是的，第三代试管可以实现性别选择，但仅限于患有明确遗传疾病的患者……
还没等我说完，男的忽然压低声音道：医生，那我们可不可以…..你懂的，给多少钱都没关系，能不能帮我们做个男孩……
我拒绝了。于是他们离开了诊室，再也没有回来。
而在我们的下游科室——产科，类似的情况则更为突出。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是国内年分娩量最大的医院。在与我院产科同事的交流中，他们偶尔也会苦笑着对我说：『你们生殖科医生要是能直接帮他们把性别选好，也省得某些女病人三番五次的打胎……』
因为我院产科经常会收治一些怀孕五六次却只有一次分娩经历的孕妇，其原因便是出于性别选择目的的堕胎。
当然，这只是众多抱有性别选择期望的患者中的一些例子。在八九十年代，他们经常往返于医院的超声科和人流手术室；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他们经常往返的地点变成了地下『黑B超』和人流『黑诊所』；而自从1999年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 即俗称的『第三代试管婴儿』）首次在国内应用于临床开始，他们又开始出现在各种地下『试管诊所』。
目的有且仅有一个：生个儿子。
当然，对于抱有这样坚定信念的患者来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费尽千辛万苦『选择』出来的男孩在未来会面临难以娶到媳妇的境地。
因为正如波兰诗人Stanisław Jerzy Lec所云：『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02
但实际情况的恶化却在真实地逐渐显现。
根据2014年末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其中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许多省份的农村地区（例如甘肃武威、河南宁陵等地），由于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女方索要十几万、几十万的『天价』彩礼早已司空见惯，而且『逃婚』、『骗婚』等现象时有发生。即便这样，仍有许多适龄男青年无法找到伴侣，甚至导致『光棍村』的出现……
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归根到底就在于出生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的异常升高。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国的SRB自古以来就一直偏高，从14世纪时的113:100，到19世纪的118:100，再到20世纪初的120:100，一路飙升。从新中国诞生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SRB曾跌至正常水平。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我国的SRB又开始一路上升，2004年甚至一度高达121.18：100。
虽然近几年有所回落，但在2014年末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仍高达113.51:100。而一个人口大国正常的SRB水平应该维持在（105±2）:100。因此，以2014年的数据为例，113和105之间的差距就是那些被『消失』的女孩，而这一部分的性别失衡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因素比一大群无处发泄的雄激素更不稳定了。
03
为了遏制SRB的升高，早在2002年9月1日，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中的第五章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从而对通常简称的『两非』行为从法律层面进行了禁止。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怀孕前通过PGD、还是在怀孕后通过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以及在知晓胎儿性别后进行人工流产，都是违法行为。
在这部法律问世后不久的2003年1月1日，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又颁布了《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对终止妊娠药品和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医疗器械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希望能从监管层面打击『两非』。
但法律和监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两非』这个让女孩『消失』的口子，且不用说时至今日仍有迹可循的各种『黑B超』、『黑诊所』，单从笔者一个生殖科医生（包括产科同事）粗略的小样本统计出发，就无法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也很难对这些禁令的效果保持足够的乐观。
因为在『有需求就有市场』的铁律面前，在人情至上的中国社会，人们似乎总是可以找到规避制度禁令的手段。
事实上，早有研究将导致中国女孩『消失』的原因归为三类：
一、直接因素，包括杀害和遗弃女婴、延迟登记女婴出生、性别选择性流产等；
二、条件因素，主要指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三、根本因素，即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和『重男轻女』传统。
也就是说，如果无法改变人们对男孩的偏爱、摒弃所谓的『传统观念』，我们将很难突破目前的人口陷阱。而那些SRB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也往往是依然较为秉持『传统观念』的地区，这也从反面说明了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04
不过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我们面临的性别危机可能并没有此前所报道得那么严重。
2016年，一项中美合作的调查研究发现，延迟登记和未登记出生可能是导致中国女孩『消失』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即便在计划生育年代，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当地农民也存在某种『默认协议』，没有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允许一些家庭有一个以上的孩子，从而换取辖区的社会安定。比如在一些地方，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农民可以被『默许』生育二胎、甚至三胎（如果还没生出男孩的话）。而这些『额外』的女孩往往不会被登记户口。研究者甚至表示，如果研究一下过去25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能会发现有大约2500万女性在出生时没有被统计。
虽然这项研究的内容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因祸得福感，但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内心的忧虑。此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终结和全面二胎的放开，至少有望在提高女婴出生登记和增加出生人口总数方面对降低SRB提供助力。
而作为生殖科医生，我所能做的，除了恪尽职守、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之外，我还愿意大声疾呼，只是希望叫醒那些仍抱有牢固『传统观念』的人们，让他们明白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即便家里有王位要继承，也是可以传给女儿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应该『消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被『选择』的男孩应该孤独终老。
参考文献：
1. Jiang B, Li S. Nü xing Queshi yu Shehui Anquan (The Female Deficit and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09,25.
2. Li S. Im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China. In: 4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Hyderabad, India, 29–31 October, 2007.
3. Shi, Y., & James, K. J. (2016). Delayed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Missing Girls”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28, 1018-1038.
4. Yang J, Song Y, Qu Z et al. Shenyu Zhengce yu Chusheng Xingbiebi (Fertility Policy and Sex Ratio at Birth).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244.
5. Nie, J.B., Non-medical sex-selective abortion in China: ethical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40 million missing females. Br Med Bull, 2011. 98: p.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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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杨阳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我是杨阳，一名生殖男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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