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阁：古城长沙的标志

在长沙市中心熙熙攘攘的南门口东侧，有一座古阁、一段城墙，耸立在地势高亢的龙伏山上。它居高临下，俯瞰万家，成为古城长沙的一个地标，天心区即因它而得名。

它就是天心阁。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湘水”篇中提到：“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这成为史料中所能确证的长沙最早的筑城史。然而，根据考古学家对五一广场周边的发掘推测，在战国的楚国时期，长沙就有城邑，而且是楚南重镇、控扼南方百越的前沿堡垒。楚长沙城东到今黄兴路和蔡锷路之间，南到坡子街，西临下河街，北在五一大道与中山路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与后来的长沙城相比，真可谓是“弹丸之地”。

《水经注》提到的汉代长沙城，就是在楚城的基础上扩大。此后2000多年，长沙古城的中心位置一直没有移动，只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不断拓展。

五代马楚和北宋时期，将长沙城扩展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范围，北城墙至今开福寺以南湘雅路一帯，绕城一周“二十二里九步”。但进入南宋后，由于战事频繁，城墙屡遭损毁，防守难度增大，景定元年（1260），向士璧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时，截去城北三分之一，形成了北至今湘春路、南到南门口、东到今芙蓉路、西临湘江的范围，最终奠定了古城长沙的格局。

天心阁古城墙一角

因为蒙古人曾毁坏过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城池，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大规模重修各地城墙。这时全国开始普遍用砖石筑城，长沙也不例外。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砖石城墙包括长城，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后留下的，而历史上大量的土筑城墙，多已不复存在了。明洪武五年（1372），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对土城墙进行全面改造。城基全部用整块石条砌到8尺高，石基以上到女墙顶部均用特大青砖砌成，使之上下完固。修整后的长沙城墙，从基脚到顶部有2丈4尺高，周长14里有奇，城西据湘江天险，周围绕以人工护城河。共设城门9座，各城门上皆建有城楼，长沙“老九门”的说法即源于此。

这次城墙的大规模修整，耗资巨大，在长沙城建历史上是一项空前的工程。后来，在内城东南角下，还建了一座阁楼，此即天心阁之前身。今天心阁下的古城墙即为明城墙的遗存。

天心阁原名“天星阁”，其名源于古时盛传的“星野”之说。按星宿分野，“天星阁”正对应天上“长沙星”，因此这里曾是古人观测星象、祭祀天神之所。后古阁迁建至长沙地势最高的龙伏山颠，被古人视为呈吉祥之兆的风水宝地，人们多在此祈福消灾。

但天星阁的位置发生过变化。乾隆初期，长沙城东南城头上有天星、文昌两阁，分列左右，今天心阁主阁所在为文昌阁，供有文昌君和魁星相，以保文运昌盛。乾隆中期，因原天星阁废圮，乃重修文昌阁，并冠天心阁之名。这个名字是时任湖南巡抚杨锡绂所起，他引《尚书》“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之意，命名了天心阁，也间接命名了今天的“天心区”。     

天心阁上，民间流传的“水陆洲，洲系舟，舟动洲不动；天心阁，阁栖鸽，鸽飞阁不飞”是一个佳联，但清代大学者黄兆枚“四面云山皆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却更能成为天心阁的写照。天心阁的成与毁，也与长沙城的命运息息相关。

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部攻打长沙。他们猛攻城南门，萧朝贵阵亡。长沙城、天心阁让太平军北上受阻，但天心阁自身也因为战火的破坏，急需重修。

清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三年（1864）、同治四年（1865），清政府三次修葺天心阁，将城楼二层改三层，并在楼的左右增建二轩；为加强防御，设炮台九座，并设外墙。三次修缮，耗银十五万两，使天心阁更加巍峨，更加稳固。

明代筑城时，长沙九个城门外均未筑月城。明末崇祯与清嘉庆年间，长沙地方政府两次修筑天心阁的月城。清同治三年（1864）这次重修，再次重垒阁下月城与城墙。关于月城的具体用途，民国二十二年（1933）邹欠白所著《长沙市指南》云：“阁旁垣成二巨窟，左右各一，昔时守城藏兵之处也。”月城内有五百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可以藏兵数百人。作战时，士兵可以轮番登上城头，下阵的士兵可以下到月城内，得到及时休整，且比较安全，同时也便于迅速替补作战中的阵前减员。一般情况下，月城筑在城门外，用以保护城门，守城方多了一道防御工事，增加了敌方攻城的困难。而天心阁下没有城门，不管敌方怎么强攻，当然总是不得而入。太平军在长沙城的失败，就有这方面因素。

1911年的长沙城墙

民国初年日本伊势屋《湖南风光》明信片中的天心阁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没落，民国的兴起，当时很多地方为了修建城市道路，拆除了城墙，长沙也不例外。民国十二年（1923），在长沙修建环城马路的高潮中，时市政当局拟拆除长沙城墙，天心阁也在拆除之列。后新任市政公所总理曹典球为首的一批文人，强烈提议保留天心阁下这段城墙作为文化遗迹，最终他们的提议得到采纳，天心阁及其下长251米的一段城墙得以保留。

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年久失修的天心阁已老态龙钟、憔悴不堪，人们在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似乎遗忘了它。1924年，天心阁再次修葺、增建。1928年，天心阁重建，这次重建，它与一位著名建筑学家结下了缘分，他就是湖南新宁人刘敦桢。

1924年天心阁修缮后的照片登上明信片

刘敦桢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学机械，后来改学建筑。1922年回国后任教于苏州高等工业学校，1925年来长沙，任教于湖大土木系。此后几年，他往返于长沙和苏州、南京之间，并于1928年完成天心阁的重修。建筑学界有“北梁（思成）南刘”之称，今天看刘敦桢的文集，那一张张手绘图，精美得让人以为他是美术家。刘敦桢把古建筑中的绘画艺术，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了长沙天心阁之上。昏暗的油灯下，他用铅笔、钢笔仔细地刻画着每一个线条，每一条纹饰，甚至每一块砖瓦。为了使新的天心阁和旁边的古城墙融为一体，他凭借自己建筑学专业的绘画功力，毁了多次稿纸之后，终于把一座新的天心阁镶嵌在了天心公园里，那雕梁画璧，青瓦飞檐，如同旧阁刷新，依然庄严肃穆地俯视着新的长沙城。

随着长沙向近代城市迈进，天心阁也开启了它的新历程。政府在天心阁下辟建儿童公园，还规划了一条天心游路，从天心阁开始，向南面的郊野延伸，从戏台岭（熙台岭）、燕子岭（白沙井附近）、福王墓、第一师范，一直到湘江边的楚湘街、天符宫，这条路是民国时期长沙人出天心阁的“踏青之旅”。只是，天心公园名为“儿童”，每到傍晚，却成了青年情侣的约会处，“男的都是西装革履，系上鲜艳的领结，头发刷上司丹康，光平如镜，蜜蜂儿嗅着香气也苦得无处落足。女的电烫的波浪式蓬发，艳丽的春衣，短短的衫袖，露出雪藕似的双臂。”民国时期的报纸，这样记载了当时天心公园的夜晚。

天心阁在1930年代前期，有了几年好光景。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一场“文夕”大火让它化为灰烬。

1938年11月12日，预备焦土抗战的长沙城内，风声鹤唳，日本人已占领岳阳，兵临新墙河。长沙人心惶惶，湖南军政当局准备火烧长沙，以天心阁为放火信号点，恰巧当日夜半以后，南门失火，各处受命放火的士兵，看到火光，以为是放火信号，于是，一场大乌龙造成全城大火，天心阁阁楼尽毁。此后，因为抗战与解放战争，地方政府无力重建，天心阁就只剩一段城墙，在瓦砾中默默诉说着它的苦难。

1949年后，长沙市人民政府将天心阁建为公园，原址上有茶馆，但阁楼却一直没建成。那时从天心阁往城外，一片田园风光。南湖连通湘江，沿湖岸随意乱搭的一圈棚子，都是驾船、打鱼、山上挖黄泥的人家。孩子们在南湖摸鱼虾，到山上的野坟场熏兔子，也常到天心阁来爬城墙，跟着别人哼：“万家灯火，四面桑麻。”“万家灯火”是写阁北的热闹景象，“四面桑麻”描述的是阁东南遍是乡野的风光。

195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我们伟大的祖国》明信片中的天心阁

改革开放后，重建天心阁终于被提上日程。1981年，建筑师阎家瑞接受天心阁的设计工作，他的方案是根据一位老人提供的1928年天心阁原阁老照片（即刘敦桢设计的天心阁）以及1956年长沙市天心公园地形图设计的。原阁虽然已在大火中烧毁，但是麻石基座还在，仍可在原基础上进行重建，故天心阁整体大小没有变。原阁和副阁离得很近，从侧面看根本看不到主阁，所以重建时做了小小改动，将连接主阁、副阁的通廊加长，阁后留了大片空坪。重建的天心阁结构用的是挑梁，不用斗拱，三层阁用46根红漆圆柱支撑，廊柱结合，栗瓦粉墙，灰白色石基敦厚稳实，62头石狮各具姿态，32只龙首托起翼角，翘首蓝天，32只风马铜铃迎风鸣响，巨型吻龙各领风骚。整个建筑色调凝重而雄浑，风格去华饰而存古朴，属典型的明清时期南方园林建筑风格。此外，这次重建还将遗存的古城墙进行了全面修缮，恢复、新建了一批其他景点和配套设施，更加古韵洋溢。

今天的长沙人不太了解的是，天心阁还是保留“山水洲城”格局的重要坐标。

在《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鉴于天心阁与岳麓山在长沙古城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确定了一条天心阁望向岳麓山的视域通廊。它以天心阁为圆心，以岳麓山南北区域为边界。在这片扇形区域内，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以形成河西岳麓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代表的自然景观与河东古城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交相呼应的山水洲城格局，即无论你站在天心阁，还是岳麓山顶，都能同时看到岳麓山、湘江、橘子洲、长沙古城。站在天心阁上望岳麓山，大部分山脊线都能看到，只有极少部分被高层遮挡；从岳麓山上望长沙城，山水洲城的格局更是一目了然。虽然在规划的实施上，不尽人意，个别建筑突破限高，但是整体风貌尚在，城市历史肌理犹存。长沙虽然经历了文夕大火与四次会战，城区建筑烧毁殆尽，但是城市传统肌理一直延续了下来，传统街巷空间尚存，如果没有天心阁望岳麓山视域通廊的保护控制，整个城区可能已被现代化的大尺度的城市道路覆盖。天心阁，不仅在历史上，是古城长沙的文化地标；在当今，也是保护长沙城历史肌理的重要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