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舆论》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情境中孕育自身，并由参与多元文化互动的理论主体传递与分享，形成时空情境、译本原本、译者作者之间相互交织的多元联结。在流动、变异与融入中，理论文本显示出在其他文化中继续生成意义的可能。作为英文世界的经典，《舆论》在多语种出版过程中还表现出一种跨文化“经典化”的可能，其“经典性”显示为“媒介性”，促发着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多元文化之间持续的交谈。这也是理论旅行的跨文化传播意义所在。

美国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舆论》（Public Opinion）自1922年出版以来，在以美国、英国为主的英文世界持续流行，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出版者重印或再版。至20世纪末，至少有27次重印或再版，主要版本有1927年版、1946年版、1965年版、1991年版。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版权开放、数字出版便利性等原因，该书出版数量迅速增长，至少有150次重印或再版，包括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媒介形式。《舆论》还被译为十几种语言（见表1），流行于多元的文化区域，构成一种典型的理论旅行现象。

这一现象凸显了理论主体、理论文本与时空情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人的交往关系与知识的传播关系相互勾连，参与多元文化互动的理论主体在不同时空情境中与理论文本相遇，理论文本由此触碰、联结不同文化，“理论旅行”进而表现为相互交织的“理论主体的旅行”与“理论的跨文化旅行”。

本文基于《舆论》的出版说明、序言、推荐语、评论等伴随文本，考察跨文化理论旅行具体而复杂的情形：《舆论》如何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被传递与分享；在新的环境和语境中，如何被接受或拒斥，生成或消解了什么意义；如何在新的时空环境中适应文化间的竞争关系，融入新的理论话语。这种讨论本身是开放性的，关注文本的流动和流动的意义，形成对理论旅行的跨文化传播意义的建构。

一、在美国政治文化情境中孕育自身

李普曼的舆论分析形成于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情境。社会改革与社会转型，大众媒体的发展与媒介环境的转变，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辩论，彼此交叠缠绕，构成李普曼写作的视野与情境；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战的参与和观察，刺激着李普曼问题意识的形成。他体认到，战争与政治的残酷性在于，“人们对于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的混淆也会产生悲剧的结果”——“战争与政治角力中的任何一方都会为对手‘画像’，他们将这幅臆想出来的图像视为事实本身，却不知其只是他们心中那个‘应然’的事实，而非‘实然’的事实”，而这正是“舆论”问题的根源所在。世界的媒介化与媒介形式的不透明性对世界的遮蔽，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混淆。在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的“裂隙”中，李普曼展开《舆论》的写作。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因素，阻碍了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无法摆脱的认知缺陷又给民主运转带来挑战，因此，必须通过组织化的情报工作，供给民主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有效信息。

《舆论》出版后，许多评论者在期刊上发表介绍和评论文章，形成了一个意见多元的讨论场景。评论者分享李普曼的经验情境、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同时延伸、转化文本，将作品置于文本间关系与理论对话之中。

《舆论》首先引起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回应”，被视为对“政治中的人性”这一问题的新探索，与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1914）、李普曼《政治序论》（A Preface to Politics，1914）等著作构成文本关系，其进一步深入实际政治过程分析，强调政治现象中的心理因素，成为政治学范式转换的典型代表。

在美国政治文化情境中，评论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形成了“接受、分享、抵制、排斥”相互组合的复杂形态。例如，评论者一方面认可李普曼对注意力和知识局限的批评，甚至建议将书名改为“民主社会中注意力的局限”，另一方面认为书中具体的结论和建议并不可取。这些结论和建议具有单向性和矛盾性：李普曼虽然有新闻工作的经验，却单向地认为新闻媒体不可能在形成真实观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认定舆论的缺陷无药可救，却乐观地相信事实调查机构能够克服这些缺陷。也就是说，虽然李普曼揭示了舆论的复杂性，但应对方式却是简单化的：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控制手段即可。对于这一偏向，评论者试图在复杂性与简单化之间寻求平衡：考虑到信息传播对民主运作的影响，以李普曼式思路提供科学的信息来源，显然可以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充分条件。然而，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李普曼式的专家组织是远远不够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针锋相对地指出，李普曼过于轻易地否认了报纸启发和引导舆论的职责，但同时又过于信任专家组织，未能排除专家组织的腐败危险。杜威对《舆论》——对民主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控”——的回应是：专家组织要有成效，就必须适应新闻；新闻需要将社会科学、事实获知与文学表达的艺术结合起来，连续不断地报道事实真相，使民众以此明智行事；民众的普遍教育、对舆论的启蒙，比对官员的启蒙更具优先性。李普曼的文本在杜威的文本中重新编织，形成了差异化的理论表述，表现出理论回应政治现实的多种可能。

同时，《舆论》涉及多个知识领域，这带来了更多的理解的可能性。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基于对新闻领域的兴趣阅读《舆论》：他吸收对新闻性质的描述，认同并延伸“新闻和真相存在不一致性”这一观点，主张应当展开新闻采集的社会学研究。经济学家海伦·赖特（Helen R. Wright）则从经济视角解读李普曼对“兴趣/利益”（interests）的分析。例如，认知局限与认知的成本和偏好相关；如果说大写的舆论（Public Opinion）是小写的舆论（public opinions）的最小公分母，基于具有情感内容的共同的符号形成，那么在符号流通中，同意的制造也就不可避免；新闻界的经济依赖使得广告商在新闻决策上起着重要影响，这与公众对新闻界的期待相去甚远。此外，《舆论》对于人性弱点、社会控制的洞察，还可能以不同形式嵌入和转化到其他公共事务领域，比如法律事务、公共关系。

从《舆论》的写作与出版来看，文本并不孤立存在，文本总是在相互参照、拼接与转换的文本间关系中存在；文本也不止一种声音，在文本的内部和周围，混杂着各种各样、高低起伏的理论声音或噪声。这种关系性与混杂性显示出理论活动的真实状态，也为理论的持续转化与生成提供了可能。

《舆论》文本沿着美国社会思想之河流动，到1933年，李普曼被视为舆论研究的关键作者，代表着一种旁观者式的公众观；他最先发展了刻板印象的概念，这一术语是否适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仍受到怀疑；他的观点常常游移不定，他时而相信，时而又否认并贬低公众意见的创造性。研究者在保持距离的同时接受启发，形成理解、接受、怀疑、否定的多种可能。这种张力或许恰好有助于《舆论》与美国社会思想的持续关联；作为著名记者、专栏作家，李普曼在美国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这种关联性。

《舆论》的理论意义在逐渐兴起的舆论、宣传与传播研究中延伸、放大。1933年，查尔斯·库利（Charles H. Cooley）等编写《社会学导论》（Introductory Sociology）中的“舆论”一章，以一半篇幅介绍了李普曼的《舆论》对“个体如何参与”的“最出色的分析”，涉及个体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刻板印象、兴趣与利益三个部分。1935年，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等编写的文献信息汇编中，《舆论》被列入两次，关注重点是刻板印象概念和对“报纸”的讨论。在1946年的第二版中，《舆论》再次入选，理由是，在源于上一代人的席卷全球的“宣传意识”浪潮中，其最早展开了“宣传技术”的理性研究，成为宣传研究传统的源流。这种“源流”的隐喻在学科叙事中逐渐固定。1949年，在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选编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s）读本中，《舆论》导论也成为“大众传播效果”的导论：李普曼对“行动、人头脑中关于那个行动的图景，以及人对于那个行动的图景的反应”三者间关系的梳理，可被视为效果研究的理论前提。在传播学科建制化的过程中，《舆论》被追溯为学科经典。当然，这一经典化也伴随着它在英文世界中的不断重印与再版：1946年，《舆论》由企鹅丛书鹈鹕系列再版；1954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的版本第14次重印。

经典并不是自明的，经典总是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生成：理论主体与文本经历“相遇、交谈与分离”等各种因缘际会，经由不同阐释与再创造，将“经典”重置或重新发明于当下情境。虽然经典看起来总是“相似”的，但经典化的具体情形却各有各的不同。

《舆论》可能因学科建制化的需要而被经典化，比如，其理论表述被嵌入多种学科叙事，挑战和更新了政治学范式，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重要概念，预测了舆论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议程设置的提出者将李普曼视为这一理论的“学术先祖”。当然，学科经典化的动力来源是多样的，领域建制化的需要、文本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研究者意识形态的接近性等因素相互作用，李普曼在这种耦合关系中被选择性地生成为“学科偶像”。在社会思想领域，《舆论》也可能由于其与美国社会情境的持续相关而不断被经典化。比如，其由于倾向于夸大对“大众”的厌恶、对民主的不信任，成为其他民主理论的靶子，但与此同时，其作为民主的“忠诚反对派”，又得以与其他理论“咬合”在一起。

经典文本的经典性就在于，它能够在不同情境的阐释中，形成文本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相互联结、转化，生成鲜活的文本意义。基于这种以文本为媒介的鲜活的交往关系，经典性也就显示为能够生成“交谈”关系的媒介性：联结跨越时空情境的思想者，既在思想者与文本的“交谈”中转化、生成，也不断生成、转化为新的“交谈”。从《舆论》的媒介性切入，在文本与情境之间，理论主体持续“重构”“重访”“重思”，文本由此“生生不息”，在文化情境重置中“再孕育”。

经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的重新阐释，《舆论》被置于媒介研究重构的情境之中，联结并转化杜威和李普曼、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之间的“交谈”，导向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批判理论的生成。李普曼对于知识、真相和刻板印象问题的洞见，如今在新的情境中更加凸显为对公众、权力和自由等问题的遮蔽，因此，大众媒介研究必须直面政治权力和制度变迁，从文化的内在危机、共同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危机中分析大众传播，更新自身的研究范式。有意思的是，凯瑞对杜威和李普曼“交谈”的阐释，引发后来学者的许多争议。关于李普曼是否被“正确”理解，众说纷纭，有人甚至将李普曼归入“很多人引用，却少有人真正理解”的范畴。当然，阐释虽然存在“误读”或“语境误置”的风险，但也能使旧文本面对新情境，激发新想象，关键在于阐释是否处于持续交谈之中，从而将“装在套子里的思想家从他们自我封闭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不应预设某种正确的理解或形象，停留于各自碎片化的封闭的理解之中，而应在交谈中不断揭示各自视域中的盲点，印证、补充彼此的理解。

作为媒介的《舆论》还在其他研究与社会情境中显现。比如，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将1988年出版的《制造共识》一书中的美国媒体的“宣传模型”追溯到《舆论》对“制造共识”的讨论，其从李普曼的“盲点”出发，基于相反的价值立场激活文本的意义，既对李普曼观察到的“宣传的与日俱增的复杂程度和重要性”持反对态度，又对李普曼主张的专家治理充满怀疑。阿利斯泰尔·达夫（Alistair S. Duff）从21世纪的社会情境切入，将李普曼解读为“信息社会的早期理论家”，以李普曼的视野补充对当下的信息社会的理解。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将李普曼视为媒介化理论的先驱，在阅读《舆论》时，他发现李普曼最早认识到了媒介、舆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结构变迁。

基于理论创造的需求，理论主体在历史与当下、文本与情境之间往来穿梭，重塑经典文本与当下情境的相关性。这种互补性的理解形式不时重现，作为媒介的《舆论》文本由此在不同研究领域生成新“交谈”：分享民主制和专家治国论的纠缠，新闻媒体揭示和扭曲真相的双重性、刻板印象的缺陷与积极意义并存的复杂性，专业知识、民主和沟通的关系等。

二、跨越时空的联结与转化

《舆论》的多语种翻译和出版，兼具偶然性和“必然性”。一方面，某一语种的翻译和出版，取决于特定时空情境下译者、出版者与文本之间的联结，而这种联结是不确定的，无法被预期或计划，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的联结的发生，打开了新的理解和反思的可能性，其可以在译者主体的选择性中、文本与情境的关联性中，以及全球知识交流的结构和趋势中被具体把握。

根据已有检索结果，《舆论》的最早译本是日文版，即1923年版的《輿論》。出版者选译这本书的主要动因在于，其希望借此激发大正时代（1912年7月至1926年12月）日本人的思考：日本现在形成健全的舆论了吗？——对于经历自古未有之灾祸的日本来说，不经由忍苦精进，培养健全的舆论之力，就无法完全脱离轻佻浮华的传统思想而去追求新生。《舆论》由此问题意识与日本政治情境相对接，进入灾祸与新生、君主与民本、舆论与政治的现实讨论之中。当然，《舆论》本身在诸多关于舆论的著作中属于“最为健全的研究用书”，兼有洞察力和创新性，它基于近代社会的现实解释舆论，而非进行道义判断式的分析。

当特定政治情境和问题意识凸显了译者主体性，以及文本与情境的关联性时，文本可能经受去语境化所带来的理解的缺失与偏向。这表现在1923年的日译本之中。译者在卷首语中预先提示：译本存在许多语言表达上的缺陷，同时，对于该书的评价也不够准确；希望读者理性看待国家间的情感关系，以文明合作的态度，真正理解本书的价值。此外，译者虽然肯定李普曼对个体的心理分析的理论意义，但在导论之后节译了第二、三、四部分，将重心放在第五部分之后，聚焦于“一般意志的构成”“民本主义的概念”“新闻纸”和“情报组织”。除了选择性翻译，译本还面对文化和语言“间距”带来的翻译的不对等，例如，日文“民本主义的概念”和英文“the image of democracy”（“民主的图景”）并不对应。结合语境来看，“民本主义”对接“democracy”时形成差异化，或是规避“民主”（人民主权）与“君主”的对立，意在承认明治宪法的前提下进行必要而积极的民主改革，强调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建立通畅的民意表达制度，切实推进日本的民主化。在个体心理和民主理论之间，译本更加凸显了后者的现实意义；李普曼在美国政治情境下对民主的“指控”，转化为日本政治情境下推进民主化的参考。

随着时空情境的转变，译本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战前及战时两个时期，《舆论》作为思想战、战时检阅的实践性参考书受到欢迎；随着战后的民主改革，与“舆论”相关的社会语言表达发生断裂或变异，出现“从舆论到世论的变化”，这既与实行汉字使用限制、以“世”代“舆”有关，也暗合于美国化的大众民主社会的发展。与此相呼应，《舆论》在战后被译为《世論》，有1963年、1987年两个版本。《舆论》进一步与新闻、传播问题产生关联，以1987版《世論》的两则推荐语为例，译者所激活的文本意义在于，其从大众心理出发，以形象的概念清晰地解答了人与环境的基本关系；区分新闻与真相，形成了新闻的功能与真相的功能相匹配的新闻活动基本准则。译者将这种意义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之中：直面人类生存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怀疑传统、探索自由民主的危机并渴望克服危机，力图继承、保护和培育美国民主的优良传统。这种解说在贴近原初语境的同时，又与当下视域相融合，既表露了译者的问题意识，也显示出两种社会文化的可接近性和可沟通性。

当然，社会文化的可接近性和可沟通性是不确定的，文本译介始终面对接受语境的差异、变化以及译本接受状况的不确定。以意大利语《舆论》为例，尽管在1955年的意大利语期刊上有《舆论》（1954年英文版）的书评，但这一评论只是基于世界社会科学的共通语境，还未跨越语言进入意大利社会语境。意大利语《舆论》首次翻译出版是在1963年。出版者对美国的兴趣、学者对传播问题的兴趣，促成了这本书1963年的翻译出版，然而，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在接下来的20年中，尽管传播研究逐渐发展，但该书在政客、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中只是偶尔得到回应。直到1994年贝卢斯科尼当选前后，媒体对政治斗争的影响才成为辩论的核心，人们讨论的各种议题，才指向了李普曼所说的“舆论”。《舆论》的修订和更新版，回应了这一变化了的文化环境。《舆论》文本的接受与意大利社会政治情境的变迁形成了有意味的跨越时空情境的呼应。

俄语世界也有类似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末（所谓“解冻”时期）开始，舆论一度成为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共青团真理报》民意研究所曾多次展开大规模民意调查，这种调查带有一定民主元素，调查对象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自主性主体。民意调查的开创者、社会学家鲍里斯·格鲁申（Бори́с А. Гру́шин）在此基础上反思舆论的性质及研究方法，于1967年出版《关于世界的意见和意见的世界》一书。作为研究参照，《舆论》（1945年英文版）的理论表述被包裹在苏联话语中。例如，与现代资本主义舆论不同，在社会主义舆论中，人民不应当是李普曼式的旁观者；舆论表达中存在刻板印象，然而李普曼等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夸大了大众意识的非理性，忽视了舆论的理性层面，分析不够完整、全面。然而，格鲁申的书并没有扩散开来。格鲁申受到“缺乏政治警惕性”的指责，于1971年停止了民意调查工作，直到1988年政治改革，格鲁申被任命为苏联的舆论调查中心副主任。从该中心分离出来的民意基金会组织支持了2004年俄语版《舆论》的翻译和出版。

此时的接受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舆论》如今被视为批判性区分公众意见和大众意见的早期研究，这种区分有助于反思“民意调查时代”的民主运作。当民意专家相信“舆论”本身的存在，并寻求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时，可能因过于乐观而掉进了陷阱，没有看到舆论可能只是一种规范形式，其客观的政治功能体现于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斗争。但社会历史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依然细微而深远。译者指出，许多关键概念往往因语境偏差而无法完全通达另一种语言，例如，“public”作形容词，有“公共的”“公众的”“政府的”等多种语义，由于没有完全对应的俄语词，因此需要结合语境，将其译为不同词语，比如，将“public policy”译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国家政策或政府政策），将“public opinion”译为“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社会意见或公众意见），但这使得“public policy”与 “public opinion”之间的潜在关联难以呈现在译本中。

在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初至今，《舆论》进一步“跨越时空、寻找新的栖息地”。

1973年，韩国新闻传播学者、首尔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院长金圭煥将《舆论》翻译为韩语，题为《與論》，它由现代思想社出版，被置于“现代文明和韩国”的主题之下。21世纪10年代又有多个韩语译本。吴正焕2011年将Public Opinion与The Phantom Public合译为《舆论/幻象的大众》，该书2018年再版。李忠勋2012年译为《여론》。李东根2013年译为《여론》，该书2021年再版。在出版和再版中，《舆论》关联于“现代文明与韩国”“舆论、媒体与民主”“政治极化和后真相时代”等韩国社会情境。

1998年，正值苏哈托下台和印尼民主政治转型，《舆论》被译为印度尼西亚语出版，题为《舆论：在工程与现实之间》。在推荐语中，李普曼被视为对现有民主实践的不满者、批评者和反思者，从李普曼的视角来看，真正的公众意见被政治精英的工程和策略遮蔽；《舆论》由此可以超越美国背景，为印尼的批判性和替代性的民主实践提供借鉴：在全球化时代，仅仅谈论潘查希拉民主“既非西方也非东方”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寻找积极的、普遍的而且可操作的潘查希拉民主。

《舆论》的多语种出版表现出一种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经典化”的可能性。这一在英文世界中生成的“经典”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带着原有文化语境的“经典性”标识，进入其他文化语境，再次寻求“经典化”。“经典”对人的境况的发问和探究，使其根植于并塑造着某一文化传统，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交汇，使得“他们”的经典有了关联或转化为“我们”的经典的可能性。

巴西学者奥塔维奥·达罗斯（Otávio Daros）对葡萄牙语《舆论》（2008）的评论指出，在巴西的新闻场景中，李普曼作品的挪用情况不同于美国，它并没有影响学术领域的建立，也没有直接促进特定理论反思趋势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普曼的作品不是该领域学者的重要课题，比如在新闻精神、新闻的自然史等话题上，李普曼一直是可参照的交谈对象。此外，刻板印象“无疑是该书最伟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使其成为人类传播研究中永恒不变的参考文献”。葡萄牙语《舆论》的翻译出版，有助于李普曼思想与巴西“舞台”的再结合。与此相类似，不同的译本形成了特定的“交谈点”：

罗马尼亚语译本（2009）：李普曼90年前所说的话，今天被整个社会进化所证实。

捷克语译本（2015）：《舆论》第一次尝试在现代条件下，根据现代人性知识来审视和绘制舆论。

土耳其语译本（2020）：《舆论》被公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和美国媒体研究的奠基之作。

波兰语译本（2020）：我们是否跟上了对现代民主规则的理解？我们是否可能迷失在某种关于“多数统治”的天真甚至是史前观念的幻想之中？我们是否真正在为自己思考？

阿拉伯语译本（2022）：这本书旨在与专门从事媒体研究的研究者、政治学领域的读者以及对政治、治理和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公众进行互动。

跨文化的经典化取决于理论主体的识别、选择与再阐释，这就意味着，某一文化经典作品的跨文化经典化是不确定的。根据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法语《幻影公众》（2008）所作的长序，《舆论》“从未被翻译成法语，但仍是传播系和所有新闻学院的经典”。其经典性由作品对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的影响界定。当然，作为《舆论》姊妹篇，《幻影公众》的翻译有着相近的理论意义。拉图尔在序言中指出，《幻影公众》呼吁法国人重新找回公共精神，但首先必须解除政治的幻影。李普曼的形象和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形成契合关系，李普曼写就的是20世纪的《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他揭示君主的力量，只是为了让公民反对他们，李普曼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民主党人，他给读者上了“严酷现实主义”的一课，必须将民主从民主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对于法国读者来说，这样的阅读正是一种解毒疗法。然而，这本书如何启发我们是不确定的。这本书就像酵母一样，可以无限期地保持沉默，直到外部条件对它有利，最终才找到它的读者。当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时，灵感是昨天产生的还是等待了近一个世纪才产生的并不重要。这样，它也就不再是为政治思想史或美国史学家翻译，而是为我们的现在而写，它可以促使法国人追问，他们到底期待公共生活中的什么，公共生活中到底什么是真正可行的。当法国人试图诉诸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允许任何妥协和变通的原则，比如公意、公共利益时，李普曼使人们认识到立场是可辩护、可调整的，是部分性、偏向性的，考虑到民主言论的道德经济。在资本主义危机和法国公众的消失等社会病理诊断下，人们可以选择让李普曼—杜威辩论在法国重新开始，重新打开政治创新的可能。

总之，经典文本何时何地被写作、出版和译介，其中的情形和意味复杂，但更重要的是，它如何与读者相遇，使人们在觉知其复杂性之后，体会到所谓知识的力量并不来自知识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与知识互动，并且经由知识而互动，由此使思想得以“发酵”。

三、遭遇吸收、抵制或误读，发生种种变异

理论的差异化既是理论旅行的动力来源，也是理论旅行的可能结果。差异化意味着主体与情境因素的不可避免的多元性，理论文本与这种多元性相互渗透，发生种种形态的变异。下面以《舆论》在中文语境中的旅行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舆论》出版当年，就有中国学者关注、介绍，形成两篇专门书评。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的书评载于《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首先，他从政治研究的角度肯定了李普曼的创新：从制度到人性、人的心理的转变既相通于中外思想家如孟子、荀子、霍布斯（Thomas Hobbes）、达尔德（Gabriel Tarde）的人性论，又相合于当时心理学的发展。其次，陶孟和吸收了李普曼的分析：舆论是民治的基础，但这一基础并不稳定。“健全的舆论”需要正确的消息或事实的报告，使人民得到正确的见解或判断，但目前供给消息与见解的方法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于是，基于《舆论》观察已经建立的民治制度，不免形成“失败”的印象。然而，对于如何制造健全的舆论，陶孟和却形成了差异化解读，陶孟和将李普曼提倡的“有组织的智慧”解读为，包括学者、思想家、专门家在内的贤人“供给思想的资料于人民，使他们有稳健的见解”。李普曼诉诸理性、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启蒙策略，悄然调配了启迪民智的色彩，“诉诸理性的权威”转向“诉诸权威的理性”。

与陶孟和不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袁昌英在书评中将“public opinion”译为“公意”，两种翻译恰好对应于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public opinion”的两歧性，形成“公意”与“舆论”、“公共意志”与“公众意见”之间的阐释张力。袁昌英基于这种阐释张力，引入李普曼对“公共意志”的质疑与否认，凸显了其对“人民”的不信任。她指出：“新闻之不良，则在人民而不在新闻记者，人民不欲良好之新闻，故新闻不良好也。普通男女恒具一种轻浮的气象……此种不顾真实的趋向加以种种掩饰之手段，专谋争权夺利，平民政治之所以失败也。”她进一步说：“吾人不能信托平民之美意与常识，以图知识泉源之洗濯，以求公意为人民健全而有计量的‘同意’之表示。”袁昌英还注意到李普曼“诉诸理性”的方法之中始终存在“理性”不足的问题，于是补充以道德改良，“非有一种伟大道德上之改良不为功”。在这里，“诉诸科学理性”转向“诉诸道德理性”，再一次生成了差异化的理性策略。

《舆论》还进入民国的新闻改革语境，为中国报人提供可资借鉴、吸收的新闻知识。1925年，汪英宾在《申报》上发表《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一文，以英美为师资，探讨报业改良的方法，在“当觉悟报业之各种问题”之“编辑问题”一节，汪英宾引用李普曼（时译立浦门）的《舆论》对“兴趣的激发”中个体认知心理的阐述，说明我国新闻界应将“干燥无人愿知”的“公共事闻”加以表现，“惟具美术家描写技能者，始能以常人所不能见者，做成活动印象，使常人皆能引以为有兴味”。1937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梁士纯在《大公报》上发表《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开篇引用李普曼（时译列浦曼氏）的《舆论》，以说明报界实现传达正确消息、建立公正舆论之困难，由此激发报界面对危难时局的使命感。他还在1938年的《战时的舆论与宣传》一文中，引用李普曼“stereotype”的概念，将其应用于宣传术，“我们想要改变或操纵社会中某部分人的舆论，就必须从改变那部分的意见着手，更进一步说，就是从他们心理的模型入手”。

20世纪50年代后，《舆论》遭遇抵制和批判，淡出中国学者和新闻人的视野。李普曼被视为“美国资产阶级报刊最有影响的新闻评论家”“帝国主义谋士”，作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界标准理论著作”的《舆论》表明了他“反动的新闻观点和资产阶级策士的哲学思想”。改革开放后，基于参考西方新闻学以改革中国新闻业的需要，新闻学界重新引介《舆论》。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节译了李普曼《舆论学》的“新闻的性质”一章。1984年，林珊翻译的全译本《舆论学》在内部出版，1989年该版本正式出版。此时，《舆论学》被视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材”，是“美国重要著作”，“它问世以后，得到了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不仅连续再版，而且许多新闻或传播院校一直将它的有关章节作为教材编入新闻学或传播学的教科书”，韦尔伯·施拉姆“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舆论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重要”“推崇”“奠基”的表述，显示了译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但必要而急迫的知识吸收又遭遇现实的社会政治语境，形成“吸收、抵制和误读”并行相伴的思想景观。一方面，人们介绍《舆论学》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吸收关于舆论形成过程的理论和概念表述。另一方面，人们又将其置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路线之争的语境，在忽视其原初思想情境的情况下，逐一批驳这些表述，比如，“固定的成见”“新闻与真相不可能一致”等“理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用刺激—反应公式解释舆论形成，是荒谬的机械论；“局内人”“局外人”之分是蔑视群众。即便如此，它在美国社会的“经久不衰的价值”依然值得我们研究和剖析。《舆论学》既可欲又可怖，译者因此徘徊在李普曼舆论思想的入口处。

这种思想情境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持续显现。《舆论》在中文世界再次“经典化”，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引用来源，研究者以诉诸权威的修辞策略和去语境化的引用方式，将《舆论》文本剪裁、拼贴到自己的文本之中，具体表现为“李普曼说”“李普曼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李普曼就此写道”“李普曼谈到过”等表述，这意味着李普曼的理论表述被默认为是普遍的、共通的，李普曼所说的也正是我要说的，可以替代我的理论表达；同时，这种引用又具有高度选择性，由此迎合“媒介引导道德舆论”的政治话语。问题在于，当学者基于自身的思维习惯和问题意识来选择性引用李普曼时，很容易发生语境错置，产生误读，使得完整理解李普曼的思想以印证、补充自身的思想变得困难，所谓“普遍”和“共通”显示为一种虚假的理论景观，在引用者和被引者之间或许仍未形成真正的思想沟通。

2002年，阎克文、江红将其新译为《公众舆论》，该书于2006年再版。在前言中，《公众舆论》被定义为一个不过时的经典著作。译者试图在新的历史构境中延伸《公众舆论》的理论意义，反观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汹涌的舆论大潮”。语义重复的“公众舆论”，凸显、强调着“公众”的存在及其主体性。翻译使文本在两种语言之间重新编织，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循环往复的缠绕与交叠，人们沿着翻译的纹理阐释文本，在变动的语义和语境之间打开理解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解的通途。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经由误读与重新阐释，获取理论旅行带来的孕育力。基于对误读的反思，2018年，常江、肖寒重新翻译《舆论》。他们反对将“Public Opinion”翻译为“舆论学”和“公众舆论”。“李普曼首先是一位观点鲜明的政论家，他没有为舆论创造一个客观中立的学科体系的意愿，在行文中亦丝毫未曾体现出建立学科的企图，故‘舆论学’是无从谈起的；至于‘公众舆论’，其本身就是个不正确的表述，因为‘舆论’天然就是公共性的，不存在‘私人舆论’一说。”在吸收、抵制与误读之后，阐释者再次寻求回到舆论本身，在误解中寻求理解的契机。

四、新视角与理论对话关系的生成

不存在纯粹的、本质化的理论文本，文本总是处于“解域—结域”的不断变异的运动之中。当漂流的文本与旅行中的理论主体相遇，理论主体面向现实的理论创造的冲动，使文本得以渗入新的政治文化情境，带来两者之间的关联与转化，以及生成新视角、融入新的理论话语的可能。下面以《舆论》在德语世界的旅行为例进行说明。

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同时，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舆论批判》一书在德国柏林出版。德国《政治杂志》在1924年第13期上将这两本书的评论前后并置。这种并置意味着，对于李普曼《舆论》的接受，存在一个可参照的德国舆论研究传统，自然带有一种跨语际的比较视野。有意思的是，滕尼斯也关注到《舆论》，并且于1927年发表书评文章，形成了“舆论”研究的理论对话。首先，滕尼斯顺着李普曼的思路，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肯定它的价值。同时，滕尼斯指出，李普曼被“实用思维”主导，致力于根据科学观点和认识对立法和行政进行改革，他对舆论的兴趣是由对舆论的蔑视驱使的，几乎没有考虑到这种集体意愿自发产生的可能性，而几乎只关注它们的形成方式。在这里，滕尼斯指出了这本书的弱点：缺乏批判性。其次，滕尼斯指出，李普曼也不了解舆论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区别，这是滕尼斯《舆论批判》的一个理论创见，他将舆论区分为气态、液态和固态，以描述舆论的不同程度，但他认为李普曼对“刻板印象”的分析可能会引导他思考和接受这一区分，因为李普曼提到的先入之见、预设心态和偏见的“强度”也有着非常不同的程度。在参照式阅读和互观之中，滕尼斯使不同的理论表述相互关联，彼此印证、补充，在吸收其启发性的同时，揭示其片面性，形成理论批判。

在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80年初版的《沉默的螺旋》的参考文献中有《舆论》的两个英文版（1954、1965）和一个德文版（1964）。熟稔德国和美国舆论研究传统的诺依曼从“沉默的螺旋”的假设出发，将李普曼《舆论》融入自身的理论话语。“融入”的方式或对《舆论》的阅读方式是多样的。首先是在全球比较视野下的问题式阅读。基于“沉默的螺旋”问题导向，诺依曼将古代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甚至动物种群等方面的“舆论”现象加以勾连，使世界范围的文本和经验相互启发：不仅有欧美经典中的约翰·洛克、大卫·休谟、詹姆斯·麦迪逊、让-雅克·卢梭、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爱德华·罗斯，还有“狼群的齐声嚎叫”、非洲部落和太平洋部落中的舆论、法国攻占巴士底狱的舆论、时尚的舆论等，《舆论》成为其中一节。其次是基于自身理论目的的诠释性阅读。诺依曼惊讶于一种巧合：“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得它距第一次出版几乎过了50年后在美国出了袖珍版本（1965），并且几乎同一时间也在德国发行了袖珍版（1964）。”诺依曼解释道：它的确是一本启示录，它所揭露的东西如此振聋发聩，以至于在这些发现首次出版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它们还是那么新颖，并且还没被知识分子从思想上真正吸收。诺依曼将这些发现重新吸收于“意见气候”“减少复杂性”“中间世界”“选择性感知”“传媒文化”等自己和其他学者的新的思考之中。在诺依曼看来，李普曼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指出舆论是如何通过选择性注意、刻板成见、被“法规”所控制的视线过滤，进而变得可传播、强有力的，而这正好融入诺依曼的理论表述：通过刻板印象，每个人都熟知他们在何地可以说、在何时要保持沉默。最后还有不同学者和著作之间的参照式阅读。诺依曼将李普曼的《舆论》和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舆论》对读，发现李普曼所错过的，最终却是卢曼所尽力研究的。卢曼从系统学视角推导舆论规律，与美国自《舆论》至“议程设置”理论以来的实证研究传统形成对照。当然，在诺依曼的理论创造中生成的新视角与新话语，与其自身的政治文化情境有着潜在关联。比如，有学者指出“沉默的螺旋”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诺依曼青年时代服务于法西斯的主流传媒，“沉默的螺旋”在某种程度上有对纳粹经验的总结成分，尤其是有驱逐少数意见的成分，然而其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丰富性，又超出了这种隐含倾向，人们在反思其理论偏向的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与情境之间辨析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1964年，《舆论》的第一个德译版问世，1990年，德译版《舆论》作为经典出版物重印。评论者彼得·霍夫（Peter Hoff）感知到冷战即将结束，站在这一节点，与李普曼形成对视：促使李普曼撰写此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挑战，如今表现为媒体技术和宣传方法更加发达时代的意识形态战争，如何诉诸理性，寻求全球媒介伦理，依然困扰人类。另一位评论者约亨·罗伯斯（Jochen Robes）则将《舆论》视为对美国民主的自我形象的批评，其启发在于，应该超越既有民主理论的局限，基于现实的民主实践的可能性建立新的民主基础，尤其是要重构人与环境、信息收集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2018年，德译《舆论》再版，新版书名为《舆论：它如何产生与被操纵》，德国经济学教授沃尔特·奥奇（Walter Ötsch）和西莉亚·格劳普（Silja Graupe）写了长篇前言《被遗忘的李普曼——政治、宣传和市场》。李普曼经常在不同时代被记起，但是每当他被记起时，评论者总会感到他是“被遗忘的”，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人们再次展开记忆实践，使李普曼的文本再次与现实相勾连，成为现实的思想活动的组成部分。奥奇和格劳普从近一个世纪后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出发，再次使“我们”与李普曼之间形成“通路”：从李普曼的“头脑中的图像”开始，我们显然已经处于“图像的统治”之中，人们对图像唤起的情绪作出反应，政治行动基于这种图像以及直接产生于想象的情感，问题在于，图像本身与外部世界并非自动一致，但图像及其引发的情绪却很少被质疑或改变。

五、结论与讨论

《舆论》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情境中孕育自身，并由参与多元文化互动的理论主体传递与分享，形成时空情境、译本原本、译者作者之间相互交织的多元联结。这种联结关系是复杂的，具有偶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主体间、语言间、文化间的交往关系中，以及全球知识交流的结构和趋势中被具体把握。理论主体与流动的文本相遇，基于特定问题意识传递或分享这一文本，语言间的联结或断裂、文化语境间的接近或疏远，既带来新的理解的可能性，也同时导致语境重置和去语境化所带来的理解的缺失与偏向。文本不可避免地与主体、语言、语境相互渗透，发生种种形态的变异。

对《舆论》多语种出版与传播现象的考察，显示出理论旅行的复杂情形，以及对其进行跨文化传播反思的意义：

其一，权力关系问题是发生在理论旅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并非唯一问题，理论主体间的互动、理论与时空情境的复杂关系问题是更鲜活的问题。对于单向的知识传播或文化殖民的强调，常常使人陷入影响的焦虑之中，甚至妨碍理论主体的自主性与想象力。《舆论》的跨文化旅行为此提供了一种更复杂的说明：通过分析现实中的舆论问题，《舆论》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民主理论的盲点，引发了人们的“共同关切”，但同时又建构了民主理论的新的盲点，引发“不同讨论”，理论主体间相互反思与相互超越的对话需要，构成了理论旅行的原动力，《舆论》由此引入或化入其他文本，在情境重置中保持或重构文本与情境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或有效或无效，取决于理论主体对时空情境、理论文本，以及三者相互关系的反思性判断。《舆论》既可能在怀疑、否定中被理解、接受，也可能在理论建构的需要中被延伸、重构；既可能作为思想的“酵母”或媒介，使理论主体在温故知新中生成新的交谈，也可能在经典化之中被建制化、刻板印象化或碎片化，落入“很多人引用，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的境地。总之，文本在历史情境中写就，但经典化却总是当代的，这指向了理论主体的问题意识与创造性。

其二，理论由特定的语境孕育，又会远离特定语境，朝向潜在的解读者。理论主体的问题意识由现实的社会情境激发，其理论文本在特定理论传统和知识领域中被塑造，被特定语境中的解读者分享。《舆论》在出版次年即被译为日语，与日本的政治语境相结合，出版者和翻译者希望借由李普曼对现实的洞察，激发日本民众对民主社会转型中如何形成“健全的舆论”的思考；与这一问题意识相对接，译者节译了对人性弱点的分析，聚焦于民主理论的讨论，李普曼对民主的“指控”转化为推进民主化的参考；译本以“民本主义”对接“democracy”，规避了“民主”（人民主权）与“君主”的对立，以便在考虑到传统文化心理与现实政治处境的情况下，切实推进改革进程。在同时期的中文书评中，陶孟和与袁昌英对李普曼观点的吸收伴随着抵制和误读，在接引西方社会思想激发中国社会改良的同时，也将自身思维惯性融入其中，造成思想变异的效果，“诉诸理性的权威”偏向“诉诸权威的理性”，“诉诸科学理性”偏向“诉诸道德理性”，由此生成差异化的理性策略。

其三，只有在间距化的理解中，理论主体才能觉察自身的偏见，发现他者的视域，分享远距离观察的优势。李普曼的《舆论》在意大利的沉寂与流行，为意大利学者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他们观察意大利社会民主发展的轨迹，在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比较中，理解意大利的民主、舆论和媒体环境。2004年俄译本序言则聚焦于《舆论》对当下民主制度以及民意调查实践的反思意义，同时指出了语言间的差异，这显示着由语言、社会历史语境造成的间距，而间距化的理解将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地基。法国学者拉图尔试图使李普曼的政治思想在法国公共生活中发酵，以此揭示法国读者的思维惯性。

其四，重置语境或去语境化，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可以建构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在德国语境中，滕尼斯的《舆论批判》与李普曼的《舆论》在参照式阅读中相互印证、补充；诺依曼基于自身的问题导向，重新诠释《舆论》，吸收并转化李普曼的理论表述，将其融入自己的新的舆论理论之中。《舆论》还可以在意识形态冲突、替代性民主、“图像的统治”等现实情境中，作为竞争性的理论话语，对现实提出辩护或批判，重新打开政治创新的视野。

在流动、变异与融入中，理论文本显示出在其他文化中继续生成意义的可能。作为英文世界的经典，《舆论》在多语种出版过程中还表现出一种跨文化“经典化”的可能：“经典”根植于并塑造着某一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汇，使得“他们”的经典有了在文化交往中关联或转化为“我们”的经典的可能，这种跨文化的经典化取决于理论主体的识别、选择与再阐释，此时，“经典性”显示为“媒介性”，促发着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多元文化之间的持续交谈。这也是理论旅行的跨文化传播意义所在。

(注释略)

作者单波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龙腾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