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史的“英雄时期”，也被逻辑史家誉为“数理逻辑的黄金时代”。那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对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

弗雷格的工作的目的是为数学建立可靠的基础。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阐述了他所发明了名为“概念文字”的形式语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谓词逻辑语言。而他在《算术基础》中对“数”概念的分析，尤其是其中对语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的自觉贯彻被认为是分析哲学起源的标志。罗素的《论指称》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范例”，它运用弗雷格发明的形式语言对日常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以解决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导致的诸如同一替换失效、排中律失效、主词不存在等哲学困扰。刘易斯(C. I. Lewis)对严格蕴含的公理化刻画是模态逻辑的起源。然而，他的问题意识实际是分析“蕴含”的恰当意义来作为“有效推理的标准”，并由此还原数学“公设和定理的真”。塔斯基的真定义是当代模型论的基础，也是当代逻辑哲学或语言哲学讨论无法绕过的一种真理论。塔斯基对真概念的分析以及对日常语言的真不可定义的论证是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经典范例。哥德尔、丘奇、图灵等人对“能行可计算”概念的刻画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计算机科学成为可能，并大大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尤其是图灵基于图灵机对可计算性的刻画被哥德尔称作“概念分析的范例”。这一成果在哲学界谈论的较少，可能只是因为这项工作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哥德尔、图灵等人对“可计算”概念的刻画主要是为了解决希尔伯特第2问题（算术一致性证明）和第10问题（丢番图方程可解）。

不难看出，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的分析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着同样的问题（数学基础以及由此而来的形而上学、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运用着同样的方法（逻辑分析与概念分析等），甚至可以说，是同一批人。我们可以认为，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有着共同的起源。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分析哲学仍然占据着几乎整个西方的哲学系。然而，我们发现，在当代分析哲学的作品中已经很难再看到数理逻辑的身影了。塞尔关于美国分析哲学现状的一份报告甚至涵盖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却“对逻辑学的纯技术工作没什么可说的”。普特南参与证明了Matiyasevich- Robinson-Davis-Putnam定理，但这是一个纯数学的结果；奎因的逻辑工作在数理逻辑界几乎没有影响。可以说，当下的数理逻辑与分析哲学是隔离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隔离是不可逆的。冯·赖特在上世纪末展望新世纪可能的哲学潮流时说道：“我想它们【哲学潮流】会明显地不同于这个世纪的样子，而逻辑将不是其中之一。” 然而，这一既成事实及其未来趋势是理所当然的吗，其背后是否有严肃的学理上的考量，这种考量是合理的吗？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的分离在时间上与以蒯因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兴起在时间上偶合。本文将试图解读自然主义对分析哲学去逻辑化的推动作用，并质疑其对逻辑学方法的拒绝的合理性。

分析哲学在今天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做哲学的样态。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仍不乏主导的元哲学思想。最初是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逻辑主义或逻辑原子主义，其次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自然主义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而兴起并成为哲学界的主流。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从某种意义上吹响了分析哲学自然主义转向的号角。尽管蒯因这篇文章即使在后来的自然主义者内部也广受争议，但仍会被认为是 “整个二十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蒯因的这篇文章直指卡尔纳普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 的两个主要立论支点，即 (1) 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有严格的区分，(2) 所有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通过逻辑分析还原为直接的感觉经验。在完成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后，蒯因提出了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纲领作为替代。

蒯因关于经验主义的第一则教条 (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存在严格的区分) 的批评占据了整篇文章三分之二的篇幅，而其中主要论证都围绕着 “我们无法清晰地界定 ‘分析’ 概念” 展开。

蒯因首先给出了一个候选定义：“一个陈述是分析的，当且仅当它仅仅凭借其意义 (meaming) 而真，而不依赖于事实。” 然后指出该定义中的 “意义” 需要进一步界定。我们知道，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是利用 “等数”概念为中介来定义 “数” 的。即一个概念的数是与其等数的诸概念组成的等价类。类似地，蒯因指出如果我们能清晰地定义什么是同义的 (synonymous)，那么也就可以定义什么是 “意义” 乃至什么是 “分析的” 了。例如，一个词项的意义可以被定义为所有与其同义的词项组成的等价类；而一个陈述是分析的，当且仅当在对其词项进行同义替换后能够得到一个逻辑真。这里，蒯因区分了两类所谓的分析命题，一种是逻辑真，如

未结婚的男人没有结婚。

它不依赖于逻辑词项以外词项的解释，是逻辑真；而另一种例如

单身汉没有结婚。

则需要通过对其中词项进行同义替换，成为逻辑真，才被能认为是分析的。后者才是蒯因在整篇文章中着重讨论的例子。接下来，蒯因讨论了两种可能的对于 “同义” 的刻画。

第一种是基于定义而同义，即两个词项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定义来见证这点。在这里，蒯因区分了四种定义。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词典定义 (dictionary definitions)、描述性定义 (descriptive definitions)、阐释性定义 (explicative definitions) 以及规定性定义 (stipulative definitions)。

词典定义被人为是字典编撰者对其观察到的同义现象的经验报告，因而“不能作为同义的基础”，否则无异于本末倒置。

描述性定义一般由哲学家或科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给出。与词典定义类似 ，两者都是基于先在的同义 (pre-existing synonymy)。即，这种定义有个是否正确的问题，而其是否成立依赖于先在的同义。所以，再反过来通过 “存在一个正确的描述性定义” 来刻画同义就循环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所谓“先在的同义” 无非是基于语言的日常使用。这样，“报告了一些同义实例的定义成了关于【语言】使用的报告。” 这当然也不能作为 “同义” 的基础。支持分析与综合严格区分的哲学家们显然不能接受，两个词项的同义仅仅是依靠存在一些语言的使用实例来支持的。因为这会导致，判断一个陈述是否是分析的依赖于其中一些词项是否能根据一些使用实例替换为另一些词项，即分析与综合的划分是基于经验的了。

阐释性定义与描述性定义不同，它不限于 “先在的同义”，还试图 “细化或补充被定义项的意义”。因而，基于阐释性定义而同义看起来不会被简单归约为基于先在的同义而同义。但阐释性定义仍然有恰当与否的问题，即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在 “所希望的语境”(favored contexts) 中保持同义。因此，基于阐释性定义来刻画同义虽不至于是直接的同语反复，也仍然是循环的。

规定性定义往往是为了方便，通过定义来引入一个全新的表达式以代替某个已有的较复杂的表达式。这种定义没有正确或恰当与否的问题，因而也不依赖什么先在的同义。蒯因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透明的通过定义来创造同义的案例。” 但，蒯因认为这只是极端的情况，“对于其他情况定义依赖同义而非解释同义。”

另一种刻画同义的方式是通过可互换性 (interchangeability)，即两个语言组件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将它们互换后不会改变真值。对于这种刻画，蒯因首先指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会有一些反例，如一些成语 “bachelar of arts”(艺术学士)、“bachelor’s buttons”(矢车菊) 或是句子

“单身汉” 是三个字。

中的单词 bachelar(单身汉) 不能被替换为被认为是同义的 “未婚的男人”。一种解决方案是规定可互换性只能运用于不可分的基本单词，而 “bachelar of arts”、“bachelor’s buttons” 或 “‘单身汉”’(连带一层引号) 应该被视作一个单词。由此，同义又需要依赖于 “不可分的基本单词” 这个模糊的概念了。

第二个问题是，这里的 “可互换性” 并非是在任意情况下可互换。例如，不同的词项可以有不同的情绪表达但互换后不影响真值就行。蒯因称之为，认知同义 (cognitive synonymy)。他进一步断言，说两个词，如 “单身汉” 与 “未结婚的男人”认知同义，即

必然地，所有单身汉也只有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

因此，对认知同义的刻画依赖于 “必然地” 的意义。而 “‘必然地’ 这个副词被用来修饰真，当且仅当这个真是个分析命题”。所以，“这虽然不是一个直白的循环论证，但也类似。”

显然，第一个问题只在日常语言中出现。在形式语言中，符号与符号的复合有明确的界定。蒯因也的确考虑了形式语言，即一阶谓词语言。这是一种外延性的语言。即任意两个具有相同外延的谓词或命题都是可以互换的。蒯因还是以单身汉的例子来说明，在外延语言中，可互换性无法确保认知同义。例如，即使 “单身汉” 与 “未婚的男人” 有相同的外延，因而可互换，也只能保证 “所有单身汉也只有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是真的，而不能保证它是必然地真的或者说分析的。

因此，可互换性也不能很好地刻画 (认知) 同义和分析。

接下来，蒯因考察了一种绕过 “同义” 而使用所谓语义规则 (semantical rule) 来刻画分析的方法。语义规则往往是对人工语言语义的规定。例如，塔斯基的真定义 (参见)。蒯因宣称用以刻画分析的语义规则应该有如下形式：

一个陈述 S 对语言 L 是分析的，当且仅当……

令人惊讶的是，蒯因否定这种刻画方式的理由竟然也是循环定义。

这些规则包含了词语“分析的”，而我们并不理解它！我们理解这些规则将分析性赋予哪些表达式，但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则赋予了那些表达式什么。简而言之，在我们能够理解以 “一个陈述 S 对语言L0来说是分析的，当且仅当……” 开头的规则之前必须先理解一般的关系词项 “……对……是分析的”；我们必须理解 “S” 对 “L”是分析的 (其中 “S” 和 “L” 是变元)。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蒯因不知道或不理解塔斯基的真定义。蒯因显然应该非常了解递归定义并非循环定义，尽管看起来被定义项出现在定义项中；他也应该知道，当我们处理一个形式语言的语义概念的时候可以假设我们工作于一个更丰富的元语言中；他也应该非常清楚，一个带有被定义项的句子集可以看作是关于被定义项的隐定义或公理化定义，且不论这些语义规则看起来就像是显定义。或许，蒯因不满意的仅仅是，我们必须为每个语言 L 特别规定一条语义规则，因而我们刻画的仅仅是许许多多 “对语言 L 是分析的”，而没有刻画 “是分析的”。由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虽然蒯因在这里宣称只考虑人工语言，但这并不是真诚的。事实上，他考虑的仍然是日常语言中的分析概念，而不满足于刻画某个给定人工语言的分析概念。作为对比，塔斯基在考虑刻画真概念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而他的结论是日常语言中的语义概念无法被定义，形式语言的真概念可以被定义，但我们需要对语言分层。

由此，蒯因完成了他对经验主义教条之一的驳斥。蒯因的论证思路无非是挑选了若干刻画分析性的尝试，并说明这些尝试都有各自的问题。蒯因也意识到，“并非所有卡尔纳普和他的读者知道的关于分析性的解释都被上面的讨论覆盖到了”。甚至，关于每个具体尝试的否定，蒯因也只是指出了若干困难，而缺乏关于这些困难本质上不可解决的论证。例如，像塔斯基关于 “日常语言真定义不可能” 那样的论证。因此，他能得到的结论只能是，分析和综合陈述之间的界线 “尚未被划出”。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关于教条二，即还原主义的篇幅并不大。蒯因驳斥的激进的还原主义认为：“每个有意义的陈述总能被翻译为关于直接经验的(或真或假) 的陈述。” 而蒯因反驳的主要依据仍然是，至今尚没有如激进的还原主义者所希望的那种翻译出现。实际上，他声称卡尔纳普是第一个 (考虑到蒯因与卡尔纳普几乎是同时代的，也可以认为卡尔纳普是蒯因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个) 真正尝试实践还原主义纲领的经验主义者。由此，蒯因只需指出卡尔纳普尚未成功便完成他的论证了。

到此为止，蒯因的论证除了指出经验主义者的工作离他们的理想相去甚远外，并没有什么令人启发的内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分析还原主义的实践困难时发现最 “不可忍受的” 问题是，还原主义者试图通过把一个一个词项 (term-by-term) 对应于感觉材料来实现命题到经验的还原。显然，每个词项在出现在不同的陈述中未必对应同样的感觉材料。这与弗雷格的 “语境原则” 并无二致。进一步，蒯因指出以陈述为单位的翻译仍然不可行。由此，自然地带出了蒯因的整体主义：“经验有效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

在蒯因的整体论中，所有所谓的知识与信念织成一张网。即使逻辑规则在其中也没有明确的更高的优先级，它们不过是在这张网中更远离外围，即更难以被具体的经验所撼动而已，但也并非不可改变。在蒯因的信念之网中，一个命题成立与否往往都不能被还原为某个直接的经验或者逻辑真，而是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依据全部经验的。因而，传统的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失去了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视为经验科学的问题，而 “经验归纳是我们得以继续的全部”。

虽然在蒯因看来，不存在所谓的第一哲学，也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哲学方法或哲学真理。但哲学或本体论仍然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在物理学中，我们为了简单或方便而断言存在物质。这就是一则本体论陈述。并且在蒯因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科学实践。基于此类理由，他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科学的编制化(regimented)。具体而言，就是为科学实践提供一个统一的语言，使科学的表达更清晰且简单。

就某种程度而言……，科学家可以通过选择他的语言来增进客观性并降低来自语言的干扰。而我们【哲学家】通过提取科学论述中的实质，可以有益地净化科学的语言，甚至超出实践中的科学家所合理地要求的。

表面上，蒯因是日常语言哲学的批评者。至少他心目中的能覆盖整个科学也即全部人类知识的编制化的理论不是以日常语言书写的，“日常语言只是并不能蕴含一个围起来的 (fenced) 本体论……科学家与哲学家们在寻找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综合系统，而这个系统要比日常语言更直接且彻底地面对其所指”事实上，蒯因为他的编制化的理论所准备的语言正是一阶谓词语言。他甚至认为没必要使用二阶语言或引入模态算子。这当然是与他的自然主义倾向有关的。

蒯因对形式语言的偏好仅仅是基于清晰和简单两个理由。这两个形容词的边界未见得比分析性更清晰。一阶谓词语言自然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我们也可以明确地给出一个一阶语言的初始符号、句法规则。而模糊的地方在于，如何将科学理论翻译到给定的形式语言中。蒯因本人也意识到这点并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即翻译的确定性的前提是把握整个科学理论乃至整张“信念之网”。而后者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也与编制化的动机形成循环。因此，有理由认为确定性的翻译并非蒯因的追求。编制化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纲领，并需要常常根据 “清晰” 或 “简单” 等要求进行调整。

因此，蒯因对形式语言的偏好仅仅是权益之计。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用来见证 “分析” 或 “同义” 概念模糊性的例子全部来自日常语言。蒯因其实很清楚，“一般在哲学上被称为分析的陈述……分为两类，第一类的那些可以被称作逻辑真”。蒯因通篇考虑的是诸如 “单身汉没有结婚” 这样的 “第二类分析陈述”，而对逻辑真没有任何讨论。事实上，蒯因对逻辑真的回避是不得不为之。因为，在形式语言中，蒯因所谓的逻辑真，即逻辑有效式，的确有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而弗雷格在谈论分析命题时，考虑的显然是用他的概念文字表述的数学命题。弗雷格要论证的正是这些数学命题都是分析的。当然，到底哪些数学真是分析的仍有争议。人们可能会对 “5+7 = 12”、“存在无穷多的素数” 或 “存在不可测的实数集” 的分析性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诸如 “a = a” 的逻辑有效式是分析的。所以，蒯因关于分析与综合判断难以区分的论证完全是基于日常语言的，这与早期分析哲学家所讨论的对象根本不属于一个论域。早期分析哲学家当然会同意语言的日常使用中难以区分分析与综合，而正是为了避免这些模糊性才需要构造形式语言。在形式语言中，无论逻辑主义者、直觉主义者、形式主义者或实在论者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立场给出关于分析命题的明确界线。

事实上，早期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选择形式语言而拒绝日常语言的理由与蒯因的完全不同。他们认为通过形式语言能够揭示被日常语言所掩盖的思想或世界或认知的结构。而后者是客观的。这就自然有从那些客观的结构到语言的翻译是否正确的问题。我们知道，形式语言优势正在于它通过递归定义的结构具有唯一可读性，使得关于翻译是否正确的判定成为可能。这也是塔斯基真定义为何只适用于形式语言的原因之一。而翻译是否正确的问题在蒯因那里是不可解因而不存在的。可以说，蒯因对形式语言的偏好并不基于形式语言结构唯一可读这一根本优势，而是 “清晰”、“简单” 等模糊的实用主义标准，因此是不稳定的。事实上，当代的自然主义者中已难觅编制化理论的追随者。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已经开始对自己百年历史的反思，并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冯·赖特在上世纪末指出：“在本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逐渐失去了独有的面貌；它变得越来越折衷，它的同一性可能陷入迷途”；而格洛克认为：“如果说失去同一性是一个普遍的担忧，那么失去活力是另一个。”

笔者认为这两种担忧更具体地体现为缺乏方法的危机和缺乏问题的危机。显然，冯·赖特担心的 “同一性危机” 指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诸多新的分析哲学流派，它们与早期分析哲学以及彼此之间在元哲学和方法论上都有明显的分歧，以至于今天已经很难再找到某个特征能恰好把握人们所认为的分析哲学工作。格洛克使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来消解对 “什么是分析哲学” 的追问。这本身是对分析哲学同一性危机的再次确认。我们知道，分析哲学自诞生之初就以其特色鲜明的工具、方法和形态截然区别于传统哲学。它通过全新的工具巧妙地处理了古老的哲学难题并由此获得声誉。而从今天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已经不太可能总结出区别于传统哲学或经验科学的标志性方法；从它们所处理的问题来看，似乎也丢失了早期分析哲学家的野心。

即使今天的分析哲学家恐怕仍然承认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分析。但对于分析方法的具体所指却莫衷一是。一般认为，所谓分析就是将复杂的对象，无论是语句、思想或事实分解为较简单的诸组成部分，以使得模糊或者不确定的东西变得清晰明确。早期分析哲学的方法一般指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逻辑分析一般是指用形式语言重新书写目标命题或论述，以揭示其中被遮蔽的结构。例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而概念分析往往是指将目标概念分解为更简单明确的其他概念，其结果往往是目标概念的一个定义。例如，弗雷格对“数”概念的分析以及图灵对“可计算性”概念的分析。

但如果说分析哲学的特点仅仅是概念分析或意义澄清，那么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传统大概都能被算作是分析哲学的了。笔者以为，分析哲学家相对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康德等传统哲学家的主要优势恐怕是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方法。事实上，早期分析哲学那些坚实的成果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引入了在当时还十分新鲜的形式化手段。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自不必说，刘易斯对严格蕴含、策梅洛对集合概念的分析结果以隐定义的方式呈现，而这种隐定义的严格性依赖于建立在形式语言上的公理化方法。

然而，随着自然主义在哲学界影响的扩大，形式逻辑尤其是经典数理逻辑逐渐不再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分析哲学如蒯因所愿成为“科学的延续”，而丧失了自己区别于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独特方法。

蒯因本人的工作就贯彻了他在方法论上向经验科学的妥协。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的论述确实如其本人所言，能让 “我们对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是如何顽固地排斥直接的划界而感到印象深刻”。但也仅此而已。蒯因在论证中仅讨论了一个案例——“单身汉没有结婚”，以及试图刻画分析性的若干失败的尝试。由此，蒯因就宣称把这些失败 “推广到其他形式也不难理解” (the extension to other forms is not hard to see)。我们可以对比图灵在分析可计算性概念时的宣称：“假设【图灵机】每次更改的方格总是那个 ‘观察到的’ 方格是不失一般性的”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推广到其他形式也不难理解”与“是不失一般性的”表面上都是一种一般化 (generalization)，但两者背后的那种迫使我们信其为真的力量是有明显落差的。前者是经验归纳，而后者是演绎证明的结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者对于经验归纳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的论证几乎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经验 “事实”：理性主义者所宣称那些超越经验的方法至今为止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比经验科学更可靠的知识。而这并不是事实。例如，自然主义必须首先宣称人类的数学成就 (包括那些演绎证明) 全部依赖于经验归纳才能自圆其说。由此，自然主义者陷入了循环论证，并且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早期分析哲学家所反对的数学心理主义。

为了避免使他们的论证成为一个明显的闭环从而使其论点沦落为信仰。一些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者援引达尔文主义为经验归纳方法及其唯一性辩护。

那些在【经验】归纳上有着根深蒂固的错误的物种具有可悲而非值得称赞的倾向，在繁殖更多同类之前就走向灭绝了。

然而，达尔文的理论只是一个框架，诉诸 “进化的结果” 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人们仍然要问，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不是总是这样；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总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还有哪些可能，以及为什么有且仅有这些可能。正如在进化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海豚和鲨鱼都进化出了纺锤形体型。答曰：因为适者生存。但这显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这种体型是合适的，是有进化优势的。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会将人们引入流体动力学的研究，而后者 (用宏观抽象的方法来研究系统特性，假设流体是连续的) 又依赖于数值分析、统计学技术及其背后的数学原理。而这些数学原理的基础仍然需要一个辩护。难以想象，仅仅通过经验归纳的方法可以得到这些问题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我们的经验归纳方法是合适的或正确的甚至唯一可行的时，我们所期待的显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回答：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做的，而人类至今为止都一直活得好好的。

普特南本人也意识到当代哲学在方法上所面临的危机：认为哲学的任务是 “预测最终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科学成果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而又 “相信我们能够在当今科学的基础上做这种预测”，是很 “诡异” 的。他深信 “就哲学的现状而言，它要求一个复兴，一个新的开始 (renewal)。”

当代分析哲学的另一个问题恐怕是没有 (大) 问题。今天，发表于正式期刊上的分析哲学研究论文常常被诟病 “脱离世界的真实”、只是 “被小难题(puzzle) 所驱使”、“没有很高的智力水准”。这与分析哲学先驱们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弗雷格和罗素从事的数学基础问题研究回应了时代的关切，由此得到数学界和哲学界主流的关注。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试图处理语言与世界的一般关系，塔斯基试图刻画 “真”这个 “终极哲学概念”。即使卡尔纳普和蒯因也试图重新定义哲学的任务，并且一度投身于非常宏大的研究纲领。然而，此后的分析哲学作为 “科学的延续” 似乎有了正当的理由来回避过于艰深的基础问题，逐渐陷于各种琐碎的描述与解释。无法想象，这些对经验科学成果的描述与修饰能真正得到科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因为，它们既没有回应科学家们已有的困惑与不安，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反思。

自然主义在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拒绝上贯彻得比逻辑实证主义更彻底。无论在方法和论题上，都没有什么超出经验科学的哲学的东西。表面上，自然主义者也接受实在论，但只是承认经验科学断定存在的对象存在。他们宣扬科学自治，对经验方法本身的研究同样只是描述性的。这背后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关注人们的知识和信念，试图描述这些知识和信念是如何这般的，而拒绝谈论独立的真。且不论自然主义者的自我限制是否正当，但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们所能提出的问题的范围。

蒯因将其自然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建立在对分析性不可判定的断言上，而对后者的论证最终落实于“存在一个可以划定的边界是经验主义的非经验的教条。”显然，这个论证要么仅在预设经验主义的前提下才有效，要么就是一则循环论证，非经验的不可知因为它是非经验的。因此，《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影响按理说应该仅仅是经验主义内部的事情，却成为了 “整个二十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这反映的是整个理性主义乃至哲学的衰落。

但如果接受经验方法一定程度的有效性的话，那么本文罗列的事实至少展示了这样一组相关性证据：自然主义与早期分析哲学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元哲学立场，其信奉者与早期分析哲学家对于形式语言和数理逻辑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自然主义的兴起同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的割裂在时间上偶合，而分析哲学早期的成功与现在的平庸同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的合与分具有相关性。这些观察当然不足以构成对自然主义“定责” 的证据，但至少能够提示我们一种至今为止尚被忽视的可能性——重启哲学的逻辑学传统或带来哲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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