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一、缘起
2003年我把先君毅成公所遗留下来的一本书，即吾友刘永宁兄之尊翁家麟先生的大著《说南宋》，送还给永宁兄。因为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家麟先生之亲笔签名，可以用作刘府保存之纪念品也。永宁兄告诉我，此是海内孤本，因为在1965年此书出版不久，即被国府查禁，而且是蒋中正“总统”亲自下的命令，以致荡然无存，连刘府也不得保留完整的一本了。不久前，刘兄吩咐我去查阅先君的遗稿——《中央工作记》中有关国民党查禁此书之记载。我找到了三次相关的会议记录，读了以后甚觉有趣，因为由此中可以看出许多玄机，乃草成此文。一方面分析何以在蒋中正雷霆一击之后，刘先生竟然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二方面也籍此案之处理过程，用以研究那个时代国民党高层权力操作之模式也。二、“一国三公”的威权时代
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是处于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期，蒋中正总裁兼“总统”已是唯我独尊，无人足以挑战其威权的了。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一人可以说了就算，往往连蒋先生也是力不从心，不能独自拍板就定案的。由本文所记述的他亲自下令去查禁一本书，最后却成了“书查禁，作者不抓，出版者另议”的雷声大、雨点小之虎头蛇尾，草草结案之状况，即可证明也。一般人以为两蒋时代是国民党统治的“威权时期”，是一言堂。其实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派系倾轧所引起的政策纷争，甚为严重，不过此多为水底之激流漩涡，外间不容易察觉而已。1949年国府退守台湾之后，除了蒋中正的嫡系之外，其他国民党内的山头，例如川、滇、晋、湘、粵、桂、西北军、东北军等皆已星散。此即共产党替蒋先生作了一次大扫除，到了台湾的国民党，其内部只剩下蒋先生的嫡系还拥有政治实力的了。可是在蒋的嫡系之中却是派系林立，举其大者为CC及团派，其他还有政学系、官邸派、夫人派等小型政团在焉。就拿排名在前面的两个大派系来说，即团派与CC，双方之斗争远在大陆时期即为由来已久，来台后则犹为积不相容也。来台后，团派的陈诚与蒋经国两位长期执政，因此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团派是拥有实权的主流派，而CC乃是非主流派。可是在1949年以前，CC的领导人二陈兄弟，即陈果夫与陈立夫两位先生，则一手掌控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即CC是党的主流派，团派则是非主流派。也就是说在迁台前后，团派与CC在党中央的角色乃为互换的了。即使团派内部也有次级团体，此即由副总裁陈诚先生所领导的陈系，以及由经国先生所领导的政团，在本文中姑且名之曰“太子帮”。也就是说在1949年迁台后，到陈先生在1965年逝世之前，国民党是“一国三公”的局面。即CC与团派中的陈、蒋二系共享政治权利也。即使在陈先生去世之后，陈系中人虽然大量转换门庭，改入“太子帮”，可是坚守立场，终其身不改其志的，不但有之，而且其中的袁守谦（企止）及郭骥（外川）两位，仍然分别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在1975年蒋中正先生去世前，国民党先后只有15位（1963年12月前）或19位中常委，也就是说袁先生或郭先生仍长期是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三、“国会”中的朝小野大
因为在迁台后三个“国会”长期未曾改选，所以在1946、1947年里在大陆选出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此即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与国大代表们乃为长期在位，因之被人称之为“万年国会”。此中CC的成员多于团派者，遂出现了朝小野大的局面。迁台初期，陈果夫先生在1950年便已去世，而当时陈立夫先生又已被蒋中正先生放逐，全家赴美，在二十多年后才回台长住。在此期间，CC名义上的领导人是谷正纲先生，可是因为谷先生有下列三个因素，此即：（二）他是出身于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不但与CC主流之政校师生校友无涉，而且也不是蒋中正之嫡系。（三）谷先生是国大代表，而当时政治重心则在“立法院”。所以CC在“立法院”中因为群龙无首，乃分裂而成几个次级团体，遂使主政的团派得加以操作而合纵连横于其间也。团派内部有了陈蒋二系之内争，CC中间隐然也有支派之分野，今举其大者，略述之也；此处我不沿用各政团之名称，只是依其成员之性质，将之大略分成三派，此即：（一）朱家骅系，以浙江人为主。此因朱先生在抗战前夕曾任浙江省主席，而其派系成员之楼桐孙先生（“立法委员”）久任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之故。此派在“立法院”中人数不多，是个小团体，却也有楼桐孙、罗霞天等人。（二）张厉生所领导的“华北帮”（或称“河北帮”），其成因详见后文。此派为CC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次级团体，因其长期在华北与东北从事国民党之地下党务，乃与伪满、汪伪及日本人作长期斗争，所以其成员们不但内聚力强，而且熟悉特工与组织之技巧及业务，在两蒋时代，国民党中央有一部分实权长期操纵在此派手中。更有意思的是，在华北及东北，他们的对手是刘少奇先生所领导的华北局与东北局成员。在1949年时，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可是后来张厉生所领导的国民党之“华北帮”成员，却在台湾大为得势。两相对照，人生之得失成败，真是一时难以预料的了。这个派系在台湾的“立法院”里，著名的人物有齐世英、梁肃戎、吴延环、王任远等人。（三）其他的CC人士，即在“国统区”中参政，又不是朱家骅系之成员者。此为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但是其组织散漫，战斗力乃远不如在人数上较之为少的“华北帮”。其在“立法院”中的领导人则为张道藩与胡健中等人。在蒋中正时代，CC长期在国民党中常会里占有三席到四席，此即占了常会大约五分之一的席次。在“华北帮”成员中，张厉生在迁台之初曾先后出任中央秘书长及“行政院”副院长，随后出使日本。岔一句话，此为人地两不相宜之事。因为当时抗战结束不久，而张先生则在早自30年代便开始在华北与东北领导国民党人与日本人抗争者也。此即日本人与张先生彼此之间不但敌意甚为浓厚，而且旧恨之记忆犹在也。所以张先生之出使日本，乃是宾主均为不欢之局面的了。自张厉生之后，终蒋中正之世，蒋先生所主持的中常会里，CC的中常委如张道藩、胡健中、余井塘、谷正纲等人都不是“华北帮”成员，而是南方人。可是在高级党工中则不乏“华北帮”中人，例如王任远。这个奇怪而有趣的政治现象，值得研究此段台湾政治史者注意也。四、“《说南宋》案”之所以大事化小的原因
在查办《说南宋》时，由后文可知，国民党中央牵涉到的高层人士如下列：（二）中央第六组主任陈建中，属于团派的“太子帮”。（三）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阮毅成，属于CC中的非“华北帮”。（四）中常委陶希圣，不属于CC及团派。先生虽然长期在官邸服务，可是在政府迁台后他并不是蒋中正先生的侍从人员，与蒋先生是介乎朋友及部属之间的关系。此在西方可以名之为“顾问”，在东方则是属于“宾客”性质，蒋先生与陶先生的关系实难定位也，我们此时勉强称之为“官邸派”罢。其实陶先生的政治地位崇高，是在世称的“官邸派”成员如秦孝仪、周宏涛、楚崧秋等曾先后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者之上。今以政府中职位去作个类比，那些先生如果是部长级，那么陶先生在党中央则是院长级的人物了。请注意，在蒋中正先生时代，那15位（或19位）中常委之间，并不是彼此的政坛地位皆为相当者，有些重量级者为院长级，但是也有许多只是部长级者也。到了1975年蒋老先生去世之后，经国先生乃把中常会人数加倍，增加到三十多位，以便其在从中驾驭，因之许多中常委连部长的资望都够不上了，此为后话。(仁按，陶先生是第一届“立法院”委员，因之不能出任政府中的公职，只能高居党中的职位。)依照上列名单，由本文可知，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帮助《说南宋》一书作者刘先生的人士，是涵盖了“一国三公”的三个政团中人。此时国民党中央只有六个一级单位的“组”，即由中一组到中六组，则每一个组的实权其大可知也。此时查办此案的两位组主任暗中去挺刘先生，此两人分属团派之陈系及“太子帮”，而团派又掌控了党中央。再加上主持文宣督导的陶中常委（“官邸派”），及负责调停民社党内争的中政会副秘书长，即先父毅成公（CC派）又同时暗中出力。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乃把蒋先生亲自出面要查办的一个大案子，给化解成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南宋》一书的作者刘先生，在蒋先生大发脾气，亲自出面检举以后，可以免去牢狱之灾的原因也。这些政坛老手的国民党中央高层人士，在查办“《说南宋》案”中，为什么会甘冒触犯蒋先生的虎威，去帮忙一个民社党人的著书者呢？固然每个人的原因不同，有些是出于私谊，由后文可知，即谢然之、陶希圣与先父都是刘先生的朋友或同乡。可是陈建中先生与刘家并无交情，至于在1965年6月26日中常委谈话会里出面替刘先生说话的张其昀中常委，据永宁兄说，他也与其尊翁素无往来。由后文的记载可知，张先生发言说：“封报馆，捕作者，乃军阀作风，绝不是办法。”此为这些反对抓写书人者之共同心声。也就是说于公言之，这些国民党高层人士都是反对大兴文字狱的了。请注意，此案发生于1965年6月底的台湾，此正好是大陆上“文革”将要展开之前夕。同为写作历史杂文同为触怒当道的著书者，人在北京的吴唅先生，与人在台北的刘鄂公先生，他们两位命运之天差地别，除了蒋先生与毛先生两人的个性与行事作风不同之外，我认为当时蒋与毛两人身边的政坛重臣们之群体价值观大为相异，也是有关系的。试想当时国民党内如果有一个江青、康生、张春桥这种助纣为虐、逢君之恶，以整人为快乐之本的重要人物在，而且此人乘着蒋中正大发雷霆之后，跳出来煽风点火，大唱高调，那么刘先生的下场，恐怕比起吴唅先生之入狱而囚死牢中，也只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的了。试看蒋先生在中常会中指名检举，痛骂刘先生可能为“有共党在幕后指使”之后，与会同志即在19名中常委中，以及众多中央党部高级干部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应蒋先生的指控。以此与“文革”初起时的共产党高层内部中左派支持毛泽东先生的情形作两相比照，我们系可看出来在60至70年代，大陆与台湾的政局为什么会一衰一兴，治乱荣枯之所以大不相同的原因之所在也。在本文中，我先抄录先君对“《说南宋》案”有关的三次会议记录，再予评析之也。第二章 国民党高层有关“《说南宋》案”的三次会议记录关于《说南宋》一书被查禁案，先父阮毅成之《中央工作记》中有三次会议记录之有关。其中第一次是在1965年6月23日星期三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即中常会）。当天的会议中先是讨论了别的案件，之后蒋中正先生乃主动提起《说江南》一书之事宜，而且是和郭国基先生的案子一并提出来的。父亲的记载如下文：六月廿三日星期三
上午十时，列席中央常会，总裁主席。
……
总裁厉声谓：
（一）上次郭国基竞选省议员，竟在其所填经历中，谓曾叛反两个国家（意谓日本与中华民国），而台北市选举事务所不予改正，亦竟照样印入选举公报。此事究竟由何人负责，应予彻查。而各级党部亦从未有人检举，如此麻木何能在选举上与人作战？
（二）我自己检举《自立晚报》所载《说南宋》《说南明》，第四组竟谓《说南宋》作者系国大代表民社党籍之刘家麟，即思了事。该文在该报连载五个多月，单行本出版，刊载广告谓一两天即初版售光。我不是重视此书，而系重视此书之背景，以南宋南明影射今日台湾，充满失败主义，若非有共党在幕后指使，腐蚀我人心，必不至此。第四组主管宣传，每日看报，竟未注意。如此何能做中央委员，何能做宣传主管。如不能尽责，则辞职可也（总裁以手击案）。
（三）“共匪”在大陆窃据，我常说并不是他们行，而是我们太不行。我到中央党部来，已对党对国无益。我平时所说，大家做了多少？你们身经中央委员，不知研究，无可贡献，开会时临时听听，随意说说，生活行动思想，还有哪一点革命意味？我做总裁固然并不行，但我总裁是要死的，我死了，党和你们又怎样？（总裁言至此，甚为悲伤，眼有泪光，声音凄楚）我向不愿说悲观丧气的话，但现在不能不说。
总裁言至此，默然许久，情绪始渐平定。续谓：现就事论事。关于下次选举的辅导，可设专案小组，作深入研究。又中山奖学金回国学生，竟不能用，是何原因？
谷凤翔谓当时发交中央设计考核会任用，因无缺，乃派为额外专门委员会，该生不满意，乃到东海大学任课，现已改至国防研究院任职。
谷凤翔谓今日议程已毕，总裁未即宣告散会。续谓：《说南宋》事必须彻底追究其思想背景如何？是否为“共匪”指使或利用？你们现在还知道要党，因为你们要在党内的地位与权力。党垮了，你们就没有了。这是你们今天尚能要党存在的原因，至于革命精神、战斗意识，你们早没有了！总裁言时，声色俱厉，此为年来所少见者。
十一时五十五分散会。
按，今日第四组主任谢然之未到会，由副主任许闻渊代为列席，许未发言。
二、中央党部中央工作会报有关“《说南宋》案”之讨论
蒋总裁既然已在中常会里严厉指责党中央未能适当处理“《说南宋》案”，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先生乃在第二天例行召开的中央党部之“工作会报”里，先予讨论此事，与会者发言甚多，长达两小时之久，其间透露的政治讯息颇多也。父亲的记录如下：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下午三时，至木栅中央党部疏散办公处出席工作会报，谷秘书长凤翔主席。
主席先就昨日中央常会时总裁为《自立晚报》连载《说南宋》与《说南明》赫然震怒事，征询各人处理意见，并说明当初系总裁命其转知第四组彻查，但第四组主任谢然之之查后报告，系直接送由秦副秘书长孝仪呈报总裁，其内容如何，因未曾过目，不知其详。今日会报，谢然之称病未到，四组副主任许闻渊虽到会，亦谓未见原稿，不知内容。
到会者发言甚多，直至五时始毕，多认为总裁高年，不应使其生气，致碍健康，对《自立晚报》及李玉阶应彻底查究。上次曹德宣赞成两个中国谬论，亦系由该报刊布。陈建中并主张不使李参加反共建国联盟。
……
五时五十五分，散会。主席声明今日讨论《自立晚报》刊载《说南宋》与《说南明》事，对外须保密。
三、中常委谈话会有关“《说南宋》案”之讨论经过
在1965年6月23日的中常会，以及24日的中央工作会报中，承办“《说南宋》案”的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先生都告了病假，没有到场，而且代之的该组首席副主任许闻渊先生则为一问三不知，无从代为答复。下面的第三次会议，即6月26日的中常会，谢先生乃销假出席，并且作了为时五十分钟的冗长报告，父亲的记录如下：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十时，列席中央常委谈话会，轮值陶希圣主席。
首由第四组主任谢然之报告有关《自立晚报》刊载《说南宋》《说南明》两文事，历时五十分钟，其要点为：
（一）现制，关于新闻报纸杂志刊物内容之检查与管理，系由“警备总部内政部”、“教育部新闻局”、台湾省新闻处等掌管，职权分散，且有重复。四组只能代表党在幕后策动，无法站到前面，直接处理。
（二）《自立晚报》所载之《说南明》，经严重警告后，已不再续刊，并改刊《贞观之治》，表面上系以盛唐喻今日，但内容仍系自隋炀帝荒淫无度说起，现又已通知其停载。
（三）《说南宋》已出版单行本，经“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研究，无法依出版法取缔。现不得已仍由警总依戒严时期办法，予以没收。
（四）《自立晚报》除副刊所载文字外，其他文字亦始终抱定反党反政府态度。李玉阶本已不能支持，周委员至柔任台省府主席时，设法救济，由吴三连与许金德各投资三分之一，方能渡过难关，并以叶明勋同志代表许出任该报社长，而大权仍由李独揽，最近李又增资，吴许均照交，李则将其自己一份，划出三分之二增值后售于翁明昌，李不但未拿出分文，反而赚进数十万元。故对于《自立晚报》事，中央应下彻底决心，四组自可会同有关机关执行。四组只能执行中央决策，不便代中央决策也。
（五）自总裁于周三常会有所指责后，叶明勋同志也辞《自立晚报》社社长，并以辞呈副本送第四组。今日又接叶来信，但自今日起，不再到该报办公。
（六）除《自立晚报》外，友党所办之《民主潮》，齐世英所办之《时与潮》，本党同志刘某所办之《人间世》，以及香港进口之侨报侨刊，所载文字含有毒素思想者尚多，是否均应严格取缔，亦请中央决定。
主席谓，关于《自立晚报》事，由第四组协调有关机关办理。但第四组亦应就如何积极倡导写作风气与优良文艺作品，并有效取缔散布腐恶毒素与失败思想文字，提出具备办法，以便中央讨论。
旋由张其昀发言，甚长，且极为气愤，要点为：
（一）思想文艺，均需要斗争、封报馆、捕作者，乃军阀作风，绝不是办法。1961年，本人提议拨一百万元，奖助同志中有关叙述开国史实之文艺作品，当蒙总裁首肯，结果是款虽照拨，却为第四组移作印刷《开国文献》之用，并未对党中文艺作者，有任何支助。（按《开国文献》之编印，系由陶希圣主持。）
张先生下面的发言，因与本案无关，今乃刪去不录。
第三章 查禁“《说南宋》案”之幕后运作
一、谢然之与许闻渊精彩的双簧演出
按照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先生的说法，查办“《说南宋》案”是由蒋先生“命其转知第四组彻查”。当时第四组主任为谢然之先生，其“查复报告后直接由秦副秘书长孝仪呈报总裁。其内容如何，因未曾过目，不知其详”。而且父亲记载：“今日会报，谢然之称病未到，四组副主任许闻渊虽到会，亦谓未见原稿，不知内容。”1965年中常会有中常委19人，下设中委会秘书处。在中委会秘书长之下设有三位副秘书长，其中有一位例由担任过一级主管者（各组主任等）升任，是首席副秘书长，当时为郭骥（外川）先生，他是陈故副总裁之嫡系。陈先生是在1965年5月过世的，而“《说南宋》案”则发生在6月下旬，为时不久。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先生也是属于陈系。谢先生年轻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奉命留在江西苏区担任瞿秋白先生的秘书，瞿先生为国军俘获并且杀害以后，陈诚先生以谢先生年轻而有才华，乃枪下留人，并保送他去日本留学，自此以后数十年来他一直是陈诚先生的亲信。在陈诚先生去世之后，谢先生乃改入蒋经国先生之旗下，而郭外川先生则坚守立场，因之终郭先生一生，他在中央党部久任首席副秘书长而始终是坐二不能望一也。谢先生则后来升任副秘书长，再出任驻萨尔瓦多国大使，这是后话。中委会的三位副秘书长之中，除了前述内升的首席副秘书长之外，另外有一位是由蒋先生侍从室派员出任，专责官邸与中央党部之联络工作，当时是由秦孝仪先生担任。在管理学上，此为一个STAFF，即幕僚工作，而不是Line Management Function，即管理性质的经理工作。此人之实权虽然不大，但是党部上上下下对之都是十分礼貌，因为此人可以上达天听也。至于第三位副秘书长，当时例由台籍人士出任，是负责与非党籍的台湾本省人士往来，做“统战”工作。在“《说南宋》案”之处理上，谢然之主任的奉命查办，既然是由蒋先生经由其上司谷秘书长交办，他的调查报告应该是经由谷先生去上报。可是谢先生居然绕过了谷秘书长，而是通过秦副秘书长去上报。须知秦先生这个联络人，在职位上是属于中央党部的党工，是谷秘书长的副手。在功能上他是中央党部与官邸的联络人，因此党方的文件在交到他手中以前，应该是先走完党部内控的流程。怎么会有一份第四组的报告，连秘书长都不知其内容，就会经过秦先生之手而上呈给蒋总裁的呢？更有趣的是谷先生在明了此中经过之后，在中央工作会报里讨论此案时，居然没有对谢然之越级报告、目无长官一事有所表态，而淡然处之，这就是中国人玩弄政治游戏之奥妙的了。我认为此是因为谷先生与蒋先生的关系并非深厚，他是察哈尔省人，在政治上得力于西北的大老于右任监察院长甚多，是出身于于先生所领导的监察院系统者，他既非团派，也非CC，对蒋先生的嫡系分子来说，属于局外人的客卿地位而已。至于许闻渊先生这个第四组的首席副主任则更妙了，他在代表谢然之主任列席中常会，以及代表其出席中央工作会报时，均为一问三不知，应当是与谢先生在唱双簧，以配合谢先生之演出也。试想，在“《说南宋》案”已经被列入6月23日的常会议程后，谢然之先生告病假，由许代之。此案既然是分工由第四组承办，代为列席常会之许先生岂可不作前置作业，先去调查本单位处理此案之经过呢？万一总裁当场考问时，许先生应当如何答复的呢？至于在第二天，即6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报，谢先生仍然告病假。既然在前一天的中常会里，总裁已经大发雷霆，则第四组之人员，包括许副主任在内，一定在常会散会后立刻向谢先生作报告与请示的。可是怎么会在第二天的中央工作会报里，许先生仍然是一问三不知呢？这应该是遵照谢先生的指示去做的。谢先生要等到在6月26日星期六的常会报里，在明知蒋总裁不会出席，而且轮值是由陶希圣中常委担任主席的有利状况下，谢先生销假出席，自己亲自出面去作出了一篇大文章，洋洋洒洒地作了长达五十分钟的报告的了。二、陶希圣在此案中的重要角色
1965年中国民党的中常会例行每周召开两次，分别在星期三与星期六。在星期三开会，为的是要配合“行政院”每星期四的院会，由党中央先行制定决策，以便“行政院”之从政党员同志去加以执行。在星期六开会，是因为台湾省主席及省议会议长照例出任中常委，他们平时在南投中兴新村上班，为了方便他们两位，以便在开会之后，他们可以留在台北过个周末，才在星期六上午召开中常会的了。在1965年陈诚副总裁去世之前，尤其是在1958到1963年陈先生兼任“行政院长”之时，星期三的常会照例由他主持，蒋总裁例不出席。至于星期六的常会，则由蒋先生亲自主持。陈先生晚年多病，常常请假。而蒋先生在陈先生过世后的1969年出了一次大车祸，健康大受影响。在两位都不出席之情形下，本来就各自事务繁忙的中常委们也每每请假，因此有时常会在出席者不够法定人数时，乃流会而改开谈话会，依法就不能作出决议案来的。1965年6月26日的中常会，在陈先生已去世，而且蒋先生又通知中常会不予出席的情况下，中常委们纷纷缺席，凑不成法立人数，乃改开谈话会，顺序轮到陶希圣委员担任谈话会的主席。《说南宋》一书的作者，即永宁兄的尊翁，是湖北籍的民社党国大代表刘家麟先生。陶希圣先生则是在台的湖北人中的大老，与刘先生是同乡。陈诚先生在抗战中曾主持湖北省政，谢然之先生在其麾下曾出任湖北之县长，与刘先生亦有旧。在查办《说南宋》案时，谢先生是呵护刘先生，想网开一面的。因此他在奉命后所作的报告，是以刘先生为民社党国大代表之缘故去建议，“查扣书，不办作者，出版者另议”以结案，这引起了蒋中正先生之愤怒，乃在中常会中予以严责，此可见于前引先父《中央工作记》之6月23日的中常会之记录。蒋总裁既然已有严令，谢然之不能不做交代，他就选择在6月26日，蒋先生未出席的中常会里，而且由也是同情刘先生的陶中常委担任主席的时候，作出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报告，这份报告是说给不在场的蒋中正听的。在这份报告中，谢先生概论当时之新闻界及言论界之状况，企图把《说南宋》一书当作不当言论通例之一，并非特别严重之情形也。陶先生这个谈话会主席另有一个兼职，即国民党中央的“中央宣传督导会报”之负责人。因此谢先生在陶先生为主席的中常会里提了报告，过关，等于是在“中央宣传督导会报”里也立了案的了。“中央宣传督导会报”本来只是个任务性的编组，英文称作Taskforce，是一个专案小组。这种单位在管理学上通常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是在正常的组织体系之外的一个小单位。不过在两蒋时代，这个小组却是权力甚大，它主控了台湾官民的言论方向与尺度，是一个跨单位的综合小组。父亲从1954年出任《中央日报》社长之后，一直到1967年11月辞去“国安会”副秘书长，退出政坛为止，一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大家在研究国民党权力运作的时候，除了正规的组织体系之外，必须注意到这些表面上看去只是个规模甚小的体制外之小单位，其实它们有时却是甚为紧要的核心组织。今举例言之，例如：（一）中央党部之“中央宣传督导会报”，长期由陶希圣先生主控。（二）中央党部之海外工作统一指导委员会，长期由张炎元先生主控。（三）中央党部之刘少康办公室，长期由王升上将主控。（四）迁台初期，设在“总统府”资料室内的“行动委员会”，由蒋经国先生主控，负责统合各情治单位。其实这种在常设组织系统的运作不敷实务需要，而去设立新的机构，最初本是规模不大的临时性之单位，久而久之乃成为常设性，有时甚至凌驾在原来的机构上之现象，在中国史上多为有之，例如：（一）明太祖在废置宰相之后，独揽大政，可是到了晚年，已为力不从心，乃设置内阁学士制度。其中之成员初为四品之官职，地位不高。日后在明朝却衍变成了行政系统中的最高单位，而且出现了官居一品的大学士的了。（二）清朝之康熙皇帝在用兵之际，每于宫中设立军机处，相当于打仗时的大本营，战争结束后即予解散。可是到了乾隆时因为战争年年有之，军机处乃成为常设单位，成为清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古代宫廷与政府一向是分开来办公的，历朝历代皆为如此之。但是清朝的军机处的办公厅却是位于皇宫之内。因此在民国成立之后，军机处所保管的公文档案乃成为故宮博物院之收藏品，其实这些文件之保管并非一个博物馆应有的正常业务，此本来是应该交由国史馆（或清史馆）所保存的。前些年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屡次展出清朝皇帝所批阅的奏章，这些奏章在文物价值上是够不上在那个级别的博物馆里展出的。它们之所以被当作故宫收藏品，只是由于清朝军机处的办公厅与档案库位于皇宫之内的一个特殊现象所造成的而已。（三）就国府言之，前述迁台初期在“总统府”资料室下面设立的“行动委员会”，这个行政级别甚低的小组，即是今日“国家安全局”之前身。第四章 在CC与团派之间的党政运作：国民党中政会之功用
一、小谈国民党成立中政会之原因
国民党的中央政策委员会（简称中政会）成立于1960年，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其间因为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互动已有结构性的变化，从当年不能改选的“万年国会”，到今天的全部民选。由三个“国会”（即立、监、国大）到了今天仍为民选的只剩下一个“立法院”。因此今天的中政会的功能与60年代相比，已大为减少。而中政会在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地位也就大幅降低的了。在成立初时，此会与中委会几乎位阶相同，到今天已成为中委会下的组委会下面的一个二级单位的了。当初在党政运作方面，国民党中央对三个“国会”有三个难题，此即：（一）团派与CC的斗争：此即党政权在团派手上，而在三个“国会”中CC是最大派系，乃成为朝小野大的局面。（二）由参与者的资历去看，“国会”不能改选，而党政方面每有新陈代谢之人事更替，久之必然会产生掌权之后进者难以应对其前辈之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们了。（三）在三个“国会”中有了“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之争风吃醋的现象。此因“立法院”为常设机关，而国大会则为每六年才召开一次。国大只有选举正副“总统”之职权，在其休会时，国大代表们并无薪资可以领取。这些数以千计的国大们为了生活所需，也为了权力欲望，乃集体向党政方面多所须索。他们的借口是要行使“宪法”所付与国大会的创制与复决权。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理论中，只有一个政权（由人民选出以代表民意者），即是国民大会。至于其他五权，即行政、立法、监察、司法与考试，则都是治权（即由政府任命者）。也就是说立法院是代表政府去制定法律的，有些像日本法务省的法制局，是由政府任命的专家学者等人去组成的。因之由立法院制定的法律才须要由人民选出的国大会去复决，同时国大会也能代表民意去自行创制（即自订法律）。在1947年于南京制宪时，负责草创中华民国宪法之张君劢先生是民社党的党魁，他为了节制蒋中正先生个人担任总统后之权力，以及防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把五权中的两个权，即立法与监察由治权改为政权，此即缩小了政府的治权，而扩大了民选之政权，因此这部五权宪法与孙先生的理论是并非尽相符合的。在立法与国大都是民选者的情况之下，国大会不应该再有行使创制与复决权之需要，否则在法理上就成为国大之民意压倒了立法之民意的现象，这是说不通的了。其实迁台后“国大会”要求依照“宪法”去行使创制复决权的政治目的，是要把六年召开一次的“国大会”变成像“立法院”一样的常设性之问政机关，是在替“国大代表”们争取薪资及干政之权利。以上是就法理言之，此外在政治层面上，“国大代表”们对“立法委员”们从群体的观点上，另有一股不服之心，这得要从当时在大陆的政治状况去作分析。此即在1947年选举立委国大时，国府尤在大陆执政。在各地掌有党政军实权者，不可能每年要花九个月的时间去长住南京开会，而且立法委员又不得兼任公职，他们也不愿放弃其军政方面之职务，因此他们乃去参选国大代表。至于国大六年才开一次会，平时又没有薪资等因素，在这些雄踞一方的实权人士心目中，根本无关紧要。可是在1949年大陆失守之后，迁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多已失去当年的党政军职务，而且生活上也颇有每况愈下者。他们又群居在一起，眼看当年他们弃之不就的“立法委员”，不论在待遇与权力等方面都远高于自己的国大身份，怎么会心服口服的呢。因此“国大会”之争取行使创制与复决权，其中除了在“宪法”上找到借口之外，代表们在心理上也有出一口怨气，与“立法院”争风吃醋的因素在焉。以上是国民党在1960年之所以要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的原因。即此新机构乃是要替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去协调其与三个“国会”中党籍从政同志之关系。中央政策会之主席由蒋总裁自兼，当然不宜位于中委会或中常会之下，况且全体中常委也例兼中政会委员，其他委员则包括了五院及“总统府”之重要从政党员同志，与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及两个组之主任。因之中政会成立以后，中央党部里就有了表面上互为平行的两个委员会（中委会及中政会）与两个秘书长。当时蒋中正先生为了要解决这两个委员会及两个秘书长相互之间的位阶问题，就让中委会秘书长唐纵（乃建）先生去兼任中政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可是此在实际操作方面还是有问题，因为：（一）唐先生的本职是中委会秘书长，此即俗称的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本身的业务已经是忙不过来的了。（二）唐先生出身黄埔六期，是团派，可是中政会所要沟通的对象则多为“国会”里的CC分子。所以在1961年春天，唐先生就找了先父阮毅成先生去做他的副手，即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在1954到1956之间，父亲曾任《中央日报》社长，下台后赋闲了两年，才先后获派出任台湾省农工企业公司的总经理与董事长，至此可以说是已退出了政界达五年之久，1961年父亲为56岁。父亲是CC成员，并非中央民意代表，可是母亲钱英女士则为“立法委员”。从1961年到今天，五十多年里的国民党中政会的高层人士，即曾经出任正副秘书长或正副执行长的许多人之中，父亲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本人并非具有中央民意代表身份者。在父亲就任之时，蒋先生同时发表了谷凤翔先生（国大代表）及王任远先生（“立法委员”）出任中政会的正副秘书长。不过以父亲的《中央工作记》之记载看，他是由原任中政会秘书长的唐先生主动去征询他的，而不是由新任中政会秘书长的谷凤翔先生去找他的。父亲的《中央工作记》正在《传记文学》连载，由其中的文字去看，读者当可察觉父亲与唐、谷两位之间关系是有亲疏之别的了。也就是说，在唐先生短期兼任中政会秘书长之后，于1961年开始，中政会有了专责的正副秘书长。父亲与王先生长期担任了副秘书长，父亲是从1961年3月到1967年3月，他转任新成立的“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为止。其间中政会秘书长为第二任谷凤翔，及第三任的郭澄（镜秋），到了张宝树先生出任第四任时，父亲就离开中央党部的工作。王先生则留任中政会副秘书长，后来升成第五任的中政会秘书长。二、蒋中正两次巧计阻挡郭骥接掌党中央秘书长之经过
在唐纵与谷凤翔两任中委会秘书长任上，中委会的首席副秘书长一直是由郭骥（外川）先生担任，他是陈诚先生的嫡系。蒋中正先生不愿意让郭先生扶正，乃在唐去谷继及谷去张继这两次中央党部改组时，由谷凤翔及张宝树先后分别自中政会秘书长去调任中委会秘书长，这就使得中政会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更且在谷凤翔仍然担任中政会秘书长的时候，蒋先生破例让他兼任了中常委，这是打破了基于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权能分治之理论，中央党部的长期内规──即党工不得出任中常委之传统。我认为这是蒋先生为了阻挡郭骥内升，故意在替谷凤翔先生养望，作为后来由谷先生继任唐纵的中委会秘书长之预步。以上是讨论蒋先生当时如何运用中政会秘书长这个位子去操作中委会秘书长职位的传承，即唐去谷继及谷去张继，前后两次都挡住了陈系的郭骥先生，使之久任中委会首席副秘书长而不得扶正也。三、中政会副秘书长人选之探讨
在谈过60年代历任中政会秘书长级别的人选之后，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其副秘书长人选。一如前述，在60年代中政会秘书长前后有四人，即唐纵（兼任）、谷凤翔、郭澄与张宝树，四位都非CC中人。可是从1961年起有了专任的副秘书长之后，久于其任的两位副秘书长，即王任远先生与先君都是CC中人，而且分属CC的两大派别，即王先生是河北人，属于张厉生所领导的“河北帮”或“华北帮”，而先君则是浙江人，不属于“河北帮”。此示蒋先生在用人之时，是考虑到派系与地域之平衡者也。中政会之成立是为了协调党政关系，当时之“行政院长”陈诚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两位先生都是团派，因此“国会”中团派成员与党政方面之协调工作，根本不须要中政会去代劳，自可畅通无阻。所以蒋先生要任命一南一北的两位CC成员去担任中政会之副秘书长，以便工作之推行。可是也因之他不会任命一位CC分子去做中政会秘书长，以便分而治之，利于驾驭也。至于王任远先生在他晚年自述回忆中，声称他本人是团派出身，绝口不提他与CC“华北帮”之关系，容我在下节评析之也。四、王任远先生是CC，还是团派？
在两蒋时代，迁到台湾的国民党，内部本来便有CC与团派两个大政团，另有其他小团体如政学系、夫人派、官邸派，等等。此在迁台之前，这些派系在大陆执政时便已存在，而且CC与团派的政治斗争一直从大陆延伸到台湾。中国人的派系属性本来便不是铁板一块，朝秦暮楚乃为事属寻常。就拿黑社会来说，日本人参加了一个帮派之后，绝不可以去参加另一个帮派，如果有人去做了，就是犯了欺师灭祖之死罪。可是多年来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混黑道，一个人同时参加几个不同的组织却是平常之事。拿两蒋时代的国民党来说，CC在台湾仍旧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三个“国会”不能改选。而在1946、1947年在大陆举办选举之时，当时国民党之党权是在CC首领的二陈兄弟（果夫及立夫先生）手中，因此才造成了CC在三个国会中占有一片天的局面。迁台之后，陈果夫先生不久即去世，而陈立夫先生又被蒋先生放逐赴美，CC在群龙无首的局面下，在“国会”中乃分裂成几个次级团体。因之由团派主政的党中央乃得予以各个击破，在其间操作党政关系也。在台湾的两蒋时代的各任“行政院长”之政治背景如下：（三）俞鸿钧（孔祥熙派，既非团派，也不是CC，是财政方面的技术官员）。（六）孙运璿（资源委员会出身，渊源上是出于宋子文派，可是当时孙先生资浅，因之他只能说是技术官员出身）。（七）俞国华（虽然也是财政技术官员，可是另有一特殊身份，即他是蒋家的亲戚，奉化溪口镇的小同乡，以及蒋中正官邸侍从室出身）。由以上列可知，在台湾CC从来没有人做过“行政院长”。可是“副院长”前后则有朱家骅、张厉生、余井塘三位。此即蒋先生为了“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协调工作，会任命CC分子去做“副院长”，但不会让之做“行政院长”。至于CC中人除了在“行政院”之外，做过其他四院之正副“院长”或“国大”之主管者，就我记忆所知的，有：现在回到中政会的讨论方面。在1960年与父亲同时出任副秘书长的王任远先生，在蒋经国掌握党政权之后，曾出任第五任的中政会秘书长，又再担任了“司法行政部长”兼中常委，此当是王先生已改投蒋经国先生旗下的了。王先生晚年发表的口述回忆录，自称他是三青团派，绝口不提他与CC的关系，今以此为范例来分析两蒋时代CC与团派之间各参与者的属性认定之问题。我认为这是王先生在“西瓜靠大边”，归属于团派的蒋经国先生旗下后的自我表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于1949年前，有了“红区”与“白区”的划分，即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国统区”或称“白区”），与共产党统治的地区（“解放区”或称“红区”）。在1936年6月的“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各级党部撤出河北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乃派遣河北籍的张厉生先生以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之身份，去建立河北省及东北地区的地下党部。他所领导的干部们，在迁台后乃形成CC中的“华北帮”（亦称“河北帮”）。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史中，也有了类似与共产党的“红区”与“白区”之地区分划也。王任远先生自述中说他之入党介绍人是张厉生先生，监誓人为陈果夫先生，由此可见他是“华北派”之一分子。然而他为什么可以自称是三青团出身的呢？那是因为他曾担任过三青团天津市团部的干部。像王先生这样的CC中人一度曾经去出任三青团职务，甚为普遍，是有当时的特殊原因的。就拿先君来说，在1938年秋天他自武汉回到浙江去出任民政厅长时，也曾担任了三青团浙江省团部的五个指导委员之一。当时的主任委员是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中将，以及另一位委员倪文亚先生本来都是团派。另外两人，即先君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楼桐孙先生则都是CC中人。那么CC分子怎么会入团成了高干的呢？那是在1938年4月蒋先生初任国民党总裁之后，他下令党内各派系皆予解散，全体加入三青团，以谋造成党的大团结。CC乃在那年4月29日于汉口国民党市党部召开大会，由陈果夫及陈立夫两位兄弟亲自主持，以传达此事，并宣布解散。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今将其在《中央工作前记》中所记载的开会经过抄录如下：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本日，总裁下令解散党内小组织，嗣后不得再有派系。
先是于四月三日，得徐恩曾、张厉生二人通知，于当日下午八时到汉口市党部谈话。时正值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不久，各省市代表多数在汉。是晚到者，将近二百人。因组织向系秘密，彼此不知谁究竟在内与否。是晚一见，即可了然。
徐恩曾先分别将到会诸人互为介绍，次由叶溯中、张冲、周伯敏前后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形。陈果夫与立夫二氏因临时奉总裁召见，至十时始过江赶到。
开会时，首由果夫先生致词，谓：本党现已有总裁，一切应归统一。以前小组织应行解放，次由立夫先生演说，长达一小时，大意谓我们拥护蒋先生的主张，已完全达到。在党已为总裁，在国已为公认的领袖，足证我们最初的目光系属正确，亦属远大。国难而后，领袖遣两支生力军向敌人包抄，不期彼此均奉有任务，但两不接洽，反致误会。自信过去的摩擦均系为公，从未作个人之谋。
果夫先生再起立宣读上总裁书，声明自请解散。罗霞天当起询黄埔方面如何？果夫先生谓总裁自有明断。
按，我系于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晚八时，在南京秣陆路洪兰友宅宣誓加入青白团，介绍人为吴挹峰，监誓人为陈果夫。同时宣誓者为赵兰坪、寿勉成、王世颖、陈伴明，不久萨孟武等亦在洪宅宣誓参加。盖为中央政治学校同时任教之教授。
（一）父亲并没有称呼他所参加的小组织为CC，却称之为“青白团”，可能CC只是此团体的俗称。例如世称的蓝衣社，其正式名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二）此处有笔误，父亲参加青白团应该不是在1938年3月28日，此时南京已沦入日本军之手，应当是笔误。（三）罗霞天先生询问陈果夫先生所说的“黄埔方面如何？”与陈立夫先生说的两支生力军，即CC与黄埔，此即在双方合作而成立的大团结之组织，即三青团之前，CC与黄埔乃是蒋先生嫡系的两支主力军。此即在1938年4月29日以后，CC曾一度自动解散，其成员遵照蒋总裁之命令，以个人身份去加入新成立的三青团，并且各自根据其政治地位担任三青团之各级职务。因之先君才会在浙江去担任省团部之指导委员，而王任远先生也会在天津去出任三青团干部。请注意，在1938年，除了各国租界以外的天津市已是沦陷区，而浙江仍有大部分犹为“国统区”。不过这种国民党内的大联合只是昙花一现，蒋中正先生所期望的CC与黄埔之合作并未成功。CC分子在退出了三青团之后，又恢复了小组织，而且他们与黄埔系所控制的团派之斗争，从大陆一直斗到台湾。至于蒋经国先生以后起之秀去领导团派，则已是后话的了。那么在1961年3月，王任远先生出任中政会副秘书长的时候，他是团派还是CC成员呢？我认为在蒋中正先生心目中，他仍是CC。因为中政会的功能既然是要去协调行政与立法权之间的党政关系，而“立法院”中CC的领导人物中不乏出身于张厉生所领导的“华北帮”者，举其大者如齐世英、胡延环、梁肃戎等委员们皆是个中人也。王先生本人既为“立法委员”，又是“华北帮”成员，那么他之出线，应是CC所认可者也，不过那是1961年发生的事情。可是时过境迁，到了70年代蒋经国先生当权之后，王先生改投其门下。而蒋经国先生对CC是为深恶痛绝，王先生乃撇清他与CC的关系而自称也是团派出身的人。蒋经国与CC的恩怨结种于在南京政校的一场学潮，此即在1946年蒋中正先生以政治学校校长之身份，已公开任命经国先生为政校教育长，却被CC运作学生们大闹学潮，给公开反对掉了，此当是经国先生的一大心结也。五、团派与CC在台湾的此长彼消之原因
一个政团或派系能够长期存活与成长，除了本身必须具有领导人才、干部、组织及成员之外，还须要有下列三个条件，此即：就拿CC及三青团来说，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主政大陆时期，双方在这三方面的重要单位，今举例如下表：![]()
不过到了1949年迁台以后，因为党政权长期掌控在团派之手，即先是陈诚先生，后为经国先生两人长期执政，而且都是属于团派。至于CC之能在党政方面拥有一席之地，是由于在三个不能改选的“万年国会”里仍是最大的派系。可是不能改选的“国会”只能保障已经是“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或“国大代表”的CC成员之政治地位，却无法使CC进而吸引年轻人去参加其派系。更且因为在台复校以后的政治大学不再是一个由CC掌控的人才培养机构，只是一个与其他大学一样的学术单位，那么长此以往，在后继无人的状况下CC之式微也就是为必然的事情了。即使团派在1949年迁台以后，到1988年经国先生去世之时，在此四十年内也有了结构性的变化，此即：（一）自1949到1963年，即陈诚先生犹为掌拥实权之时，团派内有陈诚派与蒋经国派两个政团。（二）在1965年陈先生去世后，陈派中人乃大多逐渐改投经国先生门下。而经国生也兼容并蓄，大量吸收及起用陈先生在世时所重用的文武百官，这是令人值得称赞之事。据我所知，在部院级政治人物之中，坚守陈派之岗位而终其身拒绝改换门庭者只有三位，今列名于下。不过此只是我记忆所及，如有遗漏之处，还请读者赐教，此即：其实在陈诚先生过世之后，经国先生又为长期执政，那么陈派中人改投经国先生门下以为国用，我认为是无可厚非之事也。关羽（云长、关公）世称武圣，其忠义千秋实为世人所钦佩，可是关公尚且还有降曹之史事，我认为只要不是投降异族去做汉奸，即使国共之间改换阵营都并非可以一律名之以奸逆，更何况是同为国民党，又同为团派的陈、蒋之间的呢？（三）在经国先生晚年，即80年代，此距迁台已长达三十多年，代换时移，老成凋谢。此时CC固然已经老化，团派亦然。所以在此时代，经国先生所提拔的重臣，如王升（化行）、李焕（锡俊）等人，他们所参加的政团已经不能再沿用老一代的“团派”之名。即使要名之为“团派”，也已不是1949年以前在大陆时代的“三青团”，而是在台湾成立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了，一笑。以上是就同为团派之间的陈系与“太子帮”论之，至于CC与团派之间，在蒋中正先生主政期间，彼此改换门庭者，在重量级政治人物中，在我记忆中，还举不出一个例子来。到了经国先生主政时，CC已为老化，后继无人，团派已经取胜。那么像王任远先生这位部长级的大老之改入经国先生旗下，也是可以了解之事，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就是了。也就是说那一代的政坛人士，多少还是读过古书的儒生，不像今日的政坛人士之朝秦暮楚，在蓝绿双方，各派系之间之游走自如也。在蒋中正先生心目中，团派与CC都是他的部下，因为CC在“国会”中力量最大，三个“国会”又不能改选，所以为了分而治之，他把党政权交给了团派以为制衡。所以他是位居于二者之上，去操纵双方的主导者，并未参加二者中的一方。可是蒋经国先生本人是团派的一员，又加上1946年在南京被政校师生拒之门外的往事，CC乃成为他的政敌。此所以在蒋中正主政时期，CC及团派分子并不会改换门庭去参加对方的原因，是因为此乃无利可图之事。蒋先生之用或不用一个人，或怎么去用这个人，在他老先生心中已早有定见。蒋老先生对这些政坛重量级人士之生平及派系属性早就一清二楚。团派也好，CC也好，都是他的嫡系，此中人又怎么能用改变门户去唬弄他老先生的呢？因此在蒋老先生在世时，CC与团派中人甚少改变门户者。至于团派内部的陈系人士，因为陈诚先生在 1965年去世，乃大量改入经国先生门下，则为普遍现象的了。到了经国先生出掌大权之后，因为他本人是团派成员，与蒋老先生之超然于CC及团派之上，是为不同。更加上1946年政校学潮之心结，那么一个人是CC还是团派出身，在他心目中就有不同的评估了。因此王任远先生此时乃韪言自己是CC分子，而宣称本亦是团派出身，我认为或不可取，却是情有可原。只是王先生高寿，在他发表回忆时，经国先生早已过世，而且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亦已退职。此已是白头宫娥言天宝旧事，CC也好，团派也好，都已烟消云散。此时王先生却依然自称团派，而绝口不提自己与CC“华北帮”之关系，那就是令人不敢苟同的了。其实政坛中人很少提起自己的派系属性，这些小组织本来都是秘密的。王先生如果绝口不提自己参加了哪一个派系，倒也是人情之常。只是他既然提了，又不肯说出实情，就是令人觉得奇怪之事的了。第五章 查禁“《说南宋》案”之峰迴路转与尾声
一、陈建中先生参与调查“《说南宋》案”之重大影响
现在让我们回到查禁“《说南宋》案”，此本是属于第四组（今之文委会）的业务范围，所以谷凤翔秘书长才在奉蒋先生之命令后，交由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先生去办理。在谢先生以该书作者为民社党籍“国大代表”之身份，上报告给蒋先生，企图大事化小之后，引起蒋先生在1965年6月23日的中常会中之震怒，已可见本文所引之会议记录，在其间蒋先生说了重话，此即：（一）“以南宋、南明影射今日台湾，充满失败主义，若非有共党在幕后指使，腐蚀我人心，必不至此。”（二）“第四组主管宣传，每日看报，竟未注意，为此何能做中央委员，何能做宣传主管，如不能尽责，则辞职可也。”（说话时手击案）根据刘永宁兄转告，谢然之先生与他的尊翁有旧，是想帮助他父亲的，我判断谢先生乃乘势把中六组给拖了进来，以分担他自己的责任，因为：（一）根据在6月26日中常委谈话会中由谢先生提出来的报告，第四组不是执行单位，不能自行去查扣书籍。（二）蒋先生既然明言作者背后可能有共产党在幕后主使，此已是中六组之职权范围的了（按：中六组即日后之“陆工会”）。因之查禁“《说南宋》案”在国民党高层经办人之另一主角，即中六组主任陈建中先生乃登台出场的了。对于蒋先生来说，中六组之参与查办此案当为其所乐见之事，因为谢然之先生是新闻界出身，与文艺工作者的来往甚多，而且在蒋先生心目中，已有办事不力，想蒙骗过关之嫌疑，而陈先生则是中统的高层特工，没有这些顾虑。其次，当时谢属于陈诚系，而陈建中则是蒋经国系，陈先生与经国先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少年时即已缔交也。此即谢陈二位不会联手去欺蒙蒋先生的了。不料这给存心要帮助刘先生脱困者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因为刘先生是民社党籍的“国大代表”，而中六组是经管与民社党往来者也。此因国民党当时利用了发放“反共抗俄宣传费”作为手段，去操控民、青两党的各个派系，而这笔经费就是由中六组经管的，由其副主任李白虹先生负责。而且刘先生是张君劢先生的入门弟子，因此在民社党是属于蒋匀田先生所领导的系统，此正是与陈建中先生合作与往来甚多的一派也。父亲当时与王云五先生及于斌总主教共同出面去调停民、青两党之内斗，在国民党内则是受了陈建中先生的请托。调停友党本非其中政会本身之业务，按中政会只掌管从政党员间之协调工作，与友党人士无干也。也就是说，从表面上去看，中六组加入调查“《说南宋》案”，是扩大了案情，转向到有“共匪”在幕后指使之可能。但是在实际上却因为作者刘先生是民社党人，却使平时与民社党人多有往来之陈建中主任及李白虹主任反而陷入人情包围之中了，我判断蒋中正先生并未曾考虑到这一点。此时父亲就可以出力去帮刘伯父的忙了。于公，调停民社党事本是他的任务。于私，他和陈建中先生是能够说得上话的至交好友。至于中四组谢然之先生，刘家本来就与之有旧，可是陈建中先生，刘家并未与之有直接往来也。不过刘先生的民社党同志们应当颇多与陈、李二位所掌管的国民党中六组多所往来者也。据永宁兄赐告，其尊翁说先父毅成公是通过与刘先生同为湖北籍的王一鸣“国大代表”传话，请刘先生稍安勿躁，静待此案之发展为宜。那么我可以说，父亲一定曾关照过陈建中先生，请他在处理此案时要手下留情的了。永宁兄说后来党方曾酌予补偿被查扣书籍之成本费用，我判断此当是由中六组在其所掌控的运用民社党之资金里去拨付的。因为中四组主管文宣，以后还会有查办出版品之案件发生，不宜由之出面赔钱而造成先例也。二、吴相湘教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之经过
由蒋中正亲自下令去查封一本书，确是小题大作，令人惊异。不过据我所知，此并非首创之事，至少已有另外一次先例，今简述于下。在李敖兄初露头角之时，坊间并不知此后起之秀的惊人才学，一时颇有人以为他背后必有前辈高人之指点，当时台大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先生就是被有些人认定是嫌疑者的。恰巧吴教授替文星书局主编了一套历史丛书，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取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之藏书，多为在大陆早期所印行之绝版书。其中有一本书，吾今已忘其书名，不过作者署名为武林樵子，成书于北洋政府主政时代。此书指称南方广州政府之国民党要人们，例如廖仲凯与蒋中正等人，都是“赤匪”。这种书籍本来不值一读，而文星书局之主事者及吴教授一时也没有仔细校读，就将此书收入这套丛书中，乃为“立法委员”胡秋原先生发现。胡秋原先生当时正与李敖兄大打笔墨官司，乃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此事因之而被蒋先生所查知，他遂要求党中央主事者处分此事。当时吴相湘先生兼任党营的正中书局之编译所长，待遇丰厚，并有专用的公务车及司机供其使用，这在那时的教育界是个令人羨慕的职位。中央党部考纪会主委时为党国元老马超俊先生，考纪会提出来的处分方案为吴教授记大过一次。当中常会在讨论此案时，只见主席台上的蒋中正总裁勃然大怒，起立发言，把考纪会的报告用力掷在地上，厉声说道：于是考纪会只得重新拟案，改为吴教授以开除国民党籍之处分，而吴教授亦因之失去了正中书局编译所长之兼职的了。三、查禁《说南宋》之所以雷声大雨声小
将来刘永宁兄及其家人如果把《说南宋》一书再予出版后，读者们当可以用今日的眼光去评论此书之内容。本文之重点不在讨论这本书的内容如何，我只是用此案为例子去解析1965年蒋中正主政时代国民党高层运作之模式。由刘永宁兄所写之专文，以及本文，大家当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的运作方法是属于江浙人之习性，细腻而且凡事皆留下退步，不会赶尽杀绝与当场翻脸而恶言相向也。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多种因素的，各相关者同宗、同学、同乡、同事等等之关系，都可能影响到一件事之发展，或一个人的命运。例如在《说南宋》这个查禁案里，作者刘鄂公先生的民社党籍，竟然成为其护身符与救命仙丹，真是一件令人想不到之事也。又如刘家与谢然之先生，以及先父与陈建中先生，都是各有深交在焉，而这两位又恰巧是党方查办此事之负责人。而且身负文宣把关的“中央宣传督导会报”召集人陶希圣中常委，他又是刘伯父的湖北同乡。在他暗中帮助下，让谢然之的报告及说明在6月26日的中常委谈话会里过了关，立了案之后，除非蒋中正先生旧事重提，别的中常委或党中高干也就不会出面去非议谢然之与陈建中两位掌握大权的主任处理此案之经过的了。不过只看本文所抄录的两次中常会及中央工作会报这三次的记录者，除非知道这些与会者各人与《说南宋》一书的作者刘先生之间的关系，大家是无从知道为什么在蒋中正先生亲自出面作出雷霆一声之后，刘先生竟然可以幸而免除牢狱之灾，安然度过难关的了。这真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在东方人的社会中间，人际关系的运用，是像鸭子划水一样，只能在水面下才能观察到其动作的了，此又何仅是查禁《说南宋》这本书的一个案例，才是如此的呢？不过我在此要指出来的，是蒋先生身边的重臣们，如本文中提到过的张其昀、陶希圣、谢然之、陈建中与先君等人，以及刘兄专文中提到的张群与黄伯度二位，都是反对大兴文字狱的。他们多少都是读过“圣贤书”的，行事有个分寸，知道不可以“逢君之恶”去“封报馆、抓作者”的。行笔至此，实为刘先生幸也。原标题《由“查禁《说南宋》”案去看20世纪60年代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操作模式》，收入于《说南宋：151年的偏安之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