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开国之初，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遵循满洲传统，在宫中不设太监。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入主中原，清朝一方面吸收接纳汉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方便皇室的生活，于是继承了明朝的宦官制度。
不过，清朝吸取明亡教训，因此对明朝的太监制度并非照搬全抄，而是有条件地进行继承，尽可能消除可能导致太监专政的隐患。
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在未经朝廷选拔之前，就私自净身，企图直接得到入宫当太监的资格。而从朝廷角度看，民间私自净身的做法，扰乱了宫廷选拔太监的秩序，因此对这种行为处分特严。
《大清律例》规定，未经朝廷选拔前私自净身者，需处以极刑，并且适用家属连坐制度：“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隣及歇家不举首者问罪。有司里老人等仍要时常访察，但有此等之徒，即行捉拏送官，如或容隐，一体治罪。”
虽然清律对私自净身的处罚非常重，不过民间有许多不懂法的无知百姓，为了多赚点钱养家糊口，还是会私下给自己的子孙净身，想送到宫里去当太监，犯了法而不自知。
不过，清朝对《大清律例》中这条规定的执行，也不是非常严格，这其实算是一种仁政。乾隆皇帝曾在谕旨中解释了虽有人私自净身，但一般不随意处斩的原因：“向来刑部定律，凡有私自净身人犯，俱问拟斩候。因念此等人犯，大抵因贫所致，是以加恩释放，发在热河当差。”
清廷此举，原为体谅民间疾苦。若非家庭非常贫困的百姓，不会轻易让子孙后代入宫去当太监，若因无知而犯了法，可以法外容情，将私自净身者发往热河行宫当差，免得这些本已赤贫的家庭再遭受家破人亡的痛苦。
如果民间私自净身现象是极少数个例的话，那么皇帝偶尔法外开恩，免去这些人的死罪，也情有可原。问题是百姓私自净身现象不少，如果次次都由皇帝法外开恩，那这条规定无疑会变成“僵尸条款”，也会影响到《大清律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有必要对原有条文进行改订，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流程形成一套规范，免得每次出现此类事件，都要交由皇帝亲笔定夺，降低了行政效率。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到热河行宫避暑，偶然与一个小太监聊天，恰好成为了重新修订这条制度的契机。
这位有幸和乾隆皇帝说上话的小太监，名字叫做王成，是直隶安肃人。王成家中赤贫，其父母又不知清律规定，因此在他不到11岁时，就私自为他净身，并报到安肃县衙想送他入宫当太监。
王成被送到县衙后，当地的胥吏以私自净身是死罪作为威胁，想敲诈王成父母一笔。结果王成家实在太穷，一分钱都拿不出来，胥吏索贿不成，便将王成父子关押了起来。到后来乾隆下旨开恩，父子二人才被释放，并让王成来到热河行宫当差。
最让乾隆皇帝关心的，其实也不是这个小太监家庭的悲惨命运，而是这些地方基层差役的勒索行为。乾隆自己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百姓净身入宫当太监，朝廷只给其赏银五两，而当差以后在晋升主管太监之前，每月的工资也不过二两。如果在太监进宫之前，就遭到层层盘剥勒索，那以后谁还会送自己家孩子入宫当太监呢？
乾隆联系到当时宫中太监短缺的情况，认为基层官员的盘剥勒索，是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因此重处了勒索王成父子的胥吏，并下令禁止此类勒索行为，否则从严处罚。
此外，既然刚好宫中太监短缺，而严格执行《大清律例》上述条款又不现实，乾隆皇帝决定废除这条已经不合时宜的规定。从此以后，民间私自净身者，不再违反清朝法律，可以自行到内务府报到，经检查合格后入宫当差。这也同时杜绝了某些投机分子以刑律为要挟而进行勒索的现象。
当然，此类私自净身之人，若要真正进宫当太监，还需要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家境贫寒且身家清白。确实是因贫困所迫，不得不自行阉割的人，才允许入宫当差。
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民间经常有人犯了法被通缉，也会选择私自净身，企图混入宫里改头换面，以逃避刑罚。对于这类人，则适用原来的律法，要罪加一等，从重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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