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天津经开区的启动资金靠的完全是3.7亿元的开发贷款,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当时天津市给经开区的政策是“不给、不管、不要”的“三不”答案,即财政不给拨一分钱;给经开区充分的自主权,市里不干涉(当时,国家给天津市的项目审批权是3000万美元以内,市政府给经开区2000万美元以内的项目批准权,在经开区,批准一个项目最快一天就能定下来);所创效益全部留给经开区用于区域开发,5年内免除上缴上解任务,市里不要一分钱。
在这种条件下,天津经开区探索出“规划一片,开发一片,收益一片”的“滚动开发”模式,蹚出一条不增加国家及地方财政负担、不挤占国内发展资金的创业之路。贷款来的资金全部集中用于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并穷尽一切力量来打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力求做到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建区之初,在审批项目时,天津经开区以项目与投资额、投资额与土地使用面积的比例关系作为衡量投资密度的标准提出“1—2—3”的标尺,即每投入1元人民币土地开发费,必须引进2美元工业投资,取得 3美元工业产值,这在世界出口加工区中都属于高水平。
在这样的“贷款开发”“滚动开发”“划片开发”,一切全靠市场、全靠自己的压力之下,天津经开区走出了一条低投入、高产出、靠自身积累的良性循环之路,也为全国各地开发区的建设发展探索出了一种可复制的成功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表示认可,泰达火力全开,正式拉开了连续领跑中国开发区发展速度的序幕。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土地管理局与美国MGM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合同
2008年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每4部手机中就有1部产自天津经开区,全球每10部手机中就有1部产自天津经开区。天津经开区电子信息行业的利润率曾经高达14.72%,天津经开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移动通讯生产基地、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区域。摩托罗拉还扮演了行业“黄埔军校”的角色,曾经带出了一支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优秀的通信行业人才队伍,后来的华为、小米、苹果、HTC、vivo、锤子等品牌,其最初阶段核心成员及研发人员很多都曾在摩托罗拉供职。
摩托罗拉是天津经开区深刻思考和理解“经济”“技术”“开发区”使命和责任的一个典型。引入摩托罗拉的时任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叶迪生介绍,泰达认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应该仅仅是吸引投资,更应该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拿来为我所用,与“巨人”同行,培育自己的“巨人”。
沿着这条道路,天津经开区又引进了康师傅、三星、诺和诺德、施耐德、PPG、雀巢、丰田、大众、维斯塔斯、电装电子、霍尼韦尔、可口可乐、美孚石油、住友、现代电子、史克制药、美标家居、通用半导体、罗姆电子等世界巨头企业。伴随巨额资本而来的,是一流的技术与管理。这些“巨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或多或少发挥了类似摩托罗拉的作用,为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在为天津经开区取名“泰达”后,受到区内跨国公司巨头群落的影响,为了使“泰达”从众多开发区中脱颖而出,泰达开始着眼品牌建设。
早在1987年,天津经开区便前瞻性地设立了中国首个政府公共关系部,该部门专责于区域形象的策划、设计与塑造,同时致力于优化对客户的公共服务。1993年,天津经开区开始委托国际知名公司设计视觉识别系统;在1996年,正式出版CIS手册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导入区域CIS,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CIS系统包括视觉识别系统(VI)、行为识别系统(BI)和理念识别系统(MIS),从区域发展的理念愿景,到统一的对外视觉形象,再到每一位员工的行为标准,都做到了高标准统一,与国际接轨。
泰达足球,是天津经开区品牌应用的最成功场景。借助体育这一超越国界的通用语言,“泰达”变成全国家喻户晓的品牌,并享誉世界。“泰达”二字,也从简单的区域名称,升华为连接无数心灵、承载深厚情感的纽带。足球不仅为泰达带来了显著的市场效应,更带动了其无形资产的飞速增值。后来,“泰达建设”“泰达地产”“泰达棉”“泰达啤酒”等“泰达系”品牌迅速风靡市场,构建起强大的“泰达系”品牌影响力。
作为中国率先引入CIS系统的地方政府,泰达引领了中国区域品牌意识的觉醒。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在高质量引进来的同时,泰达坚持高水平“走出去”。2008年,泰达与埃及合作,在埃及红海之畔、沙漠之中建设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以下简称“泰达合作区”)。这片苏伊士运河南端的戈壁滩,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地质环境,都与天津经开区极为相似。天津经开区把开发公司与政府机构密切互动、产城融合等理念全部搬到这片新的试验田,“泰达模式”开始在当地复制。
天津经开区法定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在发展过程中也涌现出许多新问题。近年来,天津经开区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通过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提高效率效能,积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体制机制,从改革的复杂程度、实施范围和推进力度上看,在全国首屈一指。
这场自上而下、力度空前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分三步推进的:第一步是剥离社会职能。2017年12月6日,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工作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将原属于天津经开区的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出来,由泰达街道行使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等职责,经开区向经济发展主责主业进一步聚焦。第二步是推动区域合并。2017年底,天津经开区与区位相邻的原中心商务区合并,完善开发区协同发展机制,科学界定开发区产业发展定位,实现“开发区+自贸区”的优势叠加,进一步激发了区域内生发展的动力活力。第三步是实行法定机构改革。2019年以来,经开区坚持“精简、高效、大部制”原则和企业化管理方向,实行两轮法定机构改革,从实施法定授权、优化机构人员、改革考核方式等方面全面推行改革。党委、管委会内部部门较改革前减少17个,招商引资、企业服务人员占全体员工80%。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员额管理、全员竞聘,重塑干部队伍。进行薪酬和考核方式改革,全面建立绩效考核关联机制,绩效评价结果与每名干部绩效工资挂钩。
可以说,天津经开区进行的此次体制机制改革,在推动新时期政府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整合资源、探新求变,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体制活力,从而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以开放倒逼改革”,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经开区充分发挥自贸区中心商务片区“先行先试”优势,大力探索制度创新路径和方向,持续构建有利于金融主体聚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产业环境。截至目前,天津经开区已累计探索形成110项改革创新经验在全国和天津市复制推广,其中全国复制推广经验案例13项。
目前,泰达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金融创新高地,在多领域形成一系列“首创”新成果:跨境投融资领域落地全国首批外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首笔金融租赁跨境绿色贷款业务、首只专门投资越南市场的主题基金、北方首批QDLP试点等。金融创新领域建立目前全国唯一的商业保理行业创新基地,聚集保理企业近160家,保理资产总额超过1500亿元,占全国1/5。推出首个应用商业保理行业团体标准、首创保理企业全线上债权确认融资新模式、首批保理公司接入央行企业征信系统、首落跨境人民币国际保理业务、首推数字人民币保理业务、首发保理公司债券、首创碳配额“双质押登记”租赁融资新模式等。新经济领域落地全国首批(北方第一家)民营银行、全国第一家保险国际救援公司、全国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创新试点机构等。围绕高标准营商环境建设,这里也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包括首落平台经济“一企一证”审批模式、首发省级ESG评级标准、首创消费金融司法审判新模式等,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更好地赋能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