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指出：“元灭南宋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傑海军的焦山之战，最後亡宋的厓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是无法取胜的；而偏安东南，支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也终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1]涉及厓山之战的论著，有前辈学者饶宗颐先生的《九龙与宋季史料》，李天鸣先生的《宋元战史》，胡昭曦、邹重华先生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先生的《宋元战争史》等，笔者都作了参考。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笔者见到江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俞晖先生的论文《试论张世傑抗元的失误》，其观点与笔者相同，本文将尽可能详细地评述厓山之战。
宋高宗对金屈辱和议後，实行“守内虚外”的兵力部署，将各都统制司等大军屯守大江以南。南宋後期，宋军已不可能维持此种部署，其东南主力集结於沿边两淮，而大江以南，反而兵力空虚。故元世祖“命伯颜伐宋，朝议以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遂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鋭二万攻淮安，以牵制之”。[2]事实上，在襄阳失守，元军顺江东下时，两淮兵力确仍有相当实力。伯颜大军兵临防守兵力非常不足的临安城下，“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佥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3]唯有出面谈判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义不降敌，他被俘北上逃脱，到真州，“诸将校、诸幕皆来，俱愤极不自堪。两淮兵力足以复兴，惜天使李公（庭芝）怯，不敢进，而夏老（贵）与淮东薄有嫌隙，不得合从。得丞相来，通两淮脉络，不出一月，连兵大举，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传檄定也”。[4]文天祥後来说：“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髙（达）以荆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5]文天祥不能以右丞相的身份，领导和组织两淮的宋军主力，就使他兴复宋室的计划面临相当失望的困境。
张世傑是北方涿州范阳县人，投奔南宋，这与刘整正好形成反差。陈宜中“为人多术数”，[6]决非乱世兴复之才，只是听命於张世傑。据文天祥自述和评论，“然其人（张世傑）无远志，拥重兵厚赀，惟务远遁”。“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傑。予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7]他无法主持朝政，只能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前往南剑州和汀州，出兵江西路。不料文天祥到汀州之後，因张世傑措置失宜，在元军进攻下，福州随即失陷，行朝浮海南逃广东路。小皇帝赵昰病死，又立赵昺为帝。
飘泊广东沿海的宋廷事实上可能有三条路，一是按陈宜中的建议，逃往今越南南方的占城。“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8]二是流亡海南岛。海南岛在宋时堪称炎荒之极，是流放犯人和罪官之地。仅据今存史料，看不到有此议论。事实上，如果退守海南岛，其军事回旋馀地无论如何是大於跼蹐弹丸之地的小海岛。三是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这当然主要是张世傑的主意。但张世傑只是任枢密副使，升枢密使。[9]
经过辗转飘泊，最後选择在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厓山（今新会县古井区官冲乡）作为行在。祥兴元年（公元１２７８年）“六月，世傑自碙川北还，至厓山止焉”。[10]另据《金华黄先生文集》卷３《陆君实传後叙》说：
崖山者，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戍，世傑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徙矣。
六月己未，御舟发碙州。乙亥，至新会县潮居里之崖山，起行殿。庚辰，升广州为祥兴府，见《填海录》，而新史谓升廉州为翔龙府。
这个流亡宋廷还须有“起行殿”的排场，大兴土木。“造行宫。六月，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时官民兵除逃窜死亡外，犹计二十万，多于船上住坐。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盖海院，造船只，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罢”。[11]元朝《经世大典》说，南宋行朝在厓山“缚草架木为宫殿，凡千馀楹，有船七百艘，军士尚众”。但另一处又说最终“焚溺之馀，尚得海舰八百馀艘”。[12]故更可靠的说法为“大舶千馀”，“内大船极多”。[13]行朝军人和其他人员“犹计二十万”。宋代的募兵制下，军队移屯往往拖带家眷，在危亡的特殊环境下，军人拖带家眷，对安定军心尤为重要，故可估计在二十万人中，军队应有几万人。这二十万人的後勤供应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在福建和广南东路各地被元军相继占领的情势下，史料上只有简单的记载，“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所谓“海外四州”，即是指海南岛。当年八月，“发琼州粟以给军”，[14]後勤供应还须仰仗海南岛。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海上交通当然不如陆上和内河交通安全，存在供应中断，二十万人将不战自毙的危险。
关于厓山的地形，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三》说：
厓山乃海中之山，两山相对延袤，中一衣带水，山口如门，世傑以为形胜，安之。
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卷９《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说
崖山在新会南，山有两崖对峙，海潮出入。宋绍兴间，尝置戍。卫王昺南迁，结营崖山海中。
《道光新会县志》卷２记载其地形说：
汤瓶山过海为厓山。厓山与汤瓶山对峙如门，故谓之厓门。自宋亡於此，古今凭吊焉。门阔仅里许，每大南风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复为门所扼，其势益大。故厓门春浪最为奇观。海水有时分清、浊二色。
厓山地处珠江的入海口，“海水有时分清、浊二色”，估计即是江水与海水的交汇之故。《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说：
崖山之西山南北亘二百馀里，东南枕海，西北皆港，弘範至山北，水浅不通，乃由山东而南，又西。
《元史》卷１５６《张弘範传》也说
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
论双方的实力对比，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则是盘踞一岛之地的南宋，自然是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但是，就厓山战场的局部而言，宋方其实并非是必败无疑。
再从元朝方面说，至元十五年，即宋祥兴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江东道宣慰使张弘範拜蒙古、汉军都元帅，江西省参政李恒为副都元帅”。[15]《道园学古录》卷１４《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说：
十五年，王入觐，请于上曰：“宋主既降，其将张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与弟广王昺南奔，既立昰于闽而卒，又立昺于海上，宜致讨焉。”乃拜蒙古、汉军都元帅以行，陛辞，奏曰：“国朝之制，无汉人典蒙古军者，恐乖节度，猝难成功，愿得亲信蒙古大臣与俱。”上曰：“尔忆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师既南，而城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至，不胜其悔恨也。由委任不专，今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国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勖之哉！”面赐锦衣、玉带，又辞曰：“遗爝未息，延命海渚，奉词远征，无所事于衣带也。苟以剑甲为赐，则臣也得以仗国威灵，率不听命者，则臣得其职矣。”上壮之，上方宝剑、名甲，听自择其善者。既拜赐，又谕之曰：“剑，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处之。”且行，荐李恒为贰，从之。至扬州，选将校，发水陆之师二万，分道南征。
《元史》卷１５６《张弘範传》所载大致相同，按自张柔在金季降元，与张弘範算是两代为臣，故深得元世祖的信任，这与元世祖对刘整的猜忌和歧视形成鲜明对比。张弘範提名的副手李恒为西夏党项皇族後裔，仍保留唐朝的赐姓。
此次元军南征的战绩表明，宋军根本无力与元军在陆战中对抗，但海战却应另当别论。前面谈及刘整为元朝编练了强大的水军，但这支水军只能施用於大江大湖。至于海战，刘整本人当然没有任何经验可传授元军。由此可见，海战确是元军前所未遇的新难题。显而易见，就宋朝方面而论，只有在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可行的军事谋划。事实上，在百馀年前，宋朝就有李宝大胆实施先发制人的策略，在胶西海战中一举歼灭金朝准备南下的浙东道水军大舰队，提供了范例。
至元十六年，即宋祥兴二年，据《经世大典》说，“正月二日，弘範发潮阳港，径往崖州。十四日，弘範至崖山”。八日之後，“二十二日，（李）恒会弘範于崖山”。[16]兵力方面，至元十五年六月，元世祖“发蒙古军千人”，拨付张弘範。十月，“趣行省造海船付乌马儿、张弘範，增兵四千，俾将之”。十月的增兵四千，可能不在张弘範於扬州“发水陆之师二万”之内，但先前的一千蒙古军肯定应在二万人之内。九月，“昭信达鲁花赤李海剌孙言，愿同张弘範取宋二王，调汉军、水军，俾将之”。此外，有“降臣陈懿兄弟破賊有功，且出战船百艘”，随张弘範“从征宋二王”。[17]“广州镇戍士卒，初以丞相伯颜等麾下合必赤军二千五百人，从元帅张弘范征广王”。[18]可知元军的民族成份颇杂，尤其必须利用宋朝投降的水军。李恒军在广州夺到宋军“船三百艘”。[19]他“闻弘範已赴海道，即率麾下战舰百二十艘入海”。[20]张弘範军有“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21]从战船数量上看，如前所述，宋军“大舶千馀”，“内大船极多”，其中当然不全是战舰，而元军参战者共有四百二十艘，大舰更不如宋军。如果从兵力上分析，宋元两军可能差不多，而就战舰数量而论，宋军肯定占有优势。这本是宋军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文天祥转战在广东一带。祥兴元年十二月，元军发动奇袭，文天祥不幸在潮阳县五坡岭被执。祥兴二年，张弘範押文天祥前往厓山，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遂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文天祥了解张弘範的军情，诚如他的分析，“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进退失据”。“先是，行朝以游舟数岀，得小捷。他船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22]从理想的军事方案，应是利用张弘範和李恒两军会合前的至少八天以上时间差，先打张弘範军，後打李恒军。估计张世傑不见得有灵通的情报，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如此的军事谋略。
在元军方面，据《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张弘範军於“十六年正月庚戌（二日），由潮阳港乗舟入海道，至甲子门，获宋斥候将都统刘青、顾凯，乃知广王所在，辛酉（十三日）至崖山”。[23]所载张弘範军抵达厓山的时间比《经世大典》和《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早一天，按文天祥所述，时为“己卯正月十三日，虏舟直造厓山”，[24]故应以十三日为准。《金华黄先生文集》卷３《陆君实传後叙》则作正月己未十一日，看来更为不确。张弘範尽管有军队不习海战，普遍发生晕船等困难，但仍乘席卷南方，屡战屡胜的兵威，不等李恒军前来会师，就抢先发动攻势，看来，他是担心宋方行朝和军队逃跑。由此可见，张弘範军在十三日前已经完成军事攻击的准备。
据《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说：“王引舟师当之。然其地两山东西对立，其北浅，舟胶不可进。我师由山之东转而南入大洋，始得与之薄。”[25]《宋史》卷４５１《张世傑传》说：“或谓世傑曰：‘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曷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悉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馀作水砦，为死守计，人皆危之。”此处的“海口”即是厓山港的西南出口。张弘範军先到东北出口，才发现“其北浅，舟胶不可进”，说明元军的事先侦察也并不充分，有打莽撞仗的情况。但他们占据了西南出口，确是对宋军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一是切断了宋军的退路，二是切断了海上的补给。“山口如门”，这又不便於船舰数多的宋军展开兵力。为生存计，其实也只能先与张弘範军决战。完全可以利用潮涨之机，将一部分舰队从东北出口驶出，再绕出西南，对元军实施腹背夹击。张世傑只顾虑军队屡败之馀，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而不知设法战胜船舰数量不占优势的元军，以求重振兵威，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指挥失误。故《昭忠录·陆秀夫等传》说：“世傑不塞山门，护水寨，乃纵北舟入逼寨。”
关于“悉焚行朝草市”，存在两说，《宋史》卷４５１《张世傑传》说是张世傑下令主动焚毁，另一说是张弘範军“烧其宫室”，[26]但也无须考辨。宋军“舟中粮犹可支半年”，[27]故用粮一时尚无困难。关键是张弘範“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自是樵牧日梗”。[28]宋军“樵汲道绝，兵茹乾粮十馀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29]“人食乾饮咸者十馀日，皆疲乏不能战”，[30]这自然严重地损伤了战斗力。
关于李恒军抵达厓山的时间，李天鸣等先生早有考证。《经世大典》和《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之说为正月二十二日庚午，《昭忠录·陆秀夫等传》作二十三日，《元史》卷１５６《张弘範传》和《道园学古录》卷１４《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为二十六日甲戌。关于断宋军汲道，也有不同记载，胡昭曦等先生也已作考证。《元史》卷１２９《李恒传》说；“恒遣断其汲路，其势日迫。”《昭忠录·陆秀夫等传》说：“二十三日，恒至厓山，以哨船阻轻舟，樵汲路绝，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金华黄先生文集》卷３《陆君实传後叙》载：“庚午，恒亦以兵来会。乃先遣㫁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馀十日，渇甚，则下掬海水饮之，海咸不可饮，饮者亦辄病呕泄，军中大困。”前两条记载明确说是李恒派兵断汲道。依个人之浅见，宋军炊食所用木柴，自然须靠上陆地樵采，而淡水除陆地供应外，尚可“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其实是派轻舟汲用珠江入海的淡水。张弘範“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应是事实。但等到李恒舰队占据了厓山港的东北出口，“以哨船阻轻舟”，方最後完全断绝了宋军的汲道。从宋军“食乾饮咸者十馀日”的记录看来，则李恒军正月二十六日方至厓山的日期不可信，因为距离宋军覆亡不过九至十日，未及“十馀日”。李恒军的会师，在军事意义上，一是完成了南北合围和夹攻的态势，二是最终完全断绝了宋军汲用淡水。
宋军陷于“樵汲路绝”的绝境，也说明了张世傑选址的失误。到此地步，即使元军不发一砲，不施一镞，只能饮用海水的宋军也只能坐以待毙。但按张世傑的军事部署，依然是“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31] “棋结巨舰千馀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32]《三国演义》虚构了赤壁之战中庞统施用连环计的故事，张世傑的部署近似於此。正如俞晖先生指出，其实还是蹈焦山之战的覆辙。与庞统的连环计或焦山之战不同者，是元军“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33]这应是汲取了焦山之战遭元军火攻而败的教训。
以下再说战争的具体过程。当宋军与元军最初接触时，“以游舟数岀，得小捷”，这正暴露了元军不善海战的弱点，但张世傑根本无意於“摧锋直前”，当然丧失战机。[34]《昭忠录·陆秀夫等传》说：“十六日，北舟大集，蔽塞江面。世傑乃调轻舟出战，犹能牵取数舟。弘範所部俱海艘，无哨船可以趋利，故世傑以轻舟往来，樵汲自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军就愈来愈转向劣势。
双方还一面作战，一面和谈。元朝的“二帅屡遣使谕降，世傑輙以厚礼其使，唯请退屯，乞广东一道，以奉赵氏宗庙”，元朝方面当然不可能同意此种条件，而只能影响宋朝方面的军心士气，故“军中闻者歔欷”。[35]张弘範知道张世傑为“其父柔之故卒，戍杞时，有罪逃宋。索其甥韩某，署万戸府经历，三遣谕祸福。世傑历数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韩迫之，世傑笑曰：‘果欲吾降，撤汝围兵，使吾出。’”[36]此种宁死不降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宋朝方面另“有乌蜑船千艘救昺，舣于北”。张弘范“夜择小舟，由港西潜列，乌蜑船北彻，其两岸且以战舰冲之。乌蜑船皆并海民，素不知战”。张世傑“又不敢援，进退无据”，竟被元军“攻杀靡遗”。张弘範“因取乌蜑载草灌油，乗风纵火，欲焚昺（按：宋帝赵昺年幼，其实应是指张世傑）舰。昺预以泥涂舰，悬水筒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宋将“周文英日挑战十馀次，皆为弘範所败”。[37] 周文英等出战，决非大举出击。《昭忠录·陆秀夫等传》说：“众议恐恒以广州舟至，则樵汲絶矣。世傑乃遣文英将步兵，王道夫将蜑船迎击，又促凌震入卫。已而文英遁入新州，道夫与恒遇，不战而遁，震亦不至。”周文英的步兵和王道夫的蜑船队的失败，加之凌震军援的“不至”，遂使厓山港的宋军完全孤立。
熬到二月初，因宋军处于愈来愈大的险境。初一日，“世傑部将陈宝降”。[38]“二日夜，都统张达领快船出攻北之哨船，败，亡失甚众”。[39]这两件事表明宋军之战斗力之严重削弱，而元军对宋军的内情了解也更加清楚。
元军“四日定议进攻。初五日，三面进逼水寨”。[40]《经世大典》的记载更详：“诸将请以砲攻之，弘範曰：‘砲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且上戒吾属必诛灭此，今使之遁，何以复命？’恒亦谓弘範曰：‘我军虽围贼，贼船正当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絶，自知力屈，恐乘风潮之势遁去，徒费军力，不能成功也。’遂画图定议，与敌船相直对攻。二月五日夜，弘範召诸将三誓之，发碇与昺相对。”[41]这说明元军方面也清楚，如若宋方全军奋死突围，尚无力拦截而全歼。
关于六日的决战时双方舰队的阵势，正如文天祥所说：“世傑不守山门，作一字阵以待之，虏入山门，作长蛇阵对之。”[42]今抄录三段记载最详者於下。一是《道园学古录》卷１４《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
二月癸未，我师将战，或请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分处其东、西、南三面，王自将一军，相去里许，下令曰：“宋舟西舣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退。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众继之，王命高构战楼于舟尾，以布障之，命军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敌矢傅我舟如猬，伏盾者不动，〔及〕舟将接，鸣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顷刻迸破七舟，宋师大溃。宋臣以其主广王赴水死，获其符玺印章。张世傑北突吾军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风坏舟，与将士尽溺死。[43]
《元史》卷１５６《张弘範传》的记载大致相同。二是《昭忠录·陆秀夫等传》说：
初六日晨炊蓐食，恒乘早潮退，帅北面海船进攻，酣战至午，杀伤相当。恒以船深入，千户林茂跃登南船，千户曾胜、百户解清继之，攻西北角上，众溃乱。俄而晚潮至，恒舟不能驻，仅夺数舟而还。弘範乘潮生，帅南面海船进攻。世傑摘北面守兵策应，士众伤残，俱无斗志。恒复麾北面海船夹攻，呼声动天地。水寨表里受敌。会有仆其樯竿之旗者，诸船风靡，樯旗俱仆。世傑知事去，即抽精锐入中军自卫。诸船奔溃，招抚翟国秀、团练使刘浚解甲降。贵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死者数万人。北舟进击中军，战至晡，海雾四昏，咫尺不辨，风雨大作，海势退。世傑与殿帅、少保苏刘义，都统张达、尚书苏景瞻等十九舟斫断矴石，乘风水之势，决围东走。帝舟重大，驻内水，为外舟壅隔，不得动。丞相陆秀夫先沈妻子于水，乃奏幼主死社稷，以金玺系主腰，秀夫抱赴水死之。宫人牵衣胥溺者十数辈。
三是《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其记载颇详：
六日平旦，弘範分诸将为四军，恒当昺北及西北角楼，诸将分居昺南及西，弘範将其一，居西南，去昺里许，令曰：“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期吾乐作，乃战。”又令曰：“敌西南舰可受危，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其自攻。”诸将谓元帅不宜自轻，某等当效力。弘範曰：“帅当先其难者。”顷之，有黑气出山西，微雨满天，弘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泻，恒从北面顺流冲击，突入其阵。恒令诸军船尾，命舵师转船逆行，径捣其栅。我军凭高瞰敌，勇气百倍，登其船，断其索，短兵接战。彼以江淮劲卒各殊死斗，矢石蔽空。至巳时，夺三船。恒率拔都军复与快船战。至日〔午〕，潮水长北流，南面军复顺水势进攻。世傑腹背受敌，以火砲御南面军，预濡罽覆舰，砲尽，不能灼寸尺。然战不利，弘範益其卒，始夺一舰。弘範所乘舰布障四匝，伏盾，作乐，敌疑宴而懈。弘範以己舰卑于敌，且出入艰，乃回舰尾抵左大，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猬。弘範度其矢尽，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发，夺左大舰。又与夏御史战，夺七艘。敌慑衄去，自投水。诸将合势乘乱，皆殊死混战。自巳至申，声震天海，斩获几尽。昺端明殿学士陆秀夫先沉妻子于水，登昺船曰：“官家，事危矣，柰何？”遂抱昺俱死于水。时弘範操小舟，诣恒议事，世傑等乘间开南壁，率十六舰，夺港门遁去。恒与弘範等追至崖山口，值天晚，风雨骤至，烟雾四塞，诸将各相失。弘範还，恒独进追之。承宣使翟国秀等解甲就降，焚溺之馀，尚得海舰八百馀艘。十日，浮水之尸十馀万，有卒求物尸间，言见一尸小而晳，衣黄衣，负印，签云“诏书之宝”，取宝献弘範。弘範问宋人尹都统，曰昺也，又问近侍数人，皆以为然，求之已不得矣。世傑奔交趾，至海陵港，遇风，舰败溺死。弘範等磨崖山，纪功而还。恒退至高州，得获昺尸，报遂回。
以上三段记载，虽然互有详略，却并无矛盾牴牾。宋军在“茹乾糗馀十日”，“病呕泄，军中大困”的情势下，抵抗仍相当顽强。元军“分诸将为四军”，四路进攻，但因受海潮涨落的影响，不可能同时联合作战。北面的李恒军乘早潮先攻，却因“晚潮至，恒舟不能驻，仅夺数舟而还”，接着是南面的张弘範军三路进攻。宋军的一字阵显然不是时时处处受敌，而以大索相联，作茧自缚式的战术，使其不受攻击的部位，只能按兵不动，坐视不救，而其受攻击的部位，元军却占有优势兵力。尽管在一字阵内尚有若干机动兵力，也无补大局。可以设想，如果张世傑果断下令，砍断大索，使宋军得以展开兵力，改被动挨打为主动还击，这次海战史尚有改写的可能。然而直到最後关头，他方才砍断大索，率十馀舰突围。
厓山海战是南宋亡国的最後一战，文天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坐北舟中，向南恸哭”，写诗说，“正气扫地山河羞”，“惟有孤臣雨泪垂”。[44]此战“浮尸出于海十馀万人”，[45]张宪《厓山行》诗作“十万健儿浮血尸”，[46]《昭忠录·陆秀夫等传》和文天祥则说，此战“溺者数万人”。[47]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卷９《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说：“海水咸，汲道断，天狗堕海，声隆隆如雷。丞相陆秀夫朝服抱卫王沈海，文武、嫔御从死者万数”。海上浮尸十万上下，确是十分惨烈的。後张宪作《厓山行》诗记述此战：
三宫衔璧国步绝，烛天炎火随风灭。间关海道续萤光，力战厓山犹一决。午朝乐作兵合围，一字舟崩遂不支。樯旗倒仆百官散，十万健儿浮血尸。皇天不遗一块肉，一瓣香闻海舟覆。犹有孤臣卧小楼，南面从容就胡戮。[48]
其最後一句，当然是指文天祥的就义。据《滕国李武愍公（恒）家传後序》说，宋元两军“相持逾二十日”，[49]当年正月为二十九日，从正月十三日到二月六日，厓山海战历时二十三日。厓山海战用如今的军事术语，决不是一场不对称的军事较量，相反，宋军在船舰数量方面还占有优势。宋军所以彻底失败，正如陈世松、俞晖等先生业已指出，是张世傑的军事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如前所述，此次海战的兵器主要是“弧弩、火、石”，元军方面还一度利用俘获的“乌蜑载草灌油，乗风纵火”，作为火船，但并不成功。元军夺取宋舰时，双方还进行白刃战。除弓弩外，所谓“火、石”即是石砲与火砲。当时还没有管状火炮，而是人力抛石机，元军攻襄阳的回回砲是与宋军不同的平衡锤式抛石机，亦非管状火炮。以人力抛石机抛掷石块，即是石砲，抛掷火药包之类，即是火砲。故文天祥诗描述此战，有“砲火雷飞箭星落”之句。[50]由于双方或“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或“预濡罽覆舰，砲尽，不能灼寸尺”。看来火砲在此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威力。这意味着作为人力抛石机的火砲发展到了终极，而行将被管状火炮所取代。
宋绍兴三十一年，即金正隆六年（公元１１６１年）的胶西海战是世界上初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一百十多年後，宋元的厓山海战是又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当时宋元的海战技术，在世界上应不算落後。诚如已故爱国华人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在１９８４年的学术讨论中指出，中国人（与西方相比）不重视海洋。到了明朝後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而言，无疑已具有船坚，特别是炮利的优势。但无论如何，厓山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仍应占相当的地位。
注释
[1] 《宋朝兵制初探》第３３８页，中华书局，1983年。
[2] 《元史》卷１５４《洪君祥传》。
[3] 《增订湖山类稿》卷１《醉歌》。
[4]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３《议纠合两淮复兴》。
[5]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京湖两淮第二十七》。
[6] 《宋史》卷４１８《陈宜中传》。
[7]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张世傑第四十一》，《至福安第六十二》。
[8] 《宋史》卷４１８《陈宜中传》。
[9]《宋史》卷451《张世傑传》说他在宋端宗时“拜签书枢密院事”，赵昺即位後任枢密副使。《宋史》卷47《瀛国公纪》，《宋季三朝政要》卷6则说他在宋端宗时已任枢密副使。他升枢密使载于《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陆君实传後叙》
[10]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三》。
[11] 《宋季三朝政要》卷６。
[12]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13] 《宋史》卷４５１《张世傑传》，《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六》，《道园学古录》卷１４《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
[14] 《宋史》卷４５１《张世傑传》。
[15]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16]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17] 《元史》卷１０《世祖纪》。
[18] 《元史》卷９９《兵志》。
[19] 《元史》卷１２９《李恒传》。
[20]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21]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六》。
[22]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六》。
[23] 《道园学古录》卷１４。
[24]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四》。
[25] 《道园学古录》卷１４。
[26] 《道园学古录》卷１４《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元史》卷１５６《张弘範传》。
[27] 《昭忠录·陆秀夫等传》。
[28]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29] 《宋史》卷４５１《张世傑传》。
[30] 《宋季三朝政要》卷６。
[31]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六》，《宋季三朝政要》卷６。
[32]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
[33] 《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
[34]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六》。
[35] 《昭忠录·陆秀夫等传》。
[36]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37]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38] 《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金华黄先生文集》卷３《陆君实传後叙》：“陈宝以二月戊寅朔降，见新史，而《填海录》及其所撰《祥兴本纪》于正月乙丑书统制陈宝与〔拨〕发张达忿争而降，又书统制陈忠与拨发张成不协而降，其实一事，而月日亦与新史不同。”
[39] 《昭忠录·陆秀夫等传》，《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
[40] 《昭忠录·陆秀夫等传》。
[41] 《国朝文类》卷４１《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崖山拉倾》。
[42]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四》。
[43] 以《国朝文类》卷21校。
[44]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４《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卷１６《南海第七十五》。
[45] 《宋史》卷４７《瀛国公纪》。《元史》卷１２９《李恒传》说，此战“从死者十馀万人”。《牧庵集》卷１２《有元故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同。《吴文正集》卷２４《滕国李武愍公家传後序》作“後宫及文武官弁妻子从死者万馀人”。
[46] 《玉笥集》卷２。
[47]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６《祥兴第三十四》。
[48] 《玉笥集》卷２。
[49] 《吴文正集》卷２４。
[50] 《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４《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
原载《南开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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