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 云云
edited by / 方庭
专栏简介
「匿名外史」(Anonymous Histories)是 Uncommons 新开设的研究型栏目,作者从自身相关领域的学术背景出发,研究加密运动在社哲意义上与过往真实实践的关系。所有的运动和革命都是某种历史的回返,在这个「先锋」总是在重复成为「先锋」的历史回旋楼梯上,我们重复讨论着「新世界」。匿名者们构成了所有的主力:区别在于,在加密技术(Crypto)出现之前,他们无法逃脱来自既有体制的系统性风险,而在加密技术出现之后,个人首次获得了与系统同等的对抗性权力,这种权力来自被密码学彻底尊重和无保留。「加密为了什么」与上个世纪风雨中的共和实践并无区别:归根到底,是为了 Schutz 口中的「至尊现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Anon 是匿名的人,因此是每个人。
*本专栏不公开征稿,仅约稿或联系专栏编辑携过往作品投稿。专栏类文章每篇稿费约 $300(或人民币两千元左右)。欢迎投稿或在 Uncommons 开设你感兴趣的专栏。
什麼世界,
什麼生活。
居今世而談復古。
何異駕帆船向海洋而涉。
△ 《时事新报》,1919年11月16日,第3张第3版
作者简介
云云,现当代文学专业,取径偏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情感史一类微观视角。前段时间在集中关注中国早期左翼思潮,近期尝试解锁诗歌研究与80-90年代文化与思想史。喜欢自然,喜欢玩毛线团。想要(但是不会)编故事,只好暂且读和讲别人的故事。
圆桌报名
主题:反复讲了一百年的故事:五四乌托邦与加密乌托邦
我们真的走了一百年,才来到加密乌托邦吗?在云云的研究发表前,有几位小伙伴以本篇文章为基石,围绕协议研究与当下加密政经状况进行了讨论,包括“协议”的历史实践、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开明书店、“秘密社会研究译丛”的内容等。八月中下旬,我们将与 706 Protocol Society 公开举办一次圆桌讨论。云云作为专栏主要作者,将成为本次圆桌主要分享嘉宾。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 cryptopian 报名,为本次圆桌提供从业者视角。圆桌具体时间将视云云及对谈嘉宾可行时间确定。
嘉宾或观众报名:“阅读原文”报名
本文目录
引子:共居社区与合理生活
01 返回1919:“小组织"与"新生活"
02 另辟新世界:从劳动互助到自然人性
03 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
04 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
小结
引子:共居社区与合理生活
由Web3走向“共同生活”不是偶然的,它与游牧诗学的相遇也在诞生时即已写定。以“去中心化”为关键词,作为技术革新的Web3加密技术,与作为微观民主实践的青年共居群体,在主体、旨趣、世界观方面,都有相当大的重合。 “互联网”本身指向构建关联的新方式:交互联结的平面网络,节点与节点生而平等。匿名化的数字身份抹去了“三次元”种种身份特征,共居生活中的昵称也与此相仿。隐去姓名是一种告别仪式,意味着脱离无可选择的“来处”,面对待书写的“飞地”——或称未来的无限可能,秉承自由意志再次出发。
对于“尘网苦羁縻”的现代人,这当然是无上浪漫的祝福,为我们想象人与人的关系打开了新的可能。“数字游民”之“游”即是离开传统的共同体——我们或许可以不以职业身份和生存方式、而用某种精神认同来定义它;但成为原子化的孤独个体,也并非人们所愿。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希望打破束缚,也同时呼唤着深度的关联和共鸣。于是,构建新的同温层,谋求合理的共同生活,成为“游民”之“游”的下一站。“游牧”与“驻留”,告别与归属,离群索居与渴求联结,这些语词本身相反相成,它们都基于人类欲望,共同构成一种诗意想象:如何进入从心所欲的自由生活。
新世代的技术革命激发的人文之思,依然指向古已有之的原初困惑:何为合理的“人的生活”。而在1920年前后的中国,一群“新青年”从旧有的乡土-宗族结构中脱嵌,接受新式教育与西潮洗礼,进入与祖辈们完全不同的现代城市。他们也有着相似的存在之问:如果旧有的秩序与意义已经不再生效,新一代人应该如何“创造新生活”? 一面是现实经济层面的生存困境,一面是风云激荡的革命热潮之中被充分滋养的个体信念,在“少年中国”的青年崇拜氛围之中,他们被寄予厚望。新知与壮志,仿佛能碰撞出创造新世界的巨大能量:他们由构想而实践,由实践而反思、而分化,携带创痛、迷茫、新的信念和怀疑再次出发。
相比21世纪尚在襁褓之中的共居想象,20世纪的“新生活”实验已经走完了全部生命历程。我们似乎过快地忘记了它,忘记了我们如今也正踏着它死灭的灰烬、笼罩在朦胧却庞大的历史暗影之中继续前行。 回忆与清理是为了认识我们今日身在何处,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这个故事。
01 返回1919:“小组织”与“新生活”*
1919年7月,左舜生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小组织的提倡》,揭起“新生活商榷”[1]的序幕。该文开宗明义,如此阐述提倡“小组织”的动机:
诸君处现在的恶社会。有觉得人格的价值,要设法增高它,并且永远保全他不堕落的吗?诸君有出了学校,再想向学术上努力,求同志互助的吗?诸君有觉得现在生活方法的不良,要实行改善它的吗?诸君有感受家庭的苦恼,要设法减轻他,或完全免除他的吗?诸君有想下死工夫与恶势力奋斗到底的吗?[2]
时值民国八年,五四运动落潮后不久,各类思潮已经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初见端倪[3]。一方面,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结合国情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各派共识;另一方面,如何将学理探讨转化为实际运动,超越空谈,进入实行,亦是亟待解答的关键问题。如此背景之下,借由“小组织”试验“新生活”,绝不仅是几个年轻学生心血来潮的个人行为,而是事关当时新文化界的普遍关切。《时事新报·学灯》即有专文阐述开设“新生活商榷”专栏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在一定时期中商榷出个道理,计划出个方法,然后邀齐同志去恳恳切切的实行。那时候我们就可把新生活为基础,做个新人。把新人为基础,造个新社会。把新社会为基础,开辟个新世界。那便是我们理想的极乐园。[4]
△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族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葛德之浮士德 (Gocthc, "Fnust.")
由个人而组织,进而改造社会和世界,这种思路既可放置在民治主义的脉络之上[5],也可视为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扩大与继续。或可说,民初之倡民治,本以中国旧有的整体性政治理想为思想基础。正如梁启超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言,“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6]对“想要怎样的生活”的追问,可以视作在纷纭的改革方案与思潮之中,返回并重新清理朴素的原初理想。
一定程度上,这种“返回”可以视作从政治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在政界与新文化界已有影响的师长们,与五四前后崭露头角的学生一代联袂出场,“革命”发生的场域,从军国大计转向日常生活。 于是,每个人的切身困境——物质的与精神的,成为新构想的出发点。
△ 虞:新生活[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8月08日,第3张第3版。本诗作者为惠特曼,此处转引自 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J],少年中国,1919年07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6-22页。
虽然时人在描述“新生活”时,常用“耕读”“山林”之类的词汇,颇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古意,但想象“新生活”的“新青年”们,实则大多有强烈的丧失体验: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城乡关系,以新式教育为媒介,一代青年离开乡土向日新月异的城市集聚,故乡与故家迅速变得陌生;而观念革新带来的代际冲突,首先冲击宗族制度与父权。他们是失去乡土、无家可归的一代人。不同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古典理想,“新生活”无不以“共居”为前提,需要一系列共识与规则。
那么在他们那里,什么是共同生活最基本的必要前提?孕育出这种“共识”的语境是什么?
02 另辟新世界:从劳动互助到自然人性
暂且搁置“新生活”倡导声中立场、诉求的微妙差异,构想新型“小组织”的基本动机,在于跳出旧秩序,从而摆脱“旧生活”带来的种种痛苦,重建新的共同体。[1]在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新青年那里,宗族与家庭不再是天然的、合理的庇护所;而孤立个体的修身自省,也无法解决切身的经济困境。他们所寄望于新型“小组织”的,一是经济上“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的牵掣”,二是精神上的共鸣共进。与此同时,这两者也不能判然分开:要解决“新青年”的经济诉求,必须采取符合“新道德”的方式。
左舜生的首倡文章,即对“小组织”经济方面的要求,有明确表述:“本团员劳力所得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有财产”,“团员对于家庭须不负经济上的责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2]。在职业的选择方面,后续参与讨论者也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他们反感“在都市上鬼混”,而将“纯洁的农夫”视为同道;以“共同生活所必需的”种菜、译书、教书、印书、做鞋、缝衣为正当的工作,而鄙弃“做官,做商,当兵”[3]。此种分野的根基不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而在当时对剩余劳动价值与劳动问题的理解:
其一,“新生活”以贫富分化、有人不劳而得的“旧社会”为对立面,希望创建人人劳动,平等的无剥削的经济关系;其二,人人劳动不是各自孤立,而是要在各工种价值平等的意义上,承认社会分工,要求各尽其长,互助共生,自觉分担公共劳动;并且认为共同生活成本较小,是一种更为经济的生存方式,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时间,可以用于读书、娱乐与休憩;其三,反对劳动异化,将符合天性的工作作为人的实现手段,并以体力劳动为健全人格培育之必要部分。自1918年欧战后蔡元培演讲“劳工神圣”[4],对于劳动问题与世界劳动运动的译介和讨论,在新文化界蔚为风潮,以上种种,俱可在当时围绕“劳动”的论说中找到依据。
在业已重造的“劳动”观念之下,个体的劳动或职业,并不能完全理解为“生计”——即交换生存所需物质之手段。对劳动与资产关系的新理解,成为铆合“物质”与“精神”的枢纽。而新的“共同生活”,必须建筑在此种共识之上。 当时即有文章直陈“新生活”的根本在于“共产主义”,若是剥离了这一点,仅以“现代国家的缩影”规划新村,空倡自由平等,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与此前的革命没有实质区别,无法实现有意义的推进。[5]进而,要达到此种共识,对参与“小组织”、建设新生活的人,就需要有智识和道德层面的要求。
△ 左学训:小组织的提倡[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7月02日,第3张第3版。这是倡导建立小组织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文章,引发了《时事新报-学灯》上的系列讨论。在这里,“新生活"运动与提倡”小组织“的关系、新型小组织在经济上、结构上与道德上的新质,已有充分展现。
这一点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却也复杂:此种要求和共识,需要到何种程度,才能既为个体自由留下空间,又保证共同生活顺利进行,彼此无猜忌和矛盾,得以自由愉悦地共同发展?它是可以通过条文形式规定的吗? 要如何确保这些共识的效力,如何检验进入共同生活的人确实具有此种品质?此外,暂无此种素质的人是可以接触进而进入“新生活”的吗?“旧社会”与“新生活“之间能否搭建起桥梁? 若以树立模范与抛弃旧秩序之名,仅在同温层(同学、同志)内部展开,“共产主义”一变而为智识者(如果不称之为“智识阶级”或“精英”)的共产主义,是否也会有违初衷?
检视“新生活”的实行情况:1920年1月王光祈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是“小组织”与“新生活”落实的首次重要尝试。由于发起人多系当时名流,又在各大刊物上撰文宣传介绍,此次运动声势颇盛,其组织方式与章程,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1920年1月发表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6],集中展现了运动开展之初的构想:明文规定的内容,除了团员准入资格以外,多围绕经济问题展开,包括团员的工作时长、种类与工作所得的分配。对于准入资格,则是:“未入团以前,曾经受过教育与否在所不问,惟须考察其是否了解这种团体的精神”。而在未来的展望中,甚至连这些规约也可取消:
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7]
△ 时事新报,1920年3月30日,第3张第3版。
由此可知,在理想的远景中,此种小组织能够成立的基础,全在人的“本性”,具体说来,即是劳动的需要与互助的需要。 时人之所以相信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之可能,是基于对完整健全的人性的信念。而对既有的政治改革失望、转入社会运动,则是整个“新生活”讨论的基本语境。它虽然包含对整个国族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切,却也具备浓厚的”非政治“的倾向。取无政府主义有关道德理想的一面,多倡恢复“自然的人的生活”,避谈政治学层面的权术制衡。
在确立简章,开始募款与召集成员之时,倡导者和支持者们已经提出,工读互助团若想长久,经济和道德两方面皆要注意,其中经济较易理解,“道德”则颇为含混。而工读互助团之失败,也是由于这两方面原因。
*下篇预告:“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及“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将于近日于 Uncommons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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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发问题之一:“书生造反”之外:加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追问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携带传统农业社会对经济的理解,进入工商业社会。此处所叙经济观念,都相当原始,他们对实业的想象,也大多限于教育(包括出版业)与农业,这与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有较大差距。仅仅认为资本家道德败坏、剥削劳动者,显然不足以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困境。这也是新文化阵营构想新社会时,显得不切实际、幼稚而过于书生气的一大原因。
相较无政府主义亲近乡居、崇尚俭朴的的理想社会想象,当时传入中国的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思潮,都对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有更多关注。各产业、各界的联合,也是当时“小组织大联合”的重要面向。如果引入更多经济史、社会史材料,讨论在实业方面,人们如何理解“联合”及其经济意义,应能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各类组织提供另外的视野。
而在今天,加密技术和数字货币,也改变着经济的运行方式。人们对劳动、财富的理解发生了何种变迁,与旧有的剩余价值论相比有何异同?仅从文化、社会心理角度切入“去中心化”的问题,难免空疏之嫌;而若能带着政治经济学背景切入,讨论与实际社会运行更切近的一面,将会是有益的补充。
Uncommons 书单链接:加密世界里没有国王|加密思潮华语书单推荐#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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