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期刊：《世界哲学》2024 年第 20243 期 第 62-73 页关键词：《判断力批判》/ 第一导论/ 发生学/ 目的论判断力/摘要：通过爬梳对勘康德1790年前的往来书信及相关著述，可大体重构《判断力批判》的发生史。康德在1787年6月底完成第二批判前后，因“理性建筑术”之完备性和系统性的内在诉求，在前两大批判的诱发下，起意要为处于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愉不愉快的情感能力寻求其先天原则，并在目的论那儿找到了能担此大任的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原则，是为《鉴赏力批判》；1789年年初，在为业已成稿的《鉴赏力批判》撰写“导论”即所谓的“第一导论”的过程中，因内在理路的延展，尤其是发现在关乎自然的“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目的性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遂使“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得以凸显。由此可见，第三批判的发生有两个阶段，开启第一阶段即《鉴赏力批判》撰写的是康德以“理性建筑术”打量人类心意三机能的结果；“第一导论”的撰写催生了“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并进而逼出“反思判断力”这一关键性概念。因此，“第一导论”才是《判断力批判》得以告成的关键所在。不能不说，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发生史，至今仍是待解之谜。正如著名哲学史家、《判断力批判》科学院版编者文德尔班在他为此著所撰“导言”的开头说的那样：《判断力批判》的产生史的起跳点，恰恰就在于这本书的巨大历史影响由以出发的地方：这就是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下讨论美和艺术的问题与有机生命的问题。在这部著作的两个部分中作为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彼此并立的两个实际领域，康德已各自长时间频频探讨过了，并且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表述；但是，两个问题系列借以同时获得其在一个共同的原则之下的完成的那种汇合，却绝没有持续地和逐渐地通过建立两个对象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完成，而是相对迅速地和让哲学家本人在某种意义上惊喜地通过把两个问题归结在批判哲学的一个形式上的基本问题之下来造就的。①也就是说，第三批判“是相对迅速地和让哲学家本人在某种意义上惊喜地……造就的”，这与第一批判的实际发生恰成鲜明对比，借禅宗话头说，后者是“渐悟”(前后约有16年左右的时间②，但在成书所用时间上，两者还是很相似的，都很快，没超过半年)，前者则是“顿悟”(前后不会超过3年)。正因第三批判乃“顿悟”得来，故可以“谜”相称；解谜的工作，即始于文德尔班作于1908年的这篇“导言”，此后中西学界均有相关研究。在对这些既有成果进行平议前，需先说明两点。其一，我所谓的“解谜”工作，主要指思想理论的实际发生逻辑而非哲学家著述中的讲述逻辑③，就后者而言，康德在第三批判的“前言”和前后两个“导论”中，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也即为大部分康德研究著述和哲学教科书所一再重申的：为了沟通“作为感性东西的自然概念领域与作为超感性东西的自由概念领域”之间“一道明显的鸿沟”④——这是文本叙述学意义上的，我们这儿要追溯的是笔者主张的“思想发生学”意义上的，旨在把此前研究中习见的“知识的橱窗”变成“思想的车间”。⑤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发生，不是第三批判中任何具体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历史发生，而是特指鉴赏判断与目的论判断被统一在一个原则之下而成就《判断力批判》现有结构的实际发生过程。其二，得先弄清楚康德“通过把两个问题归结在批判哲学的一个形式上的基本问题之下”的“顿悟”而撰成第三批判，逻辑上需要哪些环节。首先是有两个领域，即第三批判两大部分分别对应的鉴赏问题和有机生命体问题；其次是把两者连接起来的“合目的性原则”，而以“合目的性原则”为先天原则的，恰恰是“反思性判断力”。概括起来就是，反思性判断力通过合目的性原则把鉴赏问题与有机体统一了起来。就第三批判的三重大任看，这其中就既有“结构性”的任务，即要对人类三大心意机能与三大高级认识能力进行完整的先验处理，又有“先验性”的任务，即为人类心灵的第三大领域(能力)情感奠定如源于知性的范畴(合规律性)之于认知能力和源于理性的绝对律令(终极目的)之于欲求能力那样的先天原则，同时还有“沟通性”的任务即沟通自然领域与自由领域的理论意图。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三大任务，哪一个才是第三批判形成的最初动因，或者是三者打了组合拳。中西学界就此的主要观点，可拿上述文德尔班的“科学院版编者导言”和李秋零的《康德的“目的论”情结——〈判断力批判〉的前史》为代表。文氏的“导言”重点关注的是第三批判成书出版的过程，所用的材料主要是这段时期康德的来往书信；李秋零文则主要关注了对第三批判之体系建构有根本性作用的“目的论”思想的形成过程，所用材料主要是这一时段康德发表的著述。此外，范建荣于1989年提交答辩的名为《康德的先验文化哲学》的博士论文，在“《判断力批判》的诞生及其主要问题”一节中，复述过文德尔班和另一位新康德主义者E.卡西尔在《康德的生平与思想》一书中关于第三批判“前史”的主要观点和材料⑥；另有研究者从概念辨析的角度探讨了“目的论”与“判断力”结合为“目的论判断力”的前提，以及这一结合对康德《判断力批判》所带来的意义⑦——只是这一探讨主要还是概念辨析，尚未涉及第三批判的发生问题。西方康德学界，文德尔班之后，以J.H.扎米托(John H.Zammito)和卡西尔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者主张康德第三批判的形成经过了三次重要的转折即认知转向(以写于1789年的第一导论为标志)、伦理转向(1790年两个导论之间，以第二导论为标志)和形上转向(以“感性判断力的辩证论”和“崇高论”为标志)⑧；老卡西尔则系统追溯了统合目的论与鉴赏判断的反思判断力的前康德史⑨。著名康德美学专家P.盖耶(Paul Guyer)在为其合译的第三批判最新英译本所写的“编者导言”中，专辟一节(Ⅲ.作品的撰写与出版)复述了文德尔班“导言”的基本内容，所用材料和结论亦大体相同。⑩以上研究除扎米托的专著外，大多属于概念史的分析梳理，并未给第三批判的实际发生以一个相对全面而合理的描述，也没有指明第三批判得以发生的关键性环节，且这中间也没有扎米托所谓的“1789年夏末至秋季的伦理学转折阶段”。因此，本文之意图乃在综合运用康德这一时期的书信和著述，提供第三批判实际发生的更为合理可信的历程，追溯“鉴赏力批判”撰写的时间节点和直接动因以及第三批判结构性构思形成的时间和契机，其中特别发掘出“第一导论”在第三批判发生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判断力批判》这个书名最早出现于康德1789年5月12日致莱因霍尔德信函的结尾处：“我迫切地期待着您关于表象能力的理论，我的《判断力批判》(《鉴赏力批判》是其中的一部分)将在同一个米伽勒节博览会上与它碰头。”(Ak11：39)康德书信此前提及的一直都是括号里的《鉴赏力批判》。也就是说，1789年5月前，作为第三批判下半部分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并不在新著的撰写计划之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可以先来追查一下此前的蛛丝马迹。1765年的《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在谈到“逻辑学”课程时说道：“在这里，同时材料上非常接近的渊源关系也提供了在理性批判的时候也关注一些鉴赏力批判即美学(die Kritik des Geschmacks d.i.die )的机会，其中一方的规则在任何时候都有助于阐明另一方的规则，而它们的区分也是更好地理解二者的手段。”(11)可能是因为康德刚刚出版过《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一书，且依附于迈耶尔的“逻辑学”教材《理性学说》，康德才谈及“鉴赏力批判即美学”。因此，这则材料还不具有关乎第三批判的发生学意义。1771年6月7日，康德致信M.赫茨(Marcus Herz)谈及自己手头的工作：“我现在正在忙于撰写一部作品，标题为《感性和理性的界限》，它将相当详细地给出规定感官世界的基本概念和法则，以及对鉴赏学说(die Geschmackslehre)、形而上学和道德的本性的构思。整个冬天，我翻阅了所有的资料，对其进行了筛选、权衡、组合。但是，这个计划只是在不久前才完工。”(Ak10：123)1772年2月21日康德又向赫茨详述了这一信息：“自您离开哥尼斯贝格之后，在工作和我不得不做的休息之间的空隙里，我再次审视了我们所讨论过的研究计划，为的是使它适合于整个哲学以及其他知识，并掌握它的范围和界限……至于情感、鉴赏和判断力的原则，连同它们的结果即适意者、美者和善者，很久以来，我也已经构思得相当满意了。现在，我正着手把这个计划写成一部作品，标题可以是《感性和理性的界限》。我想其中有两个部分，一个理论部分和一个实践部分。第一个部分将包含两章：(1)一般现象学；(2)形而上学，确切地说只是依据其本性和方法。第二个部分同样包含两章：(1)情感、鉴赏和感性欲望的普遍原则；(2)道德性的初始根据。”(Ak10：129)从后来的实际看，康德对名为《感性和理性的界限》的著作内容的策划，基本没有食言；而且，在批判哲学酝酿期，就有把“情感、鉴赏的普遍原则”作为自己实践哲学一部分的构想。因此，如果非要为第三批判找到一个绝对的开端，那就应在这儿，虽然康德一如既往地并不及时兑现自己的出版承诺。1781年，批判哲学凝成的积蓄期过后，第一批判出版了，因术语问题，康德必然性地谈及了“”的真正内涵即“鉴赏力批判”(Kritik des Geschmacks)，并认为鲍姆嘉登持有“一种不适当的希望，即把对美的批判性判断置于理性原则之下，并把这种判断的规则提升为科学(Wissenschaft)”——康德判定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上述规则或者标准就其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而绝不能充当我们的鉴赏判断必须遵循的先天规律；毋宁说，鉴赏判断构成了那些规则的正确性的真正试金石。”(12)在第一批判“先验方法论”的一个注释里，康德从情感的角度重申了这个判定：“一切实践的概念都指向愉悦或者反感的对象，也就是快乐和不快的对象，因而至少间接地指向我们情感的对象。但是，既然情感不是事物的表象能力，而是处于全部认识能力之外，所以，我们的判断只要与快乐或者不快相关，从而也就是实践判断，其要素就不属于先验哲学的范围，先验哲学仅仅与纯粹的先天知识打交道。”(13)很明显，1781年前后的康德是否认有“鉴赏力批判”的，这似乎是对10年前“就职论文”时期思想的一次自我否定。1787年4月23日，在第一批判第二版的完稿中(Ak13：200)，康德修改了上面这个注释，做出了三个主要的让步：不再是“就其来源而言”而是“就其最主要的来源而言”、不再是“先天规律”而是“确定的先天规律”、不再是“使这一称谓再次死亡”而是“部分地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接受感性论”。如此增词补字，表达上确乎更严谨，理论上也更周全，实际上也更合理了。然如文德尔班那样就此断定“必定是审美活动中的一种哪怕极小程度的先天性至少不再被康德完全视为不可能的了”(14)，还是言之过甚了。此时康德的理论架构里，“鉴赏力批判”之不能成为“科学”的基本看法依然未变。同年6月25日在给Ch.G.许茨(Ch.G.Schütz，1747-1832)的信中，康德宣布：“我的《实践理性批判》已经大功告成……我必须马上转向《鉴赏力批判基础》(Grundlage der Kritik des Geschmacks)”(Ak10：490)。“Grundlage”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康德刚刚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4年8—9月)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基础》(1786年1月)，以为康德是要在正式的《鉴赏力批判》之前也来个“奠基”。当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只是在随后9月11日写给L.H.雅各布(L.H.Jakob，1759-1827)的信中，康德又说：“我的《实践理性批判》正在格鲁内特那里……现在，我直接转向撰写《鉴赏力批判》，我将用它来结束我的批判工作，以便推进到独断论工作。我想，它应当在复活节之前出版。”(Ak10：494)(15)因此，为《鉴赏力批判》“奠基”的想法，不论是否属实，实际上都无关紧要。至此，我们就第三批判之发生得出的第一个论断就是，康德重启“鉴赏力批判”工作的时间点，就在1787年4月23日第一批判第二版修订工作完成后至6月25日第二批判完稿前的这两个月之内。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是，康德为什么要重启“鉴赏力批判”。康德是1787年5月左右开始转向“鉴赏力批判”写作的，半年后的12月28日，在写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他第一次透露了撰写《鉴赏力批判》的理论动因——这是第三批判发生史上第一个关键性文献：如果我有时不能正确地确定某个对象的研究方法，那么，只要回顾一下认识和与此相关的心灵能力的诸要素的总貌，就可以获得不期而遇的答案。我现在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借此机会将揭示一种新的先天原则，不同于迄今的先天原则。因为心灵的能力有三种：认识能力、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能力。我在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里为第一种能力找到了先天原则，在实践理性的批判里为第三种能力找到了先天原则。现在，我试图也为第二种能力找到这类先天原则，虽然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事先考察过的诸能力的解析为我在人的心灵中揭示了系统性的东西，惊赞这种东西，尽可能地论证这种东西，为我的余生提供了足够的素材。这种东西毕竟把我引上了这条道路，使我现在认识到哲学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先天原则，人们能够一一地列举它们，并确切地规定以这种方式可能的认识的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其中，当然是中间的那种被认为最缺乏先天的规定根据。我希望，在复活节前以《鉴赏力批判》为题完成这个部分，即便不能付印，也要完成手稿。(Ak10：514)首先，康德道出了自己起意撰写《鉴赏力批判》的方法论根源：“回顾一下认识和与此相关的心灵能力的诸要素的总貌”。这其实就是第一批判结尾处被必然性地归属于方法论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此方法强调的是理论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半年多前，康德刚刚完成了研究人类心灵能力之“认识”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修订和研究人类心灵能力中“欲求能力”的《实践理性批判》，当他以人性心理三结构的“建筑术”来“回顾一下认识和与此相关的心灵能力的诸要素的总貌”时，自然就会发现“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这个领域在先验哲学体系中的缺席。由此可知，第三批判的直接动因来自批判哲学内部的催生，属于“内在理路”的水到渠成，而非“外在影响”的意外斩获。当然，如果不是第二批判的告成，康德就不太可能打量这个“总貌”，因为所有先验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均已被处理过了。正如在诸认识能力中重点讨论知性、在欲求能力中主要探讨实践理性一样，在愉快和不快的情感中，康德也只能选择此领域中的某个独特范围或对象来研究。这就牵涉到康德所理解的人类情感的诸类型。无论是在1763年10月成稿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还是“人类学手稿”(Ak15)中专论“情感能力”所做的“划分”，都使康德很明确地把目光聚焦于能带来特殊的“情感”的“鉴赏”(Geschmack)。1770-1780年代的“人类学反思录”也证明，康德早就把“鉴赏”作为思考的主题了。就此，可举一例[第806条，写于1773年左右；另请参见1785-1789年的第989条(Ak15：434)]以证之：第一种是在感觉中使我快乐的东西……这是感受方面的事，结果是舒适。第二种是在直观中使人愉快的东西……这是鉴赏方面的事，最后的结果是产生美、崇高和高尚。第三是在概念中令人愉快的东西……这是理智方面的事，结果是善。(Ak15：351)其次，康德在此交代了正在撰写的《鉴赏力批判》的主旨，即“为第二种能力找到这类先天原则”，且已经找到了它。康德“惊赞”于因“过去曾经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发现了它，这使他“认识到哲学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先天原则——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此时，康德已然把目的论的思想与鉴赏判断问题对接了起来(16)，这应该就是他“惊赞”之处。但是，从这儿的“目的论”决不能联想到后来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17)，否则，书名就不可能是此时的《鉴赏力批判》了。康德此时已经把鉴赏判断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情感判断与目的论对接了起来，但并未把“自然目的论判断”也纳入思考之中。换言之，为鉴赏判断奠定先天根基的目的论，尚未与把整个自然界视为目的论系统的自然目的论关联起来，即并未把鉴赏中的目的论问题与把自然界整体上视作目的王国的目的论思想贯通起来。用第三批判的话来说，康德尚未找到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与其质料合目的之间的统一之路和过渡之径，故而在第三批判的第一导论里，康德特意拈出另一个学界至今甚少触及的“大鸿沟”，即在自然的“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目的性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Ak20：229)。再次，有鉴于此刻离1788年的复活节(3月23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故可断定此时康德已然搜罗并掌握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不然他不会说“我希望，在复活节前以《鉴赏力批判》为题完成这个部分，即便不能付印，也要完成手稿”。前引康德1787年9月11日给雅各布的信亦提及此著“应当在复活节之前出版”(Ak10：494)。可实际上，这本书既没有如期出版，而且整个格局也因某种原因发生了巨变，这就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隆重出场。下面，我将先确定变化的时间节点，再追溯导致此变化的机缘。至1787年年底，康德想要撰写的仍不是《判断力批判》，也即他还没有起意要写“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并把它与“鉴赏力批判”合而为一。进一步说，第三批判的“三重大任”中的“沟通性任务”(中介和摆渡)此时是否被虑及并发挥着摆渡的作用，尚缺乏佐证。因此，让康德为之兴奋的，主要还是“先验性任务”，即为鉴赏判断寻得其得以可能的先天原则，并因此完成对人性三大心意机能的全面批判，即结构性任务。因此，从发生学角度说，康德写作第三批判的初始动因是“寻求鉴赏判断的先天原则”，而不是要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间做沟通，更非所谓的“第三批判的缘起在于康德与赫尔德的论争”，或者说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几乎等于是向赫尔德所发出的密集进攻”。(18)泛神论问题，康德不需要借助赫尔德才投以关注，“和康德同时代的人们并不会认为目的论是突兀的主题”，相反，“他们应该会认为泛神论与康德处理的问题息息相关”。(19)就此，可认同著名康德传记作者库恩所说“扎米特最为关心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会冒出目的论的问题？’或者‘为什么目的论被夹带到美学里面？’是时间倒错问题”的论断。(20)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只是：康德是怎么想到要把自然目的论判断和鉴赏问题统摄于合目的性原则之下的？1788年3月7日康德再次致信莱因霍尔德，抱怨行政事务的拖累后说道：“尽管如此，我毕竟希望能够在米迦勒节(9月29日——引者注)前后交出我的鉴赏力批判，并这样完成我的批判活动。”(Ak10：532)由此可知，此时仍然没有“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之说。康德曾经的学生和助手、此刻已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J.B.雅赫曼(Johann.B.Jachmann，1765-1832)在一封于1789年4月15日写给康德的信中，提及他的弟弟小雅赫曼(21)写信告诉他，康德因撰写《鉴赏力批判》而耽误了给他写信。大雅赫曼是借康德的举荐信(1788年6月10日)于1788年夏天启程赴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的(Ak10：538-539)，他在从爱丁堡写给康德的信中，屡屡提及弟弟的信，可见他和弟弟经常通信，故而，虽不能肯定，也可大体断定弟弟那封提及康德正在撰写《鉴赏力批判》的信，当在1789年春。综之，康德虑及“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并因而明确“判断力批判”这个总主题并以之为书名，不会早于1789年春。因此，第三批判整体结构的明确和形成，可以大体锁定在1789年春夏之交即2月至5月(“判断力批判”这个书名最早出现于康德1789年5月12日写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的这三个月内。之所以把“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凸显的时段定在1789年之后，还有一个证据可在上面提及的“人类学反思录”里找到。写于1785-1789年间的编号992的那条记录，在提出保证鉴赏判断普遍有效的原理，即“既不可能有任何证明根据，也不可能有感官对象方面知性或理性运用的任何一种规律，所以，它必须有一种认识能力之运用的原理，这种原理建立在我们认识能力的某种超感性的使命之上，或者与这种使命相关联”之后，有如下提纲(Ak15：436-437)，此提纲与第三批判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图表如下：稍加比勘即可判定，这条反思录的内容，完全可以看作或者本来就是第三批判上半部的提纲和目录结构，但就是觅不到“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任何踪迹。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什么机缘使得康德要把“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也纳入这部正在撰写的“结束批判工作”的著作之中的。退一步说，即使将第三批判的“沟通性任务”也考虑在内，也不足以尽这个“机缘”之所蕴，因为作为“感性判断力批判”结论的“§59：美作为道德的象征”也已经可以成为从自然领域向自由领域过渡的桥梁了；且就理性的建筑术来说，这一部分在结构上也是完足的：分析论(内含先天原则的演绎)、辩证论(内含二论背反的解决)和方法论俱全。也就是说，第三批判的上半部“感性判断力批判”，本身是可以独立成书的，有理由相信，康德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接着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做着做着，他就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把目光转向1789年上半年，看看此时在康德身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使得他要把此前业已深思且在已经出版的著述中多有涉及的“自然目的论”议题衔接于“鉴赏力批判”并最终形成《判断力批判》的。最后留下的难题就是，1789年春夏之交的这几个月里，康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明确了第三批判目前的二元结构呢？我的判断是，“第一导论”(22)的撰写。1790年1月21日，康德在写给柏林出版商拉伽尔德( Théodore de la Garde)的信表明第一导论，即信中所言“17个印张的导论(但我也许还应当压缩它)”(Ak11：123)，在这个时间之前业已完稿。此前的1789年10月2日，康德在给这位出版商的信中说：根据胡弗兰德教授先生的消息，说您正盼望着我的手稿，我想借此告知尊贵的阁下，您肯定能够指望手稿在这个月底前寄出。自若干个星期以来就已经完稿了，只是后几个印张尚未审读和誊清。期间不容拒绝的连续事务妨碍了我做这件事。您自己将很容易认识到，就我这种状况，由于对我的要求如此之多，而且好多都是足够迫切的，特别是在我这个年龄，推迟一些已经答应了的许诺是不可避免的。幸亏著作已经完稿，只需为定稿做些机械工作。(Ak11：91)此处的手稿如科学院版编者所注当然指《判断力批判》，康德大体完成它的时间是在10月2日前的“若干个星期以来”。由此可以断定，这“17个印张的导论”(23)，虽不好说“是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之前先行撰写的”(24)，最保守的估计也是，第一导论的撰写肯定在“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构思之前完成的，而正是由于第一导论的写作，才使康德明确了从“感性判断力批判”的自然之“形式合目的性”“过渡到”自然之“质料合目的性”的凭借(艺术品)和方法(类比)，从而才有了第三批判的这下半部分。所以，如果说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康德写作第三批判的初始动因是“寻求鉴赏判断的先天原则”——之所以有此“寻求”则得益于康德钟情于之的“理性建筑术”，而不是要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间做摆渡，那么，第三批判的成型则根源于第一导论的撰写。第一导论的撰写当然不会早于“感性判断力批判”的完稿，也更不可能晚于“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写作，后者的构思应当是在撰写第一导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就可以解释如下疑问：为何这个导论与正式发表的第二导论相比更少言及“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论为何没有谈及至善在沟通自然和自由过程中所具有的位置，为何没有关于虽为附录但内容颇为丰富的“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的内容以及甚至没有谈及在自然概念领域和自由概念领域之间的鸿沟及沟通议题。(25)我之把“感性判断力批判”，即康德多次宣布的“鉴赏力批判”，完稿之后所作的第一导论，作为第三批判下半部得以生成的契机及整个第三批判成型的关键性环节，还可以由第一导论的“发生学”意味或“过渡性”特征及对比两个导论的具体内容来予以佐证。首先，第一导论的第1节，它显然来自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前言”，它与第二导论第1节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划分哲学为理论哲学(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和实践哲学(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的切入点不同：前者主要从质料与形式，后者则从两类概念即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领域，进行划分。显然地，后者更切合于第三批判的沟通性任务。这就说明，当康德写作这一节时，要在自然概念领域到自由概念领域之间过渡的思想，还没有明确形成。其次，第一导论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判断力批判的划分”，而在正式发表的导论里却没有，把这一变化放在书名从《鉴赏力批判》到《判断力批判》转变的背景下来理解，就不难体会单列此节的必然性。这个在理论上无需大张旗鼓予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书名的转变中却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再次，两个导论论证的进路也有不同：第一导论是从“高级认识能力体系”出发进至“人类心灵能力体系”的，其中第Ⅲ节专论“人类诸心灵能力的体系”(26)，这是第二导论所没有的；第二导论是从认识(自然概念领地)与道德(自由概念领地)的“鸿沟”起步进而溯及“高级认识能力体系”的。前者更具发生学意味，后者更具建筑术特征，康德此前否定情感判断没有先天原则主要就是后面这种进路；而情感判断有无先天原则，取决于判断力能否提供此先天原则，这其中，占主导作用的是“高级认识能力体系”而非“人类心灵能力体系”，故而可以说以“高级认识能力体系”为切入点的第一导论，更具发生学意味。复次，第二导论最后所列“一切高层能力按其系统的统一之概观”的表格，在第一导论中，是分四步来展现的，康德是要告诉读者，这个概观性的表格是如何一步步生成的。第一导论的表格中，理性为欲求能力提供的先天原则是“同时是规律的合目的性”、产物(应用范围)是“道德”，而在正式导论里分别是“终极目的”(即至善，Ak5：450)和“自由”，这也证明康德撰写第一导论时，并未想到要把自然目的论引渡到道德目的论再推进至伦理学神学。最后，从第三批判的三重大任来看，第一导论仅仅关注到结构性和先验性的任务，根本没有触及“沟通性”的任务，后者则是第二导论着重关注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在两大领域进行沟通的议题，此前业已处理妥当了。自从因“哥白尼式的革命”而要求“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进而二分对象为“现象”和“物自身”以来，康德就面临“沟通”问题：在第一批判，就认识论而言，现象与物自身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推证性”的，即物自身是现象的根源，因为正是物自身的刺激带来了感性材料；在第二批判，就道德哲学而言，德福相配的“圆善”理念也算是交代了两者间的关联。因此，康德重拾“沟通”问题就一定有其根由，当然，这还是因了“第一导论”的写作。综上所述，第三批判的实际发生过程大体如下。首先，康德在1787年6月底完成第二批判前后，因“理性建筑术”完备性和系统性的内在诉求，受认识能力由知性奠定先天原则、欲求能力由实践理性奠定先天原则的诱发，而起意为处于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能力寻求先天原则，并在目的论那儿找到了能胜任此先验大任(专业性任务)的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原则(Ak10：514)，《鉴赏力批判》的撰写就此开始了，因为有大量前期资料可用(大量此前完成的“反思录”，尤其是关于“人类学”的(27))，初稿很快就大体完成了——他因此才能在信中说“希望在复活节(1788年的复活节是3月23日——引者注)前以《鉴赏力批判》为题完成这个部分，即便不能付印，也要完成手稿”(Ak10：514)。接着，1789年春夏之交，依惯例，康德要为业已成稿的《鉴赏力批判》撰写“导论”，即后来的第一导论，然而，在撰写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仅有“鉴赏力批判”还远远不够，虽然这部分为第三种人类心意能力，即情感能力，在鉴赏判断那儿找到了其先天原则、“美作为道德的象征”的论断也大体能完成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对接；但是，此前第一批判就先验神学批判所提出的作为范导性之用的“系统统一性原则”及《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运用》(1787年12月)关于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辨析等，促使康德要在形式合目的性与质料合目的性之间沟通起来，借由“与人类艺术品的类比”而把整个自然宇宙视作一个“有机体”，进而提出自然目的论系统的思想。因内在理路而逐渐凸显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使得康德希望在“1788年3月22日的复活节”完结批判哲学的预想落了空，故而才有1788年3月7日康德再次致信莱因霍尔德，“希望能够在米迦勒节(9月29日)前后交出我的鉴赏力批判，并这样完成我的批判活动”(Ak10：532)。到1789年5月12日康德再次致信致莱因霍尔德(Ak11：39)，《判断力批判》的整体结构才清晰地呈现出来，康德承诺与莱氏的著作“在同一个米迦勒节(9月29日)博览会上与之碰头”，还特地点出“《鉴赏力批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第二部分完稿后，康德当然会发现此前的长篇导论，虽然对这部分也有触及，但还是太单薄了，毕竟不是竹成之后的概览，而如果把现在的第二部分的概览补入导论，那就势必会使这个导论更加庞大。故而，此时的康德才会因成竹在胸故费力不多而决意重新拟订一个更为全面且更加简洁的导论，而让其他人任意处理这个较长的第一导论。因为不是成竹在胸后的成果，故而，第一导论实际上更偏向于入门式而非全景式的，“正式出版的导论更符合全景式的导论的要求”(28)；并且，其中也不可能有关于“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的内容，即便提到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是一个先天原则，也没有对它进行演绎。总之，第一导论整体上是推进式的，第二导论是概论式的。主观上康德那时还不可能写出后来那种全景式的导论，但客观上正是这更偏向入门式的写法，使康德步步深入从而决定把新发现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也纳入其中。就第三批判的发生来看，其上半部最初是被“独立”思考和撰写的；实质看，先验哲学理性建筑术所要求的分析论、辩证论和方法论在其中亦得到了完整展现。因此，学界后来单独拿出这一部分作为美学经典来讨论，说来也无可厚非。其实，包括我本人曾一再责备的国内康德美学界只关注第三批判上半部且主要作为美学著作来研究，实质上还可以就此深入一层，那就是，国内康德美学研究者在研讨“感性判断力批判”时，仅仅从美学角度入手，关注点也就必然会集中在具体的观点、范畴和命题上，而对康德为什么会提出这些观点、范畴和命题的理论动机和体系意义则极少虑及，对第三批判的三重大任也更少真切感受，目的论的杰出思想也不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彰显；对鉴赏活动(汉语学界所谓的“审美”)一手牵着认知一手牵着道德因而既以情感为目的又为道德之工具的本性不可能有深刻之了解，更对鉴赏在何种意义通于道德而莫能名其精微，结果就带来了如下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对康德第三批判的解读常常难得其法，没有从康德要求的“整体在先”原则审视第三批判，从而未能认识到康德自己揭出的、对应于此著上下两部的“三重大任”，即专业性(先验的)、结构性和体系性(摆渡的)的任务。因为“目的论批判力批判”的凸显使得第三批判上半部即“感性判断力批判”肩负了一显一隐两大理论职责：既要完成对鉴赏判断的先验批判以寻得其先天原则，又要为此著的体系性任务张本，这就造成了上半部处处可见的二向性，这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深受汉语康德美学界诟病的康德对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界定上——“美在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和“美是德性—善的象征”。由此就带来了第二个后果，即由于不明鉴赏判断天生与俱的自律与他律的二重性，即鉴赏因具先天原则而是自律的但又因其导向“德性—善的象征”而是他律的，导致我们现在关于美育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哲学层面的厘定，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也更难与具体美育实践进行有效对接。(29)注释：
①文德尔班：“科学院版编者导言”，《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页。
②参见李伟：《由通向批判哲学的“绊脚石”新解康德批判哲学形成的“12年”》，《哲学评论》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89—213页。
③比如，如果我们根据康德的如下文字就断定第一批判的历史出发点是“二论背反”，那就混淆了此一区分：“在通俗性这一点上，一开始就做得很差劲，尤其是必须根据其所有的接合点，对这种知识的整体进行考察；若不然，我就会只可以从我在纯粹理性的二论背反这个标题下讲述的东西开始。这样做，就会讲述得很成功，就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去研究这种争论的根源。”(Ak10：269-270)本文以夹注方式引征康德书信和反思录，冒号前为文献所在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简称Ak)卷数，冒号后为其所在具体页码，译文参考了李秋零先生所译《康德往来书信全集》的未刊稿，特致谢忱。
④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9页。
⑤参见李伟：《康德批判哲学发生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第一章。
⑥参见范建荣：《康德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第219—224页。
⑦参见卢春红：《目的论何以与判断力相关联》，《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⑧Cf.John H.Zammito,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2-3,p.7,pp.151-153,pp.263-265；参见Ak20：249；参见M.库恩：《康德传》，黄添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391—392页。
⑨Cf.E.Cassirer,Kant's Life and Thought,James Haden tran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72ff.
⑩Cf.P.Guyer,“Editor's Introduction”,in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Paul Guyer & Eric Matthews tra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xxxix-xlvi.参见盖耶的《〈判断力批判〉成书考》及中译者刘旭光所撰《“〈判断力批判〉成书考”读后——兼论其对康德美学研究的启示》，《汉语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1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第350页。
(1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4页。
(1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511页。
(14)文德尔班：“科学院版编者导言”，《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页。
(15)在就康德第二、三批判写作关系的问题上，有论者认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构思受到了第三批判的影响——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康德这儿明确说了，《鉴赏力批判》的写作是在第二批判交付印刷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且此著离康德预计出版的时间尚有半年多，就该时期康德的写作状态来说，这个时段真不算短了。
(16)在上引“人类学反思录”中有：“判断力是把一个对象上的多样性与其目的联系起来的心智的活动能力。”(第813条，Ak15：362)
(17)正如盲审专家所言——我为此献上诚挚谢意——目的论判断力中的“目的”不同于合目的性原则中的“目的”。其间所涉目的论维度之引入在前期、尤其是《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中与后期、尤其是第三批判中的理论缘由之差异，笔者将另文讨论。
(18)Cf.John H.Zammito,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p.9ff.
(19)(20)M.库恩：《康德传》，黄添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391—392页；第391—392页。
(21)小雅赫曼(Reinhold B.Jachmann，1767-1843)，1783-1794年间与康德过从甚密，作为康德的助手、誉稿者，他对发表最主要哲学作品的年代里的康德知之甚详，是三部“正式”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是康德1780至1790年代的权威。可惜，笔者未能考出小雅赫曼写作此信的具体时间。
(22)国内康德研究界关注此导论较晚，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刘作的《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23)第一导论共12节，发表时压缩为9节即第二导论，在弗兰德尔主编的《哲学丛书》中，第一导论共61页，而正式出版的第二导论只有30页，压缩了整整一半的篇幅。
(24)苏联著名康德专家阿斯姆斯认为“第一稿于1789-1790年间写成”(参见阿斯姆斯：《康德》，孙鼎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324页)。刘作根据H.默滕斯(Helga Mertens)的相关研究断定“第一版导言是在写作第三批判过程中完成的”(参见刘作：《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25)参见刘作：《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26)这一节在整个第一导论中，略显突兀，致使小卡西尔在《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中不得不把它放在第V节之后来解说。参见韦卓民：《韦卓民全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321页。
(27)举凡第三批判中关于鉴赏理论的重要概念、命题，基本都可在“人类学反思录”中找到对应内容：比如关于“鉴赏”内涵的界定，至少有20处明确给出了定义，且对鉴赏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非常明确的概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感性判断力”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后来的“反思判断力”：“就像理性从普遍出发进至特殊一样，反过来感性判断力就从特殊出发进至总体概括，从多样性出发进至统一(构成整体的统一，或者观念和目的的统一，这会把上述活动置于活泼的游戏之路)。”(第842条，Ak15：375)
(28)参见刘作：《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29)参见李伟：《〈判断力批判〉的三重大任及其美育意蕴——兼论“美育到底育什么”这一根本议题》，《中国美学研究》第22辑，商务印书馆，2024，第169—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