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芳:人都要走,我希望走的快一点,突然一点 | 独家对话

文摘   2025-01-03 22:05   英国  



对话 · 谢芳



 以下为采访摘要 

从孤独到光芒:
谢芳的成长与蜕变

  
>  专访上集 | 演员 谢芳  <

 对话  谢芳 

1935年,谢芳出生在湖北一个基督教家庭,在电影《青春之歌》公映之前,她的名字并不叫谢芳,因为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寄托收复国土之愿,父母为他取名为谢怀复。生在乱世,青少年时代辗转湖北、上海、香港、广东等地。谢芳说,如果不是父亲执意从香港回到中国内地,中国电影史上就不会有谢芳这个名字。


谢芳:解放的时候我们住在香港九龙。我父亲虽然信仰基督教,但是他非常拥护共产党。所以经常让我唱,解放区的天就是明朗的天。1948年1949年,我在香港买《文汇报》和《大公报》,我知道这两份报纸是左倾报纸,所以经常买。把报头插在过去穿的工装裤后面口袋里,还露出来。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就知道以左倾自居,以左倾为荣,那时候懂得左倾右倾。


主持人:所以那个时候您是一个进步学生,思想进步的青年?


谢芳:受我父亲影响,特别爱国。

△谢芳与父母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非常有意思,如果要不是父亲把您送回到内地来的话,可能中国电影史上就没有谢芳这个名字了。

谢芳:有一个客观的巧合是,我从香港回来在武汉住的时候,当时的中南文工团音乐部在我家楼下。因为我父亲母亲都会音乐,我母亲是教会的风琴手,所以我从小就认识简谱、五线谱。由于认识乐谱,我就考进了文工团音乐部。如果音乐部不在我家楼下,我当时抗美援朝参干去当护士,最多就是当个医生。结果音乐部在我家楼下,那时候我刚毕业,他说你愿不愿意来?我说行,我就去了,就弹了两首钢琴曲,完了视唱练耳,一下就考进去了。

关于演电影的问题,就是1959年,我演了七八年歌剧以后演的电影。《青春之歌》电影的导演崔嵬,原来是我们剧院的领导,他1953年离开院里到北京拍电影,如果他不是在我们院里当院长,我也不可能演《青春之歌》。

主持人:所以他那个时候特别了解你,看好你这棵苗子?

谢芳:他知道,因为1953年他离开剧院的时候,我才18岁,他有那么一个印象。他跟我们当时剧院的院长程云打电话,说让谢怀复来试试林道静这个角色,是这么上的这个电影。

 对话  谢芳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出版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书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1949年之后,文学史上首个放射着青春光彩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吸引了无数青年读者。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经典小说《青春之歌》搬上了银幕,将林道静一袭旗袍的形象,最终定格在大银幕上的人,正是当年23岁的谢芳。谢芳被选定为《青春之歌》的女主角,这是崔嵬导演力排众议的一次冒险之举。当时围绕林道静的人选,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到北影厂的领导,都经历了一番斟酌。在候选人名单中既有成名已久的大明星,也有很多颇具实力的影坛新秀。而谢芳只是中南文工团里的一名歌剧演员,没有一丝一毫的电影表演经验。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还叫谢怀复呢?

谢芳:土改的时候,一来就麻烦了,因为我当时分宿舍,是男同志住楼下,女同志住楼上,我都背着背包就找不着我的名字。后来在楼下男同志宿舍,找到谢怀复。他们以为谢怀复是男的,结果给安排在下面。所以第二年土改,我们的歌剧团团长说你那个名字太拗口了,改个单名吧。所以他给我弄个三个字,抓阄。一个是军队的军,一个是筠,还有一个就是四方的方。我一下就抓了四方的方,谢方比谢怀复好叫,就传开了。到了1959年拍完电影《青春之歌》后,我回到武汉了,打字幕的时候我不在,所以是女的嘛,就给我加个草字头,是这么来的。


主持人:不管是四方的方,还是芬芳的芳,都不是您自己的本意?


谢芳:它是个黑户口,没有谢芳。要改名,我也没去改,改也是四方的方。


主持人:这么大的事,您自己从来都没意见?


谢芳:稀里糊涂。


△谢芳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林道静一角

 对话  谢芳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后,在国内引起轰动,很多人通宵达旦排队买票,有的影院则干脆24小时,轮转放映该片。该片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上映时,同样万人空巷。电影新人谢芳,也因此一举成名,并凭借此片荣登“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列。她的这张明星照,曾悬挂于全国各大电影院中,还一度被摆上柜台,被影迷一抢而空。


主持人:
那个时候有自己是明星,红了的感觉吗?

谢芳:没有,那时候我拍完电影《青春之歌》,正好1959年是国庆10周年,天安门举行盛大的游行的,让我参加游行活动,我没参加。因为我是武汉的,我9月几号就回去了。

主持人:为什么?

谢芳:因为当时我的思想,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任何工作都是组织上让我去做的。都是这么来的,就非常地自然,把我20多岁所能理解,所表现的全部投入。所以后来拍完了,我也没觉得这下我红了,没有。我又回去了,还演了两个歌剧,我还是歌剧演员。只不过1961年,成立了中国妇女代表团,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先生是团长,12个妇女去的日本。日本的观众就追着我喊,林道静,林道静,让我签个名,追着我的汽车,那可能是我唯一的收获。

一直到现在也是签名,我都很淡定。为什么淡定,因为也没觉得怎么了。所以就努力地工作,努力学习,刻苦劳动,我总要求自己苦一点,我是很苦的,我叫苦行僧吧。睡觉,有的时候这湿了,我把干的让给别人,我睡湿的。劳动,你比方说那时候搭班,我是报幕员,我每天换报纸贴上就行了,只管播音就完了。我不,我还去劳动,挑担子挑土,一担担土都往上搬,那修堤,分一二三级,一级最重,二级稍微重一点,三级轻一点,我还挑二级,90多斤。那时候也没干过活,就玩命的挑,泥巴是软的,垫起来软的,踩着上去。一说休息,啪一下就坐那儿,就是累,真是玩命。

 对话  谢芳 

拍摄完电影《青春之歌》,谢芳就回到了武汉,继续排演歌剧。


主持人:在那个年代,您从来没有在家庭,和事业当中犹豫过?

谢芳:没有犹豫。那时候每年都要写鉴定的,反正工作积极,这是没跑的。劳动刻苦,学习刻苦。缺点就是群众关系不好。因为我从小在家都是一个人,因为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面上大学,最后剩我一个人跟着父母。再加上我上学五年级才进学校,孤独惯了。所以人说谢芳一个人在家,什么话也不说,也不见人,她也不寂寞。所以那个感觉,让人觉得我群众关系不好,这是客观家庭造成。

主持人:群众关系不好这一条,在那个年代也蛮重的?

谢芳:重的。

主持人:给您带来过什么样的困扰 ?

谢芳:后来他们说谢芳也不是清高,也不是骄傲,她就习惯了,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岁数大了,就懂一点了,人家来了你得起身跟人打招呼是吧?要不然你也不知道谁是谁。那年轻时候也不想这件事,就想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他们在外面一聚会,有时候下乡回来,在这楼道里大家欢呼,还拥抱。都没我的事儿。我的家庭环境造成的,现在好点了。

主持人:您说您自己性格一直是挺孤独的,那您和张目老师怎么相处?他一定是那种热情洋溢积极主动的。

谢芳:对,他老在外头跑。他属马,我属猪,他在外面跑,我在家睡觉。

知己偕老,淡看风雨:
谢芳的生命哲学与银幕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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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谢芳 

谢芳的丈夫张目,是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两人一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谢芳写过一首诗,叫做《挚友张目》——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乐观,积极!人类友好的故事讲过千载万载,我却只记住两个字:“知己”。暮年的谢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家的顶梁柱张目先生。我只在这里讲一句话 ,那就是我爱他!我希望他健康!长寿!希望我能和他永永远远地生活在一起!


谢芳: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参加文工团,联欢演出的时候,我弹琴他独唱。

主持人:算一见钟情吗?

谢芳:没有所谓一见钟情,都是集体生活,早上起来练功,上午排练,下午休息,晚上演出。干什么都在一块。我们那时候4个人一间房,他是队长,所以他有一间房,10平米吧。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没那间房,你还不知道找谁呢。

主持人:最初是谁向谁表白的?

谢芳:
我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就去湖南土改,土改回来就总结开大会,批评,表扬。可能当时还要表扬我,因为我是基督教,无神论,表现也不错。结果最后发言我突然说了一句,我有一个缺点,我得检讨一下。因为土改的时候,不许谈恋爱。我说我思想当中,有些喜欢张目,有时候张目开会回来看他一眼,谈这个思想。

主持人:您真的就向组织掏心掏肺?

谢芳:不是组织,是开大会。大伙儿都在那儿,张目也在那儿。那时候挺傻的,我不觉得奇怪,我从小就是基督教徒,七八岁的孩子每天睡觉前要检讨、忏悔,所以这不算什么,开会我照样也是检讨。别人觉得滑稽,张目更生气了,说咱们又没什么事儿,后来他脸也长了,脸也白了,不理我,生气了。他心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喜欢我,干嘛还要去检讨,不喜欢我,那就不理你呗。

1953年,他主动写信给我,写了三篇。那时候才20多岁,他的字儿特别漂亮,钢笔字,谢怀复,我爱你,后面写一大堆我就不记得了。我们俩就是我先在会上来一通,第二年他写信,就成了。

△谢芳和张目

 对话  谢芳 

继《青春之歌》大获成功之后,1963年,谢芳又接拍了由谢铁骊执导的电影《早春二月》。饰演了30年代的知识分子陶兰。不久之后,谢芳又接到了谢晋导演托人转交给她的一个剧本,这就是《舞台姐妹》。《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被称为谢芳的青春三部曲。三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谢芳也被称为中国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风暴之中,这三部电影全部被定性为“大毒草”,作为影片主演的谢芳,自然在劫难逃。


主持人:在十年“文革”的时候,您演的那三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被批成“大毒草”,你因此受了不少的牵连吧?


谢芳:有一次红卫兵到我家里,在我床头那儿说了几句,张目挺注意地叮嘱,但没有什么太过的东西。还有一次有人破门而入,他就让我侄子在楼下看着点,那是六几年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感觉那么紧张,他觉得挺紧张。

主持人:他想方设法保护您?

谢芳:他认为谁要说我是“反革命”,他就是“反革命”,这种思想我们不一定有,他二十几岁就是这样。

主持人:当时说您演的这些都是“毒草”,演“毒草”就是“反革命”,您自己思想上没有反抗过吗?

谢芳:我没有。我当时(想)“该”,谁让我演“毒草”。我就是基督教出来的,原来是上帝,现在是共产党,怀疑总是先怀疑自己,不善于怀疑别人。现在不一样了,但是那时候是这样的,有点盲从。

主持人:这样的思想,也许无意中保护了您。它避免了您在思想、精神上的痛苦,在客观上会跟别人有冲突对吧?

谢芳:对,隔离就待着。有一个干部跟我说了一句安慰的话,他说:“谢芳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我也记得很清楚。现在觉得客观对我挺好,我就挺好。即便是那时候揪出来示众,一大帮揪出来,我走在前头,还说你上后面去,人家是“黑帮”,我是“黑线”,还低一点。


“黑帮分子”是比较大的,我是“黑线人物”。因为我刚演了三部“毒草”,就“文化大革命”。当然比当领导差一点,这个意思。因为我在北京,
不是“黑帮”多吗,哪轮得着我?我要在外地,可能够呛。

 对话  谢芳 

“文革”结束以后,由谢芳主演的青春三部曲,恢复了往日荣光。谢芳后来写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我再次登上影坛时,已经逝去 了⼗五个年头。30岁⾄50 岁是⼀个演员艺术涯中精⼒与经验皆处于最佳状态的时期,然⽽我却只在这⼀收获的季节,拾到⼀些剩余的果实,如同在那即将逝去的夕阳旁边,留下了⼀抹淡淡的晚霞。


主持人:陈强老师、张瑞芳老师,还有黄宗洛老师,先后离开了我们。每当这些老朋友离开会不会特感慨?

谢芳:不。因为我也要走,他90多岁,我现在70多岁,我活不过他们,我也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对话  谢芳 

2022年12月25,张目去世,享年92岁。两年后的2024年12月19日凌晨,谢芳去世,享年89岁。家人说,谢芳因为心梗住院,经过十多天的抢救和治疗,安详地走了,如同睡着了一样……


主持人:您的生死观,和父母、宗教对您的影响有关吧?

谢芳:我的生死观就一点,我相信人都是要走的,但是我希望走得快一点,突然一点,这是我唯一的思想。我现在就求这一点,我不希望最后什么也不知道了,麻烦别人。


主持人:我看得出来您一生都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


谢芳:不要麻烦别人。我最近在街上看着车水马龙,桥上桥下人来人往。我就说谁如果这时候走了,火化了,车水马龙一样走,我一想到这一点我特高兴,我说谢芳要走了,火化了,车水马龙还是这样,这不挺好吗?世界还在进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作人:张燕

编导:王劼

编辑: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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