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介》·专题 |从“电影引擎”到“引擎电影”：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形态与产业演化

体娱电影 2024-09-04 17:37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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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　若，山东济南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

曹晓露，福建漳州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文化与跨媒介叙事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正在逐步掀起电影产业的生产革命，引发由“电影引擎”到“引擎电影”的根本性变迁。本文从媒介理论脉络着手，对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克莱默尔这三位代表性学者的理论进行回顾，并藉由媒介即讯息与人的延伸、物质性以及中介功能等理论抓手，结合技术与电影史的双重视角，沿循“媒介—技术—产业”及其实践与理论的框架，以期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参与下电影形态演化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共织与阐释。

【关键词】引擎电影；人工智能；媒介理论；主体性

在电影艺术及其产业发展的演进中，技术变革始终是影像表现形式嬗变的重要内驱力。自电影诞生之初，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化影像，技术的迭代和升级藉由影像形式革新，在实现电影叙事扩展和视觉张力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重塑电影制作模式与观影的感知体验，赋予电影以深度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媒介职能，使其获得影响公众美学偏好和文化认同的可能性。

立足于当下的时间节点，电影产业正在面临由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引领的生产革命。在传统生产流程中，电影制作依赖于胶片摄影、剪辑、特效生成等一系列技术引擎，技术构成了电影制作的“引擎”，支持着影片从拍摄到放映的整个生产过程。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图形技术的突破，电影制作的流程与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单单电影制作的生产链，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范围就已涵盖剧本生成、影像渲染、视效创造、后期剪辑等多个细分环节，更不论人工智能在宣发、衍生品设计、沉浸式体验装置互动等其他产业链环节的应用潜能。而“引擎电影”这一最初被用于表述影游互动影像——“运用电子游戏引擎来建构人物、动作、情节和场景······按照影像化思维创制新文本”——的概念^[1]，在依托引擎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视频生成等技术逐步被运用于电影制作后，被挪用于定义“AI和引擎算法驱动下由数字资产和数字人作为核心生产资料，AIGC作为重要生产方式的······影视媒介形式”^[2^]。人工智能技术于电影工业而言，在效率与经济效益两重维度的飞跃提升方面具有机遇。在全面数字化的技术浪潮中，人工智能在电影制作中的工具角色正在逐步由辅助到核心的属性转变，并在不断召唤着从“电影引擎”向“引擎电影”的跨越，以期实现技术升级对电影产业形态与理论的根本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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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引领电影制作的技术革命？其在虚拟制片中的具体应用缘何能够再造电影形态与感知体验？这一技术发展又可能对电影产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意在沿循媒介学研究的脉络，为人工智能时代下电影在媒介、技术以及产业等多面观照打开理论视野。基于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新定义电影的介质存在与制作流程，尝试探讨在这场技术革命中，电影作为文化形态和商业实践如何衍化，而这又将对电影产业带来何种挑战与理论阐释的空间。

一

电影作为媒介：媒介理论传统与发展

在当代媒介理论的发展中，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德国媒体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德国媒介学者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三位学者的理论研究是富有代表性的，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语境下“技术—社会”取向的话题具有启发意义。^[3]三位代表性学者的理论贡献并不止步于其本身的学说构建，更在于其为理解媒介本质与功能所提供的思考是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通过分析麦克卢汉关于技术作为社会变迁催化剂的观点，以及基特勒和克莱默尔如何进一步将媒介理论推向媒介物质性的本体论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媒介技术如何塑造，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塑造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和文化构成。对媒介理论的简要回溯有助于为揭示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打开切口，也为理解数字时代下电影媒介的角色及其受技术重塑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一）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与人的延伸

作为当代媒介研究的重要先驱，麦克卢汉的理论内核相较于媒介内容而言，要更为注重媒介技术本身对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塑造功能。“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表明，对人类感知与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恰恰是媒介形式，后者是作为人类感知能力的延伸，经由对信息传递方式的根本塑造来实现其宏观影响效能。^[4]换言之，媒介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讯息，这一命题在电影艺术领域似乎颇具先验意味，提供了一种用于理解数字化时代电影媒介与技术的重要框架。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映射下，电影媒介的本质在于其形式而非内容，凡能对其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产生影响的技术衍进都是电影媒介的自我衍化。正如媒介以其本体参与世界型构的理论假说所指向的那般，人并非先在空间上存在而后再被媒介塑造，而是人与媒介的互动、互生塑造了世界，亦即麦克卢汉所认为的，电影所营造的梦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现实”，主客二分关系并不主宰人与电影的关系，电影亦非需要认知的对象，其本身就作为人的身体的延伸。^[5]

（二）基特勒：媒介物质性本体论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基础上，基特勒则进一步关注技术的物质性如何决定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其学说构建将媒介学研究迁移至物质性与技术自主性取向。诚如前文所述，麦克卢汉以“媒介即讯息”闻名，这一论断在于指出媒介形式对人类感知和社会互动的根本影响，而基特勒则从一个更为批判性的视角介入，探讨媒介的物质性如何决定文化构成。媒介通过改变信息传递方式，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亦即媒介技术形塑人的互动与感知模式。^①在电影技术的语境中，这一理论为理解新技术如何改变影像形式与叙事结构，并进一步改变观众的观影体验，提供了分析框架。如果说麦克卢汉的理论着眼于媒介如何作为人类感知的延伸，而基特勒的媒介物质性本体论则更进一步地将媒介视为塑造文化和历史的独立力量。基特勒的理论学说反对就媒介本身进行传统的人文主义解读，转而持有媒介技术本身在历史进程与文化塑造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立场。相较于作为表象的媒介感知，基特勒在强调媒介的建构性与生产性的前提下，对“硬件的物质性”投以更多关注。^[6]沿循其研究理路，分析电影媒介的技术如何以其物质性存在的基本逻辑在于，技术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塑造信息的结构和传播。相较于对电影的视听文本持以关注，研究者更需将目光投射于承载媒介技术的物质存在。基于此，媒介的“先验地位”是被承认的^[7]，这种观点意在凸显文化历程中媒介技术的自主性和主导作用，这为探讨以数字化与自动化见著的人工智能技术对电影媒介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三）克莱默尔：媒介的中介功能

“媒介物质性”构成基特勒的理论核心，这一视角提供了一种分析现代媒介影响的理论工具，也为理解技术如何在台前幕后塑造社会、文化甚至人的身体经验提供了洞见，而克莱默尔则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了媒介的物质性概念，更为关注媒介的中介功能。基特勒和克莱默尔是德国媒介理论领域的两位重要学者，他们的理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和哲学背景，但因所受的哲学影响以及对媒介的不同诠释，他们各自展现了独特的理论发展和重点。基特勒的思想深受德国技术哲学、后结构主义以及福柯权力与话语理论的影响，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观点对基特勒的媒介物质性本体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尤为关注技术如何塑造文化话语和社会结构。而克莱默尔的理论基础则在于符号学和现象学，这使其关注媒介如何作为现象被感知和经验，以及符号如何在不同媒介中转化和传达意义。基于此，克莱默尔扩展了基特勒的文化技术观念，但前者更加关注媒介的中介功能——即媒介如何作为文化和认知过程中的桥梁。在这一理论立场中，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知识与社会现实构建的主动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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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默尔的理论体系中，“信使模型”(messengermodel)与“媒介性”(Medialität)是理解媒介作用和功能的关键概念，用于分析媒介如何在信息的传递和感知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作为克莱默尔理论的支点，奠定和构筑了其媒介理论学说。在这一理论立场中，精神世界的信息是藉由媒介来被他人所感知（wahrgenommen）和理解的，亦即“媒介亦即感知”^[8]。克莱默尔对“媒介性”的框定聚焦媒介如何使信息“可感知”和“可见”，涉及媒介如何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加入自身结构和功能特性，从而对信息形态及接收方式产生影响。换言之，媒介性在关注技术所具备的信息传递能力的基础上，要更为关注媒介如何塑造和改变信息内容，以及接收者对信息的感知方式。这一观点所导向的是包含电影在内的媒介通过其物质和技术特性，在文化和认知层面上重新构造信息内容。“信使模型”进一步深化了媒介性概念，强调媒介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主动和中介作用。在这个模型中理解电影媒介，后者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其并非被动地传递影像与声音信息，而是在传递过程中对视听文本进行转换和编码，从而使作为整体的电影文本能够被接收和理解。“信使模型”突出了媒介在连接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强调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根据自身技术和结构特性，影响信息的最终表现形式和意义。

在媒介学研究的理论视域下，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克莱默尔这三位学者的学说在其共同的理论语境下又各有侧重，故而构成复杂的理论网络，反映了媒介研究从单纯关注技术的决定力量转向更加关注媒介的本体性和中介作用的流变。从麦克卢汉对媒介作为文化形态的扩展，到基特勒对媒介物质性的分析，再到克莱默尔对媒介中介功能的重视，这一理论进程展示了技术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这三个理论视角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多维的分析框架，为分析和理解当代数字化媒介环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电影制作的艺术形式和影响产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

电影作为技术：电影制作的技术变革

作为浪漫主义符号系统分流后，以“画面”为表征的现代主义话语^[9]，电影是在特定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0]。技术对于电影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为何将技术成为首要的讨论维度。探讨电影产业语境下何为“电影引擎”、何为“引擎电影”，以及缘何“从‘电影引擎’到‘引擎电影’”，技术电影史与媒介理论的共织是一种可接入的叙述方式。

（一）胶片—数字：从机械化到虚拟化

在早期电影发展中，所谓的电影技术归根结底主要是物理机械和化学处理的结果。胶片技术允许影像被捕捉、储存、再现和展示，这一技术的出现、运用和革新，尤其是在摄影机和放映设备的技术优化上，奠定了电影在当时作为一种新的媒体艺术形式的基础。在电影迄今为止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依赖于具体、可触摸的技术设备——一种机械化和富有修辞性的“电影引擎”，并以此推动了早期电影业的商业化和艺术创作。

数字化介质对胶片的替代开启了电影影像由机械化向虚拟化过渡的开始。进入20世纪后半叶，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开始改变电影的制作、编辑、存储和分发方式。从电影产业的角度看，数字化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为创作者带来创作的自由度和便捷性。至此，电影的数字化可以被视为“电影引擎”的现代化，“引擎”不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表达，而是获得了以数字化为形式的介质存在。数字技术的虚拟性初显，计算机图形（CG）技术等让电影在捕捉现实之上，具备创造“现实”与“想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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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这一特定媒介中，技术演进所带来的由早期胶片到现代数字化影像的转变，推动着作为媒介的电影在其内在属性和外在表达层面产生变化，并随着影像文本的堆叠和观影经验的累积，而对作为整体的观众产生影像接收习惯的改变与重塑。正如麦克卢汉论及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胶片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使得时间和空间得以被“捕捉”并在特定场域被重复展现。当电影技术从胶片转向数字时，这种延伸变得更为深刻。高清、3D、流媒体等数字技术不仅延伸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人与媒介互动的习惯。这种转变使得电影不再仅仅是观众被动接受的对象，而是成为观众可以互动并影响的经验。

在基特勒的著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电影连同其余两种媒介被视为“技术媒介”(technologicalmedia)^[11]。电影媒介的物质基础、技术本身的物理和功能特性，直接决定它如何被用于社会和文化的构建。正如打字机的发明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方式，留声机改变了音乐消费习惯，对于电影媒介而言，技术可以改变艺术形式，还可以改变艺术形式在社会中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回归基特勒对媒介物质性的关注，胶片技术在电影产业发展中一度限制了电影的制作、分发和展映方式，原因在于这一技术介质的易损坏、贵重等物理特性，限制了制作流程的灵活性和观影的可及性。而数字技术的兴起让影像和声音开始以电子形式存储、编辑和传输，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也是电影在当下全球传播中占据重要一席的技术原因。

（二）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引擎、算法与高度数字化

暂不论技术怀旧的创作实践，在主流电影产业实现机械化到虚拟化的转变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尤其标志着“电影引擎”到“引擎电影”的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迅速发展让依赖于数字生产资料的“虚拟制片”——同“引擎电影”一样脱胎于游戏生成影像的虚拟引擎技术而又被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全新数字化生命力的概念与模式——具备落地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的落地将不可避免地改写电影制作的传统范式。这种改变体现在制作过程的自动化和精细化，甚至可能对电影叙事和审美经验带来根本性重塑。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其复杂的算法能够自动执行多种制作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剧本分析、场景布局、光照调整以及角色动作的模拟等。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预测某种剧情的受欢迎程度，进而指导编剧进行剧本创作。此外，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能够自动编辑视频片段，根据预先编程的规则来选择镜头、调整剪辑节奏。这种高度自动化提高了制作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使得电影制作更加灵活和响应市场需求。在叙事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撬动大数据分析的潜能，通过预测算法来实现导向性的内容定制，于在线流媒体平台的展映在未来或可在播放过程中根据观众的反应动态来调整剧情——这又同交互叙事产生共振可能。相较于流媒体平台既有的交互叙事影像所不可避免的机械化叙事节点设计，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引擎为电影叙事向交互性和非线性方向的发展带来技术支撑。

正如克莱默尔调用舞台理论所阐明的：“当一种媒介为另外一种媒介提供了展演的舞台时，后者才能成其为媒介，进而被看见、被视作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12]从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at）的角度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艺术形式中的展演以引擎电影为表征、以虚拟制片为结构，其本身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技术媒介来加以考察。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电影的未来形态时，“媒介即讯息”在新的应用场景中强调在理解和使用这一新的技术媒介时，需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讯息传递的内在能力。这一论述延续了麦克卢汉的理论观点，而基特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媒介的定义，并将媒介技术视为文化生产的动力，而非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在这种视角下，电影和计算机的媒介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展演的平台，它们的技术构造实际上已然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恰如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电影的影像表达展现出胶片时代无法呈现的视觉效果，技术不单单能够撼动电影美学，也因改变了观众的期待与获得经验，而具有重建电影文化生产体系的能力。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数字技术推动了影像制作的草根化，让拥有相对低成本设备的创作者能够尝试电影制作。这种技术赋权所带来的影像制作草根化改变了影像的组织方式——从集中式大制片厂生产向独立制片和个人创作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传播方式——从传统电影院放映向在线流媒体平台转移，观众可以在多种设备上观看电影，享受更加个性化的观影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更是让本就处于演变的媒介生态愈加显得变动不居。在基特勒的视角中，技术作为媒介的物质性是文化表达的核心。在电影制作中，人工智能的引入转变了制作过程中使用的基本媒介。电影制作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摄影和物理编辑工具，而转向使用融汇数据处理、算法决策和虚拟渲染技术的人工智能生成影像模式。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递减，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降低了电影制作的门槛，将创作权限开放给更多的创作者。亦即电影制作的技术硬件的物质性演替所造成的自动化与算法化趋势，带来电影生产的时间与空间的压缩，而又藉由技术下沉扩充了普遍群体关于电影创作文本的获得性。

作为展演于电影的技术媒介，亦即基特勒理论视角下一种新的文化技术，人工智能加剧了电影制作向“引擎电影”趋近的高度数字化演变。这种演变是技术的，更是文化和社会的，人工智能技术将重新定义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制作、分发和消费方式，以及电影作为艺术形式的本质和功能。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电影将逐渐成为一个活跃的、互动的、自适应的文化实体，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下，面临算法驱动的文化生产方式变革。而这不仅仅是改变影像与声音的获得与组织方式，还会引发关于创意劳动和艺术表达的伦理和哲学讨论，更在于这是否将会解构既有的电影产业结构？

三

电影作为产业：技术与人类的主体性

电影制作与放映是一种技术实践，以此进行的电影生产与消费更是一种社会和经济活动。桥接技术与社会文化的维度源自人工智能对电影制作和展示方式的可能颠覆，后者藉由重构制片方式、分发渠道和观众的观影习惯，深刻影响着电影市场结构的再度形塑。但即便从产业视角看，电影的生产和消费也仍然是被嵌入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当中。为了捕捉电影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一角度的讨论也难以忽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内嵌将让电影在文化和经济系统的运作中，面临技术与人类的主体性问题。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现实情境下，有关技术与人类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往往处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二元语境之中。作为存在互补与互竞关系的两种认知系统，人类智能强调基于生物和经验的思考、解决与创造能力，人工智能则意指藉由计算机算法所实现的模拟、扩展、认知与决策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熟与人类自反性的持有会让这种二元语境显得过于单一和贫瘠，但就人工智能技术尚且处于未竟形态的当下仍是适用的。就互补性而言，在电影产业领域中，人工智能在分析处理大量影像数据上的能力较人类智能而言，一般是被认为具有效率优势，也因其这一特性而让并未经过专业学习的人群仅需掌握指令编写与发布的能力，就可以轻易地实现影像与声音文本的创作。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将使电影制作门槛与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允许更广泛的参与者进入这一生产领域，孵育愈加去中心化的创作实践。技术赋权将引发个体制作兴起，大量用户指令的输入与反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新的影像审美和叙事实验。这种自下而上的电影文化再生，正是文化技术概念所凝结的技术驱动文化发展的直接体现。然而，去中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多元化，生产群体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电影文化表达范围的扩充，这同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互竞有深度勾连的关系。

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草根化创作，抑或是集体智慧反哺电影的数字生产资料的畅想中，彼时的基特勒就已对人们是否能够理解和掌握数字媒介的核心结构表达观点：技术颠覆了写作，也吞噬了写作，这让技术无法描述自己，隐没于黑洞和黑盒子的人工智能走向了未知的高级指令。^[13]基特勒的观点是悲观的，人工智能在与人类智能的互竞中可能展现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两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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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面向是人工智能的表现超越人类能力，例如以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视频生成应用技术在批量化图像处理方面对特效与后期公司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引发工作置换、技能陈旧化的担忧；第二重面向是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超越人类的能力，在同人类智能长久以往的指令交换中，造成虚拟制片的电影生产走向同质和冗余的文本结果。当然，就目前的实践效果而言，即便当多个制片项目依赖相同的数据集和算法时，最终产生的电影在主题、叙事结构和视觉风格上也并非必然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工智能技术尚未成熟以及创作者尚未能够通过指令控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随机性。技术成熟与指令完备让人工智能在电影制作中的应用可能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例如，如果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制片系统在指令编写中被设置市场效益导向，那它就可能倾向于重复那些已获得高票房的电影公式。这种依赖于性能指标的优化可能导致电影产业在风格和内容上的趋同，进而失去电影作为艺术所本应葆有的多元与创新表达。

上述的两重面向状若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向量，在被归合为同一维度与层面后，最终还是诉诸主体性问题。如若延续基特勒的立场，媒介技术的演替和递归与人的主体性变迁相互交织，从自然媒介到机器媒介，再到数字媒介，人的自反性在被朝向智能方向演化的媒介技术不断蚕食。^[14]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人的主体性消逝。这种消逝在电影产业当中正是表现为前文述及的两种面向，因创作者的自反性缺失，或造成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电影产业链中的某个乃至多个、整条产业链环节——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在项目孵化、摄制与后期、宣发物料设计、衍生品开发等全产业链环节都有涉及，或造成艺术形式无法挣脱“指令的阴霾”而走向困局，这里所使用的隐喻性表述实际上同样承自媒介物质性的观点。基特勒认为编程语言与用户界面是具有欺骗性的^[15]，而克莱默尔虽然着力突出媒介的“信使意象的中立性”，但仍保留媒介在通过物质性勾勒内容的中介传递行为中，展露一种“潜伏状态”的“印记”，而媒介的使用者以某种方式对此视而不见。^[16]在人工智能参与电影制片的情境中，“指令的阴霾”似乎正是这种“潜伏状态”的“印记”，即电影创作者无法真正窥见一串指令背后以怎样的逻辑和物质性创造出影像与声音内容，随机性、同质化与自反性缺失最终导致电影创作的不确定性，这对于诉诸市场规律的电影产业发展具有一定风险。

结语

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克莱默尔等学者的媒介理论为研究电影提供了一种技术取向的脉络与框架。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愈加澎湃的当下，三位学者的学说所共构的理论网络，为重新审视电影这一集技术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媒介提供了学术坐标式的理论指南。诚然，这一取向的媒介理论似乎总是带有不同程度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尤其是关于技术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构造能力方面，但由于这些理论所集纳的概念工具具备相对充分的灵活性，因而得以在论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对电影媒介的分析进行批判性反思。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技术—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互动都将变得愈加复杂和多维，汲取和转化理论资源以便洞察技术演替如何影响电影形态、文化与经济结构将变得愈加重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听艺术精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编号：22ZDA08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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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

制作 | 韦露

一审 | 申云帆

李俊

二审 | 蒲华睿

三审 | 曾珍

终审 | 常勇

来源：《电影评介》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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