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的树与院子里的树好像是两个世界，野外，整日风吹日晒，好多树的树叶已经从枝上脱落，落的遍地都是，无论它愿意还是不愿意。人脚踩了上去，会不断发出沙拉拉的很大的响声，假如这个时候正在狩猎，那无疑会提前暴露身迹，让那些野兔子，野鸡，野鸽子警觉与飞走。假如这几天寒风凛冽，那些树叶子便会被吹入到河面上，飘满了河床，如果是渐渐的结了冰面，那些树叶便结结实实的冻住了，任凭风再大，雪再大，它们的姿势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天越冷，干树叶的颜色便往黑黑的色变了去。
院子里外的树似乎是不愿意快快的远去，那些柳树虽然说此时此刻已失去了翠绿与飘逸，但依然还是象女人的头发一样，一柳一柳的低垂着，耐心等待，等待着冬雪的到来，还有那小叶女贞，塔松，冬青之类，也是黄绿绿的看着人们一天天的担水，磨面，戏耍，讨生活，或者是倾听着会唱信天游的乡土人士的歌声飘过来飘过去，甚至是窜到了窑畔上与山岇岇，屹梁梁。
五里桥处有五里沟，五里沟会时常沤着许的小麻籽杆，农民过一段从水里起出来，把皮剥下来，做成麻绳，麻杆拉回来，用于烧火做饭。五里桥处没有村子，只是一条公路上的一段路，确切地说，这个地方是有着这么一座桥，叫五里桥，桥的一端是高坡，桥的一端是坡下，从上往下，假如是拉着架子车，那是要十分小心的，否则就会一溜烟的往下窜去，甚至是会人仰车翻，那从下往上去，拉着架子车，要拼命的使劲，最好车后边还有个人拼命的往上助推，不然十分难上的了这个桥和桥上面的坡。
很多人是要走这座桥的，不管是婆姨女子，不管是老汉小伙儿，都要经过这里去县城，或者是从县城回来往自己的村子里走。五里桥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一个上坡一个下坡却可以拥有哲理，即人往高处走，人亦向低谷行，两种坡度，两种命运。我曾经背着冲锋枪回村到箱子里找钱，然后又从村子里向县城而去，路上，也就是在五里桥，我向上坡走，另一伙人大约有近二十人从上向坡下走去，那一伙人看到我背着枪，立刻围上来，摸索，并问我里面有没有子弹，我回答子弹在我身上，没在枪膛里，更没有在弹匣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就继续向下坡走去了，这也是一伙北京知青，但他们是纠集起来到处闲逛，甚至是劫道，并不在各自的村子里好好劳动，我当时是被抽到县武装民兵连进行军训，整个县的六百多名北京知青也只有我一个人武装民兵连，因而在他们的眼里变的十分高大，他们竟然不敢象往常一样动粗，其中还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那时，我就知道我和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同是知青，却是分道扬镳，知青也是分形形色色的。
我非常清楚，自己永远不会和这些人同流合污。据我所知，当时的中国已经准备了两千万名民兵，步枪几百万支，上百亿发的子弹，几十亿颗的手榴弹，每个正规军军人可掌握六十颗，每一个国民可以掌握三四颗，足够打一场世界大战！
1969年甘泉五里桥一带的山上和地里，曾经来了许多”中央红军"，他们为的是重拍电影《万水千山》，那一年，著名的王心刚，张勇手也来了，穿着红军的灰色军装，英俊非常！他们拍戏前，先是被人批判一通，然后才能去拍戏。
白天，五里桥会有不多的一些卡车经过，但最多的是步行的农村农民，以及一些驴车、牛车，架子车，车上拉着各村里要交的公粮，或者是一些去县城医院看病的病人。路上，也有一些走着去县里开会的村干部。五里桥，我那个时候是经常的经过，因为我要经常的出民工，村子里的人与知青很多不愿意去村外出工，或者是开会，所以说，五里桥我是常常要走过去走过来的。这样很好，可以用眼睛常常看到村外的世界，可以不小肚鸡肠，可以不闭关锁村，可以欣赏美丽的大自然的风光，也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知识，变的胸怀豁达，胸怀宽广。
我后来也走过了很多的桥，但印象中，这座五里桥似乎是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因为我的人生的起步，也许是从五里桥上醒悟，或者开悟起始的，别人也许把桥不当回事，可我却毫不犹豫的从桥上看到了前方，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远景，而且必须要去独立自主，坚定不移，敢于挑战，敢于直面，不畏打击，不惧困难，不怕孤独，努力学习，勇敢斗争！
头十年的一天夜里，我梦到了自己已经过逝的母亲，她跟我说：我已经重生在五里桥那个地方了，你不要到处找我了。自此，我知道了，五里桥不仅仅是人们经常经过的一处地方，也许还是人间涅槃重生的一个重地，这个也许是不能轻易泄露的天机，一般人难以知晓，但是老天破例告诉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