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名将谱上，开国上将王震以文武双全、能征善战而著称。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总是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的王震忙于军务，常常蓄着一脸大胡子，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胡子”。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战地相识并结合，一生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传奇婚姻，“速战速决”

1937年深秋，24岁的王季青随北平、天津等地的三四十位流亡学生，来到了晋西北八路军第一二0师前线。

国难当头，烽火连天。晋西北的热风不但吹沸了王季青报效祖国的热血，同时旋风似的，也将她“吹”进了王震将军的生活。

说起来也巧，入伍后不几天，师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创建抗日政权工作和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等人特意把王季青介绍给前来开会的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像是不谋而合，他们都报以“意外”的关心和热情，希望两人能够结为百年之好。王季青当时在师部政训处当宣教员，在此之前，虽未见过王震，但对王震及其领导的三五九旅却并不陌生：王震20岁就在湖南老家拉起队伍闹革命，是湘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过红六军团政委，是贺龙麾下的一员虎将;三五九旅威名远播，当然是他这个旅长领导的结果。

就连日本鬼子，也悬赏要抓他。不久前他率部配合忻口战役，曾成功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先后两次在同蒲北段大打破袭战，连克岢岚、宁武等七城，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写下了神采飞扬的一笔。未见其人，王季青便有敬慕之情。今日一见，在贺龙、关向应等首长有意的介绍下，怦然心动是自然而然的。与王季青相比，王震当时骑一匹枣红马，穿一身瓦灰色军装，腰间束着宽大的牛皮带，腿上扎着威风凛凛的裹带，老远见贺龙、关向应等首长站在门口迎候，他便勒住马缰，矫健而轻捷地从马鞍上跳下，快步奔过来——向大家敬礼、握手。当他意外地发现王季青，稍有些莫名其妙地举手敬礼并与她握手时，周围便“哗哗”响起一片更是莫名其妙的掌声。

王震的脸红了，一下明白过来，上了贺老总们的“圈套”了。可是别无选择，他正握着人家女同志的手。所以，只好冲着人家傻笑，王季青也看着王震笑，而大家都冲着他俩笑。

散会后，贺龙特意将二人留下来，开门见山地说：“怎么样，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文武之道，蛮般配哩！”王震摘下帽子，“噌噌”搔着剃得光光的头皮，说：“是啊是啊，我今年都二十九啦！”王季青不言声，只是笑。

贺龙问她：“要不要对我们这位旅长做进一步的考察?”王季青忙说：“组织上已经考察他这么多年了，还用得着我考察呀！”贺龙爽笑道：“好，我来做红娘！”

就这么简单、迅速，如一颗射出去的子弹。贺龙几句话，不几天，在他刚刚收复的岢岚河畔一家简陋的农舍里，关向应亲自主持了王震和王季青的婚礼。

从见面到认识到结婚，也就那么几天时间。用关向应的话说：志同道合者一见如故，才有这战场上的“罗曼蒂克”。而王震说得更干脆更幽默：么子“蒂克”，这叫“速战速决”！

王季青出生在沈阳市一个小资本家家庭。东北沦陷后，王季青随在国民党东北军里供职的哥哥，来到北平，上北师大附中，后考入北大。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令她向往的大学校园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一二•九”运动中，王季青和许许多多的爱国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36年经刘居英介绍，王季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北大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七七”卢沟桥事变，古老的京城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北大学生组成“流亡同学会”，决定投奔延安，王季青是积极响应者之一。几经转折，他们一行三四十位学生就分配到了八路军第一二0师。

新婚燕尔，在岢岚河畔这间简陋的农舍里，王季青向丈夫倾诉了自己的家事、身世和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一腔挚诚。

王震感慨地说：“就凭你这个大学生，一个女同志，不辞劳苦来到抗日前线，这就很不简单！嘿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缘分！”

1938年秋，这对戎马情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时，王震正率部在邵家庄一带与敌田中大队激战。王震听了，哈哈大笑：“好么好么，老子打鬼子后继有人啦！”他给儿子取名王兵。

在同敌寇浴血鏖战的那些日子里，王季青不得不把刚出世的孩子寄养在绥德一个老百姓家里，她随三五九旅转战晋察冀。直到1940年春天，王震率部奉调绥德，才把儿子从老百姓家接回来，住进了延安的窑洞。

中原突围，九死一生

八年抗战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侵华日军为挽救在中国战场的败局做垂死挣扎。仅在短短八个月内，国民党当局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福建等地140多座城市，6000多万同胞落入沦陷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王震率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同时护送一批干部，挺进敌后，到这些省份去开辟根据地。

临行前，王季青特意把两双用羊皮缝制的护膝放进他的挎包里，一再叮咛说：“天冷了，不知道又要跑多远的路，最担心的是你这条伤腿……”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要还。”王震悠然地吟咏了一句被他“篡改”的唐诗，尔后在一溜三个孩子的头上抚摸一把，“哈哈，我们如今已是‘兵军之家(他给三个儿子取名叫王兵、王军、王之)，老子趴下了有儿子！一切由组织安排你们。”

在一个寂静无声的早上，5000名南下健儿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的检阅之后，在王震和王首道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了。

王震有一句名言：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作为将军的夫人，王季青坚信这一点。她相信丈夫一定能化险为夷。

王震一走数日无音讯。王季青仍和往常一样，白天给干部教导队补习文化，晚上就在窑洞的小油灯下“吱吱咛咛”纺线;有时也去南泥湾劳动，看望留守的三五九旅官兵，好像丈夫还在南泥湾。

王震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邓颖超、康克清、陈琮英等大姐们来串门拜年，并带来消息说：王胡子这头“骡子”在鄂北大梧山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会师了！接着就渡过长江，在大田畈痛击日寇;然后又打回湖南老家，建立了以衡山为依托的湘中抗日根据地;眼下，南下支队正向粤北挺进，欲与东江纵队会合。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急令王震率部迅速北返。蒋介石一夜三电密令沿途各部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王震。时过数日，仍不见王震率部归来。有消息说，南下支队从粤桂边区向中原突围时，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王震下落不明……

王季青的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难道毛主席所说的“第二个可能性”就要变成现实，南下支队真的会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吗?尽管如此，她还是恪守着那个信念，相信自己的丈夫和南下支队的勇士们！

事实证明，王季青的信任是有道理的。

1946年2月的一天，一架标有美国航空标志的专机在延安南关机场徐徐降落。飞机刚停稳，舱门启开，走出来的并非美方官员，而是穿着国民党校官制服和高筒马靴的王震。

“胡子将军”就是这样生动而传奇地给历史写下极富戏剧性的一笔：根据中央的决定，王震作为中原军区谈判代表，参加军调处执行部汉口执行小组。他受国共和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委派，此次赴北平军调部会谈途经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中原军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汉口小组会谈的情况。

一下飞机，王震便乘吉普车直奔枣园毛泽东住处。能见到分别一年又三个月的主席，王震十分激动。他向毛泽东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您的想法是对的，形势正应了您的预见。”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欣喜而关切地说：“胡子啊，你辛苦了！”

王震说：“这一遭虽苦，倒也打杀得蛮痛快！”毛泽东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的王震同志。”

向主席汇报完了南下支队和中原军区的情况，并聆听了主席所作的有关指示后，王震才回到自家的那个窑洞。刚走进院子，只见三个孩子俨如三名小卫士并排站在门口，一个个用陌生的眼神望着他。谁知这位做爸爸的连板凳也没挨一下，就对夫人说：“马上又要乘专机去北平，你也跟着去。我们要与军调部的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谈判，你不是懂英语么，就给我们做翻译和秘书。”

王季青随王震到了北平，下榻在北京饭店内的谈判调停执行部。但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中共谈判小组的一切行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王震等中共代表同美方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来回穿梭，不停地改换地点。内战迫在眉捷，为安全起见，组织上把王季青从北京饭店转移到翠明庄，不久又搬至石家庄。

王震得知后，因不了解情况，就写信批评说：“季青同志，希望你能发挥特长，做翻译工作，不要贪生怕死……”而王季青却不作任何辩解。她深知丈夫的脾气，更理解为和谈而奔波的丈夫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她在石家庄停留不几日，便由组织派人护送回了延安。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谈判宣告破裂。蒋介石首先调集30多万军队，分四路围攻中原军区，企图一举围而歼之。王震速回鄂豫皖，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他直接指挥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继续北返，杀开血路，胜利回到延安。

夫人受命，创办学校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王震将军再次向毛泽东请缨，率部进军新疆。铁流滚滚西进，穿祁连、越戈壁、过冰河、跨天山……从此，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和他率领的几十万大军，便与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将军的夫人，更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边疆去。王季青毅然决然地去了！——用王震的话说：这里是一切有志之人最能发挥特长、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那是1950年春天，坦荡而辽阔的大西北还是冰封雪裹，白茫茫一片。刚和平解放的新疆，面临着迅速动手开发建设的艰巨任务，同时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的突出困难。

王季青进新疆后，首任新疆大学秘书长，协助新疆分局着手恢复和重建新疆大学。当新疆大学的牌子在乌鲁木齐市(当时称迪化市)刚挂起来，她这位大学秘书长上任还不到一年，王震向她发话了：“我说秘书长同志，你是不是该调换一下工作岗位了。”王震介绍情况说，广东、华东、湖北三个抗美援朝志愿参军的学生大队近500人，近日分配到军区步兵学校，专攻俄语专业，以适应部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与交往之需要。再说，我们既然解放了新疆，就要开发它建设它，就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王季青在大学是学历史的，她向丈夫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表情明朗而坚定。于是，在乌鲁木齐市郊一个叫水磨沟的地方，在一排排酷有延安风韵的窑洞前，俄文队的学员们列队欢迎队长的到来。王季青没有长篇大论地做报告，而是充满情感地向大家道好。她把铺盖搬进了窑洞，和学员们吃住在一起。

为了办好俄文专业，王季青几次去北京、哈尔滨等地的外语学院考察，请老师，把学院的教材和课程计划要来做参考。尽管当时条件极差，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学习效率非常之高。不久，军区党委决定成立俄文专科学校，王季青任校长。就在俄文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即将告别母校、奔赴工作岗位之际，新疆军区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把该校移交地方管理。军区司令员王震，又向夫人发话了：“我说校长同志，你是不是又该换一个新的岗位了?”

王季青问：“是不是又要重搭场子另开张，再建一所学校?”王震说：“不错！筹建军区子弟学校——八一中学，解决干部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此为燃眉之急啊！”王季青还是那么默契地一拍即合，走马上任，主持筹建八一中学。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司令员的夫人会领受这个苦差事。可是，王季青精神抖擞地来了！并且还从俄文专科学校挑选了20多名学员到八一中学任教。没等校舍盖好，她就带领全体教师员工打扫好窑洞开课了。膝盖当桌，土块当椅，田野成了孩子们的课堂。王季青说：条件再苦，也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只有把孩子培养成才，才可以告慰他们的父辈和那些血洒边陲的战士的英魂。

1953年春，王季青随王震调回北京工作。40多年后，王季青护送王震副主席的骨灰来新疆。将军的骨灰撒遍了天山南北。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1953年，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将军亲率十万大军，移山填海，筑路架桥，修建黎湛、鹰厦铁路，他把铁道兵总部从北京搬到了施工现场。

作为将军的夫人，王季青完全可以在家教子赋闲，可是，也许是边塞的教学生涯给了她太深的印象，也许是离开乌鲁木齐的八一中学太匆促、太遗憾。在众多职位的选择中，她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所普通中学，当了校长，一干就是11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教学生涯，正应了她所说的一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个学校。

她经常说的两句话，也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传了起来——“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热爱教育，首先爱学生。”本来是极正常，也不失真知灼见的两句话，却成了“出风头”和“表现自己”的有力证据。所以，就在王季青含辛茹苦以执著的敬业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这所学校的时候，风诡云谲的厄运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她袭来了。

在校党支部开展“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讨论会上，王季青对某报发表的《共产党员要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文章提出异议。她说：“提出‘党员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一论点我认为是不适合的，党历来教育党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不能盲从。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能叫做工具呢！”

1958年大跃进，到处放卫星，有领导做报告说：共产主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孩子入托儿所，老人住敬老院，年轻夫妻住夫妻公寓，再也不受孩子拖累，不用再照顾老人啦……王季青极力反对这种提法，当即驳斥说：“这叫什么共产主义?一家老小不能一起生活，生活还有什么意思?老年人都住敬老院，每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脸皱纹，今儿死一个，明儿死一个，这有什么乐趣?这样的共产主义我反对！根据我国的现状，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实现，怎么能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呢?”她说，哪儿的卫星放得多，哪儿的浮夸就越大！上面报功请赏，下面老百姓挨饿，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

为此，在1959年反右倾时，王季青受到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她被勒令停职反省，调离了学校。她回到家。世界上再也没有回家让人感到最幸福的了，但她却满腹苦涩，她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把自己的情况向远在北大荒、几度大病初愈的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因胃出血、肠梗阻等疾病而做了胃切除和修补术)通告一下了。王震听了，当即说：“他们批你是错的，那些言论事实上你是对的！他们要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就陪你到底！咱就把家搬到北大荒，一块种地！”

王季青给王震通告情况的本意，并非向将军倾诉自己的冤屈，而是不愿连累老伴，自己做事自己当。但老伴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使她感到莫大的慰藉……

果真，王季青去了北大荒。脚踩着黑土地，目睹着创业者们艰苦卓绝的拓荒场景，她仿佛感到：南泥湾——北大荒，依然和它的主人一样，身躯中流淌着息息相通的精神血脉！

当王震将军亲手点燃了荒原里的第一把火时，同时也点燃了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壮志豪情;当浮夸风把“亩产万斤粮”的卫星刮得满天飞的时候，这里的农垦战士却在亘古荒原上创造了连沙皇俄国和日伪开拓团都无法实现的奇迹。金汤之国，无粮不守;韩白之勇，无粮不战——万千“北大荒”，无人不知晓王震将军恪守的这句箴言。他们说，开荒确实很苦，先前达斡尔族牧民来过，清朝的“养秣兵”来过，沙俄和日本人的“开拓团”来过，可他们扎不下来，结果落荒而返。如今，王震将军挥师而来，不但扎下了，而且开垦出万顷良田。苦是苦些，可“民以食为天”，国家需要粮食，部队要吃饭啊！用将军话说，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要是在内地一亩田能打万斤、几万斤粮食，我们何必跑到这荒无人烟的千古荒原拓荒种地、吃苦受累呢！

昔日的北大荒，今日变成了“北大仓”。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历史的一瞬之间;而辉煌的黑土地却凝聚着王震将军的雄才大略和“北大荒人”辛勤的血汗！那永远的墓志铭向后人展示着他们对黑土地的钟情，凝结着他们青春岁月的执著。

一连好几个春节，王季青都是在北大荒度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彭真在北京市万人大会上为王季青平了反。她又回到女八中继续当校长。但在“文革”期间，王季青同样在劫难逃。

面临浩劫，将军愤怒

但无论是怎样的骄傲和怀念，历史在依然鲜活而生动的同时，也依然沉积着王震与王季青夫妇的沉重和沧桑。

仿佛一夜之间天下乱了秩序。农垦部大楼里住满了红卫兵，有人劝王震部长快到下面去躲一躲，王震说：“躲么子?哪有共产党的干部害怕革命群众的道理?！”

文革刚开始时，王震对红卫兵运动并不反对，认为这对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有好处;对于红卫兵冲击一切、打倒一切，他也是采取耐心说服的态度，能忍受时就绝不动怒。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他家被红卫兵包围了，院里院外几百号人。他回到家一看，果然不少学生。但见老伴儿坐在门口被一派学生保护着，学习《毛主席语录》，回答另一派学生的提问，他也搬了条凳子坐在门口，心平气和地对学生们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为穷苦人打天下。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和我的老伴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三反分子……”许多学生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以为他“不打自招”了。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哪‘三反呢?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王季青接着说：“就是为了这‘三反，当年我和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投奔了延安……”本来，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打倒他和夫人，一派却要保。听他和夫人耐心而和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两派红卫兵竟联合起来保他们了。

但是，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文斗升级，转向武斗。农垦部和学校的造反派提出再次批斗王震，并要夫人陪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把一个特制的上面写着“黑帮头子王震”牌子套在他脖子上，然后高喊口号：“打倒黑帮头子王震！”王震也随着他们喊口号：“打倒真黑帮！毛主席万岁！”喊完了，就用力拽脖子上的牌子，一边拽一边愤怒地说：“我不是真黑帮，这牌子应该给真黑帮头子戴！”可是拽了几下没把绳子拽断，原来这绳子是一根电线，脖子勒出一道印。他就抓起牌子贴着后脑勺，“噌”地一下把牌子取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还踏上脚跺了跺！这还了得，愤怒的红卫兵当即勒令他低头认罪，写检查。而王震也不加思索地说：“好，我写！”他抓起笔，饱蘸浓墨和激愤，重重地写下了——我的第一张反攻大字报！王季青走过来，一边向他使眼色，一边小声规劝说：“这样写，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情绪……”他不睬，指着夫人直吼：“你给我使眼色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写，写，我就是要这样写！”

很快，“王震骂娘”、“王震打人”、“王震写反攻大字报”的举动被人添油加醋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点头微笑说：“啊，你们不要再斗王震了，他是个好战分子，你斗他，他还会打人的。”

这话传到王震那里，大家都开心极了。惊魂稍定，王季青嘘了口气说：“你把那牌子摔了，我也幸免了。可当时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王震说：“我把牌子扔了，心里也就轻松了。我不能带黑帮牌子或高帽子去见‘马大胡子。如果所有挨斗的‘走资派都敢砸牌子，那就好了。”

到了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王震和许多老同志也上了天安门。蔡畅看见他，便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胡子呵，听说你这头骡子又尥蹶子啦?尥得好，尥得好啊！”

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里走出来，老远看见了王震，喊了声：“王胡子！”王震马上以习惯动作——脚后跟一并，打了立正，“报告主席，王震到达！”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王震，有人想打倒你，我看你是打不倒的。”遂又转身对在场的人说：“对要打倒我们的人要宽大，要实行宽大政策。”

第二天，首都所有的红卫兵小报上都登载了这条“最新指示”。

1969年10月，林彪借“一号命令”，说是要准备打仗，把一大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王震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

刚刚到江西，他看到很多工厂停产了，田地荒芜了，群众生活很贫苦，而大喇叭里还一再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王震怒火中烧，倒了一碗水正要喝，却又止住，猛地将碗摔在地上。谁知那碗倒也坚固，硬是滚了一圈没有被摔烂。他气得直跺脚，瞪着那碗骂道：“妈的，喝西北风能饱肚子，能干好社会主义，那成千上万先烈的头颅白掉了！血白流了！”

王季青见他火气正盛，就走过去拣起那碗，递给他。王震接过碗，狠狠地朝地上一摔，“啪——”碗彻底粉碎了。碗烂了，火气似乎消了许多。王震那段时间之所以那么爱发火，那么动怒，那么激愤，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深深地为党的前途，为国家的命运，为人民的疾苦而担忧……虽然他做了不少别人在当时都不敢做的事：拔掉语录牌子修猪圈，“解放”农场的几位“反动学术权威”，给华国锋写信等等，但终不能解心头之忧。直到周总理逝世时，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发了一次脾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那天下着雪，王若飞烈士的独子王兴夫妇满含悲怆地来看“胡子叔叔”了。而这位“胡子叔叔”脸色铁青，一动不动地沉默着，像一尊石雕，仿佛没有发现他们进来。许久，王震才挪动着步子走过去，从酒柜里拿出外国贵宾送给他的酒，对王兴说：“平时我是不给你酒喝的，今天破例了，喝！”王兴抱起酒瓶，一仰脖子，咕咚咕咚痛饮而尽，那姿势像吹冲锋号。王震又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瓶，说：“喝，再喝！”王兴又抱过酒瓶，一边喝一边冲王震嚷嚷：“你们还不造反?你们还要忍到何时啊?”王震一声不吭。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他脸上的肌肉在颤抖……这是王震将军有生以来最痛苦、最忧闷、也最沉重的日子。他曾对老伴说：你知道他们(指“四人帮”)批林批孔是要干么子?是想批周公，打倒周总理！那妖婆子(指江青)想当女皇！武则天、西太后对中国历史起了什么作用?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哪！

4月4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四人帮”采取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抓捕“反革命”。

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结果遭到了残酷镇压，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遭到了软禁，并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时候，王震内心愤怒的岩浆终于无法遏制地喷发了——他吼叫着，他大喊着：“我要去天安门演讲，叫他们来抓我吧！给我准备一桶汽油，我演讲完了就自焚！”家人和工作人员异常吃惊，苦苦挡驾相劝。身体羸弱的王季青声调缓慢而低沉地说：“你要冷静，你一冷静就会想出好多办法和要干的事来。”

如同一阵强风霎时平息。王震专注地看老伴一眼，拄起拐杖在卧室里踱来踱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噩耗传出，天地悲恸，王震落泪了！在他战功卓著的一生中，大概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理解他了;似乎也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在关键时刻给予他特殊的信任和厚爱！而就在毛泽东溘然长逝之日，江青反革命集团便迫不及待地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形势已经到了最危险关头，为了挽救党，为了祖国和人民，他要再尽一次老战士的义务！他在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往来。“无情未必真豪杰”！就在对“四人帮”实施果断措施前夕，一直处于深思熟谋远虑准备大干一场的亢奋状态的王震，突然把儿子王军叫到跟前，深深吸了一口长气，半天才开口：“成败在此一举！呃，如果说我有点私心的话就是对你们兄弟三个……”说到这，他把要说的话咽下去，回头瞥了一眼。此时此刻，儿子最能体恤父亲是怎么一种心境。王军说：“爸，你老放心去做事，再‘黑，儿子陪老子就‘黑到一起吧！”王震冲儿子点了一下头：“好！这我就放心喽！”

夜很深了，儿子陪父母在院里默默地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散步。回屋后，王季青并不催王老歇息。他睡不着，她也睡不着。他坐着，她陪他坐着。彼此间仍显得那样默契、那样执著、那样超然。半个多世纪的金戈铁马烽火征途都在这一夜的相视中默默闪过。

“夫唱妇随”，呕心沥血

“夫唱妇随”——作为将军的夫人，王季青为这句古老的成语注入了新的内涵。当初王季青从新疆调入北京，从部队转到地方，级别待遇均属高级。但在工资改革中，她却一再向上级申请降低自己的工资待遇。王震得知后，说：“这就对了！共产党打天下，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吃国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震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的列席成员，从江西红星农场回到北京。后来，周总理和朱老总要他抓黄金生产。

时值1975年的秋天，他一上任就拉着向培祖等人去了黑龙江，又南下云南和广东，两个月跑了七个省。回京后没进家，就向周总理和朱老总汇报黄金勘察情况。周恩来紧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你这分明又进行了一次万里长征啊！”

朱老总说：“胡子啊，我国的黄金资源很多，过去四川一个农民，一个农闲季节就可以采到二两黄金。有了黄金就可以以金促农，尽快使农民走出贫困。”

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指示，在冶金部成立了一个黄金总局。但冶金部说他们没有房子，王震说：“我把我的前院让出来，给黄金总局办公！”向培祖说：“王老，你的房子并不宽裕，王军、王之兄弟都大了还住着很小的房子;再说这房子国家分配给你的，你也无权说给谁就给谁呀?”他一听，火了：“我说让就得让！这房子我就给黄金总局了！”向培祖不再说什么，私下去跟冶金部的人说：“你们再困难，难道连两间房子都挤不出来吗?”冶金部答应自己想办法解决。向培祖回来先把情况给王老夫人说了。谁知王季青回答得很干脆：“你知道王老的脾气，他从来说一不二，我同意他这样做！”好一个“夫唱妇随”！前院还是让了出去。

为了促进生产，将军房子可以让，年也可以不过，甚至连病也顾不上治。1976年春节期间，王震因“肠梗阻”住院治疗，得知烟台港、大连港、天津港压港现象很严重，一年赔偿费都是几百万。可是，“四人帮”还在那里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他发怒了，对夫人说：“这院不能住了！不住了！”王季青问：“你要去哪儿?”“去天津！”“干什么?”“去码头卸货！”“你的病……”“我的病三两天不治死不了人！”

大年三十晚上，王震一行驱车直奔天津港务局码头，连夜把港务局的领导叫来询问压港情况。港口以内有多少船只没卸?港口外等待装卸的船只又有多少?……问清楚之后，他很诚恳地向大家说：“春节不休息了好不好?我就在船上过春节，和大家一起卸货！”

天津市委被惊动了！天津市的工人和市民受感动了！纷纷涌上了码头……也许这就是王震，任何一件事情到他手里，都得弄个水落石出才罢休。当他从报纸和电视上获悉青少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不少糊涂观念，教师队伍不够稳定等信息，便深感不安。他与多年从教的老伴反复交换看法：要培养“四有”新人，必须从幼儿和中、小学生抓起;而要抓好基础教育，必须有一支稳定的高质量的中、小学幼儿教师队伍。为此，他还找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的记者座谈。通过调查研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鼓励中、小学幼儿教师为振兴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做无私奉献;二是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要关心他们的疾苦，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1986年5月，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建议，成立一个教师奖励基金会，集社会之力，表彰教师的功绩，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天，李鹏专程前来拜访王震，商讨建立教师奖励基金问题，并请他出任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李鹏的设想与王震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诙谐地说：“我从来没有向组织要过官，这次要讲讲价钱了！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要干就去掉‘名誉二字，做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才有味道。”这一点当然是国家教委和基金会筹备组求之不得的。为筹建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王震四处奔走，多次召开会议，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支持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政治素质作出贡献。王震郑重表示：对教师奖励基金会的工作，“将全力以赴，忠于职守”。

他一诺千金，除了为基金会的工作操劳外，还带头为基金会捐资，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二百元。老伴王季青也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百元。李鹏得知后转告说：“王老经济并不宽裕，不要王老捐款。”可是，劝归劝，怎能挡住老将军和老校长对教师的一片热忱！即使是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也依然不忘自己“争来”的这份社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初到1992年底，王震亲自参加的基金会理事会议、表彰奖励教师会议、教师节庆祝大会及慰问教师、研究基金会工作等活动，就有20多次。他说：“我不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管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工作，基金会的工作是我的社会工作。”

王震病危之前，他还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基金会副理事长苏步青代表他，看望教师奖励(教育)基金会工作研讨会议的代表并致辞勉励。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广州病逝，享年85岁。王震逝世后，有人愿意出钱拍摄反映老将军战斗生涯的电影、电视剧，但王季青都婉言谢绝了。她说，现在还有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没有脱贫，还有一些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你们把这笔钱用来建学校或捐给“希望工程”，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这也是对王震同志最好最深的怀念……

2007年12月24日，王季青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