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内战的“情感之旅”| 专访《血腥之所》译者赵辛阳

文摘   2024-08-11 08:25   中国香港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所著的《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内战起源》利用丰富的资料,揭示了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30年里,参众两院频频发生的肢体冲突。


在美国政治日益极化的今天,人们应当如何理解美国国会往昔的流血与暴力?弗里曼的研究有何意义与独到之处?对此,“在美国学历史”采访了《血腥之所》的译者赵辛阳博士。


赵辛阳,世界史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在美国学历史:您如何评价本书在美国内战史上的学术地位?

赵辛阳:我不是研究美国内战的,不敢妄评这本书的地位。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略作介绍。本书的推荐文引用了埃里克·方纳的一句话:“关于美国内战时期已存在海量的研究文献,有鉴于此,历史学家很难再说出真正有新意的东西,但弗里曼做到了。”的确,《血腥之所》探讨的是美国内战史上的一个经典的学术问题:内战的起因。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关注的是内战起因与一种暴力现象,或者说一种情感之间的关系。

当然,她不是第一个从情感因素出发考察内战起因的学者。二十世纪中期的修正主义史学家也提出从情感的角度考察内战的爆发。学界关于内战的解释存在一种分歧——内战是否可以避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詹姆斯·兰德尔等修正主义史学家开始认为美国本可逃过内战的浩劫,南北双方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二十世纪中期的修正主义史学家继承了兰德尔等人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扬,认为内战的爆发应该归咎于那一代笨拙的政客,正是这些笨拙政客所煽动的“澎湃情绪”引发了内战。看起来弗里曼与修正主义史学家一脉相承,但是弗里曼在书中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不同于这些修正主义史学家。她并不认为政治家情绪上的反应引发了战争,而只是构成当时区域冲突背景而已,强烈的情感冲突凸显了区域的矛盾,并且削弱了区域之间的信任基础。而弗里曼正是基于此给出了她关于内战爆发背景的新解读,并且讲述了美国在迈向内战过程中前人未曾发掘的故事。这种关于情感及其政治文化后果意义的探讨可以看作弗里曼上一部专著《荣誉事务》(Affairs of Honor)的延伸。《荣誉事务》研究的是美国建国时期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学历史: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难点?

赵辛阳:这可能要讲到本书的一个写作特点。本书除了引用大量的档案和报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是弗兰奇的个人记录。作者借弗兰奇的视角将我们带入到当时的国会世界中,给人一种读小说的感觉。因此本书不仅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和准确,还蕴含了丰富的情感表达。正因为这样的小说质感,书中有些语句需要翻译得更俏皮一点,可我们在中文里却不太好找到对应的表达。为了寻找合适的中文表达,不免要对原句的结构做出改动,但这样的改动又不能过大。这是我翻译时感到头疼的地方之一。弗里曼的写作还有一个特征,她很喜欢写短句。

在美国学历史:为了提高史学著作的公众传播力,少用长难句似乎成为了当今美国学界的一个趋势?

赵辛阳:这可能是弗里曼的考量之一。她是一位时常活跃在公众面前的学者。我们比较熟悉的耶鲁大学公开课中,美国革命这一讲就是由她来教授的。另一方面,她自己也非常注重公共史学。她有自己的播客,常常跟读者聊天。这本书里有些段落也带有直接与读者对话的感觉。

在美国学历史:书中描绘了19世纪美国的暴力文化,涉及到不少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修辞和用语,您对这些词汇的翻译有怎样的考量?可否分享一例?

赵辛阳:翻译过程中,有些词的含义还是要琢磨一下的。比如说“Doughface”这个词。我查阅了其他译作,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假面人”,我觉得有些欠妥。我按照原意译成了“面团脸”。这个词主要指的是那些很容易被南部议员拿捏的北部议员。当南部议员用暴力或霸凌的方式去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服从南部议员的意愿。Dough本来就有面团的意思,指的是这些人就像面团一样容易被塑造。


在美国学历史: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您觉得很受启发的时刻?

赵辛阳:过去我只知道国会中存在斗殴,比如杖击萨姆纳事件,但不知道这种事件这么普遍。我也是翻译这本书后,才了解到内战前的国会存在这样一种暴力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弗里曼的叙述方式也很有启发性。以往,史学家关注杖击萨姆纳这样的暴力事件时,更多将它视为单一事件,或者作为一个情绪的燃点。但是弗里曼却把众多暴力事件串在一起,形成了连续性叙述,提供了完整的政治文化语境。

这种连续性的叙事应该是历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近代以来,同样对过去感兴趣的博古学者们在这一点上就和历史学家们明显有所区别。博古学者们同样沉醉于过去的遗迹中。但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遗迹和遗迹本身所体现的事实,而不是事实是否有助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解释和历史叙事本身。那么,与博古学者对比,历史学的一种特征和意义即在于历史学家们能将或明显或隐晦的相关联现象置于连续性的叙事中,探明历史变迁背后的动力,从而对历史的变化进行解释。《血腥之所》成功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书中各类单一暴力事件本身也许只会满足后来者猎奇之感,但是若如弗里曼一般,将各类暴力事件置于连续性的叙事中,运用这些事实铺陈和解释内战前美国历史的变迁,内战前的政治文化、制度运转和政治结构就凸现出来,暴力事件本身的历史意涵也得以发掘。

在美国学历史:社会学中,暴力被分为主观暴力、客观暴力等。本书中,弗里曼注重发掘情感和话语层面的暴力。她笔下的暴力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涵盖了精神霸凌、话语霸凌,以及潜在的暴力倾向。您怎样理解本书中暴力的内涵?

赵辛阳:我认为,想要形成连续性叙事、挖掘事件背后的文化,就必须要找到一种深层的因素。七十多起国会暴力事件是本书的主角,但它们还需要一个绿叶,或一个配角来作配。国会中暗流涌动的情感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它不是因为某个暴力事件而产生的;它持续存在,并且表现在各种微妙的冲突和口角中。突发的暴力事件与内在的情感世界是一个整体。在这样一种叙述中,暴力之所以能够发挥影响力和威慑力,恰恰因为它尚未发生。国会中的南部议员会用决斗或肢体冲突来威胁对手。这种恐吓与暴力互为依托,有时甚至比直接暴力本身更有效。一旦暴力的发生让事情变得不可挽回,其参与者的政治意图也可能走向失败。这让人联想到现代世界中的核威慑。

在美国学历史:本书选题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聚焦于国会这样一个特殊场所。实际上,以往史家在谈论美国内战前的暴力文化时,更多关注社会层面,比如南部奴隶制社会中的私刑、枪支文化等。您认为本书将国会作为焦点的意义何在?

赵辛阳:其实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也有人批评说作者为什么没有涵盖整个社会层面的更广阔的暴力故事。我觉得弗里曼的选择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本书其实还是《荣誉事务》的延伸,她对荣誉文化的探讨同样集中在高层政治精英身上。另一方面,本书一直在强调一点:国会是整个合众国的化身。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暴力的社会史当然也是可行的,但弗里曼很精准地抓住了国会这个场所。在这个时期的联邦政府中,国会还是一个占有主导性力量的机构。国会的任何一种变化、行动都可以牵动这个国家的每一根弦。

把国会作为焦点也带来了一些现实反响。本书是2018年出版的,此前的十多年中,弗里曼一直在进行这项研究。这期间,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到2021年,这本书出版三年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国会山事件。作者本来是怀着对国家政治结构弱点的担忧来撰写这本书的。但面对现实中混乱的政治形势,很多评论者反而从本书中找到了一种心理慰藉。占领国会山无疑是对美国宪政的挑战,但许多人认为,比起内战前的暴力形态,如今的事态还不算太糟糕。

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

在美国学历史:本书关注国会,但它也论及了公众和印刷媒体对暴力的煽动作用。您怎样理解作者所描述的国会、媒体与民众三者的互动?

赵辛阳: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特征。国会这个场所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它就像一个舞台。议员既然由民众选举而出,那么他们就需要在这个舞台上做出实际行动,来体现他们肩负着选民的利益、照顾了选民的面子。反之,在国会中表现弱势,可能会导致他们所代表的区域受到羞辱。议员就像演员,他们的观众就是全国的民众。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媒体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民众要通过媒体来了解议员的言行。正是因为本书纳入了媒体和民众,才能体现看似零星的暴力事件背后的情感力量,使它具有语境上的意义。实际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开始,北方议员比较弱势。随着华盛顿的报纸越来越多、越来越独立于国会,随着民众的态度发生变化,北方议员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国会当然是本书视野的中心,但能影响到国会的是整个国家的结构性因素。20世纪中期的修正主义史学家们在强调内战前的情感因素时,很多时候可能就缺少了这样的意识,缺少了对整个政治结构的发掘。

在美国学历史:所以,从情感的角度理解,“国会是合众国的化身”意味着国会也是社会情绪的浓缩。

赵辛阳:是的。还有一点很有趣。虽然议员原则上要肩负选民的利益,但公众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议员可能也摸不准。有时,公众的明确表态才让议员吃下定心丸,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议员怎样揣测选民的心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议员要照顾选民的感受,这是一个结构性因素;而本书所讲的暴力冲突又恰恰是一种偶发性事件。当偶发性事件发生在结构性的背景中,参与其中的各方怎样揣摩彼此的心态?我觉得弗里曼在这方面写得很细致。她的举证非常谨慎,这也是很见功夫的地方。如果说思想是更理性化的存在,那么情感就是心理层面的、应激性的事物。怎样对这种感性的东西进行定义和描述,这恰恰是本书写作上的一个重要难点。

在美国学历史:您认为这本书的视角和结论,对我们理解更广泛的美国政治史有怎样的价值?
 
赵辛阳:本书的成功不只在于讲述了国会的暴力故事,还在于它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如何感受这些事件。过去我们喜欢研究政治结构或制度,却很少谈政治参与者和行动者的想法。本书讲述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七情六欲在政治场所和制度结构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国会议员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依靠文雅的交谈、理性的辩论来探讨国家大事。他们也会发泄情感、诉诸斗殴。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联系特定的政治史背景来理解。本书的叙述从杰克逊时代开始。这个时期恰恰是美国大众民主的开端,一些建国时代的政治精英开始隐退,许多新人涌入政坛。一方面,选民范围扩大;另一方面,议员的阶层更加多样。这些变化自然而然地为政治注入了新气象。

在美国学历史:除了《血腥之所》外,您还翻译过其他美国史著作,如伍德的《美国革命》。对于其他有译书志向的青年学人,您有怎样的建议?

赵辛阳: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给大家提建议,但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些译书的感受。译书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信达雅”都很关键,但首先要确保翻译准确,这要求我们勤翻字典。哪怕面对的是我们认为十拿九稳的词,也要谨慎查证。当然,翻译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机械地转达原作的意思,而是翻译者自己的创造性工作。译者需要将一种表达从原文的语境中抽出,放进中文的语境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但这个过程又是很微妙的。如果创造性过多,可能会破坏作者原意。虽然有老先生说翻译需要“得其意、忘其形”,但改变原作的句式结构也需把握适中的度。这都需要译者自己去摸索、思考。



采访、编辑 | 霜耿

经受访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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