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搬迁了，但记忆中总有一些人和事如同璀璨的星辰，在脑海里闪烁着温暖而熟悉的光芒。在璀璨的星辰里，故乡的大枣行尤为耀眼。
每当秋风起，大枣便成了心中最甜蜜的牵挂。它不仅是口感极佳的果实，更是我与故乡的感情桥梁。
——题记
记得小时候，村子四周栽满了大枣树，尤其是村东，一棵棵一行行，或大或小，它无处不在，无地不有，布满了家家户户的土地。
到了秋天，尽管还不到白露，还没有完全成熟，鼠耳般的枣树叶子里掩映着红白相间的大枣，形如琥珀，状若宝石，又像玛瑙，品尝一口，那香甜的味道仿佛融入了微风的秋意中，满口都是浓郁的果香和自然的甜美。
清晨下地路过走过，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用锄钩或者铁掀头勾住或者是坠住，晃下一些红溜溜“咔嘣！咔嘣！”地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大枣带着晨露甘甜清脆，如果吃着个酸枣核甜中带有一丝酸味，别提那个爽！
有首歌“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大枣也是如此。每年的秋冬季节要对它进行剪枝，剪掉慌养圪针，避免枣树疯长，影响结枣产量。春天发芽开花的时候，毎棵树都要封堌堆，用铁掀把它抿光滑，不让步曲爬上枣树，小孩子们提着水罐，把步曲拾到罐子里，叫作拿步曲。冬天里也曾经用柴油噴射过枣虱子，或者寒冷的冬天往枣树枝条上噴水，结冰后用打枣杆子猛打震动，让冰块把枣虱子带下来。
故乡有句谚语，“七月十五枣红肚，八月十五枣上屋”，意思是农历七月十五枣由青变白，再由白变红，大枣一般先红屁股眼，然后渐渐向上红，红肚即红了半个。到了八月十五，枣已收下摊在屋顶上晒太阳。
农历在节气中不是那么准确，白露打枣是很有谱的。
到了白露时节，青壮劳力拿着丈八长的白蜡杆子用力打枣，高大的树杆子够不到，年轻的棒小伙就会爬上树逐枝敲打。那一个个浑圆的红枣儿从空中纷纷落在地上，高兴地蹦上几蹦；有调皮的躲得远远的，滚在庄稼底下捉起了迷藏；老年人和妇女在树下捱捱排排地拾枣，少年儿童则在两边拾崩落。冷不丁飞落的大枣象流星似飞弹落在头上，砸得孩子们“唉哟唉哟”叫唤不止。尽管这样，也忘不了拣个大肚圆红得发紫的放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甜甜的，脆脆的，美美的，品尝着珍珠般的红枣儿。
故乡有做乌枣的传统习惯。打下来的枣用麻袋装上地排车，拉去乌枣场做成乌紫明亮花纹细密的乌枣，交到公社土产站销往国内外。大枣为村子里挣得好大不小的一笔收入。
“这枣树这么粗，哪年栽的啊？是谁栽的？”嘴里吃着嘎嘣脆的大枣，搂了再搂总是搂不过来，一个人不行就和哥哥两人一起抱，还是抱不过来。不止一次问爷爷。
“我也说不清是哪年栽的，听说是我的爷爷的爷爷栽的！”爷爷说。
我站在大枣树下，掰着指头算了又算，怎么也算不出大枣树栽了有多少年。眼巴巴望着满地的大枣树，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大有的小。有脆枣有艮枣，还有酸枣核，老枣树已有些“秃头谢顶”，老树著新枝，结出来的枣个头倒是不小。
爷爷说，枣树栽得有早有晚，那些大树应该是明朝年间国家提倡植桑种枣时栽的，枣树长得非常慢，百八十年根本长不那么粗。这些小的是后来补栽的，补栽也是断断续续补的，所以七大八拉小。
爷爷还说，原来村子四周都栽得满满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南边姚庄成立了据点，它们把家前家西的枣树砍了去挡成了围墙。
那一刻，在我幼小心灵里特别惋惜那些失去的可爱的大枣树，十分痛恨日本鬼子的万恶行径。
长大了，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家乡，大枣成了我思念故乡的纽带，不论在哪里，看到它就能想起故乡大枣的清脆爽口，就能想起乌枣的劲道清香，就能想起故乡的大枣行，就能想起童年的故乡。
南来北往也好，东奔西走也好，大枣树成了故乡的地理坐标，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坐车，只要看到大枣树就回到了故乡。有一次县上组织农业生产大检查，走到一干渠东岸，往西望去，仔细搜寻，光秃秃一片，只见村庄不见大枣行，我“迷路”了，有些纳闷“这是到了哪里啊？”
“怎么不认识自己的家啦？”陪同我的镇党委王书记嘲笑道。他告诉我，因为枣树得了真菌病，即土语“疯了”，全部刨掉了。我十分惋惜！从此，几百年的大枣行不见了。但是，它的风姿风貌、大枣的甘甜、乌枣的清香牢牢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说老枣树在哪块地儿，脆枣艮枣酸枣核各在哪块地方，心里一清二楚。
大枣行情节永远刻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