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人格与国格

文摘   2024-12-19 06:03   广东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2009年,我写了《国家的元素》一文,主要谈土地与人民,没有涉及到任何社会性、政治性组织,甚至也未提及政府。

  土地,现在又习惯称领地,已经从传统的陆地扩展到领海、领空和领土三个部分,它们都是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支撑。
  人民,或称国民,或又称公民,是国家组成中带有感情的元素,亦是土地元素的守护者。
  因为国家间有竞争,导致了世界的纷乱,中国在经历一个特殊几十年的演变后,人民的思想发生了认知上的错感,相当多的人对“国家”二字产生误读,甚至把“爱国”视为一种愚昧,当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后,“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被摆在了舆论导向的桌面上。
  若问一万次这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中国好!”
  自己问自己,答案是“中国好!”
  别人问我,答案还是“中国好!”
  我没有去过美国,就这么武断地下了结论,一般来讲会被人质疑为无知。
  然而,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基础。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带我去亲戚家参加喜事,白天,有吃有玩,高兴得很,喜事结束,亲戚让留宿,父母都同意,可一到晚上,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睡觉,哭着闹着要回家,无奈之下,父亲只能依了我。
  等我在城里定居后,虽生活早已无忧,但各家各户之间也总有差别,孩子小时候去别家玩,能看到同学家里有更优越的条件。不过,一问起“是同学家好还是我们家好?”时,孩子会毫不犹豫地回家:“我们家好!”
  “好”这个字不能简单理解,它既有指标性判断,又有非指标判断。
  对比人均GDP,对比科技创新能力,对比生活条件,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一家五口人,是住200平米房子好还是住50平米房子好?
  上北大清华好还是读个中专好?
  是5G手机好还是2G手机好?
  回答这些问题都不难,好,不好,都有确定的指标摆在那里。
  但是,“好”的背后不只有指标,它还有情感。
  别人家再好,也不如自家好,这里的“好”,好在别人家无法提供给你心中需要的那种寄托,一种可以从小就能感悟到的灵魂安全感,一种室内空气中都能飘着爱的温馨感,这些感觉,都不能用数据指标去量化。
  如果把小家扩大为国家,如果把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完全人格化,对于解决公知们几十年来给中国人制造的思想混乱并不困难,“中国好还是美国好?”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陷阱。
  我们经常会提到“国格”二字,以为国格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只与少数人相关的政治门面。
  其实不是。国格,本质上就是人格,一个国家所有人的人格总和就是国格的整体构成,一个人,在外国人面前不讲人格,他丧失的就是国格。
  当整个中华民族被日本人蹂躏的时候,汪精卫却跑到日本参加“东亚共荣会议”,他在会上恬不知耻地欢呼:“我们要共荣!我们要胜利!”
  换个人就不一样,日本外相松冈跟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威胁说:“你如果说谎,我一定会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回答:“对我的国家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但你也要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松冈听后,马上笑着说:“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汪精卫得到了什么评价呢?东条的评价是:“这样的人头脑简单,不配受尊重。”
  在外人面前,你丢失了自己的人格,同时就丧失了国格。
  汪精卫日本献丑后的两周,罗斯福以高度热情填补了蒋介石的失落,召集他去开罗跟丘吉尔三人会面,因为斯大林拒绝让其参加著名的“德黑兰会议”。然而,到了开罗,丘吉尔并不尊重蒋先生,他对罗斯福讲:“蒋介石的主要兴趣是打败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唯一领袖。”
  无论斯大林还是丘吉尔,都对蒋的个人人格魅力极不欣赏,都不愿意把中国看成大国,领袖的人格低,中国的国格不可能高。
  再换个时代,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乔冠华的那个仰天大笑被全世界广为传播,跟美国代表们的垂头丧气形成鲜明对比,整个会场为中国代表欢呼,那是最有尊严最有国格的一次演出。这种国格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中国人的不屈人格。
  近些年,西方国家还在继续妖魔化中国,从国格上抹黑中国,这有西方人故有观念的原因,更是国内部分丧失人格者到国际上自我矮化的结果。
  有人,在西方领奖的时候,极尽媚态,不惜用各种文学与艺术的手腕丑化自己的国家,当他们获得心理满足和得到西方高度评价之后,整个国家的国格会因其坠落,他(她),可能以为自己因此完美了人格,但事实上,洋人的掌声里并不都是赞美,还有嘲讽你是一位合格的“洋狗工具”。
  国家,是小家的组合,在人格化之后,既与小家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全是小家之理,国家有政治,小家里没有政治,小家的人格主要集中在情感,而国家的人格涉及面要宽泛得多,故矛盾点也更为复杂。
  有些人,不惜以丧失人格之举来降低自己国家的国格,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的人格矛盾,而这其中又以没有处理好小家私利与国家公利之间的矛盾为主。另外,他们还没有认清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人民,只要国籍没变,他必与国家共生。国体可以变,政体可以变,阶级可以变,组织可以变,一切之变,都变在社会关系受人民委托构建出不同的政治体系,变的不是国家根本,根本变了,或亡国,或碎裂。抵抗八国联军,是人民爱着这个国家,打击日本侵略者,也是人民爱着自己的国家,并非爱着其它的什么东西。
  如果试图以降低自己人格来获得外人的尊重,进而借外力来提高所谓的国际国格,基本上等同于自取其辱,过去的人失败了,现在的人同样会失败。
  清朝末期,洋人大举进军中国,部分洋务派认为,只要委身于欧洲,欧洲便会接纳中国,但“洋务运动”最后发展成为“洋货运动”。我们的邻居日本,一直被认为是洋务维新的成功范例。但事实上,它也没有成功,时至今日,它仍然只配做美国的一条狗,它的人格与国格都没有实现质的提高。
  白种洋人,在征服满清之后,对中国人曾经有两个评价:
  一说中国人温良正直;
  一说中国人身上有过多的动物性。
  他们口中的“动物性”所指何来?
  也是两个方面:一指中国人带有原始的野蛮性;二指中国人容易象动物一样被驯服。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人格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是很低级很低级的,动物,再被尊重,最多也就是被养成宠物,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待遇了。
  如果中国人真正看清了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得出一个铁的结论:
  无论你把人格降到多低来讨好鄙视你的人,最终只会让你自己的人格更低,一直会低到你不配为人。
  同样,一群人格极低的人组成的国家,国格自然也会很低,反复地降低国格迎合强权,最后就不会有国格一说。
  清末名人陈季同曾经给中国人进行自画像,最后的结果是画不出任何体面形象,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形象其时已经严重被扭曲。
  今天,我们该如何对自己的同胞进行重新画像?
  如果让我画,我会给出以下三幅面貌:
  一群高级动物,他们的额头上都写了“有人格的洋宠物”,他们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在国内是最有人格的高贵者;
  一群低级动物,他们还很愚昧,他们渴望依赖那群高级动物来提高自己的人格;
  一群大写的人,这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得以保全的依靠,他们用自己的人格在维护着中国的国格。
  古董文人辜鸿铭曾经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各走各路,互不相融。”
  这话错了,东是东,西是西,但东西都只是概念,不是禁锢,开放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可以融合,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完全互斥。当然,任何融合的过程都必须是人的自动自发,都必须是人的平等自主,最后再上升为国家间的平等、独立、自主。
  美国人,欧洲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表现得较为自信,他们有先天性自提人格的偏好,他们也有先天性弱化他人人格的偏好,这是国家力量的外在体现,也是国家赋予了他们国内完整人格权的外在体现。
  中国人,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国家对个人人格权该尽何种义务?
  这将是我今后要阐述的人权命题。
  写于2024年12月7日星期六
  原标题国家的人格化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公众号“孙锡良B”



▶更多精彩,请关注红歌会网公众号 
     

点赞分享,支持红歌会网

红歌会网new
红歌会网订阅号。唱响红歌,弘扬正气!宣传红色文化,促进公平正义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