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
北京东四沙滩街上，有个著名地方：北大红楼。令很多青年景仰。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从这里走向天安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大红楼成为五四运动发源地。
北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成为北大文学院的所在，即北大一院。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齐集红楼，一时间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然而，七七事变后的北大红楼，有段苦难的历史很少被提及。
1937年北平沦陷期间，北大红楼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及其分队所在地。
1937年9月3日，侵华日军进驻北大一院及灰楼宿舍。
据周作人回忆：“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
就这样在北大红楼中国语言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室”。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在楼内的地下室里。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在东部刑讯室中受鞭笞、灌凉水等逼供信的酷刑。
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北京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办公。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受付室（夜间）等机构。
北大红楼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投资创建的燕京大学即遭日军查封。校务长司徒雷登遭日本宪兵逮捕，被拘禁在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中。此后，他曾被带到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受审。燕京大学的20名师生也相继被捕，并被押解到北大红楼地下室。
曾被关押于北大红楼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有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教授。
燕大、辅大被捕教授因为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
邓之诚回忆他亲身见闻时写道：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蹴之，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不识确否。然入宪兵队后而无下落者，往往有之，大约用刑分队尤严，往往中夜闻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侯仁之、孙道临、张东荪曾被日军关押在北大红楼拘留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从事抗日活动，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候仁之在天津被捕。日本宪兵将其解送到北平，未经审讯即被押到红楼地下室的一间牢房，与燕大学生、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时名孙以亮）关押在一起。
当时，孙道临是由于在校内参加有抗日题材的话剧演出而遭到逮捕的。两人原本相识，见面后彼此又惊又喜。孙道临帮候仁之在地上铺好毯子，两个人躺下后，头部紧靠在一起，由于地方狭小，两个人的腿脚尽可能各自伸向另外一个方向。为了方便谈话，孙道临要候仁之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掩饰灯光的样子，实际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他们谈话时的脸部的活动。
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别被关押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里。每天上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个人，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排队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时，可以见见面，偶尔在过道的转弯处，也可以小声地传递一点消息。
1943年，北大红楼被交还给当时的伪北大，但是红楼北面隔着民主广场、图书馆后面的北楼里，还驻有少量的日军，他们蹂躏红楼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当时进入红楼上课的学生回忆：“日本宪兵队是从学校撤走了，但熄了火的烧人炉还耸立在红楼后边广场东墙下的衰草间，墙壁上黑糊糊的烟熏火燎；红楼地下室白墙上还飞溅着被关押拷打中国人时的斑斑血迹。”
抗战时期的李苦禅先生
2015年4月27日，北京晚报“京华英雄”专栏首篇刊出“李苦禅：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文章。详尽讲述了李苦禅先生在北平沦陷期间参加地下抗日工作，被日本宪兵以私通八路罪名抓到沙滩北大红楼——北平日本宪兵队本“留置场”（即拘留所），痛骂鬼子扛酷刑的历史。
“沙滩红楼，50多年前我在那里上过课，文学课。文科大楼下边是地下监狱，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压杠子压一次就跟‘死’一次一样，一泼凉水就缓过来了。”几十年后，苦禅先生回忆在北大红楼拘留所中的经历时如是说。
倡导科学民主的北大红楼，在侵华日军占领北平期间，成为关押、残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这是北大红楼在近百年风雨中经历的血腥摧残。
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拘留所是日本侵略我国土，残害我同胞的历史铁证，也是我爱国志士不畏牺牲反抗侵略的历史见证。
我多次到已成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北大红楼参观展览，从未看到北大红楼曾是侵华日军宪兵司令部和拘留所的史实说明牌。
走在这座楼中，即使外面酷暑炎热，我依然感到这里的阴森。我曾经询问许多北京人还有游客：您知道北大红楼在北平沦陷后是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吗？他们都摇摇头，表示很惊讶。
抗战时期，北大红楼曾是日本宪兵本部及分队所在地。红楼地下室，曾经关押拷打无数爱国志士，一扇扇房门无声诉说着日本宪兵队的凶残。
这般有说服力的日本侵华罪证与史实，甚少有公众知道，难道不发人深省吗？以史为鉴难道是一句空话吗？
不懂历史并不可悲，可悲的是知晓历史之人挑拣历史、淡漠历史。
2015年是全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部分委员考察了北大红楼。委员们建议，应该设立标识，将其确立为“日军侵华罪行遗迹”来昭示世人。
我赞同他们的主张。
2015年，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与我的回复函
2015年4月29日，我写信与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建议作为北大红楼主管单位的国家文物局，在北大红楼设立侵华日军宪兵本部遗址史实说明牌，将侵华日军铁蹄下的北大红楼这段惨痛史实告知公众。
之后，我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的回复函，称目前北大红楼只有第一层对外开放展览，红楼地下室尚不具备对外开放条件。对于您的提议，我们将在抗日战争纪念日，在红楼宣传橱窗做专题展示时做出说明。
北大红楼不仅是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发源地，也是日本侵华罪行的历史见证。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我建议将北大红楼确立为“侵华日军罪行遗迹”，设立史实说明牌。告知青年以及未来的青年们，完整清晰地了解北大红楼的历史，知晓北大红楼的荣光与苦难。这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诠释与弘扬，以史为鉴，清醒头脑阔步向前，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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