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专家口述史】吴若秋：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终身成就获得者

     我家里祖籍是江西的，祖辈不知什么原因迁到贵州来了，但是我是在贵阳出生、长大的。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我进入湘鄂中学，暨湖南湖北的联合中学，读到高一时（1944年），侵华日军从广西一直打到贵州独山一带，史称“黔南事变”。当时引发了贵阳的混乱，学校停办，我也就辍学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就考虑到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什么想学医呢？两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家里弟弟死了，另外，看到他们教会在做一些慈善事业：免费医疗，也有所感动。学校规定报到那天，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耽误了一天，但也因为此事，我深刻体会了贵阳医学院的严谨。我晚报到那天，就遇到我们教务长王季午老师，说应该5号报到我6号才报道，他很严肃地说你就不要读了，你不遵守时间。讲是这样讲，最后还是让我报到，但是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严格。

     解放前，我们医学院都是全英语教学，除了昆明医学院是法文教学以外，几乎中国的绝大部分医学院都是英文教学。这个学校的教学特点，跟现在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是老师在黑板上讲，有讲义或者有教科书，你在下边听就行了。当时我们有一些课程就不是这么教的，比如说病理，病理有这么厚的一本书，都是英文书，吴若秋你就负责哪一页到哪一页，某某人你就负责哪一页哪一页，到上课那一天你去当老师，你上去讲，讲完最后5分钟，老师再给你补充一下、总结一下，那时候是这种教学方法。轮到我们这些学生给大家上课的时候，你得准备，准备到晚上三四点钟，因为要把英文搞懂，意思搞懂，怎么来表达，到上面（讲课）才能完成。当时的这个教学方法对我终身有影响，这种方法促进我们自学，提高自学能力。

     抗日战争结束后，学院发生很大的变化，协和毕业的专家或者协和的老师，他们纷纷地离开我们贵阳医学院，回到北京恢复协和医学院。从1949年解放（至今），留在贵医的真正的协和的老师只有一个人，就是朱懋根院长，他是学外科的，贵州省的第一例阑尾手术就是朱院长做的。以前的教室很小，我们一个学校里边有三个年级同学，一个年级十几个人，我们一年级入校的时候是三四十个人，但是毕业是16个人，因为当时的学制是采取淘汰制、学分制。什么叫学分制呢？你有10门课、8门课，总共（应该）有多少学分，考试的时候，（如果）你2/3学分不及格，英文叫Dismiss，就淘汰，你就要离开医学院了，不能在这继续读了，留级也不行，1/3学分不及格是留级。

▲贵阳医学院1952届毕业同学合影，三排中为吴若秋

     大学1952年毕业，毕业以后就留校任教了。那个时候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只有大外科、大内科、妇产科、皮肤科、眼耳鼻喉科、小儿科、妇产科，就这么多科室。到了1958年至1960年左右，医院为了建设，就派出一些人去学习，学院也派出一些人，到北京、上海学习。他们回来以后，就分科了，不是按苏联模式，按医学的模式来分科，就要分皮肤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骨科、脑外科这几个科，还有个整形外科，外科就分这6个。1957年，我还是主治医生时候，我就做了贵州省的第一个外科手术，而且是复杂的手术。我们附属医院院长、口腔专家张舒鳞院长，他碰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三叉神经痛，我看杂志就知道这个三叉神经手术可以做，脑外科的这个病可以用手术来解决。当时最先进的手术，就是开颅把脑打开，当时我没做过，也没看过。这里就要提到我们杨洁泉院长了，他是我们外科主任，他就教导我们，任何手术必须通过动物实验，要先在动物身上做了，有机会、有把握，你才能在（人）身上动手术。搞清楚以后，某一天我就给这个病人做手术，后来顺利地把手术做完了，手术以后效果非常好，60多岁老太太，很感激（我们）。因为有了这个病人（成功治疗的案例），所以1961年，成立了神经外科，我就愿意到神经外科去。

     我跟于世英教授，两个人成立一个神经外科。当时，困扰我们人类的一个大问题不是脑淤血，而是血管不通引起偏瘫，所谓的脑卒中，即脑血管病。那么为了开展这个手术，我就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用兔子耳朵很细的血管，显微镜下搭桥成功以后，我再给病人做手术。第一例手术成功是1978年，在科学大会闭幕那一天，我就给病人做成功了。先在动物身上做（手术），也是一种协和精神，给病人做好了，是贵州医务界的一个大事。卫生厅给我们一个特殊奖，还有电视台、报纸也报道了，影响到全国，很多病人就纷纷来要求（治疗）了。（当时）贵州还没有拍电影的经验，就请辽宁科教电影制片厂，派了个人叫李红军同志，专程到贵阳来拍这个电影。而且我写出了我们国家（关于该手术的）第一篇报告，发表在中国医学杂志英文版上，这个报告在1981年，亚洲脑血管搭桥第六次国际会议上，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做脑血管搭桥的报告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的报告，这样，为我们医院（赢得了）最大的名声。1984年，我们国家科委请我到日本当访问学者，而且日本学术振兴会申请了一笔经费，资助我到那边去专门研究脑血管病。我们（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立神经外科以后，我们学科的建设等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因此，我也担任贵州省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的主任委员。同时，我们开创了贵州省显微镜下神经外科手术的新时代。所以全省各个医院能够在显微镜下做脑外科手术的，基本上是发源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秉承了协和的严谨的精神，秉承学习钻研的精神，而且不怕困难，想方设法苦干、实干。我们当医生的，就是要千方百计解决病人的问题，用你的学识，大胆地创新，解决病人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吴若秋教授在全省率先开展脑搭桥手术

▲吴若秋教授为病人做手术

     我参加了三次巡回医疗，一次是在1967年，我们医院派队去贞丰，去了大概两三个月吧，一个防疫的医疗队，是（治疗）内科的疾病。在罗甸是1978年，罗甸有个公社叫罗悃公社，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我们就住在公社里面，医院派的几个医疗队都到罗甸。第三次就是修湘黔铁路，1980年，我们现在从怀化到贵阳叫作湘黔嘛，从贵州省内的这段，就是凯里过去来修贵阳这段。（当时修铁路的）民工团不是铁路工人，他（们）没有专业技术（容易受伤），得有医疗保障。后来（地方病防治）就要我们医学院派一个医疗队，医疗队大概有五六个人，我们就住在指挥部，在凯里做地方病调查。一种是人患氟骨病，小孩就是黑牙齿，一种是牛患氟骨病，牛就不能耕田了。第二个就是克汀病，时钟孚大夫是研究克汀病的，我参加了克汀病的调研，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工作还有点贡献。克汀病在教科书上，历年都认为耳聋病人，克汀病的病人矮小、智力发育差、听不到，就是这几个缺点。我就通过记录两个人，记录耳朵的诱发电位，就发现克汀病的病人，耳朵没有电位，所以，教科书上历年所说耳聋机制在脑内，我就推翻了这个结论，就写了第一篇报告。这篇报告，（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吴若秋教授部分获奖证书

▲1996年9月，吴若秋教授访问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巴洛神经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我从日本回来以后，（省委、省政府）经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确定我来担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可以说那几年（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比较安慰的。一是我们增添了设备，千方百计增添一些设备。比如说，妇产科以前就没有B超，那时候就给妇产科买了B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没有实验室的设备，没有诊断设备，没有诱发电位设施，就买了诱发电位设施。设备就是个工具，（但）医生有知识、没有工具，不能发挥他的特长，不能治好病的，就要千方百计资助，有前途、有潜力的科室，要资助他们。此外，我还当了10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我分管的是科技，负责全省的科技工作。

▲2002年，贵医举行吴若秋教授从医从教50周年座谈会

▲吴若秋教授（前排左六）参加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

▲吴若秋教授获终身成就奖奖牌

     我们贵医人，应该牢牢记住贵医创办学院的院训。院训的字不多，但是意义很深刻。那个院训一直指导我们老一辈人，能够为人民服务，能不畏艰苦（地）开展新的工作，（并）做出一点贡献。那几个字就是：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你们生活在更幸福的时代。所以，希望青年学子，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好的环境，不要辜负自己一生的追求，好好地做个医生，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