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触石 洄悬激注——从郎遂编纂《杏花村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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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历史文化延续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编纂村志无疑是留存乡土记忆、保护文化遗产、振兴乡村文明的有效方式之一。目前，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已被列入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加以推进，各地掀起了编纂村志的热潮。而只要编纂村志，人们都会把一部村志奉为圭臬。这部村志就是清康熙年间池州人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

　　一

　　郎遂何人?《杏花村志》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志书?这要从池州城西的杏花村说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会昌年间，时任池州刺史的著名诗人杜牧，春行池州城西杏花村，写出这首著名的《清明》诗。地以人传，杏花村从此声名鹊起。自杜牧后至清初，三百多位文人墨客，如杜荀鹤、罗隐、沈辽、梅尧臣、黄庭坚、李廌、朱熹、陆游、周必大、沈昌、顾元镜、吴应箕、吴非等，慕名前来。他们或凭吊，或问酒，或官宦，或揽胜，或游学，或寓居，竖碑立坊，修亭建宇，置业筑舍，并大量题诗作赋，留下诗赋一千多首，使得杏花村享有“千载诗人地”和“天下第一诗村”的美誉。唐以后，特别是明朝中后期，池州府和贵池县对杏花村进行了一定规模的修建，使其成为文化与美景兼具的一方胜地。但明末清初战乱频仍，杏花村破坏严重，以致“杏花零落，酒社烟荒，兰亭、金谷同一苍凉矣!”

　　郎遂(1654—约1739)，清代学者，字赵客，号西樵子，晚号杏村老人，世居杏花村。

　　他自幼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少年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并“由诸生入太学”，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俗称太学的国子监学习。

　　“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郎遂对杏花村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情感，他为杏花村“山水之秀、花卉之盛、村落之古、人文之萃”而沉醉。因为思虑杏花村如无文字记载则会“湮没而不彰”“久而莫识所传”，青年郎遂做出个惊人决定：放弃科举仕进，“奋然以村志为己任”。于是，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移日分夜”“广搜博采”“殚精研思”，终于成功编纂《杏花村志》。

　　《杏花村志》全书十二万字，客观细致地展示了杏花村的山川形胜，详细记录了其历史人文古迹、诗文题咏杂记和土地户籍人口，内容跨度近千年。

　　乾隆年间，经浙江巡抚三保采集，并经总纂官纪昀审核，《杏花村志》成为唯一入选大型丛书《钦定四库全书》的村志。

　　二

　　《杏花村志》，一部由个人独立编纂的村级志书，却被有着“中国古代最大文化工程”之誉的《钦定四库全书》收录，凭什么?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营养，靠什么?

　　先让我们好好审视这部村志。

　　首先，这是我国有据可考的第一部村级志书。

　　《杏花村志》问世后，各地得到启发，编修村级志书之风渐起——“清代村志9种、民国14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村志600多种”;第二轮修志以来，“累计出版4000余部”。正因如此，后世誉之为“开编纂村志之先河”。

　　其次，这是一部考证充分、真实可信的村志。

　　“志也者，史之体也。”郎遂一直把《杏花村志》当史书来修纂。据统计，为编修《杏花村志》，他考据书目达104种，其中，地方志15种、史书9种、舆地书籍4种。郎遂还十分重视实物质证，“稽往帙，摩残碑。”“诗文所采于郡乘碑刻及历代名人遗迹为多”“凡诗文之有涉于村作者，不尽皆身历也，采其言以备稽考。”为了“无缺无滥”，他约请各州府文人学士102人参与修订，集思广益。经过大量细致考证，他不仅获取诸多可信的史料，也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如，在南宋朱熹《晦庵集》中，重九日登池州杏花村湖山一诗的诗题为“九日登天湖”。郎遂考证分析，“人固指为平天湖作，但于‘登’字非宜。况九日必是登高，非泛湖也。”结合实际，他将诗题改为“九日登湖山”，纠正了《晦庵集》的错误。

　　《杏花村志》所有记述严谨负责，绝不虚浮。如记“广润泉断石”：“在杏花村南，濒湖。嘉靖间，村农得之田内，郡丞张邦教访置演武场前，建亭榭以表之。”“明季左兵之乱，好事者以断石收移于今秋浦楼。乙酉以后，刘梅根州丞曾访而未得也，郡邑志皆称尚存者，亦留此，以待后人援求耳”。

　　再次，这是一部体例规范、特点鲜明、编纂精致的村志。

　　《杏花村志》共十二卷，外加首一卷、末一卷。分卷以下列村中、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人物、闺淑、仙释、题咏、词赋、宸翰、文章、户牒、族系、传奇、杂记等十六个子目。其体例与府志、县志相当，基本要素齐备。

　　十二卷有五卷是题咏，即卷四至卷八。这五卷依次记录了题咏杏花村的七绝、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等诗词歌赋，共一千多首，占全志文字三分之一强。卷九为“宸翰(制、敕)、文章(碑记、记)”，卷十是“文章(序、引、启、檄、笺、疏、赞、教、上梁文、墓志铭、祭文、书事)”。也就是说，《杏花村志》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文化，文化名村特色由此凸显。

　　《杏花村志》文本编纂、刊印极为考究，当代明清史专家谢国桢赞其“不但保存池阳的掌故，而且是一个艺术品。"

　　秉承地方志以图入志的优良传统，《杏花村志》做到了图文并茂。郎遂将杏花村山川形势及名胜古迹分布绘成总图，置于卷首，然后将《小杜行春图》和表现杏花村区域风光的十二景图依次呈现，图左侧附上古代文物工笔画。每幅图都线条流畅，贴切精致，赏心悦目，画题诗意盎然。其中，“小杜行春图”尤佳，优美而传神地勾勒出杜牧《清明》诗的意境。刻本卷首和卷末文辞用了正楷、行楷、草书、宋体、隶书五种字体，书法摇曳多姿，美轮美奂。中间十二卷字体统一，整饬有序，严谨清新。有人评价，这部村志就是一次书法与刊刻艺术的优美展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杏花村志》更是一部浸透着“严谨求真、坚韧不拔、甘于寂寞”史家精神的村志。

　　虽然彼时史志界虚浮之风颇盛，“不过取旧集而善录之，妄有所增益，数月而成，署其端曰‘某年某官鉴定’，要名焉已耳。”但郎遂认为“以是为志，何以昭信而垂后耶?”他坚持“不虚美，志无虚设”的修志原则，尽其所能地通过史证、物证和人证，求取所记录的每一件事、一个人，甚至每个具体的数字、人名、时间、地点准确无误。

　　为了做到“确查慎采，考据详明”，他“翦荆擗棘”“怀饼以询故老”“凡名胜建置人物艺文一有所得，即散录注一箧，越数载不下千百纸”“苦心搜辑，不遗余力。凡夫、缙绅、幸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去取唯严”“凡数易而后成书”。一本只有十二万字村志的编纂，却用了整整十一年的时间，其严谨、审慎、艰辛可见一斑。

　　清朝学者吴非说：“志者，志也;志之所至，事必至也。”郎遂十一载精诚而无悔的苦心孤诣，注定了《杏花村志》“行远昭信”。

　　三

　　忽然想起了唐人元结的《右溪记》。

　　这篇短文记叙了一件事：道州城西不远处，有条小溪。小溪周围环境清幽、生趣盎然，“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但是，一直无人赏爱。一日，在道州任刺史的元结来此，发现了这一方湮没在荒草乱树中的美景。他怅然之后，让人进行了修治，“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很快，这里便成了“都邑之胜境”。

　　在我看来，和元结发掘道州右溪相似，随着郎遂《杏花村志》面世，杏花村亦成“胜境”，进入具有巨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全新境界。

　　因为《杏花村志》，杏花村再一次引起人们关注，并为后世复建埋下种子、留有依凭、奠定基础。

　　明末清初战乱后，杏花村“久经兵燹，杏多残”，几近废墟。郎遂遍访村里古迹旧址，凡残碑断碣、桥梁遗迹、柱础颓垣，乃至散落地面的瓦当斗拱，无不亲躬摩拓，并向知情人问询，翻查史料，点点滴滴地了解，认认真真地分析记录，然后形成文字，并请画师绘成图。正因如此，本世纪杏花村的三次复建工程，其建设思路、规划、灵感，乃至诸多细节都来源于《杏花村志》。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杏花村志》问世，人们的杏花村情结才愈发深厚，复建杏花村的心愿才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心中播种、萌芽，以至今天的开花结果。

　　因为《杏花村志》，杏花村文化才得以系统挖掘、整理，并较为完整地留存下来。

　　在郎遂之前，杏花村里有杜牧题咏《清明》诗，有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和他们的作品，有杏花村主题的建置，但是，这些都是自然状态的存在，没有人意识到它们也是“易碎品”，不保存就有可能遗失，不梳理就难以显现价值，不修缮就会损毁。今天，在《杏花村志》里，我们有幸领略到一千多首古人的诗词，有幸欣赏到二十多种文体的先贤作品，有幸穿越时空一睹古杏花村的山川形胜、文物建置、人物风流、逸闻掌故、人情习俗，乃至人口户籍、典章制度。试想想，如果没有郎遂，没有《杏花村志》，能如此吗?我想，至多只能捡拾一些杏花村历史的残片。

　　因为《杏花村志》，杏花村文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康熙二十四年郎遂《杏花村志》成书后以聚星楼刻本刊行，同年金陵十竹斋刻本问世。其后，又有唐石移等多个刻本流行。与之同时，一些重要的史籍也将《杏花村志》收录其中，如《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皇朝文献》《皇朝通志》《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贵池先哲遗书》等。可以说，《杏花村志》每一次刊刻发行、收录转载，都是杏花村文化一次很有影响的传播过程。

　　因为《杏花村志》，杏花村文化之“灯”更亮了。

　　因杜牧《清明》一诗，杏花村文化本就有很好的传播基础。郎遂《杏花村志》问世后，不仅与杜牧《清明》诗一起，将杏花村文化传播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随着郎遂《杏花村志》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不断扩大，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学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结合《杏花村志》，对杏花村文化进行了再思考、再认识、再定位、再阐释，杏花村文化内涵因之逐渐明晰，即以杜牧《清明》诗意蕴为内核，以杏花和村为表征的一种乡园情结。它包含着对先人的追思、对亲人的忆恋、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故乡的乡愁。而对每一位乡村人，或是曾经的乡村人来说，这些情感始终都在他们心中温暖地存在，杏花村文化就是他们心宇中一盏明亮的灯。

　　杏花年年绽放，乡园永在心中，《杏花村志》灿烂千古!

　　四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一部彪炳千秋的史志，郎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先来看他的《自题小诗》：飘然巾服任天真，不羡功名不隐沦。把卷独吟聊遣兴，一村花鸟伴闲生。

　　这首诗既是郎遂的心灵独白，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从这首诗和郎遂生命轨迹来看：于时代，郎遂就是一股“清流”。

　　他心灵清澈似水。心里没有半点世俗功利的考量，只有晶莹纯粹的理想，率性而真实地活着，“飘然巾服任天真”“一村花鸟伴闲生”。

　　他头脑清醒如冰。聪敏好学的他，本可以选择科举仕进，但是，他“不羡功名不隐沦”，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选择在家乡杏花村“把卷独吟聊遣兴”，安静地著书立说，留下十五部传世之作，充实而有意义地度过一生。

　　他品行清净高洁。为了故园杏花村不至于“久而莫识所传”，从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把自己从二十岁到三十一岁这人生最美好的十一年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杏花村志》编纂工作。

　　“清流触石，洄悬激注。”只有清澈的流水，才能在奔腾的溪流中激荡起美丽的浪花。郎遂这股“清流”也毫不例外地在历史的溪流中激荡起朵朵“浪花”：二百多年后，和郎遂一样，满怀着对家乡的热爱，贵池人胡子正放弃大好的仕途，潜心编纂了《杏花村续志》;贵池人刘世珩从官场退隐，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刊刻，费时二十余年，辑自唐迄清的贵池乡贤著作而成《贵池先哲遗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的传承、文明的演进，从来都离不开一股股鲜活的“清流”推动：司马迁忍受“宫刑”之辱，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开辟中国现代乡村教育新局面;樊锦诗扎根戈壁大漠，从青丝到白发，用汗水和心血写就敦煌石窟文化最美篇章;法国人法布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守着“天真”，写出著名的《昆虫记》;英国人南丁格尔不惜与家人决裂，放弃优渥的生活，用一生的光阴写就救死扶伤的传奇……

　　“清流”奔腾，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清流”滚涌，人类文明滚滚长流。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新时代里，真心希望像郎遂一样的“清流”大量涌现，汇聚成文明传承和发展的洪流，激起时代最美的浪花，浩荡向前!

来源：池州日报

   编辑 | 吴芳        责编|吴琼

   审核 | 章征胜     监制|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