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 | 遇见唐宋：词与音乐器物
学术
2024-07-30 10:52
北京
(宋)夏圭《临流赋琴图》，纸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作者\供图在中国古代，“器物”被认为是圣人按照“象天法地”原则创造出来的成器之物。“器物”既蕴含天地大美之“道”，也蕴含社会生活伦常规范之“道”。通过“器物”，便可感知“道”、领悟“道”。唐宋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唐宋文人普遍具有较高艺术造诣，许多词人本身就是音乐家。唐宋发达的礼乐文化，使唐宋词中出现大量涵盖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在内的音乐器物，如钟、鼓、琴、筝、瑟、琵琶等。唐宋词中的音乐器物书写，不但细腻还原唐宋时期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情景，再现唐宋文人丰富立体的文化心态及其生存图景，而且折射出唐宋社会发展变化的宏阔历史文化背景，形成唐宋词音乐器物的三大文化景观：日常风雅、人生百味与苍茫边塞。唐宋词对音乐器物形制、色彩、纹饰、演奏、声音等的细致描摹，不但将音乐器物本身文人化、意象化，而且也将唐风宋韵的日常风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拓展唐宋词艺术表现力，直接影响着唐宋词审美风格变化。伴随着唐宋词中红楼月夜、歌舞侑觞等抒情内容而出现在酒筵歌席、交游送别、追忆往昔等情景场域中的音乐器物，多为抒情性背景实用器物，重在烘托气氛，营造词境。皇帝宴请群臣时，“萧瑟篌笙仙客宴。蟠桃花满蓬莱殿”（丁谓《凤栖梧》），萧、瑟、箜篌、笙齐奏，意在表现皇家赐宴的庄严隆重。在晏几道《菩萨蛮·哀筝一弄湘江曲》中，筝音哀婉低回，忧愁暗生，视听互通之间，化虚为实，惆怅幽艳，词境凄美。唐宋词中，许多出现在宫廷乐舞、庆典郊祭等场合中的音乐器物，被赋予了礼仪道德的规范意义，是唐宋王朝国家礼制建设的重要载体，成为唐宋时期政通人和、雅乐繁盛与歌舞升平之世的象征性礼器存在。如“蕤宾奏律”“钧天齐奏”“玉陛笙镛咽”（姚述尧《太平欢·圣节赐宴》）的宫廷雅乐演奏、“宫院笙箫竞举”（陈郁《宝鼎现》）的庆典仪式，或独奏、或合奏、或伴奏，音乐器物都在声色结合的视听盛宴中，声景相和，风流典雅，营造出万物祥和、普天同庆、和满乾坤的盛世气象，具有礼乐教化的道德功能。唐宋科举文人阶层崛起，尤其是宋代集官僚、文士与学者于一身的复合型文人的大量出现，使音乐器物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蕴，成为他们彰显文人高雅审美趣味的重要表现。无论是清夜无尘，月照山林之下，还是幽篁桂树，草堂临水之畔，或是舟行夜江，明月当轩之中，他们以琴洗心：“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行香子·述怀》）、“携琴寄鹤，辞山别水，乘兴随云做客”（朱敦儒《鹊桥仙》），在琴书自娱、琴酒相伴、琴鹤相随中赏山玩水、吟风弄月、悠游天地、浑然忘我，体现出一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审美精神。特别是对无弦琴的反复咏叹，“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爱说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劳声切”（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学取渊明，抱琴归去好”（张炎《台城路·章静山别业会饮》）等，透露出他们追慕陶渊明远离尘世喧嚣、以琴为伴、归隐自然、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具有一种参悟人生、明心见性的澄明空静之美。可见，唐宋词中的音乐器物，促成唐宋文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发生，推动自身文化意义的实现，并在整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实用性器物到文学意象的转化过程，赋予唐宋词新的文本意义。唐宋文人用音乐器物来抒发相思离别、幽愁怨恨、羁旅孤独、思乡恋阙、黍离之悲等丰富人生情感体验，建立起音乐器物与自我生命的深情审美关怀，使唐宋词中的音乐器物与人的主体精神深度契合。传统丝竹音乐器物悠扬婉转、清丽优雅的声情特质，与唐宋词擅长表达的人生幽微情感，音与意合，相得益彰。无论是“起舞不辞无气力，爱君吹玉笛”（冯延巳《谒金门》），还是“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晏几道《蝶恋花》），极尽缠绵悱恻之情。夜月之下，箫声幽咽，音调凄楚，恍若秦娥梦断的惆怅与灞陵伤别的寂寥，对此茫茫，百端交集，遂有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的怅惘凄迷之美。宦海惊波，浮生若梦，在党争中自请离京的苏轼，泛舟闻筝，“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江城子·江景》），一曲终了，佳人难觅，青峰隐隐，江水迢迢，内蕴仕宦人生的无限感伤。音乐器物中的历史典故，赋予唐宋词音乐器物充分的人格化特征，曲折隐现文人自我心曲。自白居易《琵琶行》后，琵琶便成为唐宋文人知音难寻、沦落天涯等情绪的重要代言物之一。特别是辛弃疾《贺新郎·听琵琶》，通篇以琵琶典故抒情：首忆开元盛世，遥想《霓裳羽衣》的绚丽繁华，感慨沉香亭畔，倾世红颜的香消玉殒，继而叹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江州司马与琵琶女飘零之苦，再追忆昭君出塞马上琵琶的凄断之音，自伤轻拢慢捻之间细将幽恨传的《凉州》曲，叹惜早已杳无身影的盛世琵琶名师。全词在风流云散尽的历史遗恨中，徒留梦醒繁华的黯然神伤。出现在不同时空中的同一音乐器物，因其携带着往昔岁月的生活痕迹与文化记忆，而成为词人感慨历史沧海桑田变化的抒情性器物。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赵佶，在笛声如泣、梅花断肠的愁苦中，将故国沦陷、故土难归、山河破碎的悔恨哀怨，以及自己从皇室贵胄沦为阶下囚的身世凄苦，化作千古恨：“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李煜《望江梅》），“朝喧弦管，暮列笙琶”“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赵佶《眼儿媚》）。凝聚在音乐器物中的丰富人生况味，使音乐器物自身乐境与词人心境相互交织，形成唐宋词音乐器物中孤独寂寥、闲适旷达、清冷孤高、悲壮感伤等多样化情感类型，以及唐宋词以音乐器物寄托相思情感、乐器声衍化出人生感慨、音乐器物代言人物、闻乐器声而起兴等多元化抒情模式，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器物书写审美新境界。在唐宋文人或亲历边塞的实写，或想象边塞的虚写中，来自边塞异域的音乐器物，如羌笛、胡笳、鼓角等，常常与塞外大漠的苦寒荒凉、戍边将士的怀乡边愁、闺中思妇的哀愁等结合在一起，构筑出唐宋词慷慨悲凉与沉郁深婉并存的立体“边声”形象。鼓、角是边塞军营生活的重要军事号令。无论是亲历边塞的生活实录：“边城寒早。对漠漠暮秋，霜风烟草……画楼数声残角，吹彻梅花霜晓”（李纲《喜迁莺·塞上词》）、“万马不嘶，一声寒角，令行柳营……归来晚，听随军鼓吹，已带边声”（刘过《沁园春·张路分秋阅》），还是镇守边疆之时，在“四面边声连角起”“羌管悠悠霜满地”（范仲淹《渔家傲》）的阵阵边声中泛起的英雄清泪式感伤，以及情系家国，梦回边塞的既醉且醒：“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出现在烽火、孤城、旌旗、铠甲、柳营、沙场等边地生活情境中的鼓角之声，常常在吹角集合、鼓声鏖战、战马嘶吼等场景的多种声音交织中，形成慷慨悲壮的塞外之音，极力渲染戍边将士横戈立马的浴血奋战、安边定远的豪情壮志、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以及故土难收的凄苦哀愁、英雄迟暮的寂寥感伤、壮志难酬的悲愤忧愁等，形成气象苍茫的边塞印象。苍茫边塞之中，胡笳之音，最是幽怨。唐宋文人常常将胡笳与塞草、黄云、寒沙、朔风、关山、陇月、飞雪、落日、冻水、寒霜、断雁、边马等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寒风凛冽塞草平，胡笳动兮边马鸣的边地特有壮阔萧索景象，以此烘托苍凉孤独之情。特别是在夕阳冷照，锦书难寄，归期无望中，悲凉愁苦的胡笳之音，不断强化戍边征人浓郁的边塞乡愁：“塞笳月下声凄楚，怨百花、春事梦空”（赵时奚《恋绣衾》）。唐宋之前就已定型的“月”寄乡愁传统情感模式，也使“孤月”与“音乐器物”的意象组合方式，成为苍茫边塞之中，最能引起征夫思妇戍边之苦、生离死别与故园之思等强烈边愁意绪的抒情方式。“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温庭筠《定西番》），关山陇头，孤月徘徊，羌笛高亢清越，自带悠扬之感，思乡恋国、英雄气概与儿女情长的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充满塞外峥嵘之气的花间别调。这些具有独特风情的音乐器物，以其兼具雄奇悲凉与感慨沉郁的独特声情之美，丰富唐宋词刚柔并济的词风，成为唐宋词中边塞意象的代表性文化符号之一，直接牵引后世对苍茫边塞的文化想象与审美认知。综上所述，唐宋词中的音乐器物是唐宋文人对中国古代宇宙天地精神与人间社会伦常秩序的一种审美化呈现。唐宋词音乐器物中的日常风雅、人生百味与苍茫边塞文化景观，就是唐宋文人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中，以音乐器物为媒介，贯通天、地、人三才和谐交融之“道”的审美方式，也是唐宋文人在自我精神世界中，以音乐器物抵达“天人合一”最高审美境界的艺术方式。他们在以物摹貌、以物抒情、以物明理的审美表达中，表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音乐器物经验，赋予音乐器物新的丰富文化寓意，使唐宋词中的音乐器物，具有极强的文人个体化情感体验特征。这为我们思考唐宋词在中国文化上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意义、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界视野，提供了以小见大的视角。（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词中的器物书写研究”负责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