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眼中的毛时代小山村(4)

文摘   2024-11-29 18:11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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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辛苦一年每人仅分五块钱,党支部书记李永昌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政治思想上的收获非常大,物质上也要算细账;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个革命化的春节,意外救了小社员一条命;在朱家湾待了一年八个月,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学到的东西我受益一辈子!


  五块钱的分红
  搞完双抢,一天都没歇,就开始挖渠。我们那儿的山,基本上都是花岗石,即使表面风化了,䦆头也挖不动。咋办?得打眼放炮,一米远得放一炮,你算算得多少炮?炸了40里路,抡大锤、打钢钎、安炸药、点导火索,我们都干过。修水库、挖渠是全公社基干民兵无偿干的,受益的是我们朱家湾大队和骆庄大队,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70年下半年,我们养的鸡也开始生蛋了,老朱帮我们买的那头半大的猪也长大了,长到200多斤后,它也变野了,獠牙长出来了,有一天整晚上不回家。
  我们那山上有狼,它不怕,满山遍野地跑。过年杀的时候估计有300多斤,杀了一辈子猪的老朱不敢杀,他要我们去三队请个杀猪的,并嘱咐我们说有人要问起他,就说他病了。请来杀猪的,在七八个基干民兵的帮助下,终于把猪杀了。收拾完以后,屠夫对我说,我造孽了,我杀的是头五爪猪,是人投胎的猪,这是农村的传说。老朱买这头五爪猪的时候,卖家养了一年,只长了二三十斤,因为卖家对这个猪不好,所以猪不长肉,老有病。等老朱把它买回来之后,我们对这个猪好,心细得不得了,为了报答,它猛长肉。
  到年底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终于到了分红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每人分了五块钱。五块钱是个啥概念?当时从枣阳坐火车到武汉车票得四块钱,再加上从我们区到枣阳县城几毛钱的汽车票,五块钱就是我们回武汉的路费钱。
  五个知青都感到很沮丧,垂头丧气的。老歪看到我们这样,便请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永昌来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李永昌把小队的会计带来了,小队会计翻着账本,拿着算盘,一五一十地对我们说:“上半年你们吃粮食用的是安家费,队里不跟你们算账。麦收的时候,你们每个人每月平均吃了60斤粮食,值多少钱?全年你们在保管室抱了多少斤烧柴,值多少钱?队里分这分那,你们五人按五户算,一年算下来你们得掏多少钱?一年中你们的生活所需生产队全部给你们包了,算下来你们每人还能分五块钱。你们不算超支户就不错了。”年底决算以前,李永昌跟会计定了个原则,不管你咋算,小青年不能当超支户。要当了超支户,干一年还要还得倒给生产队交钱,说不过去,不能当超支户,要适当的照顾。但照顾过头了也不对,照顾过头了,相当于剥削别的社员。看着这五块钱有账可查,我们几个知青都低头不语。没话说了。
  看到这个状况,李永昌说:“五块钱是少了点,但是你们要看到成绩。这一年你们政治思想上的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年你们五个人都被评为‘五好社员’了。公社团委今年发展了六个团员,你们五个都入了团。再说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你们也增加了不少,刚来时除牛粪,怕脏了裤子,现在脱了鞋,光着脚丫子往上踩,你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一年,你们每个人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别是小鲁的针灸,社员牙疼,他一扎就好;尿床,他一扎就好;肚子疼,他一扎就好。说到他,贫下中农个个敲大拇指,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老歪插了句话,老歪说:“物质收获也不是没有,有。猪杀了,一人带20斤猪肉回家,剩下的腌腌,明年吃。老母鸡一人也带一只回家。‘五好社员’的奖状,共青团的团徽,这些都是辛勤劳动换来的啊。”最后老歪感叹地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就出门挣钱养活自己,不容易”
  跟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1970年年底,全公社的知青都骚动了,因为68年插队的老三届的知青开始招工了。我们湖北的三线工厂很多,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既然老三届都开始招工了,我们69届离招工也不远了。我跟我的好友计小平商量:既然在农村待不长了,我们就跟农村的贫下中农一起过个春节,行不行?他说可以。其他的三个同学回武汉过年去了,他们帮我们把鸡和肉带回去了。我和计小平留下来,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过年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里也得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生产队每年是腊月二十五放假,过了正月十五上工。放假后农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砍柴然后挑到集市卖。青壮年劳动力的一挑柴,能卖四五块钱,买点烟酒、糖果过年。那些高中生的一挑柴,能卖两三块钱,交一年的书本费学费够了。
  二十五号那天,除了我和计小平外,全队没有一个成年男人。我和计小平在家做卫生,准备年货,忽然听到斜对门的付世美家传来救命的呼喊。我们两个人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大儿子,躺在床上牙关咬得紧紧的,脸惨白,晕过去了。我问怎么回事,世美的老婆说,估计是偷着喝酒喝多了。我们也闻到他身上的黄酒味大得很。
  世美的儿子只有六七岁,当时我吓得不得了,束手无策。我说这种喝醉酒的事情我没处理过,大队的赤脚医生也处理不了。咋办?到公社要赶个牛车,路上有很大一截弯路,牛东走得慢,既便送去,可能人也不行了。当时我和计小平决定,我们把它背着到公社,十几里路我们俩换着背,硬是把他背到公社去了。经过抢救,把他救过来了。晚上砍柴的男的都回来了,听说这个事大家都跑来问。
  世美当时拉着他的儿子功成,要功成给我跪着,认我们当干爹,我们没答应他,因为我们有点看不中那个世美:世美的老婆有公心,蛮能干,跟李双双一样;世美跟那个喜旺一样,人蛮能,但私心重的很。所以我对世美有点看不中。我跟世美说,我说你要真的想感谢我的话,你就教我学炒炸药。我那个时候迷上了炸药,因为开渠的时候,除了军用的黄色炸药以外,就是用化肥炒黑色的炸药。世美是被公社专门派到县城里去学炒炸药的,我想学这个手艺,他始终不教,他垄断了这门技术。我跟他说过,但他始终不教。我救了他的儿子,他没法感谢我,我说你把炒炸药教给我行吗?他还是不愿意教。他找了个理由,他说以后再开渠,再用炸药的时候我再教你。他说的也是个实话,不用的时候咋教?特别是看火候蛮重要,你得在实践当中学。他光用嘴说,还真教不会。
  救功成的事公社也知道了,也表扬我们了,韩会计专门写了一个通讯报道表扬我们。韩会计知道全公社就我们两个知青没回武汉,在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往年过年都是过了十五才上工,我们那一年是初二就上山种树去了,林场有好多松树苗。过年以前我们还给每家每户写对联。在农村过了一个年,确实很不错,印象蛮深,这是1971年年头的事。1971年,干农活还是重复的,双抢、割麦子、栽秧,这一套都是重复的,但是1971年我们又修了个水库,那就是我们大队的油坊河水库。我们还参加了一个枣阳县投资的从鹿头到新市之间的战备桥工程。我下乡一年零八个月,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搞工程:修水库、开渠、修战备桥。一直到1971年9月底,我被招工进了襄阳轴承厂。
  我在朱家湾待了一年八个月,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确实,这一年零八个月学到的东西我受益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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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鲁爱国。本文原载于“深耕纪”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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