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灾害明显增多,社会组织如何应对?

楼市   2024-11-05 10:00   湖南  

2022年9月起,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梦南舍可持续发展中心共同发起和气学堂·气候变化应对系列共学活动,邀请各领域专家、从业者结合自身领域与气候变化展开分享。至今,已举办线上线下活动20余场,主题包括气候变化与建筑、气候变化与农食系统、社会组织的气候故事等等。


即日起,和气行动项目组将整理过往分享内容,重温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领域从业者的探索与实践。本次分享回顾的主题为“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嘉宾是卓明志愿者团队、NCP生命支援的创始人郝南绿色潇湘发起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刘盛

*本文由嘉宾审定后发布,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本平台立场。


近年来,气象灾害明显增多

 郝南:

2015年开始,明显感觉到气象灾害越来越多,所有类型的都有。以前每隔两三年才有一次龙卷风成灾事件,而近两年各地龙卷风灾害非常高发,每年有十几次之多。其他类型的灾害,比如山火、干旱也是每年都会发生。有些地方雨水少了,出现旱情,相应地,就会有地方降水就多了,水灾和洪灾问题也同样突出。另外,极端高温、超强台风、极端降水等等,近十年来的变化趋势也都明显增多,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撑的。
 刘盛:
气象灾害是灾害的一个类型,有些灾害不属于气象灾害,比如火山爆发、地震等。在这种非气象灾害高发的地方,人口往往偏少,人们一般不在地震带建城市,或者像日本、云南等地震高发的地方,就会建抗震性高的房子,当地老百姓也相对有应对性,造成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由于气象灾害的随机性和突发性,应对起来就有比较大的挑战。

 主持人:
郝南老师提到,近十年的气象灾害越来越多了,想请问老师,哪一种类型的气象灾害明显增多呢?

 郝南:
几乎所有类型的气象灾害都在显著增加。气象灾害是由于大气运动的变化形成的,它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宏观的偏向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比如厄尔尼诺现象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种表征,这个表征出现意味着整个地球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的改变。现在这种异常的改变可能反而是常态了,全球气候不异常的时候反倒少见,全球的天气系统正在发生一些不可逆的改变。中观尺度也很大,比较典型的是台风。一个台风系统经常有一个国家那么大,这种范围的天气现象,是中观尺度的天气变化。微观尺度是指某一场、一轮的天气变化过程。

一般来说,天气指标是温度和降水量。温度的异常变化会导致高温。降水——也就是水汽分布的变化——更多体现在暴雨、洪灾、台风、干旱,山火与此也有密切的关联。最怕这两者叠加,比如说美国的山火事件就是高温、干旱,再叠加了气旋(飓风),导致极端事件,烧掉了一座城市。
在微观天气现象中,还有强对流天气。一般来讲,天气现象本身是正常的,而不正常在于这些极端的天气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强度也越来越高。这是目前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直接且直观的影响。

这是气候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到灾害,灾和害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它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只有灾没有害,比如雨下到了没人的地方,地震发生在没人地方,就没有形成灾害。再比如有的台风也有有利的一面,给干旱的地方缓解了干旱的态势,这也不叫灾害。

在国际减少灾害风险领域,有一个著名的灾害风险公式,用来描述灾害造成损失的机制,即“灾害风险=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脆弱性×暴露度”。承灾体的脆弱性,有时还会加上“韧性”这个要素,就是它受到影响以后怎么恢复的,韧性和脆弱性是成反比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式,是行业定量化的基础,灾害造成的风险是可以量化的。关于“风险”和“损失”的判定,灾害没有发生之前是风险,发生以后就是损失,也就是灾害造成的实际影响。当灾害发生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公式中这些变量变成定量输入进去,计算出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灾害造成影响到恢复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机制性的模型,也是我们应对所有灾害技术的核心。除了还原灾害机制的致灾因子、承灾体和损失(影响)以外,还要考虑被影响的人和社区的需求,以及各方的响应行动提供的支持。综合起来,取致灾因子、承灾体/孕灾环境、灾害影响(损失)、需求和行动英文的首字母,我们将我们的模型命名为“HEINA”。

分类型理解气象灾害

 郝南:

气象灾害的应对需要分类型来讲,比如水多造成的气象灾害,以洪灾为主,这种类型的灾害致灾因子是水。气象灾害事件是用气象的视角描述的,然而直接影响我们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雨,不是下雨把人砸死,而是天上的雨掉在地上,汇集起来形成洪水,造成损失。
所以要描述洪水灾害,应该去水利部门找相关的数据,中国水利部每年会发布上一年的水旱灾害防御公报。
图片来自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
公报中有一些很好的指标来描述水灾灾害事件,比如超警戒的河流的条数和次数、超保证的河流的条数和次数。这些指标在最近七、八年以来有非常明显的线性增长的变化趋势。2013年到2020年,河道发洪水的概率特别明显地在增加。河道超保证是指河道的流量超过了水利部门设定的保证水位,河水很有可能从河道里面漫溢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洪水形成的过程。

洪水也分成好几种类型,有山洪、河道的洪涝,也有城市里雨下得太大了,形成的积涝。这些情形中水的来源不同,造成洪水的致灾机制不同,比如城市下暴雨形成的积涝,水是直接来自于天上的;河道形成洪水是从河道里倒灌出来的;山里的洪水是从山谷之间汇流而来的。

另外还有流域性洪水,比如2021年的河南水灾、2023年京津冀地区的水灾等。它的特点是以上提到的几种洪水类型都有,既有一开始雨直接下在人居住的地方产生的积涝,也有河道倒灌和山谷中洪水的汇集。水利部门把流域性洪水分为四个时期,洪水发生期、汇流期、演进期和排涝期。

目前我们对洪水的生成机制研究得比较清楚,在降雨还没有汇集形成洪水时,可以提前计算出这场洪水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在洪水发生之前,只要盯住降水的趋势,从气象学的角度,可以预知洪水未来发展的态势。

流域性洪水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这给大型洪水留出了一定的应对空间,这也是国际上高度重视气象灾害预警的原因。预警做得越早、越充分、越精细,把预警的结果更有效地告知所有相关的人,就可以更多地减少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气象灾害在预警阶段可以极大降低之后发生的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刘盛:
郝南刚才分享了灾害发生的机制和公式,很有意义,我想从微观的、个体的角度做一些回应。

一般来讲,山洪在乡村发生的概率相对更大,它可能一下子就冲下来了,往往会造成恶性事件,比如冲毁房子、有人失踪。如果是下雨,水慢慢涨起来,由于现在的房子比较坚固,有时间可以逃到二楼、三楼或房顶上,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一般不在于人员伤亡,而在于有些物资会被抛掉。
我非常关注个体对灾害的感知。灾害刚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关切,但灾害结束以后,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感觉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脆弱性和暴露度相对较小,即使发生干旱,也有自来水,没什么感觉,我们对风险的感知其实是被弱化了的。从灾害捐赠中也可以看出来,灾害刚发生的前三天,大家就赶紧捐助,尤其是捐矿泉水和方便面,往往堆在现场。而灾害结束后,很快就没有什么捐助了。
我一直在思考,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作为社会组织,我们怎么样能用更好的工作手法来激发公众持续的捐赠热情,以及对灾害预警的重视?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采取对应的策略,应对自然灾害

 郝南:
我非常同意刘盛刚才说的。洪灾分为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洪水适应不同的应对策略。山洪的突发性特别强,而且难以预报。一般山洪都发生在偏远的地方,而越是偏远的地方,监测条件越差,脆弱性越强,人口也不算少,造成的损失很大。山洪的威力很大,有时候一个山沟的洪水有五米多高,像一面墙一样扑过来,这很可怕的、完全超现实的场景。有时候山洪会对重灾家庭造成家庭财产清零式的损失,对耕地也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发生山洪之前一定会下大雨,除此以外,几乎没有预兆。山洪的爆发性强、不可预见,和一些地质灾害,比如塌方、泥石流,有共同的属性,甚至应对的策略与地震有相似之处。而且在山洪灾害发生的时候,无法救援,它不像洪涝,河水倒灌,涨得再快,即使有难度,船也是能接近被困群众的,但是在山洪爆发时,根本不具备救援条件。
所以,现在一般建议大家把山洪灾害和平原的洪涝灾害当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灾害看待,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这与致灾因子的状态有关系,一个是万马奔腾、非常暴躁的,另一个是倒灌过来的水,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突然,它们动能释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造成破坏的机制不同,应对策略也不同。
 刘盛:
我补充一点,不同灾害的预警和备灾的重要性不太一样。发生山洪灾害,社区的自救很重要,外界是无法帮助的。那么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机制、社区的物资就尤为重要,我们做社区工作的人,就要去构建这些能力。在城市或平原地区,发生洪水时,外界可以帮得上忙,对社区本身能力的要求就没那么高,当然也需要有管理和调配的能力。

 郝南:
对的。其实近几年洪灾造成的伤亡,遇难人数中超过70%都是山洪造成的,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上个世纪的伤亡情况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我们现在的房屋更坚固了,应对灾害的手段也更多。比如说现在有救援了,其实中国也在2015年才有水灾救援能力的,全世界其他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水灾救援力量也是很少的。
我们从2016年开始,水域救援的能力——当然更多还是针对平原、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的洪涝灾害的救援能力——这几年飞速增长。我个人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在气候适应性方面,做得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水域救援力量的发展。
这种发展与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因为以前一般的洪水,只要房子足够坚固,从一楼跑到二楼,二楼不行的话,往三楼跑,没有三楼就上房顶。过去,水淹的深度3~4米已经是很大的灾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一般也就淹到3米。但是这两年不一样,这两年洪水水位高过房顶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北,都是平房,水深过两米五就没顶儿了,可以看到房子被洪水冲着跑;有的地方水深5~6米,红绿灯都淹没了。
如果洪水发生在城市中,楼房不会被淹没,而最怕灾害持续的时间长,尤其是脆弱人群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比如高月龄的孕妇、老人、家里没有存粮的年轻人(这种情况下,家里只要没有存足够的吃的,就是脆弱群体)。停水停电超过一定的时间,日子就会变得特别难熬,喝不上水,手机也用不了,人的状态会非常差。
所以在这种人口集中地区的洪涝灾害当中,比较危险的一个是水淹的深度过高,把房子淹没顶,这是与当地的地形、建筑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就是水淹的时间长了,人的生活状态会受到严重影响。
水淹得深和时间长,都是因为水太多了造成的。水太多了,就是由极端的降水造成的,在极短的时间里面下了太多的雨,汇集了太多的洪水,这就是极端性的表现。而有这么多的水的情况越来越密集,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新的影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性,让我们之前习惯的一些防御的思路、方法不够用了,需要有适应性的调整和改变,去应对新的形势。

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灾害离自己很远,或者觉得已经适应了某种级别的灾害,但是现在避灾抗灾的行动,要越来越警觉,越来越早,越来越坚决。另外,所有的避灾的准备都要做得更充分,给自己留出更多的余量。以前经常有洪水的地方,可能以后要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洪水;不认为会发洪水的地方,也要做好洪水不请自来的准备。

仙台减灾框架

 主持人:
请郝南老师讲一下仙台减灾框架。

编者注:

2015年03月18日,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在日本仙台召开,会议最终通过《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该框架预期了未来15年全球减灾工作的成果和目标,明确了7项具体目标、13项原则和4项优先行动事项。其中4个优先行动事项为:

  1. 了解灾害风险(Understanding disaster risk)

  2. 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以管理灾害风险(Strengthening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to manage disaster risk)

  3. 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Investing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or resilience)  

  4. 加强备灾以作出有效反应,在恢复、善后和重建方面“再建设得更好”。(Enhanc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for effective response, and to “Build Back Better” in recovery,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郝南:

仙台减灾框架是2015年提出的,到现在,对于气象灾害的应对,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性指导作用。
仙台减灾框架提出了四个优先行动事项。第一个是了解灾害风险。这一点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更好地理解气候灾害风险的变化趋势。
我认为首先应该知道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给每个人都带来影响。比尔·盖茨2022年说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最终一定会超过新冠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造成了影响,它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气候变化接下来也会对全人类社会造成这样深刻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的局面。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会变成一种新的常态;增长的趋势会越来越快,现在就能感觉到灾害一年比一年多,而未来几年感受会更加明显,气象灾害增多的趋势会继续加剧。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气象灾害的极端性增加对生活造成的影响。
另一个优先事项是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所有的准备都是要花钱的,有关方面需要花更多的钱去减少灾害风险。作为社会组织,我们要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执行能力。要比公众掌握更多知识,同时要掌握一些社区内的适应性工作方法。这些方法需要专业知识作支撑,也需要去研发和学习。我们需要发出一些可靠的、能落到实处、能切实减少风险的方法和工具,而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
还有一个优先事项是加强备灾以作出有效反应,在恢复、善后和重建方面“再建设得更好”。每个社区面临的风险及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更怕缺水,有些地方更怕水太多。每个地方的孕灾环境、承灾体、经济类型、脆弱性、韧性等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灾害风险应对的方式肯定也不一样。如何找到更适合每个社区的个性化的方案是尤为重要的。
此外,脆弱性是非常多元的,没有一套针对脆弱性的工具在全国所有社区都适用。每个社区的脆弱性的表现就像指纹一样,是不一样的。每个社区里也都有脆弱的人,有个体、也有群体。比如有些山区空心化特别严重,尤其留守老人多的情况特别突出,有的村子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占了40%,甚至更高。那么,这样的社区脆弱性就集中体现为说老年人过多,劳动人口过少。有的老人腿脚不好,跑的时候得有人背着,避险工作的组织就更难,这样的问题非常突出。
城市社区脆弱人群的类型就更多元了,那些我们平时在街上看不见的,不太出来遛弯的人,在水灾当中都是脆弱人群。灾害发生时,这些人需要每个人都有专门的对策,一人一策地去应对灾害,这是目前全社会相对来讲比较空白的一些方面。其实疫情的时候已经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给出了很好的方案和模板,比如当时广州市就为八类脆弱人群,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建立一个档案,有专门的社工去负责每个人,定期巡查他的需求,不能说做的十全十美,但这个措施本身是有效的。这样的措施同样可以迁移在极端天气的应对中,这是可以行动的一些方向。

还有一个不在优先事项中,但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就是气象灾害的早期监测。气象灾害发生往往是个过程,从宏观的天气异常,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南方涛动(ENSO),到副热带高压异常这样的中观尺度的天气异常,再到微观尺度异常比如极端降水,它有个发展过程,那么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报。这种预报特别重要,包括实时降水量的监测。根据每小时降水量的异常,推断出不同地方承担的风险。那么在水涨起来、人被淹之前,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地方可能发生的灾害过程提前做一些应对的准备。这个工作可以极大提高我们在社区应对灾害的效果,尤其像山洪或泥石流这样突发的地质灾害,尽早采取措施,我们甚至可以把人员伤亡降到零。

社会力量参与灾害应对

 刘盛:

把时间尺度拉长来看,气候变化是在过去的工业革命、工业文明起来以后才发生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对环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才有可能人为地去干预气候变化。

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灾害,就像没挨过饿就不能体会真正的饥饿,我们对灾害也没有体感。我们现在认为遇到灾害被人救是应该的、特别确定的,其实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以来,遇到灾害都是没人救,要靠自己的。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总结了灾害的三个新特点,第一个是灾多,灾害变得越来越多;第二个是灾重;第三是灾变,灾害变化无穷,不可预测。当然我们的防灾抗灾能力也在增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风险也在变大。

在备灾抗灾和重建的过程中,要做到对高风险人群的一人一策,成本是很高的,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做到,就是让每个人的生命都被尊重,可以从公众的视角出发,设计一些公众参与的、体感很强的项目。

例如,我们这两年在做长沙古井的调研。早年间长沙有一个职业,就是挑水工,他们在湘江挑水,卖给城里的人。当时有上万人,就像现在跑腿的人一样,你在网上叫个外卖就有人给你送,那时候也一样,你在路边喊一下“我们家没水了!”他就从湘江来挑一担水来给你们家。自来水是20世纪初才有的。

如果发生灾害,三天或者更长时间没有自来水,甚至自来水系统被冲毁了,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可能真的要求助于遍布长沙的将近3000个水井。在城市郊区,很多古井还在,它们有没有可能被城里人看到,去保护起来?这有可能成为降低脆弱性、增强抵抗能力的一个因子。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环保组织,如何去应对气候变化。比如现在很多地产公司到江边、湖边盖房,这些房子其实就是破坏了水边的湿地建造的,发生水灾的时候,这样的房子被淹的可能性更大,尤其地下车库是极有可能被淹的。当我们谈论应对气候变化时,与公众自己的财产安全、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等发生关联,他们可能才有感觉。

 郝南:

从社会力量参与的角度,有两个思路与刚性的、预防与为主的思路有所区分。

一个思路是“与灾害风险共存”。以前我们把灾害叫“洪水猛兽”,建更高的堤坝把洪水挡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之外,洪水来了就赶紧跑。那么现在这个思路可能不能完全奏效,我们必须得学习与洪水、与干旱共存。

洪水来的时候与其防范被淹,不如把水直接蓄积起来,把洪水变成未来几年的水资源。很多地方已经提前做了蓄洪区,可以把水留下来,补充到低洼地区。另外,引入保险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没有灾害的时候,正常生产赚钱,发生灾害,也能拿到一些赔偿。

那么,如果房屋的选址、设计、建造,整体的农业生产规划、城乡布局规划等,都围绕这样的方式去做,就能适应风险了,来水也不怕被淹,这时候脆弱性就大大减少、韧性就大大增强了。

另一个思路是“传统智慧中有方法”。气候变化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气候变化。比如,河南之所以简称“豫”,是因为以前河南有大象,它是温带季风气候,非常湿润,和现在不一样;又比如黄河的上游,以前也不是黄土高原,而是森林。有些地方对水灾的记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印记,融入到当地的社区环境中了。

很多人口集中的地方,都会有本土的宗教信仰,有各种庙,庙里的对联内容都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不要有水灾、不要淹我们家,或者即使有水灾,第二年的收成能够更好,其实在民间本土文化当中已经包括了气象灾害适应性的相关内容。所以,很多地方建立起与水有关的文化系统,其中就蕴含着应对极端性的水灾的策略,这些策略是现在我们可以去挖掘和依据的。

灾害与人类的生活环境本来就是相互适应,并不是分离的。从前,没有人的时候,灾害事件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后,孕育它的因素反过来成为了不利的因素。

我们现在应该有智慧地把我们的发展方式与致灾因子的始动因素联系起来去应对,而不是用决然对立的方式去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灾害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它孕育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也在告诉我们,现在有些事儿可能是我们人类做得不对了,我们的发展道路走得过于极端了,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



和气行动是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和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社区应对气候变化项目,聚焦气候风险识别与社会组织和行动者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建设,通过气候变化知识共学、工具研发与应用、气候适应行动和联合传播等方式,促进跨领域融合,增强社区韧性,共创绿色未来。




绿色潇湘
湖南绿色潇湘环保公益组织:为更美好湖南。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