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应对“昭和农业恐慌”最终失败

学术   2024-11-25 22:18   上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1924—1932年,日本进入由政友会与宪政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时代。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并席卷世界各地。1930年,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对其农村经济的打击尤为严重,史称“昭和农业恐慌”。持续近十年的“昭和农业恐慌”不仅是日本农村经济危机的总爆发,而且是日本走向法西斯道路的推手。

第一,日本农业问题日益严重。1898年,日本颁布《民法典》,以近代法形式将地主的高额实物地租明文化。《民法典》规定,只要土地所有权发生变更,不管租佃合同是定期的还是不定期的,都允许地主即刻收回出租的土地。《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地主单方面违约需要赔偿,所以地主收回土地不赔偿违约金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民法典》第609条规定农作物歉收时不承认佃农的地租减免权。毫无疑问,《民法典》明显保护地主利益,而佃农的租佃权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近代日本的土地关系中一直存在着地主的地租决定权与佃农的租佃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由于有利于地主的《民法典》给地主单方面提高地租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激化了农村内部的阶级矛盾。
一战后地主脱离土地、寄生化倾向显著,以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名望家族统治秩序开始动摇。地方名望家族作为技术指导者的地位丧失,意味着日本政府通过地主实行农村治理的制度设计出现漏洞。随着帝国农会、产业组合(农会)等农业团体的利益集团化,土地的租佃问题已经上升为单靠地主和佃农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
明治农政的最大特点是鼓励勤劳节约,通过积极劝奖、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地主和佃农的农业收入。明治政府认为无需对农业进行特别保护,依然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稳定农村秩序。然而日俄战争后开始出现粮食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农业收入却减少的新趋势,这也直接导致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减少。随着一战后日本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府积极劝奖农业产量的措施并未带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利益分配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焦点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作为指导方针,大力促进工业化。然而,工业化的急速发展导致城乡收入、贫富差距拉大。大正时期农村疲敝、负债激增,租佃纠纷日益增多。一战后,在寄生地主制矛盾凸显的关西地区,即小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关西地区,租佃纠纷呈现不断扩大和激化的趋势。1920—1926年,平均每年爆发1582件租佃纠纷。佃农在斗争中不仅要求减轻地租,而且要求保障租佃权和维护佃农合法权益。
农民对促进工业化政策的不满孕育出狭隘的“农本主义”,认为农业乃立国之本,城市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削是造成农业衰退的直接原因。他们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怀有极深敌意,主张抵御城市工业化。可以说,大正年间在日本农政史上是重要转折点,农业诸问题集中爆发。租佃纠纷的急剧增加,说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差距扩大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第二,应对措施归于失败。1918年8月爆发的“米骚动”推动了政党内阁的产生。在“米骚动”的压力下,9月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组织了政党内阁(1918—1922)。原敬内阁从稳定政权的角度出发,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控制米价上涨,还出台了稳定米价的《米谷法》,设置租佃制度调查委员会调查农业问题。这些措施并不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获得低廉的粮食,确保粮食价格的稳定。《原敬日记》对当时风起云涌的租佃纠纷问题没有任何提及,从中可以看出农业问题根本没有引起政友会内阁的足够重视。
真正开始重视农业问题是在政友会内阁下台后的非政党内阁时期,在土地问题、市町村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问题、救济地方财政等三个重大农业问题上,政友会和宪政会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救济农村地方财政问题上,政友会主张将地租转让给财源枯竭的地方自治体,市町村义务教育费由国库负担半额。宪政会则主张,减轻地租的20%,市町村义务教育费由国库全额负担。也就是说,两党把农村地区的义务教师费国库负担问题和税制改革问题捆绑在一起。关于土地问题,政友会主张推行“自耕农创设维持”政策,宪政会则主张制定保护佃农租佃权的《小作法》和保障佃农团结权的《小作组合法》。
在宪政会执政时期(1924—1927),主要根据1924年7月公布的《小作调停法》调停佃农和地主之间的租佃纠纷,它成为二战前日本调停租佃纠纷的唯一法律依据。《小作调停法》通过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佃农的地租负担,同时也抑制了佃农的“更高”要求,起到维护寄生地主制的作用。
宪政会内阁虽然多次尝试制定保护佃农租佃权的《小作法》,但是因为代表地主利益的议员极力阻挠而未能获得贵族院的通过。宪政会虽然主张小学教师工资由国库全额负担,但是直到1931年才达到国库负担半额的目标。“昭和农业恐慌”的打击和财源的严重不足,使得两党提出的农村救济政策都归于失败。
第三,向中国东北转嫁危机。继承明治农政的政党内阁把“淳风美俗、和睦共存”作为农村的理想状态,对日益凸显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利益冲突采取无视态度,而是把农政重点放在提高农业产量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政党内阁没有认识到生产过剩会导致农民利益减少,这会给以佃农为首的农民带来沉重打击。政党内阁在租佃纠纷的解决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无法根本解决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深刻矛盾,一味强调农村内保持“淳风美俗”的重要性,导致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政党内阁日益不满,引发信任危机。
“昭和农业恐慌”爆发后,军部和民间农本主义右翼团体纷纷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为了克服严重的“昭和农业恐慌”,缓解农村过剩人口和耕种土地匮乏的紧张关系,并且给濒临破产的贫农寻找生活出路,广田弘毅内阁在1936年制定《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国家行为,成为日本推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国策之一。
总之,近代日本两党制只维持了八年,固然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政党内阁在农业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和农业立法等方面的改革失败,导致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政党政治失望,城市中小工商业者和农民宁愿推翻无效率的政党内阁,选择军部法西斯主义体制。政党内阁没有下大力气解决日本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的急速发展和农业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性矛盾,农村反而成为转嫁危机的场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作者文春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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