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沈卫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何谓“历史语言研究”?
——重读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傅斯年(1896—1950)于1928年倡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他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将中国人文学术之历史和现状置于世界学术的视野之中，做了十分宏观和犀利的批评，明确表明了他的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并为筹建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设计了宏伟蓝图。由于历史和语言本身是不同的学科，所以，傅斯年开创的“历史语言研究”有被认为是历史学和语言学(Linguistics)研究，也有被认为是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然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可见，它是一个从事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机构。那么，傅先生当年何以会将历史学和语文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合二而一，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与伦比之重大意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对此，我们今天依然颇多困惑，未得其胜解。为此，笔者再三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具有划时代学术意义的宏文，品味其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企求能正确理解傅先生的历史观、语言观和史学、语学之方法论，领会他所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的真实学术含义。
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后简称《旨趣》)给笔者最深刻的第一印象是:傅斯年是兰克学派之史学思想的忠实信徒和身体力行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的核心是将真实、客观地重现历史作为史学研究之最高目标，历史研究是要“一如它曾经实际发生过的那样”(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重现历史。为此，兰克拒绝一切历史哲学，反对对历史做任何形式的概念化、理论化和一般化的处理。史学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全面和彻底地发现和利用一切可能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那些未经人手改作过的第一手的档案类文献资料，对它们做细致的语文学的整理、编辑、翻译和比较研究，以能全面、准确和客观地描述和重现与这些资料相关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与兰克同声相应，傅斯年在《旨趣》中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史学立场:“历史学不是箸［著］史，箸［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历史研究当“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可见，傅斯年的史学主张与兰克史学一脉相承。
1933年，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史学方法导论》时，又对历史学做过如下定义:“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这表明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始终如一，与兰克学派的主张高度一致。
傅斯年
以往论者多有用力寻找傅斯年与兰克本人及其著作之直接关联者，然均无获得期待的结果。其实，兰克史学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德国的“浪漫主义科学观”(Romanticism in Science)的一个典型代表，后者是一种对包括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在内的科学之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迷信，即相信人文科学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实证的、连贯的、不冲突的，具有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精确性。对科学的崇拜和要将人文科学建设成为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科学和理性的学科，是贯穿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社会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故，不管曾经在德国柏林留学三年(1923—1926)、用心攻读“东方语言”的傅斯年是否直接接触过兰克个人的史学著作，他的学术观念，特别是史学观，一定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科学观”的深刻影响，故一定与兰克史学同心合意，如出一辙。
我们或可把傅斯年的《旨趣》和韦伯的名文——《作为职业的科学》对照起来阅读。《作为职业的科学》发表于1919年，比《旨趣》早近十年，但二者异曲同工。它们讨论的都是作为科学的人文学术应该具有怎样的学术水准和职业精神，它们都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职业性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反映出的一样是弥漫于20世纪前期德国的“浪漫主义科学观”。韦伯主张(人文)科学是一种专业性运作的职业，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科学家才有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真正完美的成就。职业的科学家是献身于科学本身、追求真理、求真求实的专家，他们的学术方法以科学、理性和实验性的确定为保证。科学应当远离现实的政治，远离现实的关怀，政治不属于课堂，职业的人文科学家不应该是领袖和先知。
与韦伯的职业的科学观相应，傅斯年强调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是与自然科学一般的科学研究，它不是哲学、神学，也与运动和主义无关。傅斯年主张历史研究“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容许对历史做哲学化、规律化的解读和诠释，拒绝从观念、伦理和词章的角度出发来书写历史，“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份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认为推论和假设都是危险的事情，对缺乏材料和证据的事情，应当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方法。他也将对观念和思想的宣传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傅斯年甚至认为学术的普及和学问的进步是成反比的，像历史学和语文学都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只需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职业的人文科学家)肯把他们的一生都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它是小众的科学的事业，完全不必去吸引那些“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傅斯年坚定的科学史观明白无疑，可他为何又将这种科学的历史学称为“历史语言研究”呢?今天，我们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称得知他说的“语言研究”指的是“语文学”(Philology)，但后世多有将它理解为“语言学”(Linguistics)，或者“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者，很少有人领会“历史语言研究”的学术内涵，理解傅斯年苦心孤诣之学术初心，乃至日后的史语所演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历史研究所，“语言研究”则不见了踪影。
傅斯年在《旨趣》中曾用“语言学”“语学”“言语学”和“比较言语学”等多个不同的名称来表示“语言研究”，这对后人理解其内涵造成了困扰。今天，静心品读《旨趣》中描述“语言学”的几段文字，则不难领会他所说的“语言学”显然指的不是科学地研究语言之形态、句法、语义和音韵等内容的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而是指历史地研究古代言语、文本和文化的语文学。傅斯年留学欧洲的时代，现代语言学正从语文学中蜕变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语文学却依然是欧洲人文科学之“皇冠上的明珠”，它是一门关于古典文明研究的包罗万象的重头学科，涉及历史、地理、神话学、法律、宗教、艺术、碑铭学和社会史等所有学科，是一门可与生物学、地质学等相比的真正的科学。曾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摸打滚爬多年，归国后雄心勃勃地要创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平台的傅斯年，自然会将发达的语文学，而不是发展中的语言学，作为他竭力引进和推广的主打学科。
傅斯年在《旨趣》中对“语言学”是这样介绍的:“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几个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十九世纪下半的人们又注意到些个和欧洲语言全不相同的语言，如黑人的话等等。‘审音之功’更大进步，成就了甚细密的实验语音学，而一语里面方言研究之发达，更使学者知道语言流变的因缘，所以以前比较言语学尚不过是和动物植物分类学或比较解剖学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此说“欧洲近代的语言学”明显是指德国语文学传统中的“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它开始于18、19世纪之交。经过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葆朴(Franz Bopp，1791—1867)、穆勒(Friedrich Max Mueller，1823—1900)等“几个大家的手”，构建起了一个超越单一民族语言的“印度日耳曼语系”(ndogermanische Sprachfamilie)，并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印度日耳曼(语文)学”的新学科。随着印度日耳曼学(Indogermanistik)的兴起，欧洲语文学开始从对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即古典希腊语文学和古典拉丁语文学的专注中转移出来，开始了对希腊、罗马古典时代以后的欧洲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语言、文本和文化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新语文学”。脱离了古典语文学的“新语文学”，除了对“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以及“赛米的系”(Semitic Languages)、“芬匈系”(Finnishand Hungarian Languages)，亦称乌拉尔语系(Uralic Languages)的研究以外，更催生了欧洲各国之“专语学”，亦即“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的成长。
如傅斯年所说，“印度日耳曼语学”是一门“比较言语学”，即“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学问，它是对世界多种不同语言的比较研究，即通过对世界多种不同语言的音韵和形态学体系、句法结构和词汇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从而构建超越单一语言的语族、语系之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比较语文学中的“语言研究”，与现代语言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傅斯年说“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是一个大题目”，指的就是比较语文学中的语言研究。他沿袭了威廉·冯·洪堡的语言思想，后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力量”(mental power)的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解决普世的“语言形成目标”的独特路径。语文学家在掌握了多种语言之后，能够凭借经验构建起一种整体语言的分类方法，进而对文化发展原则做出历史性的诠释，并对人类文化现象本身达成哲学的理解。所以，比较语文学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而是要揭示神话、宗教和民族特性的起源。例如，印度日耳曼语学发现了印度、欧洲所有语言的源语言(Ursprache)，构建起了雅利安人起源和形成发展的历史，揭示了雅利安人的精神特性。是故，比较语文学是一门可以弄清了人类种族、文明的源头和古代人类和文明的思想方式的精神科学。
19世纪，欧洲语文学实践经历一个关键的变革时期。“民族语文学”，如傅斯年说的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芬兰语文学(Fennistik)、伊斯兰语文学(Islamistik)，当然还有英语语文学、罗曼语语文学(Ｒomanistik)等学科的形成，都发生在印度日耳曼语学形成后的19世纪中叶前后。与古典语文学相比，新语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原本是语文学的分支领域，此时渐渐发展成了独立的子学科，它从根本上重新设计了语文学的面貌。传统语文学的变化开始于德国现代语文学的创始人弗里德利希·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对古典语文学的改革，Wolf将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即古希腊语学(Gräzistik)和古拉丁语学(Latinistik)，改变成了“古典古典学”(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mschaft)，它在传统古典语文学之外，再加上了古代历史和古典考古研究，后又在“语的语文学”(Wortphilologie)之上，增加了“物的语文学”(Sachphilologie)，而古代抄本学(Papyrologie)、古文书学(Palaeographie)、碑铭学(Epigraphik)、钱币学(Numismatik)和古典法制史等，都成了“古典古典学”的分支和辅助学科。“新语文学”也可被认为是“新古典学”(Neue Altertumswissenschaft)，它是对西方古典时代之后的民族语语言、文本和文化的研究，而古典语文学和古典古典学的方法，则依然是民族语文学的规范和必要条件。“日耳曼语文学”“伊斯兰语文学”等科学的“民族语文学”学科的形成，是古典语文学之后欧洲人文科学学科经历的一个更加专业化和专业分化的结果。在当今德语学术语境中，“日耳曼语学”与“德语语文学”(Deutsche Philologie)、“德语语言和文献［文化］学”［Deutsche Sprach-und Literatur（Kultur） wissenschaft］意义相同，都是对历史的和当下的德语和德语文献的研究，它不是语言学，而是语文学。
傅斯年于《旨趣》中对中国的“语言学”做了如下的说明:“语言学中，中国虽然没有普日尼，但中国语本不使中国出普日尼，而中国文字也出了《说文解字》，这书虽然现在看来只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不自知说何文解何字的系统哲学，但当年总是金声玉振的书，何况还有认识方言的《輶轩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论，论近代: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辨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它］，不箸［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亭林于语言按照时和地变迁的这一个观念看得颇清楚，百诗于文籍考订上成那末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都是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当路径。”
由此可见，傅斯年所说的“语言研究”不是语言学，而是一种与历史研究紧密相联的语文学。他说“中国语本不使中国出普日尼”，“普日尼”是古代印度梵语语法学家Pn·ini(今译波你尼)，汉语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对它的研究没法像波你尼研究梵语这样做语言和文法的研究，而只能像《说文解字》一样做“古文字学”的研究，故像古代抄本学、古文书学、碑铭学等新语文学的学科对汉语文研究更加重要。傅斯年将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作为中国“言语学”的优秀代表，充分说明他的“言语学”就是以历史学和文本语文学为主体的“民族语文学”研究。傅斯年认为顾炎武和阎若璩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十分近代(现代)，这和当下学界对语文学和现代性之关系的理解非常一致。有论者将斯宾诺萨用语文学方法对《圣经》所作的去圣化阅读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还有人说作为“现代精神”的“理性主义、批判主义、自由主义，是和语文学同一天诞生的”。而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于中国古代经学史研究上的地位和意义则完全可与斯宾诺萨的《神学政治论》在西方神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媲美。
傅斯年在《旨趣》中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然而，史料又何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呢?对此，我们当将它与傅斯年提出的“语学即史学”的观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即“比较不同的史料”的方法，就是“语学”，即是对可作为历史资料之一切文本的语文学研究。
傅斯年于建立史语所之前曾这样说过:“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两之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以往论者有以为傅斯年建立史语所是借助法国汉学研究的模版来改革中国人文学术的旧传统，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这确实很有见地。包括汉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与其自身发展中的“民族语文学”一样，本质上都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文本的语文学的研究，其使命都是要解释和建构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语文学家个人的关注点或有不同，落到他们手中的文本的性质也有不同，故会形成历史的或者文化的和哲学的研究等等，但其学术方法则完全一致。傅斯年回国伊始最初于中山大学建立的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把语言，即语文学置于历史学之前，这或与他熟悉的欧洲学术传统更加符合，而很快当他要在中研院建相同的学术机构时，即将它改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历史学置于语文学之前，这或是为了让它更适应于中国当时的学术环境。
傅斯年说“其实史学、语学是全不能分者”，把史料学解释为比较不同史料的语文学研究，这是他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的核心内涵。他在讲授《史学方法导论》时，分别将王国维(1877—1927)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陈寅恪(1890—1969)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列为范文，专门加按语说明像这样看似“古文字学”(当时胡适和陈寅恪都将philology对译作“古文字学”)或者“语学”的论文，其实都是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语学即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语文学是对可作为史料的文本中出现的词汇、概念、事件、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思想的溯源、比较和分析研究，这样的研究无疑都是历史的研究，它们是概念史、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应有的模样和范式。
今天人们的史学观念与当年的主流史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今人很难像傅斯年一样理解语文学和历史学这种合二而一的学科性质，而这却正是傅斯年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的核心内涵。傅斯年与王、陈的学术关注相差较远，但他的学术著作同样擅长于对一手资料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反映出这种史学与语学结合的学术风气，虽不乏概念史、思想史的发明和意趣，但并不在意于思想史、通史和通识性的系统建构。傅斯年留学柏林时代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大家是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有百余种著作传世，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更是那个时代欧洲汉学的代表作品。可是，福兰阁的通史性的皇皇巨著在傅斯年看来其价值还不如当年同在柏林的古回纥文语文学家米勒(Friedrich W. K. Müller，1863—1930)所发读的几篇回纥文文献，后者运用学术研究的新工具，扩充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资料，而前者不过是对大量二手资料的系统化编排，所以，米勒比福兰阁更有资格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同时被傅斯年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外国通讯院士，而翻译《春秋》《左传》时犯了许多明显的语文学错误的福兰阁却入不了傅斯年、陈寅恪等柏林大学留学生的法眼，名落孙山。
福兰阁（Otto Franke)
傅斯年倡导的以语学为方法的历史研究，与德国史学研究的重头Quellenforschung和Quellenkritik，即“史料研究”或“史料批评”最为接近。所谓“史料”(Quellen)指的是人们能从中获取关于过去之知识的一切文本、物体和事实，它们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或曰“遗留性史料”(Überrestquellen)，区别于已经人编排过的表述性的二手资料，或曰“传述性资料”(Traditionsquellen)。“史料研究”是对一个文本的来源，及其变化发展之历史过程的研究。它要确定这个文本是由谁、于何时、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写成的，然后通过对这个文本及其与它相关的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来确定文本内容的可靠性，并对它们对于相关历史事实/事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作出科学的、准确的解释。“史料批评”在方法上与英语学术传统中的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即文本对勘)，或所谓高等批评(high criticism)类似，但它在德国历史学传统中的意义更大，它不只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而是历史研究本身。
作为“历史批评方法”(historisch-kritische Methode)的核心内容，“史料研究”是历史学之科学性的重要标志，故它不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而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任务，这是傅斯年“语学即史学”主张赖以成立的学科性依据。既然史学的核心是“史料研究”和“史料批评”，那么，一位合格的历史学家就必须是一位能够利用和正确解读史料的语文学家。兰克原本是神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他以古典语文学家的身份自然地转向了历史研究。兰克所著作的关于罗马教会的历史和中世纪及近代欧洲各国的历史，无一不是建立在他首先翻译、整理大量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各国民族语文档案文献等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同样，被傅斯年认为超越了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1728—1804)的史学大家陈寅恪，也首先是一位语文学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倡导的“语学即史学”的科学的史学方法，于欧洲的人文科学界至今依然具有崇高的权威性和极大的学术影响力。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密教研究大家亚历克西斯·桑德森(Alexis Sanderson，1948－)是目前世界顶级的梵文语文学家和南亚古代宗教史家，他倡导一种“通过文本的比较研究来重构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的学术方法，并运用这套方法对湿婆教等南亚古代宗教和密乘佛教传统中的大量与密教相关的梵文经典文本进行细致的对勘和分析，从中寻找出这些文本的源头和变化、发展的方向，从而揭示这些宗教传统之间的渊源及其互相吸收、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最终确定了密宗最初的起源和它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桑德森这项研究的学术难度和精准度是当代世界文本语文学的巅峰之作，让人望尘莫及，但他倡导的这种“通过文本的比较研究构建历史”的方法，与近百年前傅斯年提出的“语学即史学”的主张珠辉玉映，一脉相承。
傅斯年在《旨趣》中对“历史语言研究”提出了三个宗旨，这是他理想中的科学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的三条学术标准，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史学即史料学”和“语学即史学”的学术内涵，并理解他所说的“历史语言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学术研究。傅斯年提出的“历史语言研究”的第一个宗旨是:“(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傅斯年将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分成:“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显然，所谓“直接的材料”就是前述德国“史料研究”传统中的“遗留性史料”，它最一手，也最可信，但往往也是孤立的、偏重的(残缺的)、例外的;而间接的史料，即“传述性史料”，虽然已辗转百千年若干人之手，故多有错乱、改动和不足，但有时它们或是前人精密地归纳直接材料所得，故或更加全面、更有系统。而如自然科学一般的历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直接的史料来校正和补足我们手中拥有的间接的史料，从而准确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样的史学方法不仅是科学的历史学的唯一正道，而且也是传统文本语文学的经典做派。为了打破“知我所知”(das Erkennen der Erkannten)的诠释学循环，从破解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联来理解和解读一个文本，语文学家通常会选择一个现存的或者流传的文本作为基础，然后充分发掘和利用与这个文本相关的一切更早的、不同来源、不同传承的文本，通过对它们的每一个词句和部分，从语言的和历史的角度做细致的对照、比较和分析，对前者进行厘定、改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种更可靠、更正确的文本，以达成对这个文本在原有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中的客观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
对一个文本的研究是如此，对一个历史人物、事件和概念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即要尽可能地发现和利用与它们相关的所有历史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各种不同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记载的精细的比较研究，来更准确地重现和描述这个历史人物、事件和概念，并达到对它们的一种更可靠和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这便是结合了语文学和历史学的历史语言研究的“必要精神”，用这种语文学的方法来处理史料，研究历史，便是傅斯年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
傅斯年提出的“历史语言研究”的第二个宗旨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这条宗旨除了一般地强调做学问要尽可能地扩张研究的材料，还为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指明了一个独特的方向，即要突破传统中国之国学的范围，形成“汉学”和“虏学”两面一体的真正的“中国学”。
以往论者多将傅斯年说的“虏学”界定为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周边民族和边疆区域的研究，将“虏学家”认定为是那些专治突厥(回纥)学、蒙古学和满学的西方“东方学家”。其实，被傅斯年点名的那四位西方“虏学家”，即“沙万君(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沙畹)之译《外国传》、玉连(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儒莲)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Henri Cordier，1849—1925)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等，其中只有米勒是就职于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的突厥/回纥语文学家，其他三人都是法国的著名汉学家。而且，即使米勒解读古回纥文文献之学术成就的取得，也是借助了汉文原译本才得以解读回纥文译《金光明经》的。所以，傅斯年所说的“虏学”当非特指专门研究匈奴、回纥、蒙古和满洲的学问，而是“汉学”，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欧洲汉学(Sinology)诞生的时代面对的不是一个汉族统治下的传统中国，而是满族统治的大清帝国，所以，西方早期的Sinology以清代中国诸多民族语文的文献、历史和文化为其研究对象，它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结合了“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法国最早的“汉学”教席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教席”(Chair of Chinese and Tartar 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他的第一位拥有者是法国最早的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èmusat，1788－1832)。显然，这个“汉学”教席名不副实，雷慕沙除了汉语之外，还研究蒙古语、满语、藏语和其他多种东亚语言。法国早期的汉学大家没有一位是纯粹的、狭义的“汉学”家，而都是兼通多种中国民族语文的大家。傅斯年称国人的“四裔之学”比不上“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因为《大唐西域记》中有大量非汉语的词汇，和非关汉族之宗教和文化的丰富内容，若非兼通汉语之外的多种欧亚语文，则绝无可能准确地解读《大唐西域记》，所以，儒莲也是一位兼通“虏学”的“中国学家”。沙畹所译《史记》之《外国传》的水准，远远超越了国人丁谦的《诸史外国传考证》，其原因同样是因为沙畹是“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的教授，兼通多种欧亚民族语言，能对《史记》中的“外国传”做出纯粹的“汉学”家无法做到的精湛的解读。
中国人的“汉学”与西方人的“虏学”是“中国学”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汉学和虏学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中国学。“虏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中国学研究扩张了新资料，西洋的虏学家们不满足于读那些间接的二手资料，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寻找一切有用的一手的历史资料，而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反观我们却只通“汉学”，不懂“虏学”，没有能力去扩充研究中国的新材料，对陆续出土的大量非汉语之多语种文献资料束手无策，而只是一味地谈论整理国故，这样的学问焉能进步?
以往亦有论者因习惯于把傅斯年的“虏学”看作是对中国周边诸民族和地区的研究，故提出“虏学”的重要性体现在“自周边看中国”，研究周边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中国。其实，对于西方和日本的“汉学家”而言，他们研究“虏学”，或确有自周边看中国的意趣，但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视角来看，“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地区和民族，并非从来都是中国的“周边”，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它们是中国的核心，即使是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和他们建立的政权，也不能说都是中国的周边。傅斯年当年推崇“虏学”当不是要把这门学问研究的对象都看成是中国的周边，而是要把“虏学”像“汉学”一样作为中国学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傅斯年使用“虏学”这个名称表明他自己或是一名大汉族主义者，但他将“虏学”和“汉学”并列，把它当作“中国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对大汉族主义下的中国观的积极的破解。
必须强调的是，“汉学”和“虏学”都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傅斯年认为“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是对“语学即史学”之另一个维度的说明。傅斯年推崇“虏学”的目的之一是要纠正中国学者只懂“汉学”的偏差，批评他们不能扩张汉语文文献以外的新材料，不能和西方学者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对到了手的资料也束手无策，甚至干脆抹杀。“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的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于此，傅斯年显然不把国人修元史、修清史归入“虏学”范畴，而是批评像柯劭忞(1850—1933)这样只通汉学、不通“虏学”的旧式史家，不能扩张新材料、借用新工具，所以，他自修的《新元史》和参编的《清史稿》都只是官样形式的文章，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不懂“虏学”，一定做不好“汉学”。不利用“別国的記载”，又怎么能够写好元史、清史呢?同样，傅斯年“反对‘国故’一个概念”，“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要打破“国故”“国学”的旧规范，建立现代的、新颖的“中国学”，就必须“汉学”和“虏学”并举。兴“虏学”，意在扩展非汉语文献资料，将中国研究超越“汉学”范畴，研究中国与西域(欧亚)，乃至世界交往、交流的历史，最终对“中国”和中华文明作出新的界定。傅斯年在《旨趣》最后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表明他不仅仅要争夺世界“汉学”的正统地位，而且还要争夺包括“虏学”在内的世界“东方学”的正统地位，这弘大的气势直令今日中国之学者汗颜!
柯劭忞
于当时的“保守派”学人之中，章太炎(1869—1936)居一代宗师之高位，却被傅斯年贬为“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令人瞠目结舌!这或是因为章太炎拒绝使用传世古籍之外的直接资料，故为傅斯年不屑和震怒。章太炎《文始》中表达的文字学观念老旧，拒绝新出的甲骨文文献，故傅斯年认为他的学问还不如今人孙诒让(1848—1908)，后者“近维以研玩古文大篆自遣，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已灭绝。顷从金文龟甲文获十余名，皆确实可言者，附以金文奇字，为《名原》七篇”。复因章太炎竟然也不用早出的金文石刻文字，故傅斯年认为他的见识还不如清人吴大澂(1835—1902)，后者虽没有见过甲骨文，却是有清一代能运用出土文字材料的有识之士，撰《字说》虽仅36篇，然考释文字，颇有创见。其《说文古籀补》，整理金文，为古文字学之重要著作。章太炎连乾嘉考据学者们早以援用的少数出土材料也要弃用，故其观念上倒退到了阮元(1764—1849)之前，阮元集清代前期诸家经说，汇为《皇清经解》一百八十余种，凡一千四百余卷，一时知名学者著述，多赖以刊行。章太炎不仅自己不用，别人用过的材料，他在引文中还要抹杀。至于他的《新方言》一书，东西南北方言混为一谈，毫无语言学调查的基本素养，纯属无根据的猜测，甚至不知道像2000年前扬雄(前53—18年)造中国古代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样，就一字排列各方言读音，作对照观察。所以，傅斯年认为章太炎根本就不是现代的人文学者，故不顾情面，用如此犀利和夸张的语言批判他，要把他拉下旧学之一代宗师的神坛。
傅斯年提出的“历史语言研究”的第三个宗旨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仅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因为几个字的牵连，使得分类上各家不同，即令这些分类有的对了，也不过能举其数，不能举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傅斯年提出要向西方人学习这门新工具，“将来以(西方)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此所谓“比较言语学”就是前述西方学术中的“比较语文学”，即是从威廉·琼斯到马克思·穆勒等一众欧洲学者借以构建起“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学术工具。
“比较语文学”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并不是一门新学问、新工具，可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却依然缺乏这种工具，故“如钱大昕论轻唇舌上古来无之，乃自重唇舌头出，此言全是，然可以重唇分出一类为轻唇，舌头分出一类为舌上，竟不是全部的变迁，这层道理非现在审音的人不能明白，钱君固说不出。若把一个熟习语音学的人和这样一个无工具的研究者比长短，是没法子竞争的。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所以，傅斯年急切地要引进这门语学的学问，使它像其他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一样，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问题的新工具，构建中国的语言族系。
傅斯年推崇的“比较语文学”，具体到它在汉学或者中国学研究中的运用，首先是一套对汉语文文献中出现的众多非汉语语文词汇和名物制度名称的“审音与勘同”的方法，它当也属于“虏学”范畴。对此，韩儒林(1903—1983)曾总结说:“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利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
于世界汉学界，最擅长于这套比较语文学方法的无疑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伯希和既是汉学家，也是虏学家，他至今被人认作世界汉学的领头羊，即因他在汉学和虏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前所述，傅斯年所称的“虏学”主要是指西方汉学家利用其掌握的非汉语语文能力，尽可能多地扩展和利用与汉学，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非汉语文献资料。但要使这些多语种的历史资料转变成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先对它们进行文本语文学的整理和比较研究，其中作为工具的比较语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音勘同”主要用于解决古汉语文献中出现的非汉语词汇及其名物制度名称的还音和释义，缺了这个工具，我们就没法将有关四裔的汉文和非汉文资料转化为中国研究的新资料。伯希和精通汉学，同时也是杰出的中亚语文学家(Central Asian Philology)，故能利用大量非汉语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研究汉学，把汉学置于整个亚洲研究，乃至世界人文学术研究的高度。伯希和在汉学研究中将“比较言语学”这门工具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故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能完全读懂古代汉语文献的汉学家，其成就明显超越了只懂得汉语文的乾嘉派学术大师。
傅斯年要借助比较语文学等西方的学术工具，提升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使他们能够“来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只有掌握了“审音勘同”一类的比较语文学的新工具，我们才能够像西方的汉学家一样来讨论“希拉艺术如何影响中国佛教艺术，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成分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物事，中国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有关中国与世界交互影响和作用之历史的重大问题，使汉学、中国学能在学术方法上、视野上和世界学术接轨、整合，从此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傅斯年信奉的科学史观让他确信“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然而，与史学全然不可分者是语学，而西方的“比较言语学”无疑是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所以，傅斯年要把史学和语学连结在一起，合二而一，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学科——“历史语言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总之，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即是建立一个以“史学即史料学”的科学史观为基础，以“语学即史学”的学术方法为准绳，充分扩展新资料，利用“比较语文学”等新工具，来处理和研究新发现的历史的和语言的一手资料的人文学术机构。傅斯年倡导和设计的“历史语言研究”遵循的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主流学术理想，即现代人文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而不应该是传统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若不如此，它便是不科学、不学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傅斯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但是以西方“汉学”和“虏学”为榜样建设起来的一个中国的“民族语文学”学术机构，它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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