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红侠》确实触碰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即每逢战乱,女性总是被作为战利品被掳掠”
01
因为参加线上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的讨论活动,看了一部1929年的武侠片《红侠》,颇有感触。
这是一部默片,也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古老的武侠片,显然其文化和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
许多人大概没看过,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剧情:
军阀混战时期,一队乱军即将祸害一个村庄,村民纷纷逃命,但少女芸姑为照料瘫痪的祖母,执意不肯逃离。危急时刻,芸姑的表哥仲贤赶到,帮助他们向村外跑去。混乱中,祖母被乱军践踏致死,乱军首领金志满抢走了芸姑,正欲非礼,白猿老人出现,救走了芸姑。从此,芸姑拜白猿老人为师,一心复仇。三年后,金志满淫心不改,又看上了乡绅谢家的女儿琼儿。他强行占有了琼儿,还故意将谢父定为死罪。在谢父行刑之日,白猿老人和芸姑出现,救出谢父和琼儿,杀死了金志满。
二十年代,中国电影正处于混乱中发展的阶段。
一方面,电影被当作可以赢得暴利的投机事业,出现了畸形繁荣;另一方面,影片中充斥着封建道德的说教、对不伦不类的半殖民地生活方式的炫耀性展示、对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迎合。
以《红侠》为例,影片中最为“香艳”的镜头,就是金志满那不土不洋的罗马式客厅中几位颓靡的年轻女性,她们身着类似比基尼一样的服装,在一群长袍大褂的匪兵中间显得特别“寒冷”,她们无所事事,百无聊懒,随时准备接受金志满的蹂躏。在芸姑和白猿老人发起的最后大营救中,她们既不是营救的目标,也没有借机逃走,似乎游离于剧情之外……但她们构成了一种奇观和噱头,满足了男性观众窥视的欲望,成了一个确保票房的卖点。
《红侠》的服装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村民的装饰,男性多是瓜皮帽,穿长衫,应该是民国打扮,但金志满的军阀部队,穿得却很像太平天国,并且使用刀枪剑戟之类的冷兵器。芸姑一开始是村姑打扮,被白猿老人营救后,忽然又换上了裸肩露背的西式睡袍……
其他细节上的BUG也还有很多。比如,芸姑随白猿老人练功三年,已经可以凌空飞行,但要进入一座二层小楼,只能缘绳而上;白猿老人是芸姑的师傅,却不会飞行,只能一路小跑或骑毛驴赶路……
这就是早期的中国电影,混乱、荒诞不经,但也蕴含着勃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02
不过,《红侠》确实触碰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即每逢战乱,女性总是被作为战利品被掳掠。
这一“传统”似乎从远古就开始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越过长城南下,重要目标之一就劫掠女性,“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东汉末年,被匈奴劫掠的女性中,最著名的一位叫蔡文姬,她的父亲蔡邕是文学家,她本人也博学多才,后来被重视文化建设的曹操用重金赎回。
北宋末年著名的“靖康之变”中,包围东京汴梁的金兵,提出的媾和条件之一,就是索要大批女子。宋钦宗甚至把自己的妃嫔都送去了,仍然无法满足要求,最终汴梁城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双双被掳。
到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落入乱军之手的女性,恰如《红侠》中的琼儿,更是命如草芥。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就是随着西学东渐,一些有条件的家庭的女孩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成了“洋学生”,然而社会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洋学生”,没有“职业女性”存在的空间。这些“洋学生”由于引人注目的气质与形象,反而成了军阀、权贵、土豪劣绅乃至青红帮流氓、黑社会老大觊觎的目标——如电影《秋海棠》所呈现的那样——许多人被他们用利诱或强制的手段纳为姨太太。
这些“洋学生”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宋美龄女士。宋女士用自己“精彩”的一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民国新女性除了做姨太太,并没有更好的出路。
扯远了,继续说《红侠》。
在线上的讨论中,一位老师提到,芸姑拯救琼儿的故事,令她想到了《红色娘子军》。
这是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说法,令我意识到,类似《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们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是沐浴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后,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内生出来的,这些作品征召并唤醒了我们深层次的文化记忆,所以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无疑,《红色娘子军》所达到的高度,是《红侠》无法企及的。
在《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拯救者,她在明白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道理后,获得充分的主体性,成了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而在《红侠》中,琼儿虽然被芸姑救了出来,但却背负着“我已失身”的原罪,惶惶不知所之,只能被芸姑恩赐性地派送给自己的表哥仲贤,做为对她的二次拯救。可以预期的是,琼儿一生都将生活在“失身”的阴影中,要靠仲贤的怜悯才能生存,而一旦仲贤撤回了自己的怜悯,她就只有死路一条。
03
《红侠》是一部爽片,是当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
当即便在这样的娱乐性影片中,也折射了深深悲哀,体现了民国女性的双重困局:在现实中没有出路,在想象中同样没有出路。
现实当中没有出路,是一目了然的。
女性无法摆脱充当“战利品”,也就是“无主体性”的状态。
这里,“战利品”也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指,即落入获胜的军阀或乱军之手;二是象征意义的,即她们的命运仍然要被权贵、恶霸、土豪所左右。
试想,连当时最有办法的“洋学生”宋美龄,都要把嫁给有复杂婚史的蒋先生作为出路,何况其他人呢?
当然,出路是有的,就在《红侠》票房大卖的1929年,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已经出现了新天地,只是在国民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现实当中没有出路,只好到想象中去寻找,这是当年武侠神怪电影泛滥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但在想象中,同样没有出路。
芸姑遇到了白猿老人,学会了剑术和腾云驾雾,从受害者变成了侠客,但代价是巨大的——她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她的装扮是男性的,而且不可能与表哥在一起,她要回归自己放逐的空间,和她的师傅,那个奇怪的白猿老人一起去峨眉山,从此远离现实空间……
想象本应是自由的,但电影的想象受制于观众的想象,也受制于历史条件——如果不这样,观众可以接受的“想象的真实”会变成无法接受的“想象的不真实”。
04
历史发展是曲折的。
今天的中国电影,在制造视觉奇观方面,已经足以令好莱坞相形见绌,但在价值观方面,则回归了二十年代。
不客气地说,充斥于银幕的,基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
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开始介入电影创作,出现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辉煌。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人民电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如何才能走出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唯一的出路就是激活自己悠久的左翼传统!否则,也只能像芸姑那样继续自我放逐了。
(本文根据线上会议的发言笔记整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点赞分享,支持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