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幼清风】廉故事——继承遗志，她用大爱点亮难童们的希望之光

在渝西合川的土场镇上，坐落着一所至今保存完好的保育院——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以下简称“第三保育院”）。赵君陶曾在这里担任院长长达 6 年 9 个月，她带领同事抚养了多达800余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少年儿童，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爱国进步人士眼里，第三保育院就是“国统区的延安小学”。邓颖超曾对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 

赵君陶，1902年（旧历）出生于重庆酉阳县龙潭镇，从小就酷爱读书，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五哥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影响下，赵君陶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征途。

22岁时，赵君陶前往上海大学进修，不久与同为爱国青年的李硕勋相识并相恋，两人于1926年结为夫妻后，一起奔往武汉从事革命工作。这个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共同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让他们的革命情感和婚姻变得更加稳定而坚固。 

南昌起义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李硕勋和赵君陶返回上海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尽管工作中充满了各种危险，但他俩心系革命事业，不离不弃，紧密合作，成为了忠诚而坚定的革命伴侣。

1928年10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李硕勋给他取名“李远芃”（即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芃”代表草木茂盛，寓意着李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希望孩子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在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随时都有丧失性命的危险。李硕勋、赵君陶曾多次遭遇险情，但机智勇敢的两人总能沉着应对、配合默契，最终化险为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们和地下党机关的安全。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荆棘，命运也并不总是令人如意。1931年7月，李硕勋到海南岛召开军事会议，不幸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前，他给妻子赵君陶留下了一封简短的绝笔信。

在这最后一封家书中，李硕勋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愿意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赤胆忠心。

遗书具体文字内容如下：“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叮万嘱。勋。九·十四”

这封遗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家国情怀。郭沫若读到它后慨然写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赵君陶悲痛万分。回想与丈夫在革命中相识相恋，为事业各奔东西，两人的爱情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丈夫英勇牺牲，唯有继承夫君遗志，将孩子抚养成人，使之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不久后，赵君陶在上海生下了未曾见过父亲的遗腹女李远芹。后来为了纪念丈夫为琼崖革命作出的牺牲，赵君陶将女儿改名为李琼。尽管承受了无比沉重的丧夫之痛，赵君陶仍然一边继续革命工作，一边独自将儿女抚养长大，以此作为对遗书中那句“惟望善育吾儿”最好的告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夏大地上不计其数的儿童流离失所、孤苦无依，对此国内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发出了救助这些儿童的倡议和号召。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其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3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三保育院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第三保育院设在重庆江北县土主镇（今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周家祠堂，这里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很多人都不愿到这偏僻的山沟工作。当邓颖超就前往担任院长向赵君陶征求意见时，赵君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激动地表示：“我要按照硕勋的遗言办，就是要走他没走完的路。我要把远芃培育成国家的栋梁，也要将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的孩子培育成国家英才！”  

1939年至1946年，第三保育院收养了一批又一批从战区流亡到川渝的难童和少年；同时，赵君陶与同事们悉心照顾了大批烈士和民主人士的遗孤。这项工作充满了艰难与挑战，但她毫不畏惧，坚持照顾和教育这些孩子，使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也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不少的有生力量。

后来，孩子们提起赵君陶，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无比的俭省，从来没见她穿过新衣裳，仅有的几件外套都已经洗得泛白。当时物质条件特别艰苦，赵院长把为数不多的经费全部用到了孩子们的身上，集中解决了他们的衣、食、住、病四大难题，让孩子们得以“衣食无忧”，自己却跟同事们喝稀饭啃咸菜。

赵君陶提倡自力更生，一直教育孩子们要勤俭节约。当时保育院各种条件都很差，许多孩子刚来时都缺乏营养。赵院长便亲自带领师生自力更生，开荒地种菜养猪，教育他们食物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粮食。这既锻炼了孩子们，又教育了他们要艰苦奋斗，还能改善大家生活。除此之外，为了节约开支，赵君陶与师生员工一起动手修建院舍，还到外地运煤、背粮，靠劳动建校。学生张学敬后来回忆起赵君陶时说：“多年的保育院生活，赵院长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她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很多同学无论现在从事什么职位，都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

赵君陶不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论对教师还是工人，她都视其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平时不管什么脏活、累活、杂活，她都身先士卒带头干。工人们都说：“我们的赵院长一点都看不出有院长的架子。”

有一年寒冬季节，赵君陶看见校工宋永明被褥不够，就把自己的一床被子送给了他。后来宋永明无钱完婚，她又主动给予资助，还带动老师们纷纷解囊相助，成全他们的婚事。院里洗衣嫂由于天天要到河边替难童洗衣被，无暇顾及自己年幼的孩子，赵君陶就主动替她看护……当地百姓只要提到第三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无不交口称赞。 

据许多保育生回忆，当年赵妈妈一心扑在第三保育院的创建和发展上，真正做到了“子女四方来，情胜慈母心”。赵君陶经常对大家说：“孩子们，你们和远芃一样，都是我的孩子，情同我的骨肉。”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而对自己的亲生儿女却疏于照顾，更从未见她溺爱自己的子女、搞任何特殊化。儿子李远芃才12岁，在离院20多华里的育才学校念书；女儿李远芹年仅8岁，在保育院随班读书。兄妹俩的学习、生活均由两位教师代管，生活条件与其他孩童一样，简单而又朴素。

赵君陶从不搞花架子，每当保育总会派人来检查工作，她不做任何表面文章，也不会购置不必要的衣物为孩子打扮一番以迎接检查。在她的眼里，这么大的开销纯属形式主义，工作就应该扎扎实实、朴素如常，重点应放在提高保育质量和教学质量上。

因为保育院的经费十分来之不易，赵君陶对经费管理极其严格，使一草一木不费于无益之地。她专门成立经济审核委员会，于院务会议中推选教职员 7 人或 5 人组成，每年改选两次，每月开会一次，负责审查经费开支及报销等事务。第三保育院先后抚育800多名难童，来往经费物资繁多，但在赵君陶的管理下，每笔账目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均被妥善使用。

当时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系统比较庞大，其中存在的管理问题也不少。有些保育院管理者私德不正，时常通过克扣儿童伙食来贪污搞鬼、中饱私囊，导致大量儿童营养不良，甚至出现生病、死亡现象。但在第三保育院，由于赵君陶十分注重儿童健康，特别制定了三条伙食管理规定：蔬菜食品要新鲜，不吃霉变食品；饭菜品种多样化；杜绝贪污。就是这几条简单实用的原则，使第三保育院的伙食营养均衡又健康，令周边几个保育院望尘莫及。孩子们经过精心养育，也与初来时大为不同，个个面色红润可爱，生病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了。

赵君陶在回忆时曾谦虚地表示：“八年抗战，六年零九个月办保育院，我不搞花架子，每当保育总会领导人——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派人来三院检查工作，我都没有搞什么形式的东西给上面看，工作上的优缺点，由人家评定。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主张自力更生、民主办院，贯彻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的教育方针。我抚养了八百多个孩子，没有逃亡，没有一个病死。”

在土主镇这样一个偏僻且交通不便的穷山沟里，赵君陶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对难童们细心呵护、精心抚育，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优秀青年。这些学生后来大多继续学习深造，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专家、教授、工程师、人民教师、医生和党政干部，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为建设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