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东等]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

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

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

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

沈永东  赖艺轩  顾昕

作者简介: [1]沈永东，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赖艺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3]顾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2024年第3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5/15

版块分类：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473）

PDF全文：点击链接<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可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摘要：多元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或现实影响业已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多讨论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机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影响，较为忽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群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不同驱动逻辑、机制设计与具体作用发挥。以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论文构建了“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多领域作用发挥”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度剖析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受到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群逻辑等不同制度逻辑驱动；不同制度逻辑组合影响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治理等共同富裕不同领域发挥的异质性作用；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发挥通过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加以实现。在理论层面，研究丰富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机制互补嵌合促进共同富裕研究；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我国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社会组织;共同富裕;制度逻辑;多元机制;互补嵌合;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1]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突出了共同富裕需要行政、市场和社会多元力量协同。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社会组织因其非营利性、专业性和灵活性成为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大主体，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社会组织助力共富的实践如火如荼，涌现出了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助力共富的象山经验、打造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生态链助力共富新动能的温州实践等典型样本。那么，社会组织如何推动共同富裕?驱动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是什么?

已有研究讨论了政府与企业如何通过行政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推动共同富裕，但较少关注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群机制在推动共同富裕上的制度设计，更未深入探究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具体过程。针对以上研究局限，本文聚焦“社会组织如何推动共同富裕”这一核心议题，以浙江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实践案例，深入剖析其“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多领域作用发挥”的内在形成机理，以期揭示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

(一)社会组织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多个研究领域得到关注。已有研究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第三次分配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等重要领域，指出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效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社会组织在深度结合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化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以及稳定经济治理体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3]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公益创投和公益平台创新推进人才交流和技术转移，着力缩小群体和区域差异；[4]在第三次分配和社会治理创新领域，社会组织不仅能促进社会资本积累、驱动利他型慈善，[5]还是激发社会治理活力、推动社会治理规范有序的重要力量。[6]

然而，已有研究仅从单一作用视角探讨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角色，缺乏从多作用与异质性功能视角对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角色的多样化、整体性进行学理性分析，更没有将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与制度逻辑、作用机制等要素关联起来加以研究。

(二)制度逻辑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指的是塑造主体认知与行为的社会共享规则、规范和价值观，对组织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起决定性作用。[7]已有研究指出，不同制度逻辑在混合组织、跨部门合作中广泛存在，而多重制度逻辑间的相互作用对治理变革和创新实践起到了关键作用。[8]因此，制度逻辑为理解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研究视角。

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变革过程中受社群逻辑、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驱动。其中，政府逻辑是指组织通过协助政府制定规则、实施监管或遵从政府规制展开活动，以此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和合规性；[9]市场逻辑是指组织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实现效率提升以及资源汇聚，进而实现自身价值；[10]社群逻辑指的是组织通过价值共享、公民参与等方式追求公共利益，发展互惠和信任、积累社会资本以获得运作的合法性。[11]

面对多重逻辑的共存和交互，制度逻辑融合和制度逻辑协调两种视角解释了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的异质性过程。制度逻辑融合强调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变革时，通过组织变革、价值共享、身份兼容等方式融合同化市场逻辑、政府逻辑以及社群逻辑等多重逻辑，实现自身活动和治理需求的嵌合。[12]制度逻辑协调则认为社会组织通过合法性分享、建构中介平台以及构建倡议性合作框架等方式来协调和消解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张力，以提升合作治理的效率。[13]

然而，现有研究更多是从社会组织发展和公共部门管理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组织应对多重制度逻辑的行动选择，并未对不同制度逻辑下社会组织不同作用的发挥进行深入探讨，且对于不同制度逻辑互动下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也缺乏深入剖析。

(三)多元机制互补嵌合

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群机制与其他机制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探究多种治理机制如何形成互补嵌合的关系是解剖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过程的关键。

纵观已有理论，治理机制的划分起源于行政-市场的二分，逐步走向行政-市场-社群三分的格局。在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提出权衡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早期思想后，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何为经济生活主要协调机制的争论也逐步延伸到公共服务领域。[14]在行政-市场二分法无法概括治理机制的全部之际，学界逐步开始探索第三种治理机制，包括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混合治理，以及自我治理、行政和市场机制等。[15]萨缪·鲍尔斯把社会经济活动协调机制简化为三种：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社群机制的定义和特征也被概括为“认诺与遵守”,即相互密切关联的个体基于对某些共同价值与规范的认同、承诺与遵守形成社群以协调其活动。[16]

在区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基础上，学者指出三种机制如何协同组合对于治理体系建设和公共治理实施至关重要。行政机制的良好运作难以超脱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激励和社群机制所蕴含的社会资本。[17]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有赖于通过行政机制所建立的制度及其执行，也受助于市场参与者通过社群机制所滋养的社会资本。[18]社群机制的良好运作嵌合在依赖于行政机制的制度建设与执行和基于市场机制的激励结构中。[19]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行政和市场治理都有可能失灵，社群治理失灵也会出现。莱斯特·萨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的四大根源：资源不足、目标特殊、父爱主义、专业有欠，并据此对社会组织与公共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理论论证和经验研究。[20]因此，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多主体的协作互动，行政、市场和社群多元机制的互补嵌合，一方面体现构建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必要策略。

然而，审视已有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理论发现，现有理论框架在解释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这一重要命题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现有理论只从单一机制不足出发，探讨组织合作过程和方式，强调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对组织系统运作的增益性作用，较少阐释组织驱动逻辑和组织运作过程以及组织作用发挥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已有理论更多将多元机制互补嵌合视为一个整体视角，而未对不同领域中不同机制的协同路径进行深入区分，导致了理论框架和经验实践不匹配。因此，需要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对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打开从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到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作用之间的“机制黑箱”。

(四)研究框架

针对上述研究局限，聚焦“社会组织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问题，本研究结合制度逻辑理论和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理论，将社会组织在共同富裕多领域的作用发挥视为社会组织在不同制度逻辑组合驱动下对社群-政府-市场机制互补嵌合过程产生差异性影响的结果。制度逻辑理论作为解释组织变革和创新实践的经典理论，可以为社会组织在共同富裕多领域的异质化作用提供解释，同时组织协调和融合不同制度逻辑的过程实现了社群机制和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互补嵌合的不同组合。制度逻辑理论和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理论的整合既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也为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驱动逻辑-机制设计-作用领域”的系统理论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理论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内涵如下：其一，制度逻辑是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因。社会组织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制度逻辑的影响。社会组织出于降低行政规制带来的风险和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市场需求等考量，会将社群逻辑与政府逻辑、市场逻辑进行协调和融合，这也使得社会组织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能够发挥差异性促进作用；[21]其二，在不同制度逻辑组合驱动下，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合作会形成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的不同互补嵌合方式；[22]其三，社群机制的灵活性、专业性以及民间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并不会在共同富裕所有领域都同等发挥作用，结合共同富裕的目标与社会组织的优势，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领域、收入分配领域以及社会治理领域的作用具有差异性。[23]因此，本文围绕这三个关键领域探讨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形成机理。

三、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确定浙江为全国第一个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随后，浙江落实制定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2021年下半年，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意见》,要求社会组织聚焦助力共同富裕先行。截至2023年2月，浙江省各级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7.34万个，纳入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超24万个，业务活动范围覆盖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慈善捐赠等多个领域。[24]浙江社会组织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为了探索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和作用，课题组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10月多次前往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温州市、嘉兴市、衢州市等地，对推动共同富裕中具有突出表现的行业协会商会、社区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进行了3-4轮的实地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被访谈对象包括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企业创始人、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困难农户、社区居民等。经过深度走访，基于案例典型性的考量，在经济发展领域，选择浙商总会、浙江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以及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在收入分配领域，选择浙江万科同心圆志愿者服务联盟、浙江省人民教育基金会和浙江省海宁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在社会治理领域，选择浙江恩宝公益基金会、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老娘舅协会、浙江省杭州市公羊会公益基金会。基于案例分析，我们发现浙江社会组织受专业理念、市场需求、政策指引等多重逻辑驱动，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构筑了政-社-企三方联动机制，探索了社社合作和社企共创互嵌机制，构建了政社合作与社群自治结合机制，在经济发展、第三次分配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发挥了多元能促作用。

(一)浙江社会组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求“激活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壮大共同富裕根基”。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浙江社会组织通过构筑政-社-企三方联动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结社需求、企业需要、政策指引共同驱动

民营经济与数字经济为浙江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小微企业能力有限、前沿技术研发不足以及市场乱象层出不穷等问题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浙江社会组织将自身结社需求融入企业的发展需要，锚定企业需求拓展相关的咨询、技术等功能，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例如浙商总会建立了以浙商为主体的联系网络和数据库，为会员企业提供网络联系和数据服务成为总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浙江社会组织在回应政府政策指引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划的调整优化，如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将政策服务工作委员会作为其最重要的组织架构之一，结合金华市婺城区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协助编制《婺城区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为婺城区“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构筑政-社-企三方联动机制

当政府直接干预成效不大、市场调节趋于乏力之际，浙江社会组织兼顾自身发展、企业需要以及政策指引三重需求，积极组织社企合作、引导政社对话，构筑了政-社-企三方联动机制。

首先，浙江社会组织通过社企联动链接海量服务资源，打破企业发展的“信息孤岛”。浙商总会链接尖端科技平台和行业专家，面向企业提供创新指导课程。浙商总会与浙江工商大学联合创立的战略企业家学院的授课专家 Y 指出：“我们的课程既培养浙商创新意识，也传授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法，契合了企业的迫切需求。”(YJX-2023-02-23)其次，浙江社会组织以社企合作方式打造行业交流平台，提供技术创新的“孵化基地”。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依托多种载体打造标准化、开放式的行业互动平台，加快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前端研究。数字经济学会联合杭州市未来科技城举办“未来数商大会”,通过邀请知名专家、专业机构、企业代表同台交流，孵化数据要素融合实体经济的新技术。最后，浙江社会组织通过政社对话建立行业自律联盟，构筑联通政企的“沟通桥梁”。浙江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根据政府行业治理需要构筑行业自律联盟，实现省市县三级网络的社会组织和互联网公司的联通互助，承载协助政府开展网络综合治理和引导行业内部有序竞争合作的重要功能。

3.发挥充实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积极作用

通过构筑政-社-企三方联动机制，浙江社会组织为浙江经济发展充实新动能，企业创新能力稳步增强。浙江某科技公司创始人B说：“浙商总会帮助我们链接金融资源，促进‘墙体发电’创新输出国外。”(BY-2023-04-01)数据要素融合实体经济的新技术得到了孵化、应用以及推广，参与数商大会的科技企业高管S指出：“数商大会平台搭建促进了行业生态创新，也让产业和技术更加集中地服务于社会价值。”(SN-2023-02-26)行业发展秩序进一步规范，签订自律公约的会员单位成员M说：“联合会组织的自律联盟通过公约的方式实现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员单位的相互监督，恶性竞争的乱象得以清顿。”(MY-2023-04-16)

(二)浙江社会组织促进第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求“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畅通社会各方面参与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道”。在上述目标指引下，浙江社会组织搭建了社社合作和社企共创互嵌机制，有效促进第三次分配优化。

1.专业理念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

在社会原子化对公益传统的冲击下，公众对第三次分配存在着众多的困惑和误读，公益理念影响力微弱、社会组织公益运作能力不足等问题屡见不鲜。对此，浙江社会组织一方面兼顾了企业、居民等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将其运作模式和兴趣偏好纳入日常工作流程中，如浙江万科同心圆志愿者联盟立足于居民生活娱乐的需求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推行“健康公益”和“快乐公益”的理念。另一方面，浙江社会组织也着重融合其他社会组织的运作理念和工作方法，致力于通过合作全方位提升专业能力，如浙江省海宁市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将社会组织的资源共建和合作共赢作为组织活动的重要方向。

2.探索社社合作和社企共创互嵌机制

兼顾专业能力提升和市场需求引导，浙江社会组织搭建了社社合作和社企共创互嵌机制，促进公益火种进一步播撒。

一方面，浙江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通过市场化运作共同基金、举办商业与公益一体的专题活动和公益集市等方式打通公益领域社企共创的外循环。浙江万科同心圆志愿者联盟和企业合作举办覆盖38个社区的杭州亲子乐跑比赛，通过公益积分制、奖金定向捐赠的方式构建了孤独症帮扶主题的乐跑品牌，激发多样化群体对孤独症儿童的关注。浙江省人民教育基金会则和浙商证券合作创立浙商共同教育基金，形成了“需求识别-项目制定-合作帮扶-效果评估”的科学运作流程，以10年的长周期、每年200万的基金规模支持山区26县和革命老区的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浙江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内部组团式合作打通社社合作的内循环。浙江省海宁市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联合15家社会组织组建助困“社会组织推荐官”,帮助困难农户增收。“社会组织推荐官”通过整合爱心商家、知名媒体以及社会组织资源，运用“以购代捐”“共富摊位”等方式拓展商品销售渠道，还通过吸纳受帮扶农户进入服务队伍，为社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定期送去农产品。

3.发挥引领公益慈善参与新潮流的作用

通过内部合作和外部共创，浙江社会组织激发了本无意于公益慈善的群体参与兴趣，为想参与却没能力的群体提供了渠道，为已参与但成效不足的群体提供方法，引领了浙江省公益慈善参与新潮流。例如参与乐跑活动的社区居民M说：“孩子听说活动5点多就起床了，又跟我说要给孤独症的小朋友捐钱，既能带孩子玩又能为公益做点事，很有意义。”(BM-2022-11-13)而曾经受到“社会组织推荐官”帮助的L农户也提及：“之前葡萄滞销多亏这些社会组织帮忙，后来我也报名了他们组织的‘送葡萄进社区’活动，没想到有一天像我这样的小农户也能参与公益。”(LY-2022-10-14)同样，革命老区浙江省开化县的受助学校领导Z说：“偏远学校教师流失严重，多亏浙商共同教育基金专项奖助了边远地区教师，为我们留住了人才。”(ZQW-2021-12-31)通过社会组织引领，不同群体参与公益慈善的意愿得以提升，多样化群体参与公益慈善的渠道得以拓展，公益项目的运作效率更上一级台阶。

(三)浙江社会组织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求：探索智慧治理新平台、新机制、新模式，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以及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上述目标指引下，浙江社会组织通过构建政社合作与社群自治结合机制，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1.自治需要与管理需求双重驱动

社会多样化治理需求和政府有限治理能力之间张力如何消解?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如何良性互动?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浙江社会组织将自身使命与治理目标紧密结合，既协助政府展开社会管理和开展共治活动，又根据自身专长探索完善自治功能，致力于覆盖政府无法顾及的异质化需求。浙江恩宝公益基金会和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老娘舅协会根据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政策方案分别将工作重心延伸到社区治理和矛盾调解板块，杭州市公羊会公益慈善基金会则是将满足不同情境下的自治和公益需求视为组织重要使命。

2.构建政社合作与社群自治结合机制

兼顾自治需要和管理需求，浙江社会组织构建了政社合作与社群自治相结合的机制，既配合好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又根据居民需求开展自治活动，为社会治理创新添砖加瓦。

在参与政府主导的政社共治和社会管理环节时，浙江社会组织一方面签订政社协同协议，实现政府管理功能和社会组织运作优势的双向强化；另一方面入驻政府的治理网格，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形成贯通上下的管理合力。浙江恩宝公益基金会和浙江省民政厅签订了共同富裕合作协议，启动了面向全省招募的“恩宝家园”社区支持计划，积累了一批社区治理的先进案例，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老娘舅协会则是入驻社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依托政府项目为社区装备专职调解员，实现南湖区110个村(社区)调解服务网格的覆盖。在自治领域，浙江社会组织则是针对居民精细化的需求展开专项志愿行动，通过动员居民、志愿者以及商家让社会运转起来。面对2022年底新冠疫情冲击下杭州退烧药品短缺的困境，杭州市公羊会公益慈善基金会迅速推出“同心快响”退烧药宅急送公益行动，对有药品需求的家庭进行免费送药上门。凭借其志愿理念的推广和强大的会员粘性，公羊会在短时间内挖掘动员会员、居民、商家等大量志愿力量，实现了“药品收集-需求响应-专程派发”的志愿帮扶。

3.发挥为社会治理注入新活力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的政社协同与社群自治让浙江呈现出善治局面，浙江社会治理在不断创新中走向稳定有序和充满活力的良性平衡：政社合作项目运作进一步规范、社会管理风险的处置力度精准提升，自治力量动员和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增强。浙江恩宝公益基金会依托共同富裕合作协议产出了“政府与社工机构的互动关系探索”“恩宝家园实务手册”等培训课程和合作指南，帮助一大批政社合作项目落地。截至2023年4月，“恩宝家园”社区支持计划动员了711个志愿者参与项目，受益群体达12000人次。嘉兴市司法局领导人N说：“老娘舅协会完成了万余起调解事项，为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诉源治理模式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NH-2022-08-20)公羊会“同心快响”退烧药宅急送公益行动仅一天时间就出动志愿者468人次、成功派单390户，有效缓解了疫情时药品短缺的危机。

四、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

-多领域作用发挥：社会组织

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在驱动逻辑上，浙江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不仅要满足自身积累社会资本的结社需求，还需要兼顾追求稳定规范的政府管理目标和效率导向的市场发展需要，因而它受到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社群逻辑的多重逻辑驱动；在作用发挥上，浙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次分配以及社会治理创新三大领域，发挥不同的促进作用；在路径选择上，浙江社会组织主要采取了内部组团合作以及与市场、政府等其他主体协作互动等路径，这既发挥了社会组织的自身优势，又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等其他主体的不足。

基于浙江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本研究结合制度逻辑理论和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理论，阐释不同目标和治理情境下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以及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作用，探究行政-市场-社群机制互补嵌合的运行模式，最终解构出适用于中国本土情境的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黑箱”。

在不同目标导向和治理情境下，社会组织遵循的社群逻辑通过与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的融合和交互在共同富裕多领域发挥作用，其过程体现为多元机制的互补嵌合。作为链接制度逻辑和具体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呈现出社群-行政-市场互补嵌合的核心特征，同时在不同制度逻辑的组合驱动下呈现出三类关键的推进模式，即：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互补嵌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社群机制与市场机制互补嵌合、社群机制内部整合促进第三次分配；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如图2所示)。

图2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社会组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社群逻辑导入市场逻辑，并与政府逻辑相互影响

经济发展以追求效率和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市场逻辑占主导，同时强调秩序稳定和制度规制的政府逻辑也在发挥影响，因此，社会组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逻辑体现为社会组织将社群逻辑导入市场逻辑，同时与政府逻辑相互影响。具体而言，社群逻辑导入市场逻辑是指社会组织通过互惠结社、信息共享等社群活动来满足市场发展需求。[25]社群逻辑与政府逻辑相互影响是指社会组织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政府的规制和政策进行响应和倡导；同时政府的政策引导促进社会组织调整优化自身服务企业的功能。[26]受社群逻辑与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组合驱动，社会组织通过社群机制与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互补嵌合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开拓需求导向的行业服务、构建创新导向的互动网络、组织自律导向的行业联盟三方面内容。

其一，受社群逻辑导入市场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开拓企业需求导向的行业服务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受组织提高效率和组织间结社互惠的需要驱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探寻市场主体共性需求，据此开展针对性的行业服务，在融合组织使命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满足企业在信息和资源上的需要，进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27]通过开拓针对性的行业服务，社群机制能够发挥其在专业性和灵活性方面优势来补充市场机制回应企业需求的不足。

其二，受社群逻辑导入市场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构建创新导向的互动网络来推动前沿技术创新。社会组织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推动行业交流等方式将研发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多方主体有效链接和集聚，形成创新导向的协作性社群，进而促进技术的研发和落地。[28]通过构建创新导向的合作网络，社群机制在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合作倡议方面的优势嵌入市场机制的功能运作中。

其三，受社群逻辑和政府逻辑相互影响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自律导向的行业联盟来完善经济治理体系。社会组织根据行业治理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以行业联盟的形式将会员企业组织起来，对内制定行业认可的自律规则和政策执行细则来约束和监督会员企业，协助和影响政府展开行业治理；对外根据政府最新政策指引和动向，展开经济服务功能的全面优化，提升组织服务企业的能力。[29]通过组织自律导向的行业联盟，社群机制的中介身份和灵活性可以矫正行政机制运作时的大包大揽、监管乏力等行为，行政机制的规制性和权威性也可以为社群机制的优化和完善提供引导和支持，进而完善经济治理体系。

(二)社会组织促进第三次分配：社群逻辑与市场逻辑相互影响、社群逻辑内部协调

第三次分配作为受道德力量驱动的重要分配方式，也是实现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组织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来实现收入分配的结构优化。在第三次分配领域，追求信任互惠的社群逻辑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分配效率的市场逻辑也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社会组织促进第三次分配的驱动逻辑体现了社群逻辑与市场逻辑相互影响，以及社群逻辑的内部协调。社群逻辑与市场逻辑相互影响是指社会组织在开展公益活动同时会选择性兼顾其他参与主体的私益需求，吸纳效率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市场理念和模式用于公益运作。[30]社群逻辑内部协调是指社会组织在受到社群逻辑驱动同时会根据使命、业务的差异协调合作方式和合作规则。[31]在社群逻辑和市场逻辑组合驱动以及社群逻辑内部协调的驱动下，社会组织通过社群机制与市场机制互补嵌合、社群机制内部整合来促进第三次分配，体现为构建共享的公益理念、建立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发展社会组织间合作网络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受社群逻辑影响市场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构建价值共享的公益理念来提升社会公益参与的意愿。社会组织通过搭建公益品牌、争取公益赞助的方式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组织公益使命融合，在提升公益的共识度和影响力基础上提升社会公益参与的意愿。[32]社会组织通过将比赛积分制、奉献回报制等市场理念融入公益使命，让公众具像化地感受到参与公益带来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满足，进而激发了公众公益参与的积极性。[33]通过构建价值共享的公益理念，社群机制的互惠理念和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以及公众价值实现的需要互补。

其二，受市场逻辑影响社群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跨部门社会伙伴关系来提升公益项目运作的效率。社会组织通过和企业合作共建组织部门、开展专题项目以及签订公益领域的合作协议等方式共同承担公益事业，进而提升公益项目运作的效率。[34]通过建立跨部门社会伙伴关系，市场机制在运作效率方面的优势对社群机制组织松散的不足进行了有益补充。

其三，受社群逻辑内部协调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发展社会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方式提升公益参与规模。社会组织基于使命相似、资源互补等前提，通过搭建业务链条、形成专项团队、共同参与社会责任计划等方式与多个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网络，在卷入更多志愿力量的基础上提升公益参与的范围和规模。[35]

(三)社会组织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

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追求秩序稳定、制度规约的政府逻辑占主导地位，同时追求信任互惠、积累社会资本的社群逻辑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社会组织关注在政府主导下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同时有效覆盖政府力量未能顾及的治理需求，由此社会组织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逻辑体现为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是指社会组织通过调整自身使命和业务活动范围来嵌合政府的治理需要和响应政策号召。[36]在政府逻辑和社群逻辑组合驱动下，社会组织通过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来创新社会治理，体现为开展协同治理活动、承接政府管理职能和组织志愿集体行动。

其一，受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协同治理活动提升社会共治的效率。社会组织基于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治理目标和合作框架，通过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组织政府支持的民间项目等方式参与社会共治。[37]通过开展协同治理活动，社群机制在探知治理需求和运作灵活方面的优势得到了行政机制赋予的合法性支持，提升了社会共治的效率。

其二，受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管理职能优化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组织通过接受政府授权、嵌入基层治理网格等方式承接政府在社会治安、矛盾调解方面的工作。[38]通过承接政府管理职能，社群机制的民间性和中介身份可以柔化行政机制命令与控制式的刚性管理模式，有效分流政府管理压力。

其三，受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的驱动，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志愿性集体行动来激发社会自治的活力。[39]在自治领域，社会组织针对行政力量无法触及的治理需求，通过资源募集、居民动员等方式组织针对性的志愿活动以满足治理需求。通过组织志愿性的集体行动，社群机制在自治需求探测和社会资本培育方面的优势与行政机制形成有益补充。

五、研究贡献与启示

(一)理论贡献

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长期和艰巨的工程，多方治理主体协作互动、多元治理机制互补嵌合推动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立足浙江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典型案例，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理论，深入探索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机制设计以及具体作用，构建了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的理论贡献具体如下：

第一， 超越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阐释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相较于政府和市场，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促使其更加专注于社会价值，更加容易提供专业性、精细化的服务和积累社会资本。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多元机制互补嵌合理论，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在不同制度逻辑驱动下，既可以让社群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独立自主地推动共同富裕，也可以与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相互补充、有效嵌合共同推动共同富裕，发挥1+1+1>3的综合性效益。然而，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的角色和作用具有异质性：在经济发展领域，社会组织主要服务于企业发展需求和政府经济治理需求，相较于直接开展经济活动，更多起到间接的辅助性、支持性的作用；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社会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行动者，担任设计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既是政府重要的合作方和辅助者，又是社会自治领域重要的行动者，发挥着协同合作和替代补缺的双重作用。

第二， 揭示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驱动逻辑。本文深度关联了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差异化作用和不同制度逻辑组合。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和社会治理领域受到了不同制度逻辑组合的驱动，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发展领域，社会组织的驱动逻辑体现为社群逻辑导入市场逻辑，并与政府逻辑相互影响；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社会组织的驱动逻辑呈现出社群逻辑内部协调和社群逻辑与市场逻辑相互影响；在社会治理领域，社群逻辑导入政府逻辑则是社会组织的驱动逻辑。

第三，挖掘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互补嵌合机制。围绕“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多领域作用发挥”的逻辑主线，基于浙江共同富裕实践案例，本文对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黑箱”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认为，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通过社群机制、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次分配和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发挥差异化促进作用，具体体现为：通过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互补嵌合，社会组织发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以及完善经济治理体系的作用，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社群机制与市场机制互补嵌合、社群机制内部整合，社会组织发挥增强公益参与意愿、提升公益运作效率以及提升公益参与规模的作用，进而促进第三次分配；通过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社会组织发挥提升社会共治效率、优化社会管理模式和激发社会自治活力的作用，进而促进了社会治理创新。

(二)实践启示

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论命题，需要从学理上对该命题的理论基础、作用领域与体制机制进行探讨；也是一个政策和实践命题，需要结合我国特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予以分析和创新，着力发现、辨识、刻画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揭示出其以社群机制为中心，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跨部门合作，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良性互动等主要内容与特征，扩大和提升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一方面，本文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社会组织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创新实践，推演形成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基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探索形成社会组织助推富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社会组织促进第三次分配激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的基础性制度、社会组织促进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与多方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应兼顾发展与共享两个层面，以不断提升应用性和示范性。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不应局限于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促进全体民众的物质保障，还应该关注社群机制在缩小区域、城乡、群体间物质差异与健全个体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的重要作用，更应该重视以空间均衡与代际平衡为导向，在数字化转型大潮中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力社会的合作共治。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示范性，在为中国培育社会资本的同时，也需要为共同富裕的全球性大业贡献重要内容。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应用存在一定的适用情境和约束条件。首先，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是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组织基础。浙江活跃的民营经济、数量种类众多的社会组织以及浙商从事慈善的文化传统造就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广泛频繁的合作互动，这与中西部社会组织总量不足、依赖外部引入的情境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政府激励性的政策体系和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是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浙江各地出台了各类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举措清单和奖励办法，建立了社企资源联动机制、社会治理品牌培育机制等创新机制，鼓励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在多领域展开合作互动，为社会组织融入共同富裕进程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最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是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技术基础。浙江在经济发展、第三次分配及社会治理领域针对性地构建了“浙里创产学研一件事”“浙里捐赠”等覆盖市域乃至省域的一体化数字平台，打破了社会组织和政府、企业、公民互动合作的组织边界和空间隔阂，提升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效率，这也是浙江社会组织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鲜明特征。

参考文献和注释

因排版有限，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在正文中列出，有需要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读者，请点击链接<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本文编排：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