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先秦直至宋代“关东”均指函谷关以东或潼关以东。至明代修筑山海关之后，随着努尔哈赤的兴起，“关东”专指东北三省。其内涵的变化，是历代王朝政治斗争和政治中心变迁及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结果。“关东文化”，是明清乃至近代东北形成的文化，具有多元碰撞与熔铸的特点。
关键词：关东；关东文化；民族；地域
随着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区域史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兴起，关东这一历史地理名词的使用频率也在逐渐增高。尤其在以关东文化概括东北区域文化时，多有赞成者，也不乏反对者，更有很多人将关东文化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据此，关东这一历史地名所指称的内涵古今是否一致？其间有何变化？将东北区域文化冠以关东文化之名是否贴切？遂成为我们必须首先阐明的问题。本文即拟对此略抒己见，以就教与大家。
关东这一历史地理名词从先秦时期产生，一直使用到现代社会，历年可谓久远，但是《中国地名词典》却未见收录，《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年版也未列条目。在当今的大型辞书中，《辞海》列有“关东”词条，其释文谓：“地区名。（1）泛指一般关隘以东地区。（2）秦、汉、唐等定都今陕西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唐刘长卿诗：‘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3）旧称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关东，因位于山海关以东得名。古镇名。北宋置。在今河南灵宝县阅乡西，以在潼关之东得名。当豫、陕交通的要冲。日本历史上沿袭的习惯名称，通常指本州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地方”。《辞源》也列有“关东”条目，它解释为：“（一）指函谷关以东之地。《史记》卷八七《李斯传》：‘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二）指山海关以东，即今东北三省。清杨宾《柳边纪略》三：‘关东人呼参曰货，又曰根子’”。《中文大辞典》也列有“关东”词条，它概括为三个涵义：其一、地名。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函谷关以东之地而言，今河南省、山东省等地亦称关东”；二是“指山海关以东之地而言，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山海关之东，故称为关东三省”。其二、镇名。“金置，以在潼关以东，故名”。其三、日本自继俄租界我国旅顺、大连后，对于辽东半岛自普兰店迄貔子窝以南之地，擅名之曰关东州（包括金州、旅顺、大连），并设关东总督于此”。分析以上辞书的释文我们看到，《辞海》之第一条地区名中三个解释：其一可以去掉，其二、其三确属关东地名之历史内涵；第二条古镇名实际是根据第一条的内容而来，然其云北宋所置不确，经查对《宋史》，未见北宋在此置镇的记载；第三条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本文自不必涉及。《辞源》的释文将关东地名之内涵概括得较为精当。《中文大辞典》的释文第一条地名之释义与《辞海》和《辞源》相同，第二条古镇名谓“金置”，这是准确的，《金史·地理志（中）》载：“灵宝有夸父山、黄河、稠桑泽、古函谷。镇二乾壕、关东。”第三条谓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将我国辽东半岛自普兰店迄貔子窝以南之地擅名之曰关东州，其实这也非日本人首创，1899年时俄国为修“东省铁路”，已经把从清政府手中租界的辽东地区名之为“关东省”，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则无论日人之“关东州”还是俄人之“关东省”，恐怕都与当时中国人已将“关东”之名概指东三省有直接的关系。
从本文的视角来看上述对关东地名的解释，我们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之地，二是指山海关以东之地。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即关东在什么时候指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之地？在什么时候开始指称山海关以东之地呢？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关东地名所指称的地域内涵之变化，我们可以大致缕出这样一个线索：一、从先秦直至宋代，关东均是指称函谷关以东或潼关以东；二、辽的统治区域南在白沟河一带，是以辽没有关东之名称。金沿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故金人所称之关东也如历代一样指称的是函谷关以东或潼关以东。元代大一统且以大都为都城，无人再提关东，只是偶尔有人在用典时从历史的意义上使用；三、明代修筑山海关之后这种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到万历年间随着努尔哈赤的兴起，开始用关东专指东北即今辽、吉、黑三省地区，经过清代二百多年的巩固，关东遂成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概称。
关东之名称起源于战国中后期七国争雄时，秦据函谷关与中原六国对峙，其所指称的地理范围则是六个诸侯国所居之地。秦国所居之地号为关中，人称“关中阻山河四塞”，徐广解释道：“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类编长安志》引《续汉书》云：“东有函关，西有陇关，南有子午关，北有卢关，东南有峣关，西南有二里关，西北有萧关，在诸关之中，故曰关中”。将与秦对峙的六国统名之曰“关东”，其出现的时间大致在苏秦、张仪倡导合纵连横之际。如《史记·张仪传》载：“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索隐]曰：谓山东诸侯齐、魏之六国。[正义]曰：中国，谓关东六国。无事，不共攻秦。秦得烧掇焚杆君之国；有事，[索隐]曰：谓山东诸国共伐秦也。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这里说的是犀首为义渠君画谋，分析秦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变化对义渠的影响，《索隐》和《正义》解释道：中国就是山东诸侯齐、魏等六国，即是关东六国；秦国的有事和无事都指的是关东六国是否共伐秦，反映的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情况，说明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关东之名称已经出现。如果说这里的关东还可以被认为是司马贞和张守节所说的话的话，那么《史记》中还有当时人谈论关东的记载，在《范雎传》中王稽载范雎入秦，路遇穰侯出巡县邑，范雎预见到穰侯不喜欢诸侯客，先藏匿在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穰侯魏冉在公元前300年时出任秦的相国，他问王稽“关东有何变？”说明此时关东一词专指六国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史记》中还有许多材料足以说明这一点。《李斯传》载：李斯入秦后，做了吕不韦的舍人，因而得机会劝秦王及时统一中国说：“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自秦孝公以来，六国诸侯之地已被称为关东。《项羽本纪》载：项羽与章邯在漳河对峙时，陈余曾给章邯写信，劝章邯：“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司马贞《索隐》解释道：“此诸侯谓关东诸侯也。何以知然？文颖曰：‘关东为从，关西为横。’高诱曰：‘关东地形从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从。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从，使与秦合，号曰连横’”。司马贞的话足以说明关东名称之起与合纵连横的关系。
自秦统一后以迄汉魏唐宋，以关东之名涵盖中原广大地区的情况一直延续下来，不繁细叙。其稍有差别之处有二：一是函谷关在汉武帝时曾有过迁徙，《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以故关为弘农县”。二是自三国时期开始有了潼关的设置，函谷关遂逐渐废弃，历南北朝隋唐，诸多战事争夺均围绕着潼关而展开，因此，三国以后的关东当是指潼关以东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宋代程大昌曾作《雍录》一书，其中说到“唐潼关”云：“潼关在华州华阴县东北，而太华山之北也。太华在县南八里，《通典》曰：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向南而流，冲激华山之东，故以为名。后因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关。《元和志》：哥舒翰军败，引骑绝河，还营至潼津收散卒，即关西之潼水也。《元和志》谓因潼水名关者是也。曹大家赋亦曰：涉黄巷以济潼。则潼名古故有之，至唐始于其地立关耳”。他的问题在于说唐代才有潼关，这是不准确的，实际潼关之名最早是出现在三国时期。史载：建安十六年，曹操与诸侯争雄，关中诸将马超等与曹操对峙，曹操“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公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当战败马超之后，诸将与曹操曾就战事问题有一段对话：“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这是正史中出现潼关的最早记录，反映的情况则说明至迟在东汉末年以前潼关就已经设立。在此后两晋以至宋代的历朝史书中，函谷关之名仅见7例，而潼关之名则有260多次记载，亦足说明潼关早已取代函谷关而成为关东和关西的分界了。再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尽管关名及其地理位置虽有所变化，但以关东涵盖齐楚旧六国之地这一点却是没有改变，即便在宋辽对峙时期亦是如此。如《宋史》谈到汉代浚仪渠的开通、隋代通济渠的开凿，“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在总结军事得失时宋神宗曾谈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于是而有王安石保甲之法。金代统治北部中国百有余年，金人所言之关东亦如宋以前，没有什么变化。
关东地名所指称的地域内涵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明代修筑山海关之后。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崛起的朱元璋在将元朝势力逐出中原后，采取了“固守封疆”的防御战略，而固守封疆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长城为依托，因而，有明初对长城和山海关等沿边关隘的修筑。史载：洪武十四年正月“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当年九月又“置北平山海卫指挥使司”，山海关的修筑多被研究者追溯至此。此后到明代中叶，随着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与明廷关系的演变，明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山海关东控诸夷、西藩都邑”的重要地位，嘉靖年间每每有“自关以东”、“山海关东”的说法。及至万历时期，随着东部蒙古对辽东及京师的袭扰和努尔哈赤的兴起，用关东指称东北地区的说法逐渐成为当时当事人的习惯用语。如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蒙古朵颜部“长昂等酋率万骑窥犯山海关东八里铺，总兵姜显谟迎击走之”，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为此上言：“顷者朵颜酋首长昂纠结西虏班不什白言、东虏黄毛等谋寇蓟辽，镇抚告变，旬日羽书十数上。山海一带胡骑充斥，居民扶老携幼，依通州避难，趾错于道。稍闻关东已遭兵燹，辽音尚迩沉杳，一时人情汹汹，狂走讹语，此其势甚猖獗而祸亦叵测矣”。这是缘于蒙古族在辽东的活动而称山海关东的辽东地区为关东。万历中叶以后，随着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及满族入关，关东指称东北地区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万历年间辽东兵起，南京陕西道御史赵绂献策说：他在任卢龙守令时“便闻奴（努尔哈赤）浚壕增墉、选将练卒，二十年生聚教飬。”而明廷习于晏安，处置乖方，“安得不败！今宜朝夕训练，力图自完。而又当使本镇贤士如关东刘国缙、关西白瑜父子及先年推宁前参政刘尚朴等，各毕其智力，以图安攘，辽事庶有济也”。随着辽东危机的加剧，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王元雅献上“策辽六款”,其一严责成、其二别功罪、其三戒欺蔽、其四简精锐、其五督刍饷、其六核战具，在解释第六款时他说：“中国长技火器为先，旷野列营战车是赖。辽人浪言搏战，向以用火器为无勇，用战车为迂阔，而不知御夷灭虏，我之所恃全在于此。近虽经督臣打造数百，转运关东，然不知果否足用，应否续造，所宜蚤为措办，不可使军前称乏者也”。这是在萨尔浒之战前明朝官员的献策，所云打造火器“转运关东”，即是运往明金交战的前线。到天启年间，关东之名更与辽东战局紧密相连，说明当时关东之地域内涵已是确指山海关以东的广大地域。
迨至清军入关后，因为满族发祥于东北，更以关东之名涵盖整个东北地区的各种事物。如对跟随清廷入关者称为“关东旧臣”；对原东北地区所使用的升斗等衡器称为“关东斗”；谈到山东、碣石等地的山脉从何处来时，康熙认为：“山东等山从关东长白山来，即如山海关，与山东登莱相对，渡海不过二百里，中系海套，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俱从长白山来”；等等。历乾嘉以迄晚清、民国，有两个重大历史进程更加确证了关东指称东北地区：一是由于清廷对其龙兴之地的封禁与解禁以及关内大批移民“闯关东”进入东北，使关东即东北这一概念深入到基层的平民百姓之中；二是随着东北边疆危机的加剧，清廷为抵抗列强的侵略而谋修“关东铁路”，使关东即东北这一概念又成为中外皆知的历史地理名词；至此关东之名称涵盖整个东北地区已是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以及中外人士尽人皆知的事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
以上我们考察了关东这一历史地名所指称之地域内涵的演变，明确了其由明代以前专指中原旧六国之地到明代以后专指东北地区的变化。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区域历史名称的地域内涵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情况并不多见，何以关东历史地名所指称之地域内涵会发生这样重大的转变？窃以为关键之点有二：其一是和历代王朝的政治斗争形势及政治中心的都城有关。中国古代的秦汉隋唐等王朝，都城都在关中，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决定的。但隋唐时期为了加强对关东地区的控制，有东都的营建和东西两京制度的出现，到宋代转为都关东，以汴京为都城，完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由关中向关东的转移。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而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以大都为控制全国的政治中心，以上都为陪都，这是和蒙古族的特点相适应的，由此而实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向北部中国的转移，历明清以迄当代，这也就使原来以关东指称中原六国之地的内涵失去了依据。其二是和中国古代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有关。明王朝建立后山海关的修筑以及明成祖之迁都北京，是关东由指称中原向指称东北广大地域转变的关节点，这其中反映着中国古代历史两个方面的变化：一则是中央王朝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需要、是朝廷控制边防将领和军队的需要；二则是随着中华民族大家庭民族融合的接近完成，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随着明代中后期斗争形势的转移，山海关以东地区成了斗争融合的主战场，明朝、蒙古、满族三方在东北的角逐，直接导致了关东这一历史地名指称之内涵的转变，遂使明代以后的关东成为东北广大地区的代名词，直到如今。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当前学术界对关东这一名称研究和使用的情况。
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是从两种意义上来使用关东这一名词。其一是从汉唐时期的历史出发，从关东指称中原六国之地的意义上来使用。如史念海先生在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变化时曾论道：按司马迁的说法，关东的范围“北不到碣石龙门一线以北，而南不至于江南”；周天游在研究东汉门阀问题时论道：“所谓关东，按秦汉时的习惯看法，是指函谷关以东，包括现今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换句话说，就是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主要统治区”；陶文牛在研究东汉人口的分布时论道：“关东地区包括豫、兖、青、徐、冀、幽六州及司隶所属的河南尹和河内郡”；张美华在分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时论道：“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等等，不赘。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实际的。其二是在研究东北区域文化并将其冠以关东文化之名时来使用。如王启忠论道：“关东地区（即今东北辽、吉、黑三省）在古代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土著民族以肃慎、东胡、秽貊三大族系为主，后逐渐分化出十多个民族或部族。这些民族分化与融合中既有和平相处的交往，又有血与火的战斗，这就使他们形成了把家、族、国统一为一体的思想观念。”尤其是“隋唐之后，关东地区土著民族这种家、族、国为一体的特点更为鲜明”；施立学论道：“楛矢石砮是关东最古老的民族肃慎的奇特物产，是昔年与中原联系的纽带与媒介”；董鸿扬论道：“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为一体的关东地域，形成有独特内涵的地域文化——关东文化。古代尚武精神的遗风是关东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涵。······成为关东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李治亭更是出年版了一部《关东文化》的专著，将关东文化从原始社会一直论述到了现代。以上几位学者所论的关东及关东文化，显然是从关东涵盖整个东北地区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两者相较，后者在研究中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以关东文化涵盖东北区域文化时，如果将其历史一直追溯到明代以前乃至远古时期，难免与前者的研究显得不甚协调。
由此而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东北区域文化冠以关东文化之名是否贴切？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辽宁学者陈婉提出：从地域文化符号的三大要素地理、历史、文化三者来看，“东北地域文化符号以‘辽海’为最当”。吉林学者李澎田、衣保中提出：用“关东”一词命名东北文化，不能涵盖东北文化之主要特征，他们提出使用“长白文化”。比较而言，东北学界使用关东文化涵盖东北区域文化的人还是占多数，如前举数人即是。
笔者赞成用是关东文化来涵盖东北区域文化，但不赞成将关东文化一直追溯到远古的原始社会，需要对关东文化的发展过程做些阐释性的说明：即关东文化是特指明代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在东北地区所形成的区域文化。
“关东”这一特指东北地区的概念发端于明初建山海关之后，而盛行于有清一代，清末民国以来，随着山东、河北、山西、河南、远至大江南北的大批移民进入东北，关东之称，更被广泛地注入民间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随着全国的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全国有了统一的行政建制，“关东”一词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据此，我们研究关东文化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关东一词的出现和使用是明清以来以至现当代一段时期的事情，它延续的时间约近六百年左右。二是它以汉族为主体，是和大批汉族移民迁居东北的移民潮相对应，在民间广泛使用的“闯关东”之词，就是这一历史潮流的浓缩和概括。
文化的核心是人，对一定地理区域作文化史的考察，首先应该注意历史时期以来生息、繁衍在那一区域的人种群，亦即作民族志的分析。自从关东一词出现以后，东北就进入一种比较稳定的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三族鼎峙的状态之中。到明末满族崛起并入主中原，打破了这种三族鼎峙状态，而把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大多纳入到满族的统一体中，席卷而迁入关内，东北地区为之一空。此后随着清代汉族人口大批闯关东，使整个东北地区人口结构呈现出以汉族为主体的变化。到清末解除封禁政策之后，汉族人口更是急剧增加，占了整个东北人口的绝大部分。据此，我们可以说，关东文化的人种群应是以关内各省移来的汉族为主体，包括满、蒙、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复合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是从明代开始酝酿，到清代后期开始形成，到清末近现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又加入俄罗斯和日本的人种，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已融入关东文化的人种群中。通过对关东文化人种群体的追溯，我们可以对关东文化的发展脉络作出如下的缕析：从远古直至明代以前东北地区历史的发展、民族间的斗争与迁徙，是关东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明王朝的建立与山海关的修筑到满族的兴起与入关，是关东文化的酝酿时期，它以汉、女真、蒙古三族鼎峙、角逐为主要内容，以满族崛起并统一东北进而入主中原为结束；从清廷在东北实行招民垦荒到封禁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关内直、鲁两省大批移民冲破封禁政策进入东北，直到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解除封禁政策，是关东文化形成并定型的时期，它从清廷入关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结束；从20世纪初至东北解放为止，是关东文化的多元碰撞、曲折发展时期，它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为契机，伴随着广大汉族人民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与东北近代化城市的兴起，日、俄帝国主义将其侵略魔爪伸向了东北，在长期的侵略与反侵略以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全中国阴谋的斗争中，关东文化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既融进了外来的因子，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点，并一直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明修山海关以前的东北古代历史发展，是关东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对此进行研究，涉及到东北地区古代民族与边疆的考察、东北民俗与文化等重要内容，其中古代民族疆域的演变与当代世界格局、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等有着直接的联系，历史地看待古代边疆与民族，对于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东文化作为明清以至近代以来形成并定型的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它是在汉族移民大量移入东北、成为关东文化人种群的主体后形成，同时融入还生存在关东的少数民族、俄日等外来民族，由此而体现出移民文化多元熔铸的特点。对此进行研究，涉及到东北亚区域移民文化史、清末民国以来东北地区开发史等重要内容。
关东文化是汉族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地带，也是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扩张的边缘地带，因此而产生多元文化碰撞。清代由于对《尼布楚条约》的过分笃信，因而放松了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封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清廷在东北地区的一系列战略失误，进而造成边地空虚、割地丧权的后果。随着清代后期解除封禁、移民实边的实行，促使关东文化迅速形成，这既加快了东北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又遏制了俄、日的侵略野心，最终保持了领土的完整。同时，由于文化的多元碰撞，造成这样一种文化重叠和划分的格局：广大汉族和中国少数民族遍布关东大地；俄、日的扩张与争夺形成均势后，导致南满和北满的划分，出现三元文化的碰撞与重叠；随着日本吞并全东北而出现中日文化的碰撞与重叠；及至苏军对日宣战、日本战败投降，又出现中苏（俄）文化的碰撞与重叠，这一格局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而告结束。这是关东文化多元碰撞与熔铸的独特之点，是国内任何区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据此，历史的发展又向我们昭示了这样重要的一点，由于关东文化的形成与定型，任何外来文化也不能将其取代，同时也割不断它和中华文化母体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唯其如此，才显示出关东文化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华文化弱化的现象，由此而产生出自身的各种特点。另一方面，从整个东北亚区域来看，关东文化又处于其核心地带，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的各种文化都在这里汇流、交融，而中华文化也从这里向四周邻国扩散。认清关东文化所处的地位，加强关东文化和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我们研究关东文化最终的目的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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