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涪陵（下）

贺龙在涪陵（下）

贺龙第二次驻防涪陵后，为了加强防务，曾转战丰都、忠县、武隆等地。5、6月，贺龙率警备旅到丰都、忠县巡逻，还营救了素不相识、遭川军陆柏香扣押的丰都县知事（后来改称县长）刘愿庵。

刘愿庵，是陕西咸阳人。当时被营救后，怀着对贺龙豪侠举动的感恩和对反动军阀陆柏香的愤恨，毅然放弃对仕途的追求，离开丰都去成都，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按中共中央指示，与杨闇公一道在重庆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第一个统一的省级领导组织——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六大”中央候补委员等职。

丰都人民为纪念贺龙扶正去邪、除暴安良的功绩，后来在鹿鸣山上修建了一座“贺龙阁”。

这就是贺龙援川讨贼两次驻防涪陵的情况。这期间，贺龙还办了一件大长国人志气的事情，就是在涪陵拦截了偷运军火的“宜阳丸”号日本商船。

1923年秋的重庆，那是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四川南北两军之战，正激烈地进行着。

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早在1922年底，就乘川军内讧之机，插手四川内乱，组成了以卢金山为总司令，赵荣华为副司令兼前线总指挥的援川北军，支持其在四川的势力杨森、刘湘等军阀（以下称北军），向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大举进攻，并先后攻占了万县、涪陵、垫江、梁山（今梁平）、重庆等地。

1923年8月16日，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奉孙中山电令，率讨贼军向北军发起反攻。北军被围困在重庆，赵荣华急电坐镇武汉的吴佩孚请求增援枪械和子弹。

吴佩孚答应赵荣华的要求，即派军械处处长张运矶速与日本驻汉口领事馆联系，向重庆运送3000枝枪，90万发子弹。领事馆派出日清公司的“宜阳丸”“云阳丸”两艘客轮，装上这些枪弹，即时出发，向重庆驶去。

张运矶坐在“宜阳丸”上，对日本船主说“这批枪弹事关重大，请多加关照！”日本船主哈哈大笑说：“张处长，请放心！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船，你们中国人是不敢动的！”

9月5日晚，贺龙接到前往武汉办事的中校参谋瞿伯魁的报告，“宜阳丸”“云阳丸”两艘客轮装有大批枪弹，明天早晨要通过涪陵。瞿伯魁是乘“宜阳丸”号轮返回来的，趁船在靠近涪陵的黄鹄嘴停泊时，悄悄上岸跑回来的。

贺龙带着瞿伯魁去向前敌总指挥汤子模报告。汤子模听了瞿伯魁报告后，感到事关重大，连夜召集参谋长邱翥双、师长周西成以及周的副官杨寅亮与贺龙、瞿伯魁等商议。

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定这批军火是吴佩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动用日清公司的客轮运往重庆，支援北军的。有的主张拦截日轮，没收其运载的全部枪枝弹药；有的担心影响国际关系，认为拦截日轮会引出麻烦，主张把它轰出去了事。汤子模赞同贺龙旅长的意见，最后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决定：拦截日轮，没收其偷运的全部军火。

汤子模命令贺龙带领士兵官佐300人，拦截日轮“宜阳丸”；周西成带领士兵官佐300人，拦截日轮“云阳丸”；邱翥双率步兵一连，炮兵一排到城西长江峡口龟龙关埋伏，如日轮拒绝接受检查，强行闯关，即以武力弹压。

会议结束，贺龙即召集警备旅营长以上的军官具体研究拦截“宜阳丸”的战略战术。他们分析日本船主无视中国主权，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心理，决定300名士兵官佐化装成搭船旅客，到长江边无祀坛等候上船。同时，命令贺锦斋（贺龙的堂弟）连长带领精悍士兵立即到无祀坛去找好木船，作好搭漂上船的准备工作。

部署完毕，贺龙便化了装，带领300名“旅客”，前往无祀坛都堂嘴码头，等候“宜阳丸”的到来。

6日清晨，两艘立着桅杆，飘着太阳旗的日本客轮，拖着滚滚浓烟，由下游往上而来。那艘行驶在前面、挂着“宜阳丸”标志的“客轮”进入无祀坛江面时，等候在都堂嘴码头上的数百名“旅客”，挥巾舞帽，齐声喊：“搭船！搭船！”

日本船主见“旅客”很多，有利可图，便减速抛锚，同意搭船。但他很狡猾，只把轮船停在长江中心，要旅客搭漂上船，喊到：“你们要搭船，快坐划子过来，轮船不靠码头！”

一会儿功夫，10多只木船，载满“旅客”，一字儿摆开，快速前进。贺龙戴着博士帽站在最前面的木船的船头上，当木船靠近轮船时，他纵身跳上甲板，大声喊大家快上船。大家一拥而上，迅速控制了日本客轮上的领江台、机器舱和船主室。贺龙命令日本船主接受检查。船主大惊，说道：“我们是日本客船，你们是什么的干活？”

贺龙就怒喊道：“我奉孙大元帅的命令，驻防这个地区，叫你接受检查，你就得老实点！”船主猛然清醒，急向贺龙开枪。贺龙一闪身，顺势回敬一梭连发，击毙了船主。

这时，敌船员和解运枪械人员，从领江台、从船顶上、从他们的掩体里，一齐发作，向在船上的警备旅官兵射击。警备旅官兵迅速还击。顿时，无祀坛枪声大作。经过一个时辰的战斗，贺龙随行官兵，先后将持枪顽抗的日轮领江、买办、解运官兵等多人击毙，并活捉了两名司轮。迫使轮船靠岸停泊接受检查。

在船上搜查时，贺锦斋连长抓住了一位肥头大耳、穿着破旧衣服、行迹可疑的人。贺龙迅即威严地审问了这个人。原来这个人就是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张运矶，他乔装成了苦力。据张运矶交待，他奉吴大帅之命，押送步枪3000支，子弹90万发，援助刘湘。

贺龙立即命令贺锦斋带领士兵在船上搜查枪弹。共查出各式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00发，手枪数十枝，还从张运矶身上搜出了一分袁祖铭和赵荣华向吴佩孚求援的电文，但没有清查到那3000支步枪的下落。张运矶只得交待，3000支步枪是装在“云阳丸”号客轮上的。

贺龙立即派人去向负责拦截“云阳丸”号客轮的周西成师长传达信息。去的人回来报告说，“云阳丸”号客轮已掉头回万县去了。原来，周西成害怕闯祸，躲在家里不出面，而派去执行任务的杨寅亮，布置不周，警惕性不高，登上“云阳丸”号轮船后，被日本人抓捕了，反倒成了日本人的俘虏。

时间已到下午，江岸上万人攒动，欢声震天。贺龙押着张运矶和两名日本船员走上码头。顿时，岸上人群高举拳头，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

当晚，贺龙和汤子模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用快邮代电向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发出抗议信。信中指出：我军奉令讨伐吴佩孚、刘湘，在两军对垒之际，日清公司客轮公然为吴佩孚载运大量武器弹药，前往重庆支援被我围困之敌，是故意违反国际公法、参与中国内战、与本军为敌。

信中还指出，涪陵作为战区，早已宣布戒严。该公司云阳、宜阳两轮，在涪陵到岸接客，不接受检查。“云阳丸”砍锚逃脱，“宜阳丸”开枪射击使我官兵受到伤亡。该公司应负相应的责任。

具体责任包括：甲，对我方伤亡官兵，应赔偿一切损失。乙，依据戒严法规定，供犯罪之物应予没收，除“宜阳丸”已被我方扣留外，现在逃的“云阳丸”，就由该公司交出，一并没收。丙，该公司应向本军正式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违法私运军火及其它禁运货物。

信中还说，本军素持宽大，如果该公司认真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只没收两轮。否则，我军严格执法，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

同时，汤子模还向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发电文，汇报了贺龙扣留日轮“宜阳丸”的情况。电文还说，查获的袁（祖铭）赵（荣华）致吴（佩孚）函称，四日内设法运弹至渝，即行反攻，否则危矣！似此情形，敌方需弹甚急，料难支持。敌人失此大批子弹，心胆俱落，本军得此子弹，士气百倍振奋。

9月8日，汤子模又致电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说，现将这次查获的子弹补充贺龙、康俊武两部，即率大军进攻江北。袁祖铭、杨森失此大批子弹，重庆动摇，贼心胆寒。望速电前敌指挥，猛攻渝城，时机已至，不可失矣！

9月20日，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乘胜发布总攻令，总攻重庆之敌。当天，贺龙与汤子模率部离开涪陵，途经南川，进攻重庆。抵重庆后，配合友军在重庆浮图关与北军杨森等部开展激战。相持15天，于10月6日，胜利攻克重庆。据当时四川《国民公报》记载，刘湘、袁祖铭吓得“弃舆徒步，鞋袜脱落，赤足而奔。”

重庆战役胜利结束了。然而，日轮偷运军火的事情未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川东边防军施加压力。9月下旬，日本驻渝领事勾结驻渝反动军阀，出动军舰，乘川东边防军去攻打重庆，涪陵防务空虚之际，将“宜阳丸”抢走，并发表《关于“宜阳丸”事件的启事》，提出“迅将所扣之人船立即交还，并将损坏船货及生命及早赔偿。”而且，日本驻宜昌总领事贵布根和驻重庆副领事康吉有二人，又气势汹汹跑来找贺龙和汤子模谈判，并暗地通过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四川省当局、北洋政府派人来疏通，要求赔偿损失，释放在押日本船员。

对此，贺龙和汤子模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说情，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坚持“日方不赔偿损失，不赔礼道歉，就绝不放人。”

贺龙还亲自审讯了张运矶，张运矶表示认罪。贺龙就发给张运矶一些盘缠，把他放走了。

对于两个日本船员，贺龙照样把他们关押着，直到1924年冬，转移到湖南常德时，日方一再赔礼道歉，并赔偿中方十万大洋的损失费后，贺龙才把他们从常德释放回去。

当时，涪陵一位随贺龙旅长参加审讯不法日商的晚清秀才、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贺守淦，被贺龙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自书一幅对联：将军百战定天下，书生巨眼识英雄。并将对联赠与贺龙，表达了对贺龙爱国主义精神的崇敬。

贺龙以武力加智取，在涪陵拦截偷运军火的日清公司“宜阳丸”号客轮，并取得最终胜利。当时，这一事件震惊中外，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它是一曲响遏云天的爱国主义赞歌，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贺龙后来在指挥了南昌起义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主主义战士成长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贺龙元帅，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