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张文裕应邀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核物理教学和科研。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张文裕便积极准备回国，迫切想投入祖国的科学发展事业。有人劝他们夫妇加入美国籍，但他始终坚定地说：“要入美国籍，何须到今天！我们生为中国人，回国的信念是不会变的。”回国前，张文裕夫妇因为在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在美国的生活富裕且稳定。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王承书后来回忆说：当初，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最终夫妇俩还是决意抛下美国的一切，回国参与祖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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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定，祖国百废待举，最需要的是人才！1956年10月，张文裕一家克服艰难险阻，终于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归国后，张文裕、王承书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张文裕提议在云南高山站增建一套当时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大型云室。项目次年开工建设，张文裕负责设计和建造。当时大云室所需大面积平面玻璃国内没有，必须从法国进口。可一时拿不到外汇指标，张文裕就用自己积攒的美元来购买。
大云室组建成后，开展了一系列宇宙线课题研究，获得了奇异粒子性质和高能核作用等成果，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宇宙线研究人才。随后，张文裕又提议建造一台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并主持基地建设调整。1984年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工程开始实施，此时的张文裕身体状态早已大不如前，但他仍惦念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在工程施工期间，他戴上助听器，拄着拐杖参加工程问题讨论会，常常坐在轮椅上去现场视察，了解工程的进展……![]()
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建成并成功试验，这意味着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张文裕多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他的夫人王承书在年近半百时多次转行，从热核聚变研究到原子弹高浓缩铀研制，再到铀同位素分离，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了国家重托。![]()
在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的十年来，王承书同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她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全部捐献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捐献给中国核学会铀同位素分离分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自己花钱买了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的原则，时刻奔走在研发第一线，终于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蘑菇云。张文裕夫妇一生简朴，家中没有一件高档家具。1992年，张文裕因积劳成疾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与夫人王承书共同约定：捐献全部积蓄。他将1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希望工程”，在西藏地区建起一所小学，后被命名为“文裕希望小学”；捐献3万元给母校泉州培元中学。学校为了纪念他，后将一座楼命名为“张文裕科学实验楼”。
王承书也始终如此，从入党那一天开始，她每月从280余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身边人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承书坚定地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
1994年，王承书溘然长逝。她在遗嘱中提到，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单位，个人毕生科技资料和书籍全部捐赠核理化院，零存整取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党组织，点滴积攒的所余10万元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来源：驻部纪检监察组、泉州市委统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