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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院士，大部分人想到的大概是学术界的至高，学位的顶点，一辈子难能一见的国宝级人物。
现实也确实如此，院士是“稀缺人才”，堪比古代的状元。
在盛产名士的江南水乡，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钟灵毓秀的宝地。
它就是中国唯一一个走出了32位院士的县级市——宜兴。
想必很多人会问起，为什么单单是宜兴这个地方，院士可以扎堆出？
然而事实告诉你，宜兴的院士不仅多，还可以成双，可以传承。
例如知名的“父子院士”——唐立和唐西生，两位院士出自同一家。
看到满目的重大科研成果与奖项，这些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大拿，其出身相同，有些教育背景也高度相似。
如此种种，不得不提一下宜兴独特的教育环境。
宜兴人非常重视教育。
相比于其他的教育大省，知名学区，身为一个县级市的它在教育层面的投入只会多不会少，17年的“教育十大亮点”，18年的教育“十大政策”，年年都有的资源引进和跨步使宜兴的教育成果一直走在前列。
教育是宜兴的根，早在几百年前就扎下了。
宜兴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它抱水而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据历史记载，苏东坡先生曾在这里开创学院进行讲学，这也因此为宜兴的耕读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那之后，全国各地有因为宜兴的风光而来，也有因为苏东坡讲学的名气而来，但不论何种原因，他们的到来让宜兴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演进中更为浓烈。
加上这里在我国古代以科举制度为重的时代，众多读书人苦于钻研四书五经，但能够功成名就的却极为少数，但仅宜兴这里就曾出过超五百位进士，有十余位宰相。
从宋代的时氏到明代的陈家，士族、名匠、理学家人才辈出，庞大的家族并没有随着时代落幕而瓦解，也是得益于宜兴人以教育立业的观念。
有家族的存在就有祠堂，不过宜兴人的祠堂自古以来就有个传统——资助贫困学生，等他们高中进士后再回来继续资助其他学子，形成良性循环。
就算到了今天，家族的概念被逐渐淡化，但家族特有重视教育的风气依旧代代相传，对知识的求索或许已经深深地刻进宜兴人的骨子里。
朱既明（1917—1998），病毒学家。历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5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
朱既明院士主要从事病毒学研究。采用我国自己分离的菌种研制出了我国的第一支青霉素，首次发现了曾轰动世界的甲型流感病毒变异病状体，并首次在试管中将一个流感病毒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亚单位。
程天民（1927年生），宜兴周铁人，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防原医学与病理学家。历任第三军医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华医学会创伤学会主任委员等职。2000年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成立时成为首批跨学部院士。
程天民院士主要从事防原医学与病理学研究和试验。曾14次参加我国核试验，进行了大量实验室工作，阐明了核武器的杀伤作用与防护原则，对发展我国防原医学特别是复合伤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志南（1952年生），肿瘤细胞生物学与生物技术药物专家。第四军医大学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学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志南院士主要从事肿瘤细胞生物学与生物技术药物研究。长期从事抗体靶向药物研究，以癌生物标志物为主线，从细胞到不典型增生、至癌症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研究。
张旭（1961年生），神经科学家、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江实验室脑与智能科技研究院院长。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张旭院士主要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理研究。系统性地研究了慢性痛的背根节和脊髓基因表达谱，发现了内源性钠钾泵激动剂等新的痛觉信息调控系统，为临床镇痛及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蒋华良（1965-2022），药物科学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蒋华良院士主要从事药物科学基础研究和新药发现。系统发展了药物作用靶标发现和药物设计理论计算新方法，为新药研究提供工具，获得国际同行和工业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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