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国冲: 探寻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机制黑箱

探寻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机制黑箱

徐国冲

编者按：2024年4月，徐国冲教授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机制研究：类型、对话与发展》的论文，该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绩效管理导向下的中国政府成本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因果机制是当前公共管理学界热议且强势的知识话语。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其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或者误用。徐国冲老师认为，应倡导开展基于中国创新实践的机制研究，促进四种不同的机制话语体系的交流融合；打破机制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以跨学科和整合性的研究来缩小“诠释圈”。本期学人专访邀请到徐国冲教授分享学术成果背后的故事及研究心得，给读者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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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冲

嘉宾简介：徐国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南强青年拔尖人才，厦门大学MPA中心主任，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专访部：基于当下中国国情，为什么说开展因果机制（解释）研究是贯穿发展公共管理理论与提升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有效路径呢？

徐国冲：在当下，“无因果，不研究”已然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信条。因果机制（解释）研究是有效嫁接发展公共管理理论与提升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桥梁纽带。

纵观社会科学研究的演化与推进，传统研究面向现代研究的转型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一方面，研究内容上从侧重单一研究对象到探索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从注重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到着眼于更深层次的因果机制研究，实现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的跨越。

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公共管理学也不例外，因果机制（解释）研究建立在对前述探索不同研究对象之间关联性的进一步科学深化，同时有效平衡规律性因果与概率性因果，科学呈现出研究对象因果机制的发生过程，以具象化因果关系并解释因果机理。

因此，回归到问题，就理论发展本身而言，某种意义上，因果机制（解释）研究是在对现代研究转型后的回应中诞生，其内在融合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二者转型并予以深化，既可以看作是二者融合的产物，也是搭建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桥梁；就当下中国国情，不论是公共管理理论亦或公共管理实践，均是以复杂性问题为主，过去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工具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研究需求。这时，因果机制（解释）研究的本质特征能够作为研究优势予以体现。

2.专访部：您是如何界定“公共管理机制”这一概念的？它与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有何不同？

徐国冲：首先，界定任意概念必须回归到这一概念的最本质，在这一本质的基础上来进行情境化思考。本文也不例外，探讨“公共管理机制”，需要回归到机制内涵本身，清晰表达机制术语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演化以及公共管理机制的来龙去脉。据此，结合现有研究与时代需求，在界定“公共管理机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以类型学研究的视角进行精细化处理，以明晰其主要内涵、本质特征与时代价值。

其次，与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相比，与前述对比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进程有一定相似性：一方面，研究内容上实现从面向公共管理事实到关注公共管理联系再到公共管理机理的转变，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从相关性分析到因果性分析再到更为深入的因果机制解释。

3.专访部：论文中您提到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因果机制，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徐国冲：三个层面的因果机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试图寻找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力图打开因果关系的黑箱，找到其中具有解释效应的因果机制，只是它们关注的范围和对象不同而已。相比而言，它们组成了一个机制研究的连续光谱，比如，宏观层面的机制一般是由若干个微观和中观机制综合作用而成，是整个因果关系的抽象化，旨在寻找更具普遍性规律的宏大理论。

4.专访部：在基于中国实践的公共管理机制研究对话中，您认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徐国冲：在以往理论界和实践者的互动中，“机制”几乎是不可通约，即官员与学者各讲各话，难以沟通，彼此割裂。理想状态下，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科学研究的命运共同体。因为两者是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的，而不是各自抱有戒心、闭门谢客的。当前，在基于中国实践的公共管理机制研究对话中，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已经具备一定的对话基础，但长久话语体系的割裂也需要通过机制设计来逐步打通。只有开展多元合作研究，才能避免面临盲人摸象的困境，从而为公共管理问题提供更为完整的机制解释链条。

5.专访部：在促进公共管理高质量的机制研究中，您提到“不是追逐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您能解释下原因吗？

徐国冲：机制解释的泛滥会导致研究者过分追求研究方法的精致，而忽略了问题驱动的研究，正如定量研究的滥用催生了一系列方法驱动的文章，即先有酷炫的方法技术，然后再找相应的内容素材。它试图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来掩盖理论内容的苍白，这样的研究结论几近乎直观常识，而价值意义则是若隐若现。日益精致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助于了解公共管理的各种微观机制，但却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增进人类的智慧。相比于研究方法，一个学科的研究议题才是最核心的要素，是这个学科区别于另一个学科得以存在、并彰显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当我们过多地去讨论定性与定量方法孰优孰劣、解释与解读范式何者最优的时候，就会忽视了研究内容的温度和研究问题的热度，迷失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质，引发买椟还珠之举的笑话。

目前，在公共管理主流的机制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重要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核心，也是始终不变的是，机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因果黑箱，研究方法是围绕研究主题而动态调整的，主次关系显而易见。

6.专访部：您认为双重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相比单纯的逻辑演绎或单纯的实践层面谈实践，有什么优势？

徐国冲：双重问题导向要求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来提出研究问题。过去公共管理学界的研究问题一般是来自于政府管理实践，以回应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现在学界倡导研究来自于理论的大问题——着眼于中国公共治理中全局性和基础性的公共治理问题，提出具有重要创新的理论命题或理论议题。归结起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共同来提出研究问题，即为双重问题导向。因为理论性的机制要能够与实践性的机制相互链接，建立在链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才能够最终推动机制解释的纵深发展，并且更好的开展机制理论对话，从而提出富有洞见性和启发性的原创性思想和观点。如果只是就实践层面谈论实践，这种知识生产无法推动理论的发展；如果只是从机制理论到机制理论，这种单纯的理论性逻辑演绎，理论未能接受实践的验证，也不足以焕发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然而，以双重问题为导向的机制研究能够有效地避免基于实践的经验性归纳和基于理论的逻辑性演绎相互分离。

7.专访部：您可以具体解释如何在比较的视野中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问题吗？

徐国冲：目前，理论界内部基于问题意识—变量关系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仅研究脱离实践容易步入误区，难以得到来自客观现实的检验，而且过于聚焦某一个学科的变量，会窄化问题本身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另外，“中层理论”方法会出现“一果多因”的困境，即不同的因果机制，或者相同机制的不同组合，都可能导致相似的结果。究竟哪一种因果解释更符合经验事实，这不能仅靠逻辑自洽的演绎分析来验证。而且，这些机制缺乏真正的历史视角和强烈的时空感，往往使用与时间无关的机制来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与这种短时间（单一时间维度）、窄空间（单一固定的空间，比如停留于中国当下的改革叙述，但是中国和西方改革的模式和成果的要素是不同的）的机制解释不同，我倡导一种长时段、立体空间的具有时空坐标的机制研究，即一个历史事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境和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这样的历史叙事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动态中的变化规律。因为同一机制在不同情境下作用不同，一个机制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不能仅从线性的因果关系看问题（只能看到复杂事物的某个侧面），还要站在比较的视野下从历史的长距离（基于长时段的历史理性传统）来审视问题，才能从宏观全局的角度呈现政府运行的整体图景。

8.专访部：论文中提到，要结合西方片面深刻的研究方法和中国的历史辩证思维，您可以解释下它们两者的区别吗？

徐国冲：西方片面深刻的研究方法以机制解释范式为代表，这意味着社会科学领域走向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尝试，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控制其他条件变量，观察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及内在机制。这种科学思维本质上是片面但是深入地看问题，类似于把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进行实证分析。

而中国的历史辩证思维倡导的是整体性、联系性、演化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9.专访部：可以分享下您未来研究的方向吗？

徐国冲：未来研究，我尝试基于政府监管与政府绩效这两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和发展合作治理理论。“监管”“绩效”“合作”这三个关键词会成为我的学术标签。

10.专访部：您对刚进入公管领域学习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徐国冲：我个人感觉，进入大学后，学习的阶梯越高，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思维上受到的束缚就越多。学科专业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的机制解释要求多个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并行，所以要警惕学科专业的高度分化所带来的视野窄化问题。未来的学科发展可能会出现分久必合的态势，走向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就理论与方法的学习而言，研究方法的学习相对来说容易上手，学习的获得感较强，但要避免追逐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陷入“方法至上主义”的泥潭。而理论的学习需要日积月累，长期耕耘，没法一蹴而就。所以，我认为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至为重要。

（文案：专访部）

（本文编排：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