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大学教师，能在课堂上“站住”，他在这学校也就“站住”了。课堂上能否“站住”，过去，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是至关重要的。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念念不忘的，是怎样让自己的课能被学生和同事认可。先师潘旭澜先生，闲谈中曾向我说到，20世纪50年代，他刚留校任教，其时发表了几篇论文，颇受学术界关注。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辑特地从北京赶到复旦，请他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个时候，京城大牌出版社派编辑不远千里登门约书稿，对于一个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是天大的荣耀。我想，我的这位老师，未必没有动心。但最终，他只请这位编辑在学校食堂吃了顿饭，写书一事，则婉谢了。我问为什么，他答道：“要写教案！”⋯⋯但这种事，是老皇历了。如今没有这样儍的青年教师，更没有这样傻的中老年教师。原因就在于如今在大学里，教师能否把课上好，并不重要。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课堂上能否“站住”，与在学校里能否“站住”，没有什么关系。如今大学管理教师的方式看似多种多样，但都不过是在分蛋糕。各种各样的称号、岗位津贴的档次、教授的级别等等，都是花色不同的蛋糕。一个教师，能否在某块蛋糕上分得一份以及分得多大的一份，与他的课上得好坏没有丝毫关系。从未闻某块蛋糕的分配，将课上得好坏作为一种硬性标准。即使是所谓“名师”称号的获得，也未必与课上得好坏有什么必然联系。既然这样，谁还会费心费力不断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呢？而青年教师又怎么会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讲课者呢？我的那位老师，还说过一句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的话：“要用几十小时的时间准备一小时的课。”如今谁要这么做，谁恐怕就真要“站不住”了。用这么多时间备课，又哪有时间以“精品”的名义制造垃圾呢？当然，“工作量”仍然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但在这种尺度评价下，上得好的课与上得糟的课；精心准备了的课与糊弄忽悠学生的课；连过道的地上都坐满了学生的课与学生都逃光了的课，是等值的。当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标准时，大学还能叫“学校”吗？
【高录用丨会后1-2个月左右见刊丨人文社科文章均可投稿 】【东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烟台大学支持】第七届人文教育与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会议（ICHESS 2024）提交检索：CPCI、CNKI知网、Google Scholar【西安交通大学主办，ACM出版，往届EI、SCOPUS检索】
第四届新媒体发展与现代化教育国际学术会议（NMDME 2024）提交检索：EI Compendex，Scopus，CNKI知网【ACM独立出版 | 快至15天见刊 | 院士、清北大咖加入】第八届教育考试与评价研讨会暨人工智能未来教育论坛（SEEE 2024&AIFE2024)提交检索：EI、Scopus、Google Scholar【北京语言大学主办 | 高录用快见刊 | 人文社科年度重磅会议】第四届教育，语言与艺术国际学术会议(ICELA 2024)提交检索：CPCI、CNKI（知网）、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八大高校支持 | IEEE Fellow等大咖汇聚 | ACM稳检索快见刊】第五届人工智能与教育国际学术会议（ICAIE 2024）提交检索：EI，Scopus，Google Scholar👇👇👇![]()
版权声明：文章来源于《当知识遇上信念》2012年，分享只为学术交流，如涉及侵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修改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